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中欧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2 次 更新时间:2018-08-10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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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摘要:同2003年的“蜜月期”比起来,2007年中欧关系出现一些波折。欧方更关注中欧关系中的纯经济问题,而中方则更在意国际规则和平等待遇,以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本文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指出中欧合作的基础并未改变,并就中欧关系的未来做了展望,对改善中欧关系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中欧关系、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中国崛起


临近2007年底,虽然11月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中欧双方领导人就中欧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互相聆听意见,开诚布公进行探讨,并同意加快中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谈判,为未来的中欧合作确定框架和标准,但同2003年被普遍认为成“蜜月”状况比起来,中欧关系降温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国内有一种认识,认为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更替、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价值观外交”是导致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的主要原因。笔者不太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中欧关系的变化有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和规律。本文即拟从中欧双方对对方的要求出发,分析现象,给出原因;并以美国做比较,对中欧关系的共识和分歧做一总结;最后,提出自己对中欧关系的总体评估和建议。


一、2003-2006年的中欧关系


我们先回顾一下2003年以来的中欧关系发展。2003年,欧盟出台的对华关系新文件名为《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文中强调 “广泛的利益促使欧盟和中国必须像战略伙伴那样密切合作,以便维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同年,中国政府也首次发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指出“2001年,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的磋商日益密切,合作成果显著。中欧关系出于历史最好时期。”[1]的确,当年中欧关系的基础——经贸关系——发展顺畅,科教文卫对话和合作增多,特别是双方签署了《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定》,中国作为首个欧盟外参与国,参与“伽利略卫星计划”这样带有一定准军事意义的项目合作,体现了欧中间的高度相互信任。当年在国际重大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以法德为代表的意见同中国相近,也拉近了中欧的政治距离。

2003年被不少中外媒体评为“中欧蜜月”,其后几年中欧关系延续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欧经贸的盘子进一步增大,欧盟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多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互办了“文化年”,加深了中欧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但这段时间,中欧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也有凸显,尤其是双边经贸合作硕果累累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2]欧盟不仅频频使用反倾销法制裁中国商品,而且还出现了一系列大的贸易事件,比如2005年纺织品贸易纠纷,2006年的鞋业和汽车零部件关税争端等等。欧盟贸易事务委员彼得·曼德尔森成为穿梭亚欧大陆,访问中国最多次数的高官。


二、中欧关系的现状


不过2007年,中欧关系中的负面因素有了明显抬头势头,值得双方警惕。下面我们就分两方面来列举一下欧中各自对中欧关系不满的地方:

欧方最担忧的是:

1.欧中贸易逆差问题。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但欧盟对中国的赤字相当大,欧方称,欧盟每年贸易赤字93%来自中国。这一问题到2007年尤其成为欧洲一些媒体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增长迅速的贸易逆差增添了欧盟公民对全球化的担心”,“中国的经济表现有可能被欧洲人视为一种威胁”。[3]主要出于解决贸易逆差的考虑,欧盟也放弃了原来的不干涉立场,加入美国的行列,开始要求人民币升值,向中国施压。在欧洲,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贸易逆差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对欧元相对贬值20%-25%造成的,中国商品相对便宜地进入欧洲市场,欧洲商品则由于价格高,很难进入中国。

2.知识产权问题。2007年8月26日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文章不负责任地报道,德国越来越多的工业间谍案与中国有关。这并不是独立事件,不仅德国,包括英法等国媒体都在渲染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有的称欧洲80%的盗版产品来源地为中国,有的报纸登出煽动力很强的图片,两辆相似的重型卡车,一辆是欧洲生产的,另一辆指为中国仿制的。在欧洲经济发展速度不快,法德等国正在改革福利制度,人心不稳的情况下,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很容易成为舆论指责的“替罪羊”。

3.市场准入问题。2007年4月,彼得·曼德尔森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拟成立“市场准入小组”,采取一种强硬的新方式,为欧洲企业争取市场准入,希望以此方法解决一些关键市场上存在的监管限制等非关税壁垒,这些关键市场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美国、巴西在内。曼德尔森说:“欧盟公司依靠日益增长的海外市场来推动国内的经济增长。我们要确保欧洲企业能在那些市场上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4] 欧盟认为中国在汽车、金融等行业给以欧洲企业“不公平待遇”,实施保护性政策。

4.产品安全问题。2007年欧洲几个大的玩具制造商召回了部分中国生产的玩具;11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食品安全高层论坛上,曼德尔森批评中国处理问题食品及产品的标准过于宽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指出中国食品安全率达到99%以上。但曼德尔森表示这还不够,“欧洲每天从中国进口价值5亿欧元的产品,所以即便是1%的产品有问题也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说,在发生了一系列产品安全丑闻后,中国的声誉正面临危机,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5.非洲问题。近年中国与非洲贸易增长迅速,投资大幅增加,2006年即增长了40%,达到555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引起了在非洲利益最大的欧盟和欧洲各国的担心。2007年12月,因抗议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而推迟了七年之久的欧非峰会召开,很多欧洲媒体指出,欧盟之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感觉到中国开始涉足非洲,他们希望恢复自己的地位”。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方的不愉快之处:

1.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9月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9月2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姜瑜表示:“默克尔总理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执意会见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达赖,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德方从中德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其错误做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再使中德关系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2.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对华武器军售禁令问题。这是困扰中欧关系的两个老问题,中方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这两个问题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不符,希望欧方尽快解决,但即使在2003、2004年希拉克、施罗德(被认为对华友好)当政期间也没能实现。2002年欧盟就已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当时俄罗斯的经济市场化各项指标远远低于中国,而且俄罗斯至今还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对中国,欧盟却迟迟不愿承认,中国出口企业因此在欧盟国家提起的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华武器军售禁令同样不合时宜,而且欧盟一方面抱怨中国贸易顺差太大,另一方面又以军售禁令的名义禁止向中方出口一些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欧洲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地。如果欧方放弃对华武器军售禁令,放开对高技术产品的管制,将有助于从贸易本身解决贸易赤字问题。


三、对中欧关系降温的分析


根据上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中欧双方关注的问题性质不同。欧方更关注中欧关系中的纯经济问题,而中方则更在意国际规则和平等待遇,以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前者反映出中国对全球化的适应程度高于欧洲,更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欧洲则有很强的不适感。如果我们站到全球化的高度,看待欧中经贸问题,就会得出和欧洲人不同的结论:中欧贸易失衡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一些传统产业必然向中国这样的劳动成本较低国家转移,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纺织、制鞋等产业也会只会向越南等低劳动成本国家转移,不会改变欧盟国家贸易逆差局面。何况,中欧贸易额近60%为合资企业创造,也就是说,欧洲企业从贸易中受益极大。还有,欧盟并不像美国有那么多的贸易赤字,它的贸易状况总体均衡,对其他主要国家均为顺差,而且欧盟出口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说明它的产品还是很有竞争力的。[5]

中国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其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还不算长,在这一进程中要克服欧美主导的国际机制设置的一些障碍,得到承认,获得平等地位,在这方面中国受制于人。同时,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统一大业尚未全部完成,在人权观、西藏、台湾等问题上中国对欧盟和欧盟国家的看法和做法相当敏感。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之中,不得不接受一些已有的国际通行的经济游戏规则和理念,很多情况下,这些规则和理念是经济规律的体现,需要花时间和气力学习。

为什么中欧关系会从原来的“蜜月”变为现在的问题不断呢?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是希拉克、施罗德这样的对华友好、对美独立的欧洲大国领导人去职,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新欧洲国家领导人推崇“价值观外交”,“道不同不相与谋”,造成中欧关系咀唔不断。笔者认为,这只是表层现象,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的,就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给部分欧盟国家造成一定冲击,欧洲内部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酝酿,反应到欧盟和部分成员国政府的政策上,影响了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2003年中欧贸易额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5年即突破2000亿,到2007年有望突破3300亿美元。2003年时欧盟主要着眼于推进中欧贸易,而到2007年这一目标早就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这时欧中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就转而成为欧盟的关注点。欧盟也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它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所以开始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战略伙伴”,近期一直在谈的新的框架协定《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PCA)谈判,它即以此为基础。

经贸关系深化的结果不仅是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各方休戚与共,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贸易摩擦和相互推诿。在贸易总量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分配性矛盾开始突出,欧盟熟练运用它驾驭国际规则的能力,利用其复杂得超乎寻常的决策体制[6],以及几个世纪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纯熟经验,要来给中国这个后发国家“上课”。中国习惯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对欧方的这种不平等强加不能接受。此外,中欧关系的政治互信度也有所下降。面对中国作为庞大经济体的崛起,欧洲政界和民众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比较迷茫,特别是中非关系的密切,让一些欧洲国家隐隐作痛,有其“后院”势力范围让人染指的感觉。


四、中欧合作的基础牢固


不过同美国比起来,中欧合作的基础更为牢固一些。欧洲一直更相信中国同国际秩序对接是明智选择,“它的这一观点来自于欧洲世界观中几个相互支撑的基本信念:一是主导性的强国应受到制约,多极世界要比单极世界或是无政府秩序更加稳定;二是各国应当遵守国际法和约定俗成的国际行为规范;三是应当加强国际机制,赋予其推进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权力;四是主权因其局限性,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在欧盟中)被分享;五是软力量应当比硬实力更有影响。在欧洲人思考中国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潜在作用时,这些欧洲世界观中的核心因素都得到了应用。”[7]欧洲主张的“有效多边主义”同我国倡导的“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另外,欧洲代表着“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多边制度”的一种有机结合[8]。欧洲以德国为典型的社会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同。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公司企业自由地追逐短期利润目标;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受有限的、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人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总体认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德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则是,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可能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里,主流文化是社会民主主义[9]。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此外,欧洲注重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同中国的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观点非常相近,欧洲也有很多的经验和先进技术可供中国借鉴。在年底的中欧峰会上,欧洲领导人承诺愿向中国转让更多的环保技术。


五、中欧关系未来展望及建议


2003年到2007年中欧关系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惊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给欧洲一些国家造成了压力。但总的来看,中欧关系还是有着很深厚的基础:中欧经济关系作为中欧关系的基石,虽然2007年波澜不定,但总体是一种互补关系,欧盟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但中国产品中廉价生活用品占到很大比例,这些低价日常消费品有助于增强欧盟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有利于降低欧盟的总体通货膨胀率。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承认,1995年至2004年,从中国的进口可能使欧盟的工业品出口总体价格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在汇率问题上,其实欧方也明白人民币对欧元贬值是因为美元持续贬值而欧元坚挺的缘故。温家宝总理在11月底的中欧峰会上表示,中国会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既体现了中国推进汇率改革的独立自主原则,也体现了中国强烈的国际责任感。

在政治上,中欧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中欧双方都希望对方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双方在世界观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支持建设一个多极世界,实行“多边主义”,遵守国际法和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在非洲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非洲被认为是一个被“遗忘”的大陆,欧美世界和新闻媒体除了灾难性事件,很少提到非洲的名字。近几年非洲的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投资和援助引发了竞争效应。欧洲重新关注非洲的建设和发展,同中国与非洲越走越近其实并不矛盾,对非洲大陆的减贫和繁荣是好事。双方也正在就对非问题进行官方和半官方的接触和对话,加深相互理解。

当然,2007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也给我们提了醒,中欧关系不会自然而然地一帆风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当务之急就是提高我国的国家公关水平,增加对外沟通和解释力度,使之与我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地位相适应。实际上,对欧中贸易赤字问题,欧盟在华商界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每年游说欧盟委员会时,都会列出与中方类似的观点。但他们影响不到欧洲的主要媒体,也就无法化解欧洲民众对中国未来的担心,不能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制造”对保证他们生活质量的帮助。再举一个食品安全上的例子,2007年11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曼德尔森指出中国食品安全1%不合格也是不可接受的之后,做出回应,指出“今年1月到9月,欧盟对中国出口食品的不合格率是0.84%,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向欧盟出口食品的不合格率仅为0.2%,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产品的不合格率低于欧盟。如果你们置疑中方的统计是否客观和真实,我可以引用第三国的数字: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中国输日食品的合格率为99.42%,高于欧盟(99.38%)和美国(98.69%)。”[10]数据非常有力,如果这一说法能在同欧方谈判、对话中多次重复,在学者、记者交流中继续扩散,就能有力地澄清欧方的错误认识。


注释:


[1] 周弘主编:《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105页。

[2] 周弘主编:《欧盟的国际危机管理:2006-2007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页。

[3] Jochen Luypaert, EU-China summit to be overshadowed by trade rifts, Euobserver, 27, Nov., 2007.

[4] 汪蕊:“欧盟成立‘市场准入小组’,欲‘强行’进入中国市场”,《东方早报》,2007年4月19日。

[5] 赵晨:“怎么看欧中贸易逆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1月30日。

[6] 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对称与不对称性”,《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

[7]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赵晨译,《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

[8] Andrew Moravcsik, “Marxist Populism”, Prospect, Dec., 2007.

[9] 裘元伦:“欧盟经济的现状与未来”,《裘元伦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6页。

[10]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11-27/1089134.shtml,200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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