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丛丛:叶嘉莹:故园春梦总依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6 次 更新时间:2008-05-13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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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丛丛  

早在炎炎盛夏,记者就拟定对叶嘉莹的采访。不料被告知,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每年要等9月新生入学时方才归国。好容易9月中旬等到她归国的消息,又得知她月底要赴台湾讲学,10月中旬才返天津长住。忐忑之间,记者冒昧表达了采访之意,不想先生欣然应允,更把时间就近约在周日的夜晚。问她习惯何时入睡时,先生微笑说:“我倒没有很早睡觉的习惯。”

倾听叶嘉莹的故事,如同倾听一曲曼声低吟的长诗,聚散悲欢,人间哀乐,却又有一种历经岁月淘洗的不动声色与含蓄温厚。见过叶嘉莹的人都知道,先生那份自内而外散发的从容风度,必定会给她述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投注上古典隽永的色彩。因为,那原是她生命的色彩。

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京城北平一个古老的家族。原与纳兰成德同里籍,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纳兰,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氏。叶嘉莹并无姊妹,仅有两个弟弟,旁系之中也再无女儿。父辈们对她的教育,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因而幼时家学为叶嘉莹终生结缘于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养成了她早年羞怯、安静而“独善其身”的性格。

身为书香世家中的长女,叶嘉莹自幼深受旧学熏陶。其父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工于书法。三四岁时,父母始教她认读汉字。六岁时,家中请姨母做家庭教师,教她学习语文、算术和习字。叶嘉莹开蒙所读的一本书即为《论语》,姨母教学,以讲解其中的道理为主,而且注重背诵。孩童时代留下的鲜明记忆,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直至今日,《论语》依然是叶嘉莹背诵得最熟的一部经书。而《论语》中的哲理,也随着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来愈深入的体悟与印证,可谓终生受益。这也是叶嘉莹在教育方面,何以主张从孩童开始习诵古典诗书的原因:以孩童鲜活之记忆力,诵古代之典籍,如同将古人积淀的智慧存储入库;随着年岁、阅历和理解力的增长,必会将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叶嘉莹幼时居住在京城旧式的四合院内,与伯父伯母同居一院。伯父叶廷乂,旧学修养极深,尤喜诗歌联语,因膝前没有女儿,对这个冰雪聪明的侄女,乃有一种特别的垂爱。平居无事时,常与她谈讲诗歌,鼓励她试写一些绝句小诗。伯父与父亲都喜爱吟诵,叶嘉莹也就养成了吟诵的习惯,虽然北京口音没有入声,但她从小就懂得将入声字念成短促且近乎于去声字的读音。因而别人或许难以入门的诗歌声律平仄之规律,于她而言,却是从幼年就已烂熟于胸了。

初中时,母亲曾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叶嘉莹对其中收录的李后主、纳兰成德等人的短小的令词十分喜爱。因为小令的声律与诗歌相近,她也就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那时她住在祖居的大四合院的西厢房,一明两暗,弟弟们在外屋与同学排演话剧,喧哗热闹,她只埋首于里间小屋念书填词,自得其乐,丝毫不受扰乱。

《词学小丛书》末册附有一卷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引起了叶嘉莹极大的兴趣。因为她那时虽然对诗词有一种直觉的喜爱,但并不懂得如何鉴赏。而《人间词话》中一些评词的章节,引起了她“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感动,那些真知灼见中闪现的灵光,一旦与自己的感受有暗合之处,她便怦然心动、欣喜无已,这是叶嘉莹与王国维先生之精神最初的邂逅。“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此时的叶嘉莹,尚是“翠袖单寒人倚竹”的弱质少女。多年后,静安先生将以另一种方式,提点与阔大她的人生。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1941年夏,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时值抗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她的父亲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与家中断绝了音信。同年9月,其母因癌症住院,术后不久即去世。叶嘉莹便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沦陷区中,生活艰苦,幸而一应家务尚有伯母操持,叶嘉莹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古人云“愁苦之言易工”,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读大二那一年秋天,课堂里来了一位顾随先生,为国文系讲授“唐宋诗”。顾随先生字羡季,号苦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不但具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对诗歌具有一份天赋的“锐感”。

顾先生讲课,总是款步迈上讲台,随心拈举一个话头,就能引申发挥。有时候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由于他讲课旁征博引、全任神行,并无任何课本可凭藉,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到一字不差。

顾先生器重爱护这个资质出众的弟子,与她有不少诗歌唱和。不仅为她批改诗作,还从诸多方面给予嘉勉。有一次,顾先生在课堂上取雪莱《西风颂》中“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境,写了两句词:“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颇具慧心地将这两句填写成一阕《踏莎行》: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词前还有一行“小序”:“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顾先生阅后的评语是:“此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为顾先生早年词集)。”

在抗战乱世的课堂上,顾先生拈举出雪莱的诗句,暗含有与同学们互相慰勉的深意;而叶嘉莹在小词中之敷演,与先生本意正是一脉相承。祖国河山横遭劫难,而师生间以具有蕴寄特色的诗词唱和,表达同仇敌忾之心与相互慰勉之情,是一种高尚的诗心交流与共鸣。

顾随先生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如周汝昌、黄宗江、吴小如者,如今都已是著名的前辈学人。而堪称先生之第一传法弟子的,却惟有叶嘉莹。顾先生曾在1947年寄叶嘉莹的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叶嘉莹后来虽多经羁旅坎坷,乱离中失物无数,但一直将顾随先生的课堂笔记保存得完好无损。1982年,她曾将整整8册笔记交给顾随先生之女、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顾之京,并协助她整理成七万字的《驮庵诗话》,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全集》;又于2005年,将剩余的全部笔记交由顾之京,整理为《顾随诗词讲记》一册,2006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60年前顾先生谈讲诗词之兴会淋漓、音容神韵,终于落定于纸幅之上。

好待秋成佳实熟,说与西风尽浪吹,飘零未可悲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

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入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出,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因为思念故土,叶嘉莹曾梦到自己站在北平一所学校的黑板前给学生们讲课。台南凤凰花开时,她还写过一首《浣溪沙》的小词: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岁月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不久后她也经友人介绍,转到台北二女中教书,后又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五岁,幼女刚出生。有一年她同时兼了四班国文课,加上作业的批改,自然极为疲累。兼之那时她染上了气喘病,一呼一息间胸腔都隐隐作痛,感情上亦不顺遂。生计的压迫、身体的羸弱与精神的患难叠加,更有一种寂寞悲苦之意。那时她常常记起的词句,乃是王国维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开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她仿佛觉得自己也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尚未开花,便已飘扬零落。然而叶嘉莹还有十分坚韧的一面,无论内心有再多忧苦,也能保持表面上一贯和愉平静的风度。因此她在讲课时,总能保持着精神的饱满飞扬。

1956年,台湾“教育部”邀请叶嘉莹谈讲诗词,后来又几次致函索稿。她推托不下,便想起那些素日萦绕盘旋于脑际的、王国维先生幽怨悱恻之词句,信手拈来,写了一篇《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可以说既是叶嘉莹对王国维研究的开始,也是她在诗词道路上由创作转向评赏的开始。

之后,不断有友人索稿,她就又陆续写了《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说陶渊明的任真与固穷》,以及《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论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等文稿。前辈学人缪钺先生曾评价,她写陶渊明,能“独探陶渊明为人及其诗作之精微”,又说谈李杜交谊一文,能“探索诗人之用心”,“并寄托自己尚友古人之远慕遐思”。

叶嘉莹早期的评赏作品,是从对诗歌的主观欣赏开始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乃是全以自己读诗之感受及心得为主,颇有一些近于陶渊明之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及欧阳修之所谓‘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的意味”。然而这恰恰成了其文字的魅力所在。她通过自己诗人的秉赋与真诚的感触,将古典诗词圆融自足的奇异境界,生动的传递出来,毫无时光弥远的隔膜。内在情境之美,飘然而至,可触可摸。尽管这似乎并不符合现代学术论文的要求,却由于诗词中的意境与她的心境相符,在这种超越今古的人类通感的共鸣之中,反而能探触到一些诗歌感发的本质。这是叶嘉莹日后治学与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正暗合了漫长的古典文化源流中“兴于诗”的传统。

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郑骞教授曾对她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郑先生是顾随先生的好友,对顾随了解极深。他认为这条路并不好走,但他却很欣赏叶嘉莹的作品,认为她确实已“得其神髓”,传了顾随先生的衣钵了。

1966年,叶嘉莹以台湾大学交换教授的身份赴美国讲学,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因为台大规定交换教授两年后必须再回校服务,1968年叶嘉莹便把丈夫和女儿留在美国,孤身一人返回台湾。两年后她原拟重返哈佛,却由于种种原因,百般受阻,最后留在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并接家人来团聚。

加拿大的课程需要用英语讲授,叶嘉莹每日必须用大量的时间查字典备课。她在阅读西方文论的过程中,颇受启发;对诗词感发力量的由来,更有了一番理性探微之阐释。

笔者也是古典诗词爱好者,谈起这个有趣的话题,自然有一番讨教。叶嘉莹解释道,西方文化具有逻辑性、思辨性,讲究条分缕析;而中国是诗的国度,重视的是内心的感动。最初的古典小词,内容多写美女爱情、伤春悲秋,让人不知评赏该从何入手。清朝的张惠言曾说小词里有诗人的比兴寄托,被王国维斥为“牵强比附”;但王国维自己又从小词中看出成大学问大事业的三种境界,还说南唐中主的“菡萏香销翠叶残”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他们都感受到在小词的文本以外,还有一些意蕴,但究竟为何,却没能阐述清楚。而她注意到,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接受美学、解析符号学等,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些问题。

面对众多的文学理论应该怎样取舍?叶嘉莹强调:“对任何理论都不可盲从,我只取那些合乎我讲授诗词需要的。”她引用解析符号学家克里斯托娃的话说:“我不属于任何一派理论,我选择的是我自己的道路。”

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这是叶嘉莹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时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叶嘉莹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王国维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个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

还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同学抄了几首王国维先生的《蝶恋花》给叶嘉莹看。“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这样凄美的句子立刻使她产生了共鸣,方知《人间词话》的作者,原来还有这样缠绵哀感的小令。她一下子爱上了王国维的词,便到图书馆借阅他的全集。不料一看之后,又失望又讶异:失望的是,王国维遗留的词作并不甚多,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还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证著作;而更可讶异的是,王国维竟然以51岁的盛年,自沉昆明湖而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坚决地抛弃了自己从前一切的兴趣和爱好?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他毫不顾惜地结束了自己正当盛年的生命?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叶嘉莹的脑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嘉莹离开哈佛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计划,之后屡遭变故,几经耽搁,才于1970年重返哈佛,将计划完成。而多年前困扰她的疑问,也慢慢彰显了答案。

王国维在民国初年留下遗书,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理由,决然自沉。叶嘉莹研究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国维需要的是一个纯然客观的研究环境,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乱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一份超然的立场,就他曾经入值溥仪“南书房”的身份而言,几乎是既不可能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但由于王国维既有一种悲观性格而不能作积极进取的行动,又怀有过于崇高的理想而无法随波逐流,在政党倾轧、军阀混战的乱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绝境,才决意一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后一点清白。

叶嘉莹自述其早年颇有“独善其身”的性情,除读书外,鲜有交际,对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对政治更是绝口不谈。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堂兄曾以四句戏言相赠:“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这种“清者”的自持,与王国维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叶嘉莹充满了对王国维“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叶嘉莹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相关书籍,对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过程的记述,也都有了阅读的兴趣。涉猎既宽,也就逐渐认识到从前惟知“独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一种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于是1974年春,叶嘉莹便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又增加了一篇《余论》,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就从一味的倾慕赏爱,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后,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她都会留心报刊上有关大陆的消息,对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是远之惟恐不及,而是参与之有所不足。

采访叶嘉莹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叶尽脱”的时节,这是曾给过王国维先生以灵光的季节。而叶嘉莹以83岁高龄,尤叹息虽则混沌乱世未曾给静安先生一个良好的环境,但静安先生以极高的天赋而在学术事业的盛年自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损失。所谓“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是也。叶嘉莹认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实现,但关怀的仁心不可丧失,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负年华性命、时代与家国。

叶嘉莹提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内镇日研读静安先生的那个暑期,有时在夜晚她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甬道中走过,竟会感到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时对静安先生之早逝,她曾有过“不得亲聆教诲”的悲慨,而廿载之后,静安先生终于以遗留于历史尘埃间全部之生命,给她以极大的启迪。

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用异邦语言讲授故土的诗歌,毕竟有所隔膜,失落了那任意发挥的挥洒自得之乐。加之长在心头的那一份“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的情怀,叶嘉莹一直怀有归国讲学的愿望。1978年改革开放,叶嘉莹终于投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信。

那是温哥华暮春的黄昏,家门前的树林之上,落日融金,倦鸟归巢。她穿过树林走到马路那一边的邮筒,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春光即将长逝,向晚的光景唤起了叶嘉莹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金色的余晖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华虽美,也终将飘零;而自己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究竟何日才能实现呢?于是她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馀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阴。

申请信寄出后,她时刻关注着国内教育方面的消息,一段日子以后,终于如愿得到回音,国家安排她到北京大学访问讲学。在北大短期讲课以后,叶嘉莹便受恩师顾随先生之好友李霁野先生的坚邀,转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当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讲授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课两次,地点在主楼一间约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讲课开始后,同学们反响极为热烈,慕名而来的更有许多天津其他院校的学生,临时增加的课桌椅一直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以致于有时叶嘉莹想要走进教室、步上讲台都十分困难。

中文系无奈出一下策:只有持听课证的同学方可入场。这一来引起了其他院校学生的不满。天津师范大学一个伶俐姑娘想出对策,竟然找来一块萝卜刻了一个文学院图章,自制了一个假听课证。一时间,真假听课证统统洛阳纸贵,叶嘉莹上不去讲台的困难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每回上课,教室的阶梯和墙边,依然挤满了或坐或立的人。

30年光阴驰过,回顾这段往事,叶嘉莹依然忍俊不禁,抚掌直笑。她告诉我们,当年那个刻萝卜图章的姑娘徐小莉,如今已是天津电大的老师,仍然一有机会就来听她讲课。“我30年前的那些学生们,现在还来听我讲课的,还有很多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叶嘉莹凡有暑假年假,必定回国讲学。她曾应邀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湖北大学、湘潭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等几十所高校讲学;又应各社会团体邀请举办了数次颇有影响的古典诗词系列专题讲演。凡开讲时,必定人头攒动,从七八十岁的学者,到十七八岁的青年,无不喜爱赞许。1981年叶嘉莹在杜甫草堂参加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期间,与前辈学人缪钺先生,还曾有过一段知遇之缘。后来与缪先生合著《灵谿词说》,更被缪先生许为“晚年第一知己”。

叶嘉莹还记得当年第一次离开南开时,最后一晚为学生们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起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她与学生们,就这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直到熄灯的号角吹起。这正是:“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1989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每年有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其余时间则活跃在加拿大、美国等国际诗词讲坛上。

1991年,叶嘉莹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同年应南开大学要求,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4年后在海外募得蔡章阁先生捐助的资金,修建研究所教学大楼,并将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1995年,叶嘉莹在指导博士生的同时,开始教少年儿童学习古典诗词。她与友人合编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为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她又亲自吟诵编选的一百首诗,给读本配上了磁带。此后,她又多次到电视台教少年儿童吟诵诗歌。

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

叶嘉莹一生以传薪为乐,直至花甲,直至古稀,直至耄耋,至今仍汲汲于授业,今年门下还新增了1名硕士、2名博士,1名博士后。

叶嘉莹一生际遇坎坷,多经离乱,而不幸中之大幸运,乃是她得以终生与古典诗词相随相伴。

卅载前叶嘉莹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曾写过一首绝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一生景仰屈原和杜甫,而屈原追索理想的执着精神,杜甫心忧天下的入世情怀,同样浸透在她的生命里。“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高枝上的“花”象喻着她热爱的古典诗词,让她终生念念不忘的,乃是古典诗词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王国维永远息肩于颐和园内、鱼藻轩前的湖水之时,叶嘉莹尚未年满3岁;髫龄学诗前尘里,父亲与伯父之音容笑貌犹在目前;曾与她有过恩师之情谊、知音之遇合的顾随先生、缪钺先生,亦已仙逝;唯恩师之教诲,还在世间传扬——

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教诲,如今,她正在以身体力行实践之。

吴丛丛,光明日报记者。

本文于2007年11月4日首发于光明日报人物副刊,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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