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是慈禧太后去世整整一百周年的日子。我在为我的这篇小文寻找恰当的标题时，很是为了难。写个什么题目呢？《慈禧殡天一百年》？《慈禧太后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慈禧死掉一百年了》？《慈禧驾崩一百年》？想来想去，哪一个都不合适。我知道，即使选了上边的这个，也还是不伦不类的。 肯定有人说， 你也不是人家的什么后人，你祭个哪门子？人家那么多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也不会在这时还想起他们的这位祖奶奶——一位在历史上不太光彩的人物，你掺和什么呀？
在中国，大概在外国也一样，人们对逝去的名人，如果有一个正面的评价，大抵就会有什么“纪念”呀，“悼念”呀，“追忆”呀，“祭奠”呀之类的仪式和文章不断产生出来，特别是逢十逢百周年的，不但要纪念，而且要隆重纪念；可对于有一个不好评价的人物，似乎就免去了这一切。人们只是在纪念正面人物（请历史学家们原谅我用这样的影视思维和用语）时，才会顺便提到他们，作为衬托。这也是历史的所谓“正义选择”吧——劝世人多为善。但这样做有一个缺点，时间久了，人们已经不大单独提起他们了。于是当翻阅历史时，满眼都是正面英雄人物，那些反面人物无形中被淡忘，被轻蔑，警示后人的作用有时也就被弱化了。所谓历史的耻辱柱，好像还没有被哪个国家树立起来。于是不计生前身后名，只搏个眼前利益的人就前赴后继了。
但中国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秦桧。让秦桧跪在岳飞的庙内，任凭人们吐唾沫，这大概是对历史罪人的最严厉的惩罚了。于是就有了“自宋以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名句流传于世。这样做虽然不能让社会从此就杜绝了“奸臣”，但能让世人从此没有以“桧”字来命名的也就足见其“震慑”效果了。所以我还是提倡，不妨也把历史的反面人物经常单独提一提。正面的要开什么诞辰、逝世“纪念会”，反面的也应该有一个词，开一个什么会——可惜鄙人学识浅薄，还想不出来。
我之所以产生这个古怪的想法，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见过了太多的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没有文化的人，在所谓的知识圈子里，这些所谓的知识人却上演着一幕幕令人作呕的丑剧。他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善良与邪恶、美与丑的感觉，心目中只有一个字“利”。只要有利，什么都能干，叫怎么干都可以，不怕别人从后边指脊梁骨，更谈不上给后人留一个光彩的名声了。所以我说，经常把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单独地倒腾倒腾，是不是也可以起一点“震慑”效果呢？
与朋友闲聊慈禧，不免就产生了许多假设，虽然历史不容许假设，但假设确实是那样地诱人，于是就还得去畅谈假设。
可以说慈禧一生犯下的最大罪过，就是血腥镇压了康梁的戊戌变法这一改良主义的政治变革。改良是社会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进步方式。改良就是需要社会各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作出妥协，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如果在中国君主立宪成功，从清王室来讲，王族血统得以赓续，可能现在还住在中南海或颐和园，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像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
其次是社会能保持安定。中国是个农民社会，也没有宗教，农民需要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来崇拜，自己也想当皇帝。在一个有生长皇帝肥沃土壤的社会里，因为没有了皇帝，所以大家都来争当皇帝。争当皇帝就要群雄逐鹿，天下也就难得安宁了。这就是后来的军阀混战，豪强并起的原因。在七八十年里让几亿同胞生活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境地之中，老佛爷难辞其咎。
可能有人不赞同我的话，我告诉你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直到文革结束时，我到山东农村去调查，公安机关竟然还在不断破获农民上演登基做皇帝的案件。可见中国人的皇帝情结是多么的执着。其实这还可以解释现在中国人为什么那样看重做官，以及做官之后是那样地喜欢独断专行。
还有，如果君主立宪成功，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还可以得到保证，因为作为国的存在我们在延续着，政府可以更迭。于是从前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都有了解决的基础。可惜历史阴差阳错，走到了另一面。
当然从科学的历史观来看，其实这也怪不得慈禧太后一个人。戊戌变法失败，这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新旧势力对抗，守旧势力战胜新势力的一个结果。慈禧只不过是这个守旧势力的代表而已。这说明中国社会变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守旧的力量还强大于要求变革的力量。这从后来慈禧也被迫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时，却遭到一些士人以姓命为代价的抗议，以及谭嗣同等六君子赴法场时还被民众投掷菜帮子和杂物就可以看到了。政治人物都是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表。
所以要想改变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是非常难的。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往的体制内的变革往往都是旧势力取得胜利，变革势力被打压下去，这样一拖延，往往就是几十年或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依旧，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所有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同归于尽，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思想里面是没有妥协这个概念的，妥协被看作是耍手段，最终目的是战胜。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说不是把对方或竞争对手消灭干净，势不罢休。于是历史的结果就是，不是消灭对方，就是被对方消灭，二者或多者只能存一，最后成其为大一统。一统固然不错，但我想在秦朝、元朝、清朝大一统下面生活的百姓们，大概都没有不一统的时候幸福、快活。其实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胜利者并不一定代表文明和进步，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陶醉在大一统的荣光里，很少想到大一统里的民生。
今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大陆和台湾的和解和沟通，这个历史的“结”终于朝着解开的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说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在转变。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希望这一发展能够继续下去，达到两岸的真正和平统一，成为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我真心希望诺贝尔和平奖明年能够颁给胡锦涛和马英九先生，鼓励鼓励中国人，不容易。
任何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整体缺乏妥协精神，得势不饶人，但最后都不得其善终。慈禧不仅害了大清国，害了“龙子龙孙”，更害了中国百年，最后连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她妄图死后继续生活的天堂，也没有避免被强盗盗掘和扬尸的结果。
历史的这面镜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社会旧的秩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作为强势的一方，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明白，作出让步或妥协是十分必要的。这其实是维护、保全自身利益的最明智的选择。让步虽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不是眼前的得，而是长远的得，否则就是彻底的丧失。与其战战兢兢把财产和儿女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给自己留后路，为什么自己不去营造一个像他人一样的安全国度？因为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小富们敌不过强盗、官府和自身败家，大富们，包括皇帝老儿敌不过“暴民”进行的财产重新分配。所以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比我们更早地懂得了政治妥协的重要性。妥协，妥协来，妥协去，最后就产生了议会民主政治，国家从此就一劳永逸地安定了下来。
所以，政治妥协，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实这也是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发展的层次问题。在皇权思想严重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人们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是绝对正确的，独揽权力，不能与任何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分享，是天经地义的；而政治文明发展层次较高的社会理念，恰恰是权力必须分享，只有分享，才有和谐社会，才能避免动乱、内战和分裂。
慈禧去世一百年了，中国的政治文明进展缓慢而且艰辛，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整体民智未能开发和开放。我们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沉重包袱，自大、自恋，闭国自守，可当国门被打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就傻了眼，但还不服气，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还有四书五经，还有用神秘主义包装起来的那些体操格斗之类的东西，吓唬吓唬洋人，也欺骗欺骗自己。
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科学受到重视比较容易，因为科学最后都会形成有形的东西，给人带来的福祉是现实的，可感受到的；可民主就不同了。民主是对专制秩序的一个挑战。专制者不理解，不容许，挑战者自己也不见得会用好这个武器。好的专制只需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就行了，而民主必须要全体民众都“英明”，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了解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真谛是什么，以及如何自觉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这就非常难。
为什么要民主呢？因为人家实行了民主就强大了，就来欺负你。所以得向人家学习。民主的真谛是什么呢？人人平等，大家做主。专制的权威消失了，所有的人都有了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力。但社会还必须建立民主的秩序和规范，这就要求每一个人要有良好的素质与之相适应，不能把自由和权力滥用。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个人意见、个人权力与其他人的意见和权力的关系。也就是说，当自己的意见成为大多数的时候，如何去平等地对待少数人的意见；当自己的意见成为了少数的时候，如何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另外，民主的真谛还在于是平等，所以民主就把从前社会中人的类似动物的生存竞争法则（阴谋诡计、血腥暴力等），都转化成文明人的和平竞赛、竞争。就像运动场上的竞赛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有规矩可循的裁判监督之下来进行。那样的话，赢，也赢得光彩，输，也输得服气。
专制的实质是强加于人，即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实在专制的社会里专制的思想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只是改变个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码是大多数人，改造一个社会。那种认为改变或更换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办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确地说，葬送戊戌变法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中国社会。
但是在一百年来，上台掌权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解放人的思想。看到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为什么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步履蹒跚和举步维艰。民主成为了一个百年话题。回顾历史，不知多少人因为想自由地去思想，结果都成了牺牲品。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只知道秦皇、汉武、康熙大帝，以及他们的那些宫廷权斗的秘闻，还有什么东方不败、梅花宝典之类的东西了，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国家，做一个有权利的公民。想要发财的就去当官或组织黑社会，受到委屈和无处伸冤的，就铤而走险，捅刀子。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民智的基础上谈民主，谈选举，可能确实是有点不着边际。但这怪谁呢？怪百姓自己愚昧吗？谁曾为他们的不愚昧开放过绿灯呢？
现在倒好了，这反而成为了一些人认定中国不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搞民主的借口。从世界实践确实也可以看到，民众的民主素养达到什么水平，民主就达到什么水平。初始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起先都不免会呈现一些乱相，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走向正规和成熟的民主，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不接受这个挑战的民族今后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更大。
总之，民主宪政是世界潮流，中国也必须走这条道路。要想让中国更加富强，必须从改变社会民众做起，普及民主最起码的A、B、C知识和让他们勇敢地去实践。
在慈禧逝世后的这一百年里，中国近30年变化最大，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在民主化的征途上要走的路还很长。所以我这里的“祭”，不是给慈禧一个人的祭，是祭慈禧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他们被封闭得太久了，对世界茫然无知，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在国家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后人为他们惋惜，也为不重复他们的错误而警惕。
2008.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