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获得今日我们所通常所理解的含义，最早起源于19世纪晚期欧洲。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论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被广泛运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政见的文人。他们可以是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或大学教员，但他们为了捍卫正义、真理等普遍价值而走出自己的职业领域，利用自己的声誉进行公共辩论。与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对公众舆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知识分子现象是现代大众社会的独特现象。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伟大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知识史及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西方社会政治意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论述知识社会学方法时所指出的，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理解一个时期社会政治意识必须关注的。法国学者米歇尔•莱马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的《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一书，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史研究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读本。

《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不是一本休闲读物，而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它是2001年10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举行的一次主题研讨会的产物，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该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一组关于知识分子的国别研究的论文，涉及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第二部分的论文从知识分子与出版业、文学史、思想史、视听媒体的关联对知识传播的方式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为人们描绘了科学界、教育界、艺术界、戏剧界、影视界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形象。第四部分包括一组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其他特殊主题的论文。第五部分在比较的视野中对知识分子史进行了跨学科、多视角的探讨。左派与右派的角逐，精英与大众的对抗，不同国家知识分子历史的不同图景……本书为人们展现了一幅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画卷，该书更是相关研究人员必读的重要参考资料。

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使用时，多少带有一点法国色彩。法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联，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学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是颇为突出的，朱里安•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都是法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经典之作。与这些著作不同的是，通过《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这本书，我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理解西方知识分子现象。例如，法国、德国、英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一点往往未能引起中国学人的足够重视。

法国知识分子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便一直积极参与政治，左拉、巴雷斯、纪德、阿隆、萨特等都是十分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有不同，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兴趣、他们的法兰西激情是共同的特点，事实上，法国知识分子确实在法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与法国知识分子不同，德国知识分子则有着自己的特点。根据汉斯格德•舒尔特的描述，德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追随乌托邦式的教条，却没有在现实中做出政治行动的勇气。他们把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危机看作是精神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是文化危机而不是文明危机，结果是20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意识领域为纳粹主义所占据。即使在“二战”以后，某种意义上由于政治文化的不同，德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仍是一个蔑称甚至是一个侮辱性的称谓，他们被当局看作是自以为是、喜欢闹事的社会寄生虫、散布邪教的传教士。德国知识分子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也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低姿态”的特点。至于英国知识分子，情况就更为不同了。英国到底有没有法国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是个人言人殊的问题。英国人确实不喜欢用“知识分子”一词，他们更喜欢用社会批评家、政治理论家等称谓，“知识分子”对英国来说是舶来品。不过，克拉里斯•贝尔特泽纳在论文中指出，如果不把知识分子局限于政治反对派、社会批评者的角色，大体还是能谈英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他指出，英国知识分子也涉足政治，也曾参加20世纪三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但他们更看重事实与常识，在争论中表现得更为冷静与理性，他们的批评更多的是体制内部的、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反政权的声音。这与我们对英国政治一般所具有的温和贵族色彩印象也是吻合的。

知识分子现象是一面棱镜，它折射了各国社会政治的不同特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种媒体比书籍对大众发挥着更大的影响，知识分子在公共舆论塑造与引导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新的视听手段、网络技术也助长了知识分子的自恋和偏激，他们有时沉溺于哗众取宠的个人表演，而不是真心地去讨论公共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被译成中文，并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法）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顾元芬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4月6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