王逸舟 魏柳南:30年外交缔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5 次 更新时间:2008-11-21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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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魏柳南  

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承担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外交学在人类的学问中被称为“生死之学”,纵横家苏秦就说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抉择常关乎国之兴衰乃至存亡。外交如果运用得当,则一个小国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合纵连横,在大国间获得生存之机,甚或游刃有余。而若一个大国强国不善于驾驭自己的力量,扩张无度,外交失当,也可能引致衰亡。

中国的外交,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轨迹清晰可见---由内向而外向,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渐渐展露出大国气象。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交服务于改革大局,为国内建设保驾护航是第一使命。

30年的积累,中国实力初成。如何合理适度地运用这一力量,是今后外交的重大课题。这也关乎进一步改革的大局。

由“造反派”到“建设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新著中说,我国外交30年变迁中的一个核心脉络是,中国由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转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这种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王逸舟:30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我比较看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曾经一度剑拔弩张,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兴趣也不大。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这对我国形象在东南亚的转变帮助很大。可以说这是中国扮演“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或曰分水岭。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变化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王逸舟: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出于一种直觉。泰铢严重贬值,泰国很多国民在国王的号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韩国等国家的资产也在短期内蒸发。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国,所谓唇亡齿寒,为了防止这种寒风蔓延到中国,我们出手相助。可是没想到效果出人意料地好,中国威胁论,以前在东南亚叫得很凶,在那以后,这种声音明显减少。

于是这引起了我们更大的思考---原来邻国的安全也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中国应当更有意识地去做,去帮助邻国。

《瞭望东方周刊》:1997年以后呢,变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说,2004年到2006年,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在外交上,我们从过去国际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更有力的捐助者、输出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治理当中,如非洲问题、难民问题等。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基本哲学是追求温饱,无暇他顾。90年代前期,世界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只是刚萌芽。9 0年代中期后,温饱解决了,中国也从埋头苦干到抬起头来,视野更开阔,开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纪,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周边到全球,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七大报告讲得非常有意思,“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表明,今天世界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有了捆绑或融入的意识。这是一个建设者的话语。比照90年代前期,那时候我们还经常说“一枝独秀”。

魏柳南:我可以谈点直观的印象。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点“怕”,不大出大使馆,比如在欧洲跟我们的交往很少。现在这方面已经改变很多,比较开放。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更加紧密了。

增加国际公共品提供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建设者身份仍然将信将疑。

王逸舟:的确,世界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里边需要区分对待。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只要我们不采取军事行动、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够慢慢化解的。

但针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就很复杂。中国经济越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高,外部担忧越是上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占据世界能源、资源的比例就越大。这和“军事威胁论”不同,前一个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这个方面可能做得越多,外部担忧越大。

中国现在是“树未大,先招风”。如果我们是1.3亿人或者1300万人,可能西方看我们反而是欣赏的眼光。但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加上独特的文化,不一样的文明和政治体制,就让西方抱着很大的猜忌来看我们。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什么办法使我们的建设者身份更加具有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北欧有的国家已经把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

《瞭望东方周刊》:近几年我们提供的国际援助,比如对于非洲的债务减免等已经做了很多。你认为还不够?

王逸舟:对国际援助要做具体区分。我们目前提供的国家援助更多的是战略性的输出,也就是与我国的利益是有关联的。前几天,在一个论坛上,一位外国人跟我说:“你们现在的外援是在增长,但钱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东地区,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经济利益是必须要的,中国人不能不现实。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响国内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比较纯粹的与本国利益非直接相关的国际公共利益。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而这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中国应学会与国际NGO打交道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公共产品,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逸舟: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这个重要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会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

我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由三界构成的,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经济界---跨国公司、各国经贸部门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技艺娴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战争、政府交往等等,这方面中国人也正在逐步适应,中国日益成为政治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拢。

第三界是社会界---国际社会的不同团体。这个界别五花八门,有专门保护濒临物种的,有同性恋团体,还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鲜的比如专门反对建大坝的团体等等。

他们发出的声音中,有些可能让我们不快。但是我们习惯于统统将他们归入反对中国政府之列,从政治角度做出判断,认为是给中国设套,让中国人蒙羞,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国际社会在不断分层化,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却无法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第三界中,中国还是个新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要实现和谐世界,我们不光要在政府中、在商人中交朋友,也需要第三界的朋友。

魏柳南:中国政府在对外沟通的方式上的确需要更讲究技巧。这里边有些是文化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比如现在中国政府把一些概念直接翻成外文,如“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来讲很明确,但是直接翻译成法文,法国人就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词语。“和平崛起”也是如此,没有文化、历史的背景,无法了解。

另一方面,沟通方式不能过于简单。总的来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还没找到很好的沟通的方法。

我对非洲比较了解。我看到,在处理与非洲的关系中,中国外交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人虽然在非洲投入很多,但是可能并没有真正了解非洲的文化和历史,所以也没有形成非常有效的沟通。而非洲国家以前是西方的殖民地,不少领导人都曾在西方留学,他们跟西方沟通非常习惯。曾有非洲人士告诉我,10年前中国的东西非常便宜,但现在价钱越来越高,如果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价钱只差20%的话,他还是更愿意与欧洲合作。

但现在中国的企业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只要有钱,投资就可以了。中国应该寻求一种新的沟通的战略,真正去了解非洲。

姚明是中国外交的榜样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如何操作,有没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例子?

王逸舟:我觉得有两个人做得非常好。一个是姚明。姚明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风范大国民。首先,他强大,不受威胁。他很自信,但不是那种井底之蛙无知的张狂,他的自信建立在出色的球技和对世界篮坛技术、趋势的熟练掌握上。

姚明还富有同情心,同情弱者。比如汶川地震后他在NBA发起募捐。他甚至反对吃鱼翅,反对对濒临物种的屠杀。同时他善于亲近他人,很会微笑,很礼貌,善于去沟通。不像有些NBA球星,强大但是对别人不屑一顾。

中国外交需要姚明这种自信,不被外界牵着走,但又非常了解世界,并善于与世界沟通。

另外一个榜样是驻英大使傅莹女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之后,她与西方公众、媒体的沟通,用一种非常坦诚的方式,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而不是说教,非常亲切,但又一点都没有丧失尊严。

她重视大人物,也关注小人物;知道外交辞令,也知道普通人熟悉的说法,比方说善于讲故事等等。而且她很有书卷气。中国人应当发挥东方文化的魅力,需要在未来打造一个有长久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形象。

魏柳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法国很有名气。他的特点是比较谦虚,但同时对法国文化非常了解,并善于沟通。因此,他也受到法国人欢迎。

“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国内外都有一种声音,希望中国能够挑头,建立某些新秩序。未来我们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

王逸舟:我的主张,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地去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成为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就眼下的金融危机来说,的确考验中国的外交。有些国家说美元不管用了,要搞另外一个体系,我认为这是一定失败的。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情绪。中国千万不能干这种事,不能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是应该采取国际协调路线,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前提,适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这方面,欧盟就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他们批评,为什么华尔街造成了麻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谁让我的资产被侵蚀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落井下石。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要么默不作声、小心谨慎,要么就痛打落水狗。

以中国的实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避免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先把自身的麻烦处理好,把国内议事日程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在此基础上再谈稳健、有序的国际改造问题。邓小平在国际格局动荡时刻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格言依然有效。不要急着当头,一个稳固的“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但是,当好“锚”并不容易,它要求你自身非常坚固。这里边有一个潜台词,中国需要不断进行国内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唯此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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