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的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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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自抗战前一年始主持浙江大学十三年之久,虽历经战乱、党争,却在他坚守的大学理念引导下,克服重重阻碍,借助各方力量,将一所地方性大学渐次办成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高校,被国外学者誉为“东方剑桥”。其间,他的大学理念既彰显了办学实效,也在时光流逝中经受种种挑战,其十三年的浙大校长生涯折射了近代大学史的诸多侧面,留给后人深长的思量。


关键词:竺桢可  浙江大学  办学理念



1936年,即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末期、亦即中日两国全面交战前一年,四十六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字藕舫),由最高当局蒋委员长“钦点”,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这位出身绍兴书香之家的哈佛大学博士,乃庚款留美第二期学生,同期还有赵元任、胡适等人。曾见一张历史照片,青年宋子文与他的姐妹霭龄、美龄在美国合影,一位瘦削“少年”学子也在其中,便是竺可桢。竺与后来的“国舅”当年乃哈佛同学。学成归国后,竺可桢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在地理、气象及物候学领域俨然已成海内领军人物。当浙江大学发生“人事异动”之际,“文胆”陈布雷向蒋氏推荐继任者三人:吴雷川、周炳琳(枚荪)及竺可桢。吴、周均曾担任大学校长或省教育厅长等职,而竺尚从无“党政”经历,纯然一学者也。


可是各方面几乎一致看好竺可桢,首先是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陈布雷胞弟陈训慈等省内贤良之士,继而则是蒋氏“近臣”翁文灏、陈布雷等人进言推荐,而江浙知识圈内鼓动竺可桢出而任事的呼声也颇高。竺可桢从上层朋友口中知悉此事,虽亦摆出中国式谦让,而内心却不免跃跃欲试,他探明原委,又联系胡刚复等“东南(大学)旧人”,预为人事布局。他的年龄和声望确实到了该“出山做事”的时候了。明显不赞成他赴浙就任的是留美时的女同学陆次兰,她来函劝称:“政界生涯不易领受,而气象事业一旦放弃,亦极可惜”。(竺可桢日记1936年4月4日。以下简称日记)


实际上,浙江大学成立以来,由于颇受“领袖眷顾”,国民党党部的支配力很是强势。历任校长中,程天放、郭任远等均有所谓“党部背景”,其去留也受二陈“CC系”掌控。然而此次酝酿校长更迭,情形却稍显特别。2月下旬,竺可桢在南京访晤妻姐夫邵元冲,这位立法院副院长对他候选浙大校长之事透露说:“党部方面现值二陈不甚受蒋信用之际,当不致明与为难,但暗中调拨等事则在所难免”。(日记1936年2月25日)此时,据浙江友人告知“外间谋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搁”,竺可桢意识到“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看来,各方人士热切推举竺可桢这位“无党派人士”,似另有杯葛用意,竺氏亦有意配合,情形颇不简单。


不过,竺可桢何尝肯舍弃他的气象研究事业?此前,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作承担国防航空项目已经启动,与他共事的正是哈佛同窗、工学院长叶企孙教授。至于出长浙大一事,即使在蒋介石面前,他也明言须遵从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意见。而蔡先生对此事的态度却是无可无不可,只需兼顾气象所工作,便无障碍。这样,竺可桢在决断方面就处在一种矛盾境地,既要坚守气象专业,又愿意尝试新挑战,他所提“任职半年”的条件非常脆弱,任职一年后他向教育部长王世杰(雪艇)请辞,而王答以“目前蒋(介石)病,以不提为佳”,竺氏便继续做下去,他何尝不知:办大学,没有三、五年,不易见到成效。


竺可桢向陈布雷郑重提出两项任职条件: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其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陈布雷当即表态:浙大经费每月四万五千,由国库拨付,可保障;而“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日记1936年3月8日)事实上,此次谈话只过了二十余日,竺可桢访见王世杰:“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日记1936年3月30日)主管教育部的王世杰如此“慷慨”,应与最高当局对浙大的“偏向”有关。可是,当竺可桢鉴于国立大学中惟浙大建筑老旧破败,急需改建,进而提出120万元建筑费呈文时,“雪艇嫌过大,故此事不得不与介公面谈”。蒋介石竟痛快地答应下来,承诺五、六年内分期拨付。竺可桢体味到“蒋先生特别欲帮浙大”,颇感欣慰,此时他出任校长刚好一年。可知,经费上须源源接济的条件,大致可以兑现。


而校长“用人有全权”一项要求,情形虽略显复杂,总体说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十三年间,在人事任用方面未遇重大掣肘,基本上可自主行事。教师聘用自不待言,即使抗战时期各校增设训导长一职,须由国民党员充任一事,竺可桢也曾“便宜行事”:一度任用牛津大学毕业的政治学教授费巩(香曾)担任此职,而费氏“无党无派”,显然与上边规定的资格不符。


既然承诺经费有保障,用人可自主,竺可桢遂于4月下旬正式履职,5月18日补行校长宣誓仪式。其宣读的誓词为:“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监誓人乃教育部和浙省政府之代表。该誓词带有格式化特点,似为专用公文,但“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等语,在国人的视听感受里显得何其贴切、庄重!



竺可桢执掌浙大十三年,该校由一地方性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发展到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共27个学系,副教授以上教师从70人增至200余人,学生数由700余名增至近2000名,其物理、农学、数学、化工等专业在国内名列前茅。这一变化,在1936年至1949年间完成,历经战乱、学潮和经济崩溃诸般磨难而达致如此结果,实属不易。作为校长,竺可桢备受赞誉,可谓当之无愧。


不过,在主持校务过程中,竺可桢也曾屡屡遭遇怀疑、责难甚至反对。他上任一年之际,校内便出现所谓“国立浙江大学驱竺团”,张贴《宣言》称:“竺可憎,阳假学者之美名,阴行植党营私之丑计,查有实据者计有九大罪状”,如“任职一年,未成半事”、“广植私人,把持校务”、“哈佛为经,东南(即原东南大学——引注)为纬”、“浪费过巨,入不敷出”等等,甚至称陈训慈实为“太上校长”云云。竺可桢断定乃农学院被免职教员所为,“阅后一笑置之,视若狂吠而已。”(日记1937年5月11日)其时,竺可桢更新引进教员,起用原东南大学同事较多且急,致使外界议论纷纷。竺自己也意识到在此问题上需更加审慎:“余以引用至浙大之东大色彩太重,……故在可能范围内不欲再加东大之人。”(日记1936年5月26日)


抗战爆发后,浙大被迫南迁,最初两年,学校几乎在“长征”途中奔走辗转,先落脚浙江境内天目山区和建德,后移至赣西吉安及泰和,随着战事发展,其后又横跨湖南进入广西宜山地区暂住,待南宁失守,浙大再迁贵州遵义、湄潭,至1940年方最终安顿下来。此后六年,竺可桢领导浙大在安全宁静的环境里讲学研究,因而得到长足进步。最初的迁徙跋涉,屡驻屡迁,固然由于战争惨烈,局势变化难测,似也与计划不周、战略眼光欠缺有关。还在江西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即提议浙大径迁贵州,却未能采纳。迁移终了,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向竺校长讨要“损失费”,并直言:校长大人“无政治手腕,做事迟疑”。(日记1940年2月2日)据传,竺可桢颇为倚重的训导长费巩教授也甚为质疑校长的施政能力。正是在带领学校迁徙途中,竺校长的妻子张侠魂、儿子竺衡染上痢疾,医治不利,先后病故。


浙江大学在抗战前期尚不能与著名国立大学比肩而立,这从“待遇”方面可以看出。1940年7月上旬,浙大校方决定教授最高月工资额,在380元和400元两个方案中选择,竺可桢最终选定380元方案。抗战开始后,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的校长均升格为简任一等,月俸680元,而浙大校长仍为600元,竺可桢表示并“不因此而介意”。(日记1940年7月15日)1941年初,竺可桢得知,中央大学学生月膳食费已达47元,而浙大遵义总校学生则为15元,湄潭、永兴两分校则分别为13元和12元。(日记1941年1月17日)


在招生数量方面,浙大渐渐兴盛起来,而学生质量还不容乐观。1938年教育部首度实行全国联考,10月在重庆发布新生榜:中央大学663人,西南联大604人,武汉大学330人,浙大471人,川大325人……。1940年各高校在贵州招生,来自贵阳医学院的一组考生志愿显示:报考中央大学271人,浙大114人,西南联大71人,武汉大学25人……9月间录取结束,新生报到。竺可桢在16日日记中记曰:“贵阳考毕者524,共取210人,其中总分在400分者凡52人,即四分之一也。中大(中央大学)取38人而23人总分在400分以上;西南(联大)取19人而10人在400分以上;唐山(交大)取10人有7人在400分以上;而浙大取47人,较任何校为多,而只有3人在400分以上。可知,浙大所取学生乃中下流也,将来欲陶冶成材,大非易事耳。”


浙大的起步(或称转折)应是到达遵义和湄潭以后的六年时间里。谈家桢、苏步青等教授后来追忆这段时光,其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称自己学术事业的高峰期就在此一阶段。且看1945年春教育部分配各高校年度经费:中央大学2500万,西南联大2100万,中山大学1800万,浙江大学1300万,武汉大学990万。(日记1945年4月3日)浙大在教育部的“待遇”已有所改善。1948年3月28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结果刊布:北大、清华各9人,浙大4人,中央大学3人,南开、武大、复旦各占1人。浙大的学术地位已然上升。到1949年初,即竺可桢离校前几个月,浙大的教职员人数为:教授144人,占总数的22·9%;副教授62人,10%;讲师63人,10%;助教128人,20%;教员共397人,占总人数63·2%;职员230人,占总人数36·8%。(日记1949年1月6日)全校学生人数,男生1346人,女生192人,合计1538人。(日记1949年3月19日)较之竺可桢接手浙大之初,师生人数增长了一至二倍。


相对说来,浙大的“家底”并不薄。竺可桢初到学校即发现,用于购置图书仪器的经费每年有5万元之谱,以后又有所增加。抗战初期的大迁徙,浙大尽量迂回避敌,除在广西宜山遭遇日军空袭外,基本保持了元气。因而,自宜山迁移至遵义,竟有二千箱“辎重”随行,除图书(含文澜阁四库全书)外,主要是理工科仪器设备。为完成此次迁移,竺可桢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需要31万元迁移费。陈谓:北大自北平至昆明只用11万,故只能先拨6万给浙大。竺氏据理申辩:“北大无仪器可运,而浙大则有二千箱之设备也”。(日记1940年1月16日)后来联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等地方大员,派出汽车编队接运,方顺利入黔。大学的灵魂固然在于教师,而图书仪器设备则是他们施展才能的工具保障。竺可桢深识此理,重视“校产”积累,这未尝不是浙大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物质因素。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视野开阔,思虑深远,用他自己的话说,需要“哲学思维”。他对于战争环境下的办学方针与政府动向非常敏感,而内心则坚守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有大学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博弈撕杀,在竺可桢看来,乃是人类社会走向专制或自由的武力较量。在国内,国民党政府曾经效仿德国,推出许多强硬举措,抗战开始后,更以“战时体制”强化管理,在大学内增设党团组织,施行思想控制。这对于视大学为学术净土、自由“飞地”的竺可桢而言,感觉相当郁闷,认为此乃全民抗战不得已的非常之举,绝非“大学常态”,一旦战争结束,就应回复初始,一仍其旧。


1939年9月,竺可桢至重庆美专校街1号见陈布雷,谈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余谓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须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后,使学生分为团员与非团员,实非得计”。(日记1939年9月4日)同月下旬,他得知“中央大学自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后,罗志希对于毕业学生之升任助教等事,以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依归,故学生乃分为团员与非团员之两派矣。”(日记1939年9月26日)显然,他对罗家伦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翌年冬,竺可桢又与已转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谈及此类话题,“余询雪艇以中国究向民主抑独裁方向进行,是否独党专政?雪艇谓,此点即蒋总裁本人亦不能答,在训政时期,则为独党专政。”(日记1940年11月27日)


到了1945年上半年,抗战胜利在望,未来如何办学,成为上层知识界热议的话题。3月,在中央团部,“邵力子主张党与团分开。如党团经费出自国库,则国民大会成立以后党之经费不能在预算内,而团则最好成为高级童子军,为无党派色彩的。邵意余甚赞同。”(日记1945年3月28日)数日后,竺可桢又与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及陶孟和等“谈战后高等教育,余主张大学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课程必须简化。”(日记1945年4月1日)。显然,竺可桢将学术自由奉为大学之本,而对于将学校政治化的做法却极难接受。他在浙大的一次训话中公开声言:“本人希望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日记1945年4月23日)


抗战胜利前后,各方面要求对高等学府终止战时管束,“恢复常态”,并将之与未来预行“宪政”相连接。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二、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9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在战后民主浪涛汹涌澎湃前夕,国民党可谓顺应“舆情”,主动调整,但留下了三青团在学校的尾巴。8月底《大公报》发表题为《教育复员》的社论,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建国相配合,尤其应注重充实理工科,但大学发展方向不必雷同,那些有名无实的大学一律不许恢复,大学须培养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所有党派退出学校,学生不准加入任何政党云云。竺可桢读罢此文,赞许其中若干主张,但感觉尚不完备,于是赶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投寄《大公报》发表。他认定:“大学乃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并引苏东坡诗句“世事浮云变,此心孤月明”,以寄心志。


出于自然科学家的自信与清高,也缘自对国民党观察和认识的不断深入,竺可桢对国民党当局一再拉他入党,并给予中委的做法,初而被动,继而反感,最后甚而极力抵制。1938年5月30日,张其昀(晓峰)和陈训慈来,“以(陈)布雷函相示,嘱余加入国民党,因上月代表大会后,党中有改组之意,其中有一办法,即拉拢教育界中人入党。余谓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此趋之者若骛,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他对陈布雷的“好意”并未领受。第二年3月8日,有人带来国民党入党文书请他填写,他表示“至于入党一事容考虑之,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此时大学校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已成“钢性”规定。故而,1943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来人,“嘱余填入国民党志愿书,现大学校长中,只余一人非党员,而实际余于日前开三民青年团干事监事联席会议时宣誓入团,故实即等于入党。今日填就交去”。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嫌恶憎恨而已。因余已允于前,故不能不寄此入党申请书。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日记1944年7月13日)到了1948年初冬,国民党重新登记党员,代理教育部部务的次长陈雪屏致函竺可桢,“要余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党员,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前被选为中央委员实非余意料所及,故虽经(陈)布雷来函,余亦未去登记也。”(日记1948年11月11日)


还在出任浙大校长之前,竺可桢对孔、宋家族的专权腐败就十分反感。“今日见《大公报》载财部孔庸之告戒财部人员不得操纵公债,任意买卖。下午晤吴保之,知全系鬼话。财部司员全能操纵公债,盖欲操纵公债之价格必非仅购千元万元所能上下,必也至数千百万,则非财政当局而谁乎?保之又说,财部次长徐堪本一北京时代之财部科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寅缘至银行界。近以为宋霭龄、孔祥熙做公债投机事,以消息灵通,所赢巨万,为孔宋所信用,遂得为财次并中央委员。新近徐遣一女往美留学,予以六十万元之支票。中国政治之黑暗至于如此,安得不亡国?”(日记1936年2月9日)


及至抗战后期的1944年,竺可桢尤其留意欧美人士对中国政局的评论,他阅读威尔基《天下一家》一书,摘录其要点谓:“蒋对他那因婚姻而联结的特别家族和那些早年共事的伙伴的忠心是不可变、有时甚至是不近情理的。凡是在重庆呆过一下的人无不可以看到: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一种行帮裙带关系,它自然而然地使某些人身居高位。”(日记1944年7月20日)他读到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关于中国问题的警告》,所作节录称:“与蒋介石有关而且包围着他的一些力量,无论从人民或抗战观点看来,都是不好的力量。……在中国更孤立的时候,官僚的势力在增长中。……要去掉弊害,主要官僚的贪污,须先从上层下手。”(日记1944年9月18日)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竺可桢与生物学家秉志(农山)议论起江山易主的变局,他们不禁感叹:“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日记1949年5月16日)可见,国民党的专权腐败,早已使许多知识分子与之离心离德。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他做了十三年校长的浙江大学,心境不无凄凉,同时又带有几分终于脱离“苦海”的庆幸。此前他回绝校内学生会为他六十岁生日举行庆祝的邀请,他认为那其中的政治意味太明显,殊为无谓。他秉持大学校长应具“同情心”,对批评政府的学生不肯施以重罚(开除),他的“宽待”学生运动,成就了浙大“民主堡垒”的声名,而他内心却满怀苦涩。面对学生会施展手腕,校内政治空气日渐升腾,他不以为然,但自知如此局面绝非自己这样的“书傻子”所能应付,因而此时对于校长一职已是“厌恶万分”。事实上,浙大校内已经出现斥责竺校长走“中间路线”的揭贴。


竺可桢虽对学校勇于负责,但对校长一职并不执着。他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均遭婉拒。而1941年4月和1947年7月,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朱家骅竟先后请他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似乎是对他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竺可桢自然是敬谢不敏,但看得出,国民政府需要像他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书生官员”治理高等学府。


竺可桢读过一篇译文《教授眼中的校长》,印象深刻,内云:“教授眼中鲜有良好之校长,有专事迎合学生心理之校长,有与教授以种种难堪之校长。或谓校长之难由于世人以校长万能目之,而校长亦以自己万能则殆矣。或谓校长从来不说真话,或谓校长视教授为雇员。据各教授之意,以为成功之校长须具有二要素:一为尊重学术,一为富于同情心。”(日记1939年10月28日)竺可桢对办学成功的前辈一向敬重,他与蔡元培先生密切交往,虚心求教,刻意效仿。1948年春,张伯苓来浙大谈南开办学经验,“张伯苓谓渠办大学有三个政策,即经济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又谓自来初得力于严范孙先生,继得力于基督教云云。余甚佩服其见解也”。(日记1948年4月27日)


虽为一校之长,却身无官气,究心于学术,时日一久,自然聚拢大批优秀教师,他们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学校蒸蒸日上。竺可桢在浙大,最初得力于“东南旧人”。五四前后,郭秉文主政东南大学,一时间人才济济,与北大南北称雄,后发生内讧,教授星散。中央大学组建后,因种种原由,尚难恢复昔日盛况。竺可桢接手浙大,胡刚复、梅光迪等原东南教授聚集而来,形成核心力量。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蔡邦华、贝时璋、王淦昌、卢嘉锡等一批新秀形成教师骨干,学生中亦有谷超豪、滕维藻等活跃青年。竺可桢对教授们关爱有加,平等相待。训导长费巩教授1945年春在重庆突然失踪,数年间杳无音信,竺校长四处寻找,甚至通过黄炎培托请沪上强人杜月笙暗中查访,终无结果。竺氏对费巩失踪一事始终不曾释怀。


对于一些名声甚大的特殊人物,竺可桢的经验是:慎重引进。1946年初,文学院长张其昀“欲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日记1946年1月11日)1948年上半年,哲学系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竺可桢反对,“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也”,“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日记1948年2月14日、2月26日、6月1日)竺可桢如此决绝地拒聘熊十力,应与他过去与马一浮的交往经验有关。竺上任伊始,便拜访浙江名宿马一浮,聘其任教,但马先生要学生们上门“请业”,学校管理诸多不便,而听罢马氏的“复古”高论,竺校长不免失望,确信与学生无益。与马一浮交往,使竺可桢别有一番感受。理工精英与“怪僻文人”之间本不易“磨合”。


可是,竺可桢喜欢访见吴稚晖,他们或许有些亲戚关系,“吴老头子”不装腔作势,言谈举止随意幽默,身居陋室而怡然自得,每日挥毫售字,按量写成,竟也自养自立,无所欲求。对于时局,每每发些怪异之论,却也不无深刻之处。竺可桢还有一项“活动”,即时常造访经济学家马寅初,无论战时或平时,无论重庆或杭州,二人所谈多与金融形势和孔宋家族有关,他们有共识也有歧异,大致说来,马激越,而竺平允。在陪都山城和西子湖滨,“竺马对谈”演示着那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他们二人大概谁也不曾料想到,后来接替竺可桢浙大校长职务的恰是马寅初。当然,那已是新中国初期。


1949年秋,竺可桢日记里开始出现到书店购买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记载,如“至东安市场购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至三联书店,购得《联共党史》”。年底,他开始学习俄文,“晨六点半起,读俄文半小时。”此刻,他的身份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约十年前,竺可桢至翁文灏处晚膳,“到(傅)孟真及(蒋)廷黼,知俄国近年生活仍苦,知识分子不满,故时时须清党。”(日记1938年4月13日)而今,藕舫先生已在“悄然转身”。此后二十余年,他随时代潮汐而起落,浙大那段经历沦作前尘往事矣,因而很少再被触及。


(《竺可桢日记》第一、二册,193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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