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两张不同的时间表

——对《浙江大学新闻学科口述史》的一点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64 次 更新时间:2024-11-07 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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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 (进入专栏)  

【按:几年前,浙江大学传媒学院为纪念它的前身杭州大学新闻系创办六十周年,邀约十多位有关教师,口述所知道的该系历史情况,汇集出版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 (何扬鸣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该书由于访谈记录没有经口述人审阅、由于对某些口述人的简介不够妥当,出版后受到一些质疑和非议。但是既已出版,也就无可更改了。本人应约接受了两次访谈,由于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后来我将自己的访谈记录做了校阅订正,发于本人博客,并收入个人文集《夕照集》(2021年出版)。在该口述史出版前后,本人就书中的时间表述问题,和主编有过几次信件交流。现将其中一篇,刊发于此,供读者参阅】

口述史允许各说并存,这是对的。历史事实是复杂的,有人看到这一面、有人看到那一面,把各种看法都记录下来,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允许诸说并存,不等于不要在基本事实上辨明真相。特别在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史实的基本点上,窃以为,凡能够通过比较鉴别、相互质证获得确切答案的,就不要放弃这样的努力。如果只满足于留下一堆相互矛盾的说法,历史研究还有意义吗?

我粗读了这本新闻系的口述史,就发现其中有两张截然不同的时间表。主要是在八十年代复办新闻系的这一段,也就是系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阶段有两个主要的时间节点:1982年在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1988年5月正式复办新闻系。但是书中的具体说法却很有不同。

据俞月亭老师口述:他1978年来到杭大,中文系成立了以他为负责人的筹备组,筹备创办新闻专业。但遭到省委领导人薛驹的否定。直至1982年9月,总算正式成立了新闻专业,几经推让,确定由邬武耀、俞月亭两人负责。成员有张大芝、王欣荣、张英华、黄旦、徐忠民、徐艰奋等老师。期间拟创办供学生实习的“钱江晚报”未果,后来暗自办了西湖通讯社,自1985年到1986年止,影响不小。1984年各位教师商议,拟在新闻专业的基础上,发展成立新闻出版学院,正在杭州开会的胡乔木很支持,但省委宣传部始终不同意,只好作罢。俞月亭老师很失望,1986年3月,俞老师调去福建(后任福建电视台台长)。

我本人的回忆和口述是:1983年8月,经王中教授和省宣传部长于冠西介绍,曾联系过调来杭大的事(未果),当时具体接谈的是新闻专业负责人俞月亭老师。此后我曾来杭大做过两次讲座,接待人也是新闻专业负责人俞月亭或邬武耀老师。1986年在新闻教育界的成都会议上,本人结识了何微、桑义燐、张大芝,以后共同联系调来杭大复办新闻系的事,经过一番周折,1988年1月本人和桑义燐几乎同时调入了杭大。1988年5月,杭大新闻系正式复办。

可以看到,上面两人的叙述中基本史实是一致的,但又形成了互补,俞月亭说到1986年3月他被调走,本人说到了1988年5月新闻系正式复办。

可是下面却看到了另一个时间表,那是张大芝老师口述的:

1980年或1981年春,张大芝和校党委书记黄逸宾和谭石(新闻局长,但未写明那一级新闻局)一起去建德活动。同行的还有王欣荣老师。在那里黄逸宾提出要复办杭大新闻系,并确定要张大芝负责此事,明确地交代说:“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你去做就是了。”第二年,即1982年,中宣部处长洪一龙打电话通知张大芝说:中宣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到嘉兴办事,建议张大芝去嘉兴找钟沛璋谈复办新闻系的事。张大芝便和桑义燐一起去了。当时向钟局长汇报了重建新闻系的情况、汇报了办系的思路、介绍了办系的条件和调入教师等具体事宜,钟局长对此表示同意。从那次谈话后,张大芝老师就积极行动,“新闻系恢复后,第一件事情是调人。” “大概1983年或者1984年的时候,我们把人都已经差不多调过来了。”关于教师,当时已有邬武耀,可当副主任。然后“第一个调进来的是俞月亭”,接下来按顺序是张允若、桑义燐、王欣荣、吴工圣等等。

应该说后者口述的时间概念是有较大不同的。首先,复办新闻系的事整个提早到了1981年和1982年,而那时中文系新闻专业都还没有设立呢!要不要设立新闻专业都还在扯皮呢!张大芝老师本人那时还在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难道是抽出来专门筹办新闻系了?如果是,那末新闻专业为什么又叫邬武耀、俞月亭主持呢?其次,调人问题在1983和1984年就差不多了吗?其中尤其让人纳闷的是:“第一个调进来的是俞月亭”,俞老师早在1978年就来了,而且已经是新闻专业的负责人,还要你调吗?接下来所列的张允若、桑义燐是1987年着手调动,1988年1月才来的,并不是1983和1984年的事。还有,说1982年(?)去见钟沛璋,同行的是桑义燐,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新闻专业的两位负责人呢?那时桑义燐还在西北大学呢!他不是1988年才调来的吗?

前面说过,同一件事说法不同可以理解的,但是差别如此之大,总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会不会在年份上有口误、记忆失误或文字整理时的失误?这就是通常需要当事人对记录进行认真校阅的一个重要理由。

作为史书的编者或审阅者,面对这类差别巨大的说法,至少应该做出如下努力:一、将不同的说法在口述者间交流,请双方复核自己的说法,并且相互比对、质证。二、寻找有关的旁证,包括寻访在场的第三者,查找有关的档案或书证,进行比对。三、将上述结果以注释的方式写入书中;万一没有明确的结论,也要提醒读者自行注意并思考这些不同的说法。总之,我们的口述史,应该有助于正确地表述历史,有助于后人客观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留下一堆相互矛盾的史料,让后人无所适从,甚至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考古挖掘式的考证。如果这样,岂不愧对后人了?还何谈修史者的历史责任感呢?

还有,在这本书的末尾,编者撰写了一个系史大事记,虽然写下了1982和1988两个时间节点,但是十分简略,完全回避了上述两种不同的表述;而且提到1982年中文系新闻专业负责人时,只写了邬武耀一个名字,对俞月亭老师提也不提,这到底是疏忽呢,还是别有原因呢?

(写于2017年5月,此次刊发,略有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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