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王国维与北京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9 次 更新时间:2008-11-06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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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国学大师王国维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史事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人们对他与北京大学一波三折的瓜葛却往往不甚了然。实则王氏结缘于清华始自与北大的关系,其间,静安先生那种挥之不去的学者情怀与环境使然的“遗老”自律之间的矛盾心境,展露无余,颇堪玩味。

有记载云:还在清末光宣之际,罗振玉以学部参事而兼职京师大学堂,曾荐举王国维担任文科教习,为总监督刘廷琛所拒。看来,被拒的理由不外乎资格不够,其时王氏仅区区一秀才而已。可是,十年之后,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斐声学界的王国维迅即成为重点邀聘对象。

蔡元培与罗振玉素有交往,戊戌年间亦曾志同道合。罗氏创办《农学报》,每期寄赠予蔡,二人曾就办刊事宜函札往来,互通心曲。此后,又同在沪上办学办刊,时相过从。蔡闻知王国维其人,甚而与之谋面,似应在此时期。王在《教育世界》上撰文介绍西洋哲学,阐发美育主张,评论《红楼梦》,均是蔡深感兴趣之点。若干年后,蔡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等文中屡屡提及王的观点,可见其印象之深。不过,由于嗣后政治抉择的歧异等因,蔡与罗、王的关系自然难以深化。

尽管如此,在北大倡扬“学术至上”的蔡元培,将“学诣”作为聘用教师的唯一标准,像王国维这样深研古学、令世人服膺的大学者,更在延揽之列。然而,静安长期依傍罗叔言,非但生计所需,思想理念亦深受濡染,民国之后沉湎遗老圈内,难以自拔。故而对于北大方面的热诚邀聘,反应甚为低调。1917年秋,亦即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新人正式受聘北大之际,蔡元培便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叔平)函邀王氏北来任教。王国维对于北大此举颇为重视,曾先后商之于罗振玉、沈曾植二位。沈持赞同意见,“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罗的态度稍嫌爱昧,然尚无反对之表示。倒是王本人囿于某种“障碍”,难以跃入新天地,所谓“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多少透露出对于“北学之事”曾存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心理。联系到前不久发生“丁巳复辟”,王与北大方面的立场迥异,或可作为解读王氏心理的一个注脚。王国维终于婉言回绝了北大的邀聘。翌年,北大再次函邀,王仍旧婉辞。稍后他致信罗振玉谓:“前此亦屡以己不能离沪为辞,未尝言及哈园事也”。就在这—年,王氏开始兼任设在上海哈同花园内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一职。

此后,直至1921年,王国维对北大的“频年孜请”才作出较为灵活的回应。2月

间,他复函马衡称:俟南方诸事略作整顿后再北上,以“略酬诸君雅意耳。”在此之前,北大方面似乎加大了邀其“出山”的力度,先后托请罗振玉、张尔田(盂劬)诸人促王应聘。已在北大任职的张尔田不时向王函介校内情状:“此间国文一班皆有旧学知识,驯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虽新旧杂糅,与我异趣者尽可不相往来。鄙意此席似当可就。……此校尚有优礼学者遗意。”其实,王国维何尝不知北大“优礼学者”的诚意?他对这所最高学府的内心感受本来就颇为复杂:作为孜孜治学之人,无疑看重北大的权威强势,可是“新文化”风潮又令其困惑不安,即如对于新“典范”胡适,一方面甚不以其白话主张为然,另一方面又对其水浒、红楼的考证心存赞许;蔡元培校长容纳众家、唯学是崇的治校风格固然真切可感,令人心仪,然而观念和人际的羁绊,又使他在可能的选择面前举步维艰。当然,就王的性格和处境而言,“以迁地为畏事”,并非完全是对北大的设辞敷衍。值得注意的是,当罗振玉率先应允北大的邀聘之后,王国维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即明显松动。同年12月,王致函马衡,商洽请北大诸人集资影印《唐写本切韵残卷》事宜,得马首肯。显然,有此愉快合作,王氏应聘北大恐怕仅是时间问题。

1922年初,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兼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随后,校方正式致函王国维:“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由于研究所导师不必来校授课,研讨问题可用通信方式,王氏居沪不受影响,因而“万难再却”,终于应允。王的门人赵万里所撰乃师《年谱》载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一个“强”字,道出了北大方面的殷殷之情,也似乎透出静安先生的几分勉强。其实,仔细考量这段时间王与北大的关系,王氏并非一味被动,他对大学尚有些许朦胧的希冀,这便是致函罗振玉时所谓:“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同年8月,北大遣人送致薪金二百元,王国维坚辞不受,理由是“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实欲与该校保持一种“留名去实”的关系。蔡元培等任事诸人巧称此乃通信导师之邮资,并非“束修”,王只得收受。有人认为王氏此举出自遗老“不食周粟”心理,未免言过其实。既视作“新朝”的大学,邮资津贴与束修究有何本质的不同?实则传统文人无劳不取酬的心理在起作用罢了。正因如此,静安先生将大学送款“暂存”之后,便立即任事,忙碌起来。至于他入值南书房,“食五品俸”之后不得不调整与北大的关系,当属后话。

王国维接受北大的聘约后,即向马衡表示:“弟于经学、小学及秦汉以上事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不久,他将拟订的研究题目报送沈兼士,计有:《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四项。其后,北大学生何之兼、李沧萍、安文溥等数人与静安先生建立了通信指导关系。同时,王还主动建议大学应开设满蒙藏文讲座,重视东方古国文字学研究,并将《五代监本考》一文投寄校内的《国学季刊》。这期间,郑介石、顾颉刚等青年教师先后拜访王氏,登门讨教。王向马衡称赞“二君皆沉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但私下对罗振玉却谓:郑、顾为学尚有条理,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似在抱怨北大的新潮学风。敦厚如静安先生,在观念深处,仍是“内外”有别。

王国维与北大的联系多以马衡为中介,与校长蔡元培似无缘接触。其实,蔡、王于1923年暮春时节在上海曾直接往还,此事鲜为人知。近年刊布的蔡氏日记对此有所载述: “四月二十六日,往爱俪园。访王静安住址不得,但知其仍往园中授课,因投以一函,嘱约期晤谈,拟借《隶缜》,并托购日文《陶偶录》。”“四月二十九日,王静安来。”“五月一日,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这是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其时,蔡辞职离京返沪,主动造访王,二人曾作内容广泛的长谈,蔡撮录了王氏观点,却未加一字点评。从若干迹象推断,这不是二人的首次见面,却可能是末一次的晤谈。

蔡、王晤谈后不及一个月,王便举家迁京,就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虽然身份上多了一层皇家色彩,但客观上他与北大诸人的交往更为直接、宽泛。北大为他来京举行了欢迎会,自此,王国维留着发辫的身影便时常出没于最高学府。王家住地安门内织染局十号,适与北大教授马裕藻(马衡之兄)为邻,藏书不丰的王氏不时向马借阅书籍,甚感“反较沪上为便”。胡适与王国维亦时相过从,除论学之外,亦偶有杂事相托,胡尝致函王:顷得孙中山秘书处杨某电话,查询“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四人表字,请静安先生告知。可见胡、王交往之一斑。《观堂集林》印行后,销路不畅,王的友人看重北大的购书能力,预测“必有百部可销”,王本人亦深信校内的学术需求,设法推销,《北京大学日刊》甚至为该书刊发了广告。由于王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校内人士曾酝酿请其出任研究所主任之职。然而,既已成为溥仪小朝廷的“近臣”,他自然“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1924年春王氏致蒋汝藻函称“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修,而尚挂一空名”。显然,王已“食五品俸”,推却民国国立大学变相的束修亦在“情理”之中。皇室侍从的身份,使他在涉及与北大的关系时愈加审慎,所谓“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实则不即不离。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得不旗帜鲜明地作出取舍。

同年秋,北大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见诸报端,内中痛责皇室破坏古迹,“指斥御名至于再三”,王国维怒不可遏,立即致信沈兼士、马衡提出抗辩,斥该宣言为“不智不仁”,并称“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更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

卤莽灭裂如是也”。继而声明:“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嘱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销。”并撤回拟登大学《国学季刊》的所有稿件。实际上断绝了与北大的关系。此后,王与马等人虽仍绵续私谊,但他与北大的缘份就此终结。从王致沈、马二人信中的内容推测,此事显然发生于溥仪被驱出宫之前,而非其后。

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为时短暂且曲曲折折,不甚自然。这固然与清末民初社会转捩情态相关,亦是静安矛盾的思想和性格使然。北大视王为纯正学者,余所不计;而王视北大为学术与政治的复合体,取舍两难。双方不易协调,症结在此。随着溥仪的出宫,王国维的皇差亦无疾而终,面临失业之虞,北大同人胡适援之以手,力荐其去清华,终于成全了这位国学大师。当初,王氏希冀与北大“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焉知静安先生无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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