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建群:中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3 次 更新时间:2008-09-22 15: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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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群  

  

  [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借鉴西方国家建立信任措施的模式,吸收中华文化思想内涵,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建立国家间、国家与地区性组织或机制间的信任措施。到90年代末期,中国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成果,确立了一系列信任机制。未来,中国进一步强化信任措施建设力度,为构建和谐国际关系、营造周边安全环境、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必要的保证。

  [关键词]中国、信任措施

  滕建群: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

  

  建立信任措施是国家间为相互了解、减少猜疑进而缓解紧张局势和防止爆发战争而采取的措施,指国家间就武装力量和军事活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流与核查所达成的规定,以及促进军事领域合作等。狭义建立信任措施指在军事领域里建立的各种直接涉及改善安全环境的各种措施,包括交流措施、透明度措施、限制措施、核查措施等安排。广义建立信任措施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及意识形态等领域,指从整体上加强国际安全、改善安全环境、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及提高国家间信任而采取的措施。它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如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分割其他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和各国主权平等;强调通过密切的政治来往、经济联系、技术交流及军事接触等,加强彼此间信任。

  

  一、建立信任措施的构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被阻隔在国际社会之外,但仍在社会主义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中提出带有建立信任措施内容的主张。1954年,中、印、缅共同提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精神”。中国所提的主张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的拥护,成为国际社会增加互信和解决争端的准则。

  冷战开始后,部分有核武器大国不时核诡诈中国,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下决心发展核力量。1964年10月,中国进行核试验后即宣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1]同时还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中国不会对任何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际上是最早也是至今唯一单方面建立核信任措施的政策宣示。

  冷战期间,建立信任措施是欧洲安全制度的核心内容,目的是通过增加开放和透明度增进两大对立集团信任,减少和消除疑虑。欧洲模式建立信任措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仿效对象,但对中国信任措施建设的影响甚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突出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双边与多边互信与合作,提出建立信任措施的主张,与有关邻国解决边境争端,实践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993年2月,中国在加德满都“亚太地区建立国家安全和国家间信任会议”上提出,国家间可采取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作为逐步解决领土边界争端的基础。1995年8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在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使用“建立信任措施”概念。11月,中国发表《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多次使用“信任”。中国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建立信任措施”是1998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国家间建立信任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建立信任措施合作。”认为,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建立信任措施是安全合作的方法之一,认为威胁来源不是国家间实力差距,而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取向。“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此后,建立信任措施开始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领导人言论及学者的研究中。

  

  二、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

  

  (一)中国与大国

  

  1.中苏/俄。1990年4月,中苏签署《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是两国第一个含有建议信任措施机制的协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样重视与中国建立信任措施。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两国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两个核武器国家来说,协议的政治含义远远超出军事。1993年11月和1994年7月,两国政府签署《两国国防部军事合作协议》和《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协定》,规定两国军队应避免战斗机或军舰非故意穿越对方国境,避免意外发射导弹,避免在伤害对方情况下使用激光设备等事件。1994年9月,中俄又签署《关于互不把核导弹瞄准对方的协定》,重申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此后,两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纳入上海五国机制中,双边发展为多边。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协定》,规定建立和增强信任的措施,包括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不相互攻击;不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在边境地区100千米内重大军事活动;邀请对方观察适当规模的军事演习;采取措施避免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在边境地区部队之间的友好交流等。通过外交谈判与建立信任措施,中国成功解决同俄及中亚各国长达7000多千米的边界划定。

  1997年4月,五国举行第二次峰会,在莫斯科签署边境地区裁军协定,规定中、俄、哈、吉、塔各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各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千米纵深的军队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各国成功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加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促进东亚地区稳定的成就。

  2.中美。苏联解体后,美国从联华制苏转向“接触”和“塑造”中国。中国始终以建设性态度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但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美国仍把中国看作其在亚太乃至全球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美国加强美日同盟,加紧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研发和部署计划,并利用台独势力来牵制中国。这种战略调整,加深中美的安全困境。20世纪90年代,美国多次以人权、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售台武器问题、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向中国发难。如何在两国间建立起信任措施,成为摆在中美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及2001年军机相撞事件使双方都认识到,潜在军事冲突不但威胁两国安全,也威胁东亚地区安全,违背两国战略利益。中美两国开始把建立信任措施看作缓和安全困境,实现两国战略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1997年10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两国表示将谋求建立信任措施。根据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议,中美军舰实现互访,双方还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军事环境保护及互派观察员观摩对方联合训练演习方面开展合作达成协议。

  1998年1月,中美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这是两国第一个建立信任措施的军事协定。6月克林顿访华,中美决定不把各自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7月,中美两军在北京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第一次年度会晤,此次会晤标志着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正式启动,为双方为加强政治合作关系,维护两国战略稳定提供重要基础。

  除强化军事领域里信任措施的建设,近年来两国还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信任措施机制。如中美战略对话不仅涉及安全,且涉及政治、经贸、文化等多领域。首次战略对话2005年8月在京举行。中方表示,中美作为在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事关两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开展对话,有利于双方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扩大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切问题,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2005年10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中方安排他参观第二炮兵司令部指挥所,同意他与中央党校和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座谈,让拉姆斯菲尔德看到他想看的东西,表明中方在与美国建立信任措施上所做出的积极姿态。

  2007年11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两军同意建立军事热线。此前,中美于1998年建立起元首热线。军事热线的建立有助于两国军事交流制度化,避免因勾通不畅而引发误判等情况发生,从而避免危机升级或出现意外冲突。尽管军事热线是军事安排,但它的开通更具有政治含义。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

  

  1.中印。两国建立信任措施实践围绕着解决领土争端和在边境地区建立互信展开。1993年6月,两国达成在中印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包括双方军事人员在边境定期会晤、在两国边防军指挥部之间建立“热线”、事先通知边界一带军队的部署、调动、通报军事演习等。9月,两国签署《关于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内容包括: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双方在两国边界最终解决之前,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地区,双方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逐步裁减;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内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如预先通报在其附近的演习,双方边防人员会晤与处置意外事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不发生侵犯对方实际控制线地区空域的事件,建立相应的通讯网络等。1996年11月,两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对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机制做出更具体规定和安排。

  双方领导人曾宣称,两国将在进入21世纪前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瓦杰帕伊所领导的政府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的主要威胁和印度试验核武器的主要原因。两国关系遇冷,双方不信任感增加。目前,如何在两国之间拓宽互信渠道仍是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

  2.中蒙。1999年11月,中蒙签署《中蒙边防合作协议》,规定:双方开展边防合作,致力于保持中蒙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交换有助于维护边界地区正常秩序的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交流守卫管理边界和维护其正常秩序的措施与经验;预防在边界地区发生意外事件和纠纷;制止通过边界非法偷运武器、贩毒、走私、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界代表机构合作,协商处理边境事件,协助寻找并及时移交对方越境人员及其交通工具、财物和越境牲畜;通报可能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自然灾害、流行病和疫情,采取措施防止其越界等。

  3.中菲。与东盟国家建立互信实践中,中菲最具代表性。两国建立互信措施的起点从南海开始。1999年3月,中菲关于在南海建立信任措施工作小组首次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双方承诺:遵守继续通过友好磋商寻求解决分歧方法的谅解;根据广泛接受的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解决分歧;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渔业、海洋环境、气象、海洋科研、海上生命安全、减灾防灾和航行安全领域,改善现有的接触和对话机制;扩大双边军事对话与合作,包括增加高级防务和军事官员的互访,加强信息交流,建立避免海上冲突的措施。针对本地区形势可能出现进一步发展的关注,双方同意保持克制,不采取可能导致事态扩大化的行动。双方认为,召开建立信任措施会议本身就是一项信任措施,增进了相互了解,认为中菲之间的磋商渠道是畅通的。双方同意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分歧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重申将本着建设性、友好和互让的精神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中菲关系稳定,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无疑这与中菲共建信任措施息息相关。

  

  (三)中国与地区组织

  

  1.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不信任到信任的转折。1996年,中国首次以东盟对话伙伴国的身份出席第2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开始与东盟建立信任措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与东盟互信关系的转折点。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受危机影响的东盟国家提供援助,使东盟认识并确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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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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