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何必给章含之涂上厚厚的油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17 次 更新时间:2008-08-05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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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 (进入专栏)  

名噪一时的章含之去世了。一般说,一个人过世以后,后人总要更多的肯定他生前的优点和业绩,以表纪念之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死都死了,何必老记着他的不是呢?这是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比较符合常情的态度。可是,这也不能另走极端,人为地隐恶扬善,无端地涂脂抹粉,任意把人捧上九霄。就拿这位女性来说,这两天大报小报、连篇累牍,说什么“一代名媛”啊,“著名作家”啊,“杰出的外交官”啊,还把那样的挽联“胸含海岳满腔深情历经风雨终无悔,国之瑰宝一代名媛笑谈春秋犹未尽”用粗体字标出,岂不炒得有点离谱了吧。而况,在我们国家,真正“胸含海岳”的人,真正“历经风雨”的人,真正大有功于国家的栋梁,真正与人民休戚与共的作家,往往得不到像样的悼念,在媒体上甚至得不到一席之地,这岂不太过颠倒了吗?

所谓名媛云云,当然涉及她的出身。众所周知,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章士钊曾任民国初期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任内曾压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运、酿成了1924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此颇受进步知识界的批评指责。但在危难时期资助过毛泽东,又是毛的老乡,解放后因而受到新政府的特殊厚待。而章含之本是上海滩的一名交际花(人称康克令西施)的私生女,后来为章士钊所收养,就此成了名门之后。

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他俩在学生时代(洪读大学,章读高中)相识相恋,“恋爱八年,结婚十年”,郎才女貌,本是人们称羡的一对,可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却又宣告离异。

按章自己的说法,离异之事和毛泽东的“指示”有关。1963年毛泽东过七十大寿时,举行家宴,请了几位湖南故旧,包括程潜、叶恭焯、王季范、章士钊等人,章含之随父赴宴。席间谈起章含之的专业,说是在外语学院教英语,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要她来教英语。其实,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本就是他的英语教师,毛的保健医师李志绥英语也不错,之所以又让章含之来,不过是消闲之道、“积极的休息”(林克语)罢了。每周让章含之去一次,大约一小时,除了“教英语”,便是聊天、散步,如此这般陪伴了半年光景。但这段经历却让章含之平步青云,随后就调进了外交部,再后来就结识了丧偶不久的乔冠华,再后来就当起了外长夫人了。

乔冠华倒真是个颇有才华的外交官,197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应对得体,风度翩翩,颇为世人瞩目。可惜晚节不保,“文革”后期投靠“四人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组阁名单中还准备封他副总理之职。“四人帮”倒台后,他这外交部长就当不成了。而在和“四人帮”来往中,章含之则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联络者,最直接的事例便是1976年那封“告御状”的信件(见附件)。信中提到康生病危,想起要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传话,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还要王、唐二人去找王观澜、吴仲超取证。王、唐二人跑来问乔冠华,是否认识这两个可以作证的人。这是发生在半年多以前的事,大概随着权力斗争的发展、随着乔章和王唐矛盾的发展,这时便成了章含之打小报告的材料。这封不寻常的信件,表面上是给毛泽东的、实际上却是讨好江青向江青通风报信的(江青得知以后暴跳如雷)。谁知毛泽东并不领情,反而批评乔、章二人,“借中央之刀”企图“杀害”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过,乔和章讨好“四人帮”的言行,已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他们也因此尝到了苦果。而这大概就是章含之的“历经风雨终无悔”吧。

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写了不少回忆录,特别是她同乔冠华的“十年风雨情”,写得真切动人,一时间似乎成了“著名作家”。但是学界不乏批判的眼光和质疑之声,觉得她无非是在给乔和自己正名、画像、甚至要戴上一些光环而已。

最值得瞩目的是她的前夫洪君彦,经过一番沉默以后,终于“忍无可忍”,站出来要作一番澄清。2004年起他在香港明报上发表《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的连载文章,后来因章含之病重住院,应女儿洪晃的请求,中断了一时;至2006年,他取得女儿的理解重新把文章写完,题目依旧,并在2007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洪君彦的这本书,详细叙写了他和章含之从恋爱、结婚到离异的全部过程。他的中心意思是要澄清章含之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的离婚的原因:因为洪君彦有了外遇,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自己解放自己”,才同洪离婚的。根据洪君彦的叙述,文革开始后,洪本人被作为“白专标兵”、“修正主义分子”而打倒,一再遭到红卫兵的批斗、殴打、游街、剃阴阳头等的折磨,又被迫住牛棚、监督劳动。这时章含之不仅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反而辱骂有加,使他痛不欲生。尤其令他痛心的是,正当自己关在牛棚里遭受折磨的时候,章含之同北京外语学院一位姓张的同事一起大串联来到上海,当时章在洪的大姐家暂住,结果竟与张在那里发生关系,被大姐撞见;以后回到北京又维持这种暧昧关系,连章士钊的妻子也多次提醒过他。从此洪章两人感情愈行愈远、终至破裂。

笔者不想过多地关注他们的感情纠葛,但是从洪君彦叙述的众多细节(实在没有理由怀疑这些逼真的细节叙述的真实性),人们不能不感到章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比如:

洪君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只好一直戴着帽子,即便回到家里也不敢把帽子脱掉,生怕吓着了才五岁的女儿。可是洗脸时一不小心给女儿看到了,女儿吓得大哭起来。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安慰孩子,可是章含之怎样呢?“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蹺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又比如:

有次周末,洪回到家里,他的外甥也在。章含之东翻西找,找出了当年两人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这些婚纱照本是章含之竭力主张下照的,“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么回事?”

又比如:

洪自从知道章有了外遇以后,常有戒备之心。有一次随手翻了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的生母)了’。”洪君彦为了考虑孩子的命运,后来对这一切还是忍了下来,但是始终“心如撕裂般痛”,妻子的行为无异是“在我背后捅了一刀”,“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

应该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夫妻两人中若有一人被整,另一人难免要考虑离异之事。但是多数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而"恋爱八年,结婚十年"的夫妻,在一方受到无端迫害时,毫无同情怜悯之心,反而尖酸刻薄、恶语相加的毕竟不多,如此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另觅新欢的也不多。而章含之之所以如此,看来并非偶然。有文章提到,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她就显示了政治上的投机性格。她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的。当时她揪斗“右派”极其积极,有一次在食堂用膳时,她领着一伙“反右积极分子”气势汹汹地进来,大喊口号,勒令“右派”学生站到桌子上去,不准他们吃饭。后来还是团委书记出面劝阻,才让“右派”吃成了饭。所以,“文革”一到,她当然本能地认为被揪斗的牛鬼蛇神从此完蛋了,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全都抛诸脑后,只觉得丈夫从此完蛋,自己必须另择高枝了。充当毛泽东的“帝师侍读”以后,这种心理进一步膨胀,于是后来的追求乔冠华,后来的积极向“四人帮”献媚,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有论者认为,如果乔的忠实伴侣、真正的女外交官龚澎女士还在的话,乔冠华也不至于晚年失足的。

斯人已去,我们本来不必太多地谈论她生前的种种缺失,但是,无聊(或无知)的炒作、肉麻地涂抹油彩,不免让人反感,所以就有上面的一番话。况且,借此回顾一下那个年代的人间万象世态炎凉,管窥一下那个年代残酷斗争相互厮杀的政治环境,反思一下那个年代对人性的扭曲和糟蹋,鉴古察今,恐怕也是没有坏处的。

(参阅: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明报出版社,2007年。)

附件:章含之给毛主席的信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俩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商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俩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青的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俩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车四月二十五日

摘自章立凡《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刊于《万象》,第八卷第六期(总八十五期),辽宁教育出版社,二OO六年九月出版。转引自《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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