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道德的普适性品格与市场经济——兼论人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及其间的辩证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8 次 更新时间:2008-10-18 17:29

进入专题: 道德哲学   市场经济  

孙凤武 (进入专栏)  

摘要:在任何社会活动、人的活动中,道德都具有普适性的品格,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道德实际状况,可考虑从四个方面来改进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关键词:道德普适性;市场经济;道德建设

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机制表明,无论在“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还是在“以物质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抑或是在未来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生活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1],或者换个说法,即无论是在“自然经济”时期,还是在“商品经济”时期,抑或是在未来“产品经济”时期,道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基本原则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个领域中,都具有普适性的品格。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道德问题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关注。我们有必要在厘清道德的性质及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探寻出科学的道德建设的规律来。

           

(一)

人做为个体,一生下来就有生存和发展的欲望与能力,这正是人在活动中一切功利目标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刚刚建立起他们的唯物史观时就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应当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的、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2]但人做为个体,一生下来就要与他人交往,发生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由此马克思又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由是,人在面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时,便表现出两种社会心理机制,一是力求认识客观对象的面貌、本质和规律,一是在此基础上做出有利于人或人类的决定。前者解决“是什么”及其深一层次“为什么”的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事实判断;后者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即主体对客体在做出价值判断后的行为选择。前者可简化为“求真”,后者则因人的社会性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其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关系,凸显在人们的面前,迫使人们必须做出道德的价值判断来,并把“求善”做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抛开遗传基因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曾对生物和人类的认知活动、利他主义做过引人注目的研究,并初步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不论的话,那么,由于人或人群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复杂性,“求真”所要求的智慧、能力和“求善”所要求的德行、操守,便会呈现出复杂的关系来,而“求真”与“求善”两者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又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对于一个具有健全的人格的人来说,即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来说,总是努力把“求真”与“求善”统一起来。中国自古至今就有才德兼备的要求,西方近代哲学家康德那里就谈到了理性既为自然立法又为自由立法。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从不同视角对两者加以观照:在某一联系或关系中显现为认识上的真伪及其程度,在另一联系或关系中显现为道德上的善恶及其程度。就个体而言,有才者未必有德,德行高者未必才智亦高。但两者却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着:求真虽非道德行为,却为求善所需要,因为要做到善,就要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这就要求真。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文化程度和才智水平较高的人,总的来说,由于通晓道德规范,便能较易践屡道德要求,所谓“知书达礼”即此;反之,一个文盲,则难以践屡较高的道德要求。求善虽非认知行为,却为求真所需要,因为要做到求真,就要认识包括人与人之间合理关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把“为他”、“为社会”做为求真的动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往往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较高的才能和智慧,而很少见有道德低下者,能有真才实学。把握真与善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来讨论道德问题,避难因概念之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困难,是有助益的。

从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看,思想家们长期以来未能对道德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位,从而导致概念的泛化。这种泛化,至今在理论界中存在着,成了某些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如在讨论中,仍有学者认为“道德上的善展示了其内在的向度。┅┅较之‘为他’意义上的善,‘自为’之维的善无疑更多地展示了内在的价值。”(《哲学研究》1999、5、64)古代中国哲人们已经模糊地感到“德才识学”四者之不同,有"才与德异"之说,但多将“德”视为统含其它的高级范畴。老子《德》篇中的“重积德则无不克”,就是把德与才等看成一体,并将其它溶于德中。《论语》和《孟子》中的“德”,也溶有才及其它的意蕴。朱熹在注《中庸》时,称“智、仁、勇,三达德”。这种对道德这一概念在语义上的泛化,反映了我们民族长期之重德求善而轻智求真的历史文化传统。当然,欧洲人在近代以前,也曾将道德这一概念泛化过。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反复强调德行的重要,以致把才、智列在了善、德的名下,乃曰:“四善德中,最易见者为智识。”[4]不消说,他对“智识”的偏好,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之重视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并成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的先导。但即使到了十七世纪,哲人们还是不大习惯于将德与智区别开来。笛卡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中,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5]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也说:“德行与力量,我理解为同一的东西。”[6]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才真正将道德同智慧,以致同属于非理性领域中的意志(如勇敢)区分开来。休谟已经看到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的作用只在于发现真与伪。”[7](按:休谟这里讲的理性指的是人的认识)康德则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谓“理论理性”就是“纯粹思辩理性”,属于知识范畴。所谓“实践理性”就是“纯粹实践理性”,属于道德范畴。诚然,他在后来写的《判断力批判》中,曾讲过“技术的实践”,但他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实践,而道德的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参看《导论》一)他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德行高于能力,并把沉着、冷静这类品质划入“能力”之中,曾举例说:“一个恶棍的沉着会使他更为危险。”他还把保护自己、自强自为排除在道德规范之外,称“保存生命是自己的责任”,但这“并没有道德内容”。[8]P43、47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黑格尔那里,更加重视了这种界说。他认为“英勇本来就不是一种伦理品质”,而“自我牺牲,克制自私自利”才是“道德品质”。[9]

对于人的才智所具有的功利性,今人似无分歧。而对于人的道德所具有的功利性,有人至今在事实上还存在着异议。有些抹杀道德的功利性的学者,常常强调道德的自律性而排斥道德的他律性,并以当年马克思的论述为证。诚然,青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在谈到康德等人的观点后,承认“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0],但他当时是在把道德同宗教对比而言的。因为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已开始接触到并重视起“物质利益”问题了。正是出于对“财产关系”重要性的体验,推动了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乃至整个黑格尔主义的决裂,促成了他日后唯物史观的形成。他这里的“自律性”已开始同康德的那个超功利的自律性,有所区别了,已开始从社会内部物质生活条件来探寻道德自律性的根源了。其实,道德上的自律性并不是“自满自足”的,它是同整个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他律”联系在一起,并由“他律”转化过来的。即使是康德,也难以在展开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把功利完全从“实践理性”中驱逐干净。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就承认道德原则必须有利于“一个世界(原作自然)能够维持下去。”[11]P44在《判断力批判》上卷中,他还承认“那道德上的善,它自身里面带着最高的利害关系。”[12]P45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任何规范,包括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在内,都具有无法摆脱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表明,人类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是社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形成的,因而它们具有共性和一般性,这正是道德在各个社会、各种人群、各个时期都具有普适性品格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也正是这种功利性表明,近年来被中外一些学者炒得很热的所谓"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人们至今未能找到公认的、具有适用于人类和生物的统一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人类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生物是不可能"平等"的,因而不可能有什么"平等意识",不存在有人谈论的所谓"人类严重地侵犯了非人生物的生存权"(<求索>2003.5期).人类与病毒这种生物的关系只能是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人类与家猪、家禽的关系也大体上是食者与被食者的关系,这里无平等可言.现在,进步人类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而其所指向的也只能是人类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人们大可不必用所谓"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应该提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努力创造、创建出一个动态的、合理的、兼顾人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生态系统.如果说这种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可见,道德伦理问题只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非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如果说康德的"定言命令"(亦译为"绝对命令"),在调整人与人关系问题上是软弱无力的,那么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当然,近年出现的所谓"环境正义"理论,包含有在环境问题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和观点,这就有道德伦理的含义了.

道德的功利性并不表现在“为我”上,不是自私自利的。古往今来,先进的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就合理的伦理关系而言,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对他人的价值、合理需求的承认、尊重,一是对群体、社会的利益的维护、服从。前者具有个别性、直接性、暂时性,后者具有整体性、间接性、长久性。马克思在总结前人伦理思想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条著名的原则:一是由于“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做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2]P276,那么合理的社会就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273此条的教化意义是“尊重、关怀个体”。一是当私人利益同全体的“类”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3]此条的教化意义是“群体高于个体”。尽管道德原则具有基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和变动性,但这两条基本原则却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是几千年来各民族伦理选择的共同标尺。当年休谟曾举例说:“我们不论在英国或在中国对同样的道德品质,都给以同样的赞赏”[7]P623,是有道理的.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把道德说成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但他们这里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道德,只是由于青年人的"火气",使他们产生了论述上的某种片面性.后来,恩格斯在肯定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各阶级在道德上的“共同之处”、“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和从历史视角上进行观察的“进步”。[14]而由这两条基本原则衍生出来的一些道德规范,则具有或大或小的相对性。象被车尔尼舍夫斯基所称做的“既可以运用于太古时代又可以运用于绵绵无尽的未来的原则”——“做事诚实”[15],就会随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化。例如对敌人能“诚实”吗?就是对亲人、朋友、同志也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无条件地“讲真话”。而决定这一切的标准,就是那两条基本原则。

从人类思想认识史和伦理发展史上看,在对道德的性质和道德的定位上,出现过一些带有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偏差,而伦理学正是在矫正这些偏差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古代关于义利之争中,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观念,始终占着上风。这种重义轻利的片面性,在宋儒的解释中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张载云:“义化天下之利”(《正蒙大易》);程颐明确地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语录》十七);陈亮更深刻地批评了重义轻利的片面性:“既无功利,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但总体说来,重义轻利的片面性,并无根本改变。特别是在它与道家的无为哲学和东汉后期传入的佛家的出世哲学结合起来之后,更加添上了禁欲主义的色彩。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一反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原则”,把苦行精神视为最高尚的美德。尽管说法不完全相同,中外那些否定功利的道德说教,在社会实践的运作过程中,成了社会上难以取得正当利益的被压迫者服从充满私欲的统治者的麻醉剂。随着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兴起,对人的个性、权利、自由、功利的关怀和赞颂,在欧洲演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曾被黑格尔称为道德高尚的哲人斯宾诺莎就肯定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16]后来,黑格尔又把“欲望”看成是“美德”的必要环节之一,认为“在善里面,应该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承袭黑格尔的类似说法,把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恶劣的情欲”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杠杆”。[18]本来,欲望、情欲、利益需求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恩格斯在这里是借用已经流行并深入到西方社会深层的基督教的传统说法,即硬把人的情欲说成是“恶”,才对这种所谓的“恶”做了肯定评价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只有对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行为才可称恶,而对促使社会进步的思想行为只能称善。值得指出的是,同自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以来的先进思想家们唱反调的是康德。他竭力排斥道德的功利性,认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出于责任而诚实和出于有利后果的考虑是两回事”,“责任┅┅就只能用定言命令,而不能用假言命令来表示。”[8]P49、52、76他还强调说:“只要允许别的动机(如利益动机)与道德法则通力合作,那还是危险的。”[11]P73他要求“道德感”,只“按照由自身立法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单纯推荐。”[19]在他无法找到进一步的解释时,便请出了他在进行“纯粹理性”的批判时曾被忽视了的神——上帝。一个学识渊博而又站在时代前列的哲人,为什么竟然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基督神学的泥坑了呢?这除了与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他所处的落后的东普鲁士(按:康德终生活动在哥尼斯堡)环境的局限性有关外,还与当时已流行和泛滥了二个世纪的个人主义思潮有关。在近代欧洲汹涌澎湃的道德世俗化的浪潮中,出现了只要个人眼前功利,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浊浪。康德的超功利的道德观,在矫正这种倾向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那个后来被恩格斯批判的“定言命令”,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喃喃絮语。我们今天来审视康德先验唯心主义道德观时,会很自然地联系到我国古代义利观中的孔孟之道,并看到这种超功利的道德观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应当承认,我国古代仁人志士的崇高气节,近代民主革命中爱国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精神,以及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优秀品格,是永远值得人们尊重的,而这又与那种超越狭隘功利的优秀道德的影响直接相关。但是,长时期以来,在我国社会中,在革命队伍内部,以致在共产党内,存在着轻视物质利益,忽视个人的合理、正当要求的倾向。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常常导致以“集体”、“组织”乃至以“党”的名义,压制个人正当的权利、个性、需求,以维护马克思当年曾批评过的“他人的主体性”、“虚幻的共同体”,实即维护某些掌权者私人权势和利益的恶果。这种倾向,除与在紧张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先进分子需要暂时抑制自己正当的权利、个性、需求这一背景有关外,还与那种超功利的道德观的影响有关。在我们讨论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时,有的论者在坚持超功利的道德观时,甚至在所用语词上都与当年孔孟和康德的说教接近,就表明了这种影响是相当深广的。我们有必要对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伦理学各个流派,如义务论、目的论、功利论、工具论等,给以批判性地总结,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

                

(二)

人做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同在任何时期、任何领域中活动的主体一样,在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和使客观对象人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同化自身,调整自身,设计自身,改造自身。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自亚当·斯密以来被西方学者所称谓的“经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大大增强。他们必须到市场这个广阔的经济海洋中去游泳,以增长知识、才能和勇气,必须对人才、物资、生产、资金、成本、价格、销路、信贷进行调查研究,获取相关的信息,做出评估,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进行科学的管理。他们在这种“求真”的过程中,也会被假象所蒙蔽,造成错误的判断,遭到某种损失或失败,但那并非所愿,因而会吃一堑长一智。当年马克思在肯定资产者通过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创造了庞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又指明了他们的本领、智慧的大大增强,有的甚至成了“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而由于冲破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历史正在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文化也快速发展起来,“各民族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富”,“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引者按:这里的文学Litelur指科学、艺术、哲学等著作)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p252、255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三十年看,人们的生命活力以计划经济年代难以想象的强度迸发出来,整个社会的能量大大超过了计划经济年代。即使没有直接投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的公职人员和民众,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奔波。人们在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才能,提高自己的勇气和意志力。整个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敬业精神、时效观念大大增强了,思维方式大大改善了,变得聪明机敏了。

那么,市场经济对于全社会的道德状况影响如何呢?实际情况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自亚当·斯密以来被西方学者所称谓的“道德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同他人、集体、社会交往,并可独立地展示和塑造自己的伦理品格。市场经济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的属性,无所谓善与恶,但却使行善和行恶的可能性、机会和强度增大起来。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求真”是心所情愿却未必能“达真”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求善”,则未必是每个行为主体都心所情愿的。然而,市场经济的活动规律,会使人们看到并终将看到:只有在交往中坚持诚实、守信、公平这样一些道德准则,只有顾及到他人、社会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功利目标。那些搞假冒伪劣和欺诈拐骗的行径,一旦被揭露出来,便难以在市场中立足。市场经济是否只有竞争而无合作,商场是否真如战场?答案应当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是战场又是互助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也未必导致一方胜利,一方垮台,即使兼并或破产,也未必全是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害,有时是“双赢”。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的“部门内贸易”,即母公司所属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贸易,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就表明了这一点。由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总的趋势来讲,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向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述过十九世纪中叶一家刊物所做的描画:“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恩格斯在记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披露了许多工人、资本家“道德堕落”的事实。今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各阶级、阶层的道德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三十年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精神正在深入人心,互助友爱的气氛亦开始出现,而这又是在摆脱了多年来形成的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便显得自然、真实、得体和牢靠。目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呼唤着“行业道德”、“职业道德”,各种为灾区、希望工程、残疾人和其他弱者的捐助,一些地方开展的“社会服务承诺”、“评选人民公仆”等活动,以及张家港精神、孔繁森精神、郑培民精神、徐虎精神、许振超精神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传播,都表明我国广大公职人员和民众的道德在向新的境界“爬坡”。那种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从历史尺度来评价是一种进步,而从道德尺度来评价则是一种退步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当然,由于社会历史包袱的惯性作用,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的负价效应,加之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社会成员心态的失衡,都使这种“爬坡”显得艰难缓慢,而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有时显得曲折、隐晦,以致暂时的退步。

人们很容易从这种艰难缓慢的道德“爬坡”中发现,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同五十年代相比,确实显示出某种“滑坡”的景象。一种社会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出现了:在善人善事增多的同时,有学者概括的“动机物欲化,人际关系冷漠化,浮夸虚假化”的现象,以及更丑恶的现象,也多起来了。但这里的消极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否主要由市场经济引起来的呢?我们还是先来考察一下这三十年来的历史过程吧。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中,党尚未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只是提出了改革的思想和方针;在党的十二大上,也只是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较为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经济模式。而在这六七年间,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落实政策成了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然而,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一十分重要和必要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从上到下,相当一些负责干部借机毫不掩饰地向党提出种种过分的要求,为自己、子女、亲属以至朋友谋取私利。一时,要官给官之风,阿谀奉承之风,群带关系之风,人身依附之风,一团和气之风竟能吹进大雅之堂,并连连得势。人们惊愕地问:这是怎么了?!这同几十年来一直宣教的那些原则怎么有那么大的反差?!一位在“文革”中力保当地某领导干部的老工人,在谈到那位在落实政策中一再找人要求升官并利用既得权力为自己子女谋取许多好处的领导干部时,痛心地说:“文革”前他没这样贪哪!人们看到,诚然那种敢于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品德树立起来了,但在党内不正之风的影响下,社会道德面貌却出现了某种“滑坡”现象。这不能不使一位倍受尊敬的老革命家陈云警觉起来,他站出来告诫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立即赞同了这一庄严的告诫。与此同时,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在五年内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目标。遗憾的是这一目标未能实现。而随即出现的市场经济大潮,又使这种“滑坡”带上了“显露于外”的特点。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表明,与其说市场经济带来了道德上的恶,不如说道德上的恶必然利用市场经济这块“地盘”来表演自己。可以这样设想,即使我国仍旧维持计划经济体制,道德上的恶,也会兴风作浪的。前苏联在七八十年代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公职人员和公民中,充满了对集体、社会事业的冷漠,到处是消极怠工、无人负责、浪费公物、欺上瞒下和自私自利,无论怎样“加强思想教育”,也不能恢复到三十年代那种“创业”的精神状态了。我国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即使拨乱反正进行得再彻底,也不会恢复到五十年代那种“奉献”的精神状态了。

在进行历史对比时应当看到,五十年代的某种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是同党刚刚从战争状态走出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保持着被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激发起来的热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激情使人们能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相信和践履我们民族传统中的诸如“克己”、“慎独”等品德,尤其是践履党的诸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作风。加之在理论上又常常把集体主义与群体至上主义混同起来,更造成个人的欲望被克制着,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忍受着穷困“现在”这种社会心理。这种克制和忍受,又为频繁而严厉的政治运动、思想斗争和“生活检讨会”所维系。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谨慎地生活着。然而,从历史的大尺度上来观察,这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与人之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是相悖的。那场灾难性的“文革”,从某一视角来说,就是一部分人的被压抑的需求、情欲乃至劣根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恶性爆发。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开始“返璞归真”了,原来被压抑着的欲望乃至本能开始正常地和反常地表现了出来。这时,西方的各种思潮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一些非理性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同市场经济活动的负价效应结合起来,而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旧礼教中的虚假成分又乘机发作起来,便在社会的表层上,显出了某种道德“滑坡”的现象。但从这里,人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反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千真万确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道德进步问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就是要努力发展市场经济。无疑,思想政治工作有巨大的能动力量、超越性和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它可以使“新鲜的思想”布满全社会,甚至会造就出象雷锋、焦裕录、孔繁森这样道德风尚的英雄。但是如果忽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满足于对落后意识的批判,那是难以取得牢固的效果的。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而包括道德之恶在内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3]P39、43由此看来,一方面,八十年代道德上的某种无序状态是与五十年代道德上的某种程序化,有着内在的逻辑上和历史上的联系的。另一方面,人们抛掉了那种带有“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P253特征的对领导者的敬畏之情,摆脱了由于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某种难表真情,克服了主要是出于“响应号召、服从决定”去行善而难免带有做作意味的社会心理,回到“本真”的情态,即使一时显得并不高尚,缺少曾被人们习惯了的豪言壮语,亦可以视为向更高级、更真实、更牢靠的新的道德境界跨越的阶梯,视为“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做的暂时退步”。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道德正价效应,便是奔向道德新境界的生长点之一。

                

(三)

针对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实际和道德建设状况,有必要在如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地认识和研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

第一,牢固地树立党所确定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是现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唯一正确选择,因而也是现阶段从根本上解决建设包括道德文明在内的精神文明这一课题的唯一正确选择的信念。当然,这里的选择同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选择一样,不会是完满无缺、万无一失的,但它并非属于以牺牲或贬损道德建设为代价的无可奈何的二难选择。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毫不动摇地把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坚持下去,使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起来,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本身所可能提供的精神文明资源,开展道德建设。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出现的非线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启示着人们:事物发展的链条并非绝对具有因果一一对应关系,人们很难确定市场经济的某种活动导致的是道德建设上的正价效应,某种活动导致的是道德建设上的负价效应。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市场经济带来了道德建设所必须具有的平等精神。在我国当前社会,高扬平等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在思想领域中,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了资本主义的“平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主、自由、博爱”等政治伦理观念,往往使后人产生了误解,“平等”的观念一度变得黯然失色了。其实,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建立了一二百年,资产阶级平等观已暴露出相当的虚假性的历史条件下,举起革命批判大旗的。他们并没有否认资产阶级平等观的历史意义,更没有一般地否定平等的重大社会作用,他们只是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事实上的平等”的要求,来与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平等”相对立。而我们今天是在与他们所处不同历史条件下来面对“平等”的,因为我们这个从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虽然经过民主的洗礼,但由于党在一个时期中犯了左倾错误并使个人崇拜一度盛行,集体主义异化为否定个体尊严和价值的群体至上主义,使这种洗礼受到了局限,在党内和社会上,公民意识未能真正建立,平等精神仍显缺乏。例如至今还不能真正做到人们在政治上、人格上平等,群众对领导、下级对上级、秘书对首长几乎不能、不敢、不愿进行监督,致使一些领导干部从搞不正之风到出现腐败行为直至进行犯罪活动,长期得不到劝阻、抵制和揭露。与高扬平等精神的同时,还要看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道德建设上也在吸取教训,并取得了一些成果:针对尼采的“上帝死了”所出现的道德缺憾,一些现代企业开始追寻“新教伦理精神”(西方)和“儒家伦理精神”(东亚)。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非人性的“硬管理”,出现了行为科学及其所倡导的“软管理”,如梅奥的“人群关系论”(“社会人”),亚当斯的“公平论”,雅克卡的“培养团队精神”,并在美、日等国的一些企业中实践着。针对三百余年流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所带来的危及社会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弊病,发达国家出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这些优秀成果,都是值得借鉴的。值得指出的还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制定了并继续完善着各种经济法、民商法、企业法、公司法,加强了国家的总体干预能力,使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那只“看得见的手”也在发挥调控作用。在法律这种“他律”的强行规约下,市场主体的道德“自律”必然会增强起来。我国在制定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方面,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必要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继续制定、补充和修改好与世界各国尽量接轨的各项法律,从道德这一层面来说,也就是更好地发挥有人称谓的“制度伦理”的作用。

第二,我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做为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坚持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不但是实现人类进步的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是建设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所必需的。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所实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方针,固然肯定了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但在国有企业中,最终的产权属于国家,在集体企业中,最终的产权属于全体企业成员,这就必然使企业的法人代表和广大职工心目中有个“公”字的大背景,并可成为全社会“公共优先”这一道德原则的带有恒久性质的经济依托。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既体现了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思想,又反映了进步人类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公平主张;既可以避免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的行为,又可以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结局。这对于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利公的道德品质,必有所助益。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完善,但要防止不加分析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看齐”的倾向。我们应当继续注意解决已经出现的新的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要看到,经过党和政府的多年努力,依靠群众的艰苦奋斗,在世纪之交,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贫困人口,但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据一项调查表明,近年来,在同一时间的银行个人存款中,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占份额约为三分之二,而百分之九十的存款户所占份额仅约为三分之一。又据《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发表的《2001:社会学前沿报告》中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已经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过大的收入差距,易造成低收入者的某种愤慲、不平心理,引发道德堕落行为,并会引发掌权的官员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进行权钱交易和布坎南所谓的“寻租”(DUP)活动。至于企业中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它之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它之创建、组织和发展企业文化的活动,以及发动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并在这种参与中培养民主精神和主人翁意识的活动,对于道德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当前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最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貌。我们的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关系。在论及社会生活对道德建设的影响时,不但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还要看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我们具有更为深厚的道德建设的资源。除了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丰富遗产外,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形成了影响极其深远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论述,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论述,曾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道德状况。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不但坚持了这些论述,而且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使道德建设立于更为扎实的基础上。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并要求全党同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求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八荣八耻"的道德准绳,更彰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这一切,不但深刻地阐明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为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更为具体和更为有效的途径。不消说,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对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今天,人们有理由把道德建设的进步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联系起来,但也要看到,思想道德建设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清明,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到位之前,谈论思想道德建设是"失灵的说教",甚至把批判正在盛行的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也说成是毫无意义的空谈,是偏激和片面的.事实上,即使政治体制改革到位了,如果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做保证,也是难以坚持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要人来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物质生产对观念形态的基础性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并非线性的、直接的、机械的,两者的关系具有非平衡性,马克思就曾谈到过经济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21],恩格斯还曾谈到象当时德国这样经济上较英法等国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能当第一提琴手的事实。今天,象我们这样一个在经济上较为落后,却在快速前进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够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和丰厚的精神财富,建设起高于发达国家的道德水平呢?问题首先在于执政党及其各级领导干部的态度、决心和榜样力量。毛泽东当年提出“教育者┅┅要先受教育”[22],做为教育者的领导者必须在道德上为群众做出表率,做官应先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克服那种相当流行的,把道德教育对象局限于一般民众和青少年身上的观点和做法。几十年的教育实践表明,某些道德信条似已深入人心,但人们一看到自己的领路人行为不端时,这些信条往往就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付诸东流。因为领导者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具有代表性、认可性、权威性和范导性,而社会生活本身的力量,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强劲得多。为了促进领导者的道德自律意识,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这里一定要克服那种认为既然不再搞群众运动了,就无须走群众路线了的观点。在反腐败斗争中,发动群众不应只限于对大案要案的举报,还应包括象对话、民主评议在内的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的监督和促进。这也是一种“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在选拔领导干部的问题上,要强化对道德品质的要求,要学会从一些对己、待人、处事的“小节”中,透视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还要重视对道德情感的考察,因为情感的力量具有基础性、深刻性、持久性的特点,这正是当年列宁在评鲁巴金编的一本书时高度评价情感作用的原因所在。[23]如果缺乏道德情感,就难以有一以贯之的道德习性,即使有明确的道德理念,也是靠不住的,并会在一定条件下把例如“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淹没在“保官升官”的理性主义的冰水之中。选拔什么样的人当领导干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社会树起什么样的道德标杆。这里,还应继续克服长期以来流行过的,以所谓“小德”服从“大德”为由,把道德淹没在某种政治潮流、政治原则中的观点和做法。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有些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往往靠政治运动起家,连连擢升,而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某些领导机关无视当事人道德品质上的根源,只是简单地把事情说成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这样一种认识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有些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往往投上司所好,赶浪头,乱出点子,做表面文章,搞一些经不起认真推敲和时间考验的虚假“政绩”,而在问题暴露后,某些领导机关无视当事人道德品质上的根源,只是简单地把事情说成是“开拓型创造型人才难免犯错误”这样一种认识问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们似乎已经注意防止将腐败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却对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但在道德品质上有重大缺陷的人,不加提防,也不进行教育和警示,使之得以提拔和重用.在日常的领导活动中,有些道德水平低下的领导干部往往为一己之私利而独断专横、飞扬跋扈,引起了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矛盾爆发之后,某些上级机关无视当事人道德品质上的问题,只是要求当事人“提高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的认识”,就算完事。这些观点和做法,对于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是十分有害的。

第四,切实把握当代从领导者到一般民众的道德实际情况,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可操作的标准,是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前提。“大公无私”一类提法可视为解决公私矛盾的理想准则,“先人后己”一类提法可视为解决自己和他人矛盾的理想准则。但它们都是一种思维抽象,是理想化的产物。当年康德看到了:“在我们的想象力里有一个进展到无限的企图。”[12]P89理想化的方法就是思维把某种理想设定“进展到无限”,完全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使对象处于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的方法。数学中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宽高的“点”,物理学中的绝对硬的“理想刚体”,都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思维进行合理抽象的产物。它们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人所公认的。牛顿在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设计过“理想模型”,即把地球和月亮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来处理;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设计过“理想实验”,即设定两条光线同时照射一段铁轨的两端而中间正行驶着一辆接近光速的列车。人们知道,这种理想化的科学方法,对他们创立新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道德要求上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虽然是任何人也无法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的,但却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树起了终极标杆,因而是需要在全社会加以提倡和弘扬的。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常常把对理想目标的追求,当成现实必须做到的准则,正象真的把地球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真的认为会有接近光速的列车一样,而这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着邓小平理论中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党中央近年来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党和国家所大力开展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活动,以及在活动过程中,先后公布的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文件,就是这一原则在道德建设领域中的体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主义应该和能够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准则。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即每个人在争取个人需求和价值目标时,都要促进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如发生矛盾,则使前者服从后者;而做为集体的代表者,则应保护和促成每个人的合理需求和正当愿望的实现。当然,有必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伦理学家迈农把道德分为善的、正当的、可允许的、恶的四个层次,对我们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对于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来说,应该把共产主义做为基本道德准则,即更自觉地维护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更多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并把现阶段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这是否就是“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呢?非也!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忠于职守,不谋制度以外的任何特权,不为子女亲友求情,不用公车办私事,必要时能牺牲个人利益,但却按规定去享用比一般干部、职工为高的工资、住房、出行等待遇,这只能叫清正廉洁,它符合集体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却不能叫“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只有象孔繁森以及极少数例如能把应得的待遇让给普通干部、教师、工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领导干部,才能称得上“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他们的行为,从另一角度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道德理念、道德情感和道德习性,超越了个人的一切功利需要,超越了现时代社会向先进分子所提出的标准要求和先进分子所应达到的境界。可见,即使是先进分子,也不能轻率地断定他们已经体现了这类理想化的道德信条。长期以来,我们在道德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理论要求只在高层次上徘徊,而不“俯视”实际,既不认真区分理想层次与现实层次,先进分子与一般群众,又不认真区分“善”的程度。口号往往提得十分高超,以致玄而又玄,似乎是在代天立言,以此来要求全社会成员立即做到。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道德建设。因为欲速则不达,过高则不实,其结果便是假与空的流行。人们记得,神州大地在六十年代前期好象充满着“人性善”,雷锋精神似乎到处可见,人们忙于统计"做好事"的件数,做给"组织"和群众看,整个社会显得高尚无比,但顷刻之间却出现反弹,六十年代后期"雷锋叔叔不见了",整个社会似乎到处是“人性恶”,人整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致使冤狱遍于国中。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等高尚的道德格言,竟是前后两个时期理论宣传教育的共同热点,后期甚至又加上了“狠斗私字一闪念”(按:连“闪念”都不行!)这类高尚到极点的道德信条。“文革”前与“文革”开始后,整个社会心态的这种奇特变化,除了人所共知的政治原因外,又表明了那种急于拔高而又脱离实际的道德教化所带来的虚假后果。“文革”结束后,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23]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从总体上说已走上了符合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情况的健康道路,但在理论宣传上,仍有急性病在做怪,不时出现假与空的毛病。例如把“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是较好的”这一正确判断,任意加以夸大,以致将一些最美好、最崇高的道德语汇加在这里的“大多数”的身上,并称只是“少数人”例外,后来又加上“虽然是少数人,危害却大”的但书,以示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憎恶。这类说法,既不能令人信服,降低了理论宣传的信誉,又不能准确地把握科学的标准和尺度,难以在实践中具体操作,尤其不利于对这个“大多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将培养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纳入其中.须知,离开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是不牢靠的,甚至会导向虚假化和泡沫化.我们有必要在这“滑坡”与“爬坡”并存的时代,继续总结经验教训,不回避问题,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具有切实可行性的道德建设的新路子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四章73

[5] 笛卡尔·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XIV

[6] 斯宾诺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158

[7] 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9] 黑格尔·美学(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

[1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2]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7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43

[16]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4

[1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60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3

[19] 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14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2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07

[23] 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5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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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s 's general adaptation nature and market economy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ge of the CPC,Inner-Mongolia, Zhalantun 162650 ,China)

Abstract:In any social and human activities ,morals have the quality of general adaptation nature ,and so does the market economy .In view of existing social and historial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 ,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and morals in every respect.

Key words:morals'general adaptation nature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of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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