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龚育之和他的“党史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7 次 更新时间:2008-11-10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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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 (进入专栏)  

本书后记,本该由它的作者龚育之同志来写的。令人痛惜的是,今年六月十二日,龚育之同志驾鹤西去,永远不可能写后记了!

  

这是龚育之同志的第三部党史札记的集子,去年十二月就初编好了。二○○四年出版《党史札记二集》后,他又陆续写了若干篇札记,可以编一部新集子了。去年十一月中旬,他第二次住院又出院后不久,我去他家,谈起这件事。他嘱咐我先帮他初编,再送他审定。集子很快初编好了,可他患肺炎第三次住院,病情严重,无法看稿。我想等他病愈出院后再说,却不料他再也没能出院,最终竟撒手人寰。

  

这部集子是龚育之同志去世后,补入他病中的新作编成的。叫什么书名呢?那次谈新编集子,他说不打算再用“党史札记”,考虑换一个含义宽泛些的名字。现在他不在了,书名怎么确定?替他起名?没有作者的授权,也很难准确表现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在《二集》后记里,龚育之同志曾说到“二集”这书名的来历。他原想用另外的书名,恐“误导读者”而放弃,一时想不好别的书名,便仿照了鲁迅的三部杂文集。他说:“我既想不好别的书名,就仿照鲁迅编《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先例,称自己这本集子为《党史札记二集》吧。”既然替他起名不合适,那就依他所说,也仿照鲁迅的“且介亭杂文”系列,叫《党史札记末编》吧。他的夫人孙小礼教授赞同这个办法。“且介亭杂文”系列是鲁迅的最后三本集子,前两本是鲁迅自己编的,最后一本因鲁迅病逝,由他的夫人许广平编定。呜呼,此情此景与鲁迅当年何其相似!《二集》出版后,人们希望再读到他的“三集”、“四集”、“五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的“札记”止于“三集”,他的“三集”成了“末编”!

  

《二集》出版时,龚育之同志年届七十五,这个年纪如今不算高龄;可他身体却不好,二○○○年至二○○三年三次为治疗脑梗塞住院,年轻时患上的肾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肾功能不全,肾性贫血也日益加重。记得《二集》出版座谈会上,有人送他八个字:“身体第一,兼顾写作。”这也是大家的希望。他很欣赏这八个字,表示接受。但后来的情形,却正好相反。前不久,孙小礼教授著文回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劳累,只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而已,根本不把病的严重性放在心上。他或是专心地、手不释卷地读书看稿,或是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脑前边思索边写作,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劝他,甚至求他休息一下,而他不看完某一章、不写完某一节,决不肯休息。”(《花堪折时直须折——病中的龚育之》,《学习时报》二○○七年九月十七日)《末编》诸篇,除零星外,都是他在这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去年他病重住院甚至报病危之后,仍在思考和写作;实在不能亲自动笔,他就在病榻上口述,由孙小礼教授记录整理成文。他去世之后,我曾感叹:最后这些日子,龚育之同志是用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以工作在延续生命?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含义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末编》的札记,一仍其风格,无论凝重还是轻快,都是龚育之同志对历史严肃回顾和思考的作品,有些是颇费心思和功夫的。近几年我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帮助他做些查阅资料、校订文稿的事情,对此有些直接了解和亲身感受。

  

二○○五年七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理事会换届。他担任会长届满,将卸任退职。大概会前一个多月吧,他告诉我学会请他讲话,他不打算作什么讲话,而想就党史研究的形势作一个发言。还发来电子邮件:

  

韩钢:

本月后期将开学会换届的会,我得准备一个发言,请你帮助考虑一下。我初步想了个题目:《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上次跟你简单提过。现在都叫喊党史学界日益萎缩(停开党史课,停办党史系,专业机构人员青黄不接等等),然而,党史内容的刊物不少(有无统计?),党史题材的作品销路不错,口述历史搞得不少,则是兴旺现象。国内领导人的回忆出得不少,算界内还是界外?地方党史研究时有新内容(这一期《炎黄春秋》讲向明事件的文章,去年四川地方刊物的一个事件),算界内还是界外。国内作者的回忆或著作,在境外出版,在境内影响甚大,又如何算?如何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隔绝,形成官方党史和民间党史的分隔和对立。你研究过民间党史研究的问题。历史决议前后,有良好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有党史学家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家,而是全党领导干部。请你先想一想,约个时间,再谈谈。

  

龚育之同志向来恶应景、厌空话,讲话为文每有新鲜的内容和观点,从不人云亦云。看来信就知道,他会讲一番自己的话。按照他的要求,我准备了一些书面材料,包括一些统计数据。随后的长谈,他谈了不少想法。

  

近些年来,一些人抱怨党史研究在“萎缩”。从高校课程设置改革、本科专业招生减少和专门机构人员精简的情况看,龚育之同志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不赞成简单地说“萎缩”。在他看来,有萎缩,更有繁荣;繁荣中也有不少问题,要健康繁荣,还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他举了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和党史通史著作、回忆录大量出版,还有党史类、传记类图书和刊物的行销作例。

  

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特别谈到了自费印刷物和境外出版物。这两类读物近些年来通过种种渠道,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颇流行。怎么看待这种新的研究动态和特点?龚育之同志很通达。他说,老人退休之后,写点个人回忆,因种种原因只能自费印刷,送亲赠友,并不出售,无可厚非。其中提供一些档案里缺失、“正史”里失记的史料、史实,有些还有相当价值,对研究是有助益的。即便所述无关紧要、不涉高层,那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历史。当然,如果能够正式出版那些有较大价值的自费印刷物,就更好了。又说,境外出版物,有些起初在内地不能出版,后来不是又在内地出版了嘛。即使内地不能出版的一些境外书,也有参考价值。比如一些“文革”人物在境外出书,有的有反省,有的则自辩。就是自辩,也应该听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现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何况,这些书总会提供一些史实,对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有益。他觉得,解决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既满足学术研究需要、又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的办法。还举了八十年代初内部出版张国焘《我的回忆》、王明《中共五十年》等等“灰皮书”为例,说明这办法的可行。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这样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民主的和科学的态度。任何对历史的叙述或解释,都是一种参照系,或者接近真实,可以帮助人们弄清真相;或者背离真实,可以提醒人们去伪存真,都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知历史。

  

龚育之同志还谈到了党史界内外的互动问题。话题是从“官方研究”和“民间研究”说起的。顺便说一下,在上面那封电子信件里,他曾说我研究过民间党史研究的问题。其实我只是近些年来对此比较关注,有些零星的梳理罢了,谈不上“研究”。他是不大赞成“官方”和“民间”这类概念的,认为很难划得清楚。他用的是“党史界内外”的说法。他注意到,界内与界外的研究有差异、有分歧,而界内界外缺少交流。他说,存在分歧和差异是正常的,但是有差异、有分歧才更应该交流;党史界内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他最初考虑的发言题目,就是《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还说,八十年代作历史决议前后,党史界内外是有过良好互动的,形成过党史研究的高潮。

  

前面说了,他告诉过我,他不想以会长的身份讲话,也不想给人以做全面概括的印象,只想谈谈他对党史研究形势的一些观察、他读书的一些感受、他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但是我感觉,从主张党史界内外良性互动这一点说,他恐怕带有最后一次以会长的身份,对党史界表达一种期望的意思。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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