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垒,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朱熹祭祀思想研究”(2025CZX012)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原道》第51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第272—285页。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
内容摘要:早期儒家相信只要以诚敬祭祀,就能获得“祖考来格”的效果,但他们并未对这一内在理路作出解释,这就使其在合理性上存有疏漏。朱熹看到了这个问题,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朱熹以理与气说明了祭祀感格的发生依据,以心与气说明了祭祀感格的内在运行机制,并论证了祭祀时祖考亡魂的客观存在,为“祖考来格”进行了论证,说明了祭祀感格的合理性。朱熹的诠释和调适是对儒家祭祀理论的推进,为儒家祭礼奠定了内在信仰根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朱熹;儒家;祭祀;感应
一、引言
儒家自古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它是后代子孙报本反始、表达孝敬之心的重要方式。祭祀之礼在儒家可源远流长,早期儒家经籍《礼记》中的《祭统》《祭义》等篇对此就有颇为详细的讨论。
在早期儒家思想中,祭祀的对象是鬼神,而就祭祀而言的鬼神实质上是人的魂魄。《左传·昭公七年》曰:“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阳曰魂。”〔1〕孔颖达疏曰:“人禀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曰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2〕人之生是形气的结合。魄是“形之灵”,是人形气中的“耳目心识,手足运动”等身体知觉。魂是“气之神”,是人形气中的“精神性识”,是人的各种意识活动。当人在世时,魂魄当然存在。但人死亡后,魂魄并非就意味着消亡。 《礼记·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3〕人的生命结束后,魂魄离开形体出现飞升和下降的分离。魄本附属于形,故随形而埋葬于地下。而魂气归于天,不与形体俱灭,散布于天而无所不往。祭祀的目的,就是招魂复魄,希望死者的魂魄会合,能像生前一样在另一个世界活着。而祭祀所招之魂魄,其实即指鬼神。在《礼记·祭义》中,对祭祀的这一意义进行了清晰的叙述: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4〕
孔子在这里回答了鬼神为何物的问题。人生时之魂气,在死后被称为“神”。相应地,人生时之体魄,在死后被称为“鬼”。所以,魂魄与鬼神,其实是同实而异名。既然鬼神是在人死后对魂魄的一种称呼,那么祭祀的招魂复魄,也就是聚合鬼神。
就祭祀而言,它是子孙报本反始的方式。这种报本反始,可以说就具体呈现在子孙对祖先魂魄的感格上。中国古代有“死而不朽”的观念,而实现不朽的前提,就是享受后世子孙绵延不绝的祭祀。而在早期儒家的理解中,祖先之魂魄、鬼神之所以能够与子孙发生感格,主要是因为子孙祭祀时的诚敬。《礼记·祭统》云: “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外则尽物”指祭祀时要准备详尽的器物。 “内则尽志”指祭祀者内心要毕恭毕敬,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只要做到了这两项,就能够“交于神明”,〔5〕与祖先之魂魄相感通。在这样的仪式中,祭祀者通过斋戒净化身体、意识与所处的时空,从而将祖先的魂灵由幽暗中召唤而出,恍惚之间而与神明相交。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儒家虽然相信只要以诚敬祭祀,就能获得“交于神明”的效果,但并未对这一内在理路作出解释。换句话说,祖先已经不在人间,子孙祭祀时的诚敬,何以能够产生“交于神明”的效果?早期儒家主要是从“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可能性的,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讨论,揭示其内在原理。所以,这就很有可能招致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宋儒黄榦就曾对此提出质问:“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顷,虽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来格?”〔6〕黄榦这一发问,无疑是直击早期儒家祭祀理论深处。显然,早期儒家并不能从正面作出回应。如果不能对诚敬与“祖考来格”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说明,那么儒家的祭祀理论便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义理性更强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更在这一问题上向儒家发起挑战。例如,宗密《华严原人论》就曾对儒家的生死观、祭祀观进行批评。所以无论是出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还是出于外部环境冲击的压力,儒家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正是在这一大的思想背景下,朱熹对儒家的祭祀理论重新展开诠释。对于朱熹来说,他不能再像早期儒家那样,单纯强调诚敬即能“交于神明”,因为这样不能说明儒家祭祀之礼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必须从祭祀的内在向度对“祖考来格”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解释。〔7〕
二、理与气:感应的发生依据
感应在古代起源甚早,可以上溯至交感巫术。〔8〕感应的观念认为世间万物存在一种普遍的关联,强调事物有一种互动关系,指双方相互作用有反应,由于相互作用必有沟通而联系在一起。在对感应的解释上,不同的流派、群体是有差异的。 “官方学者的解释却完全以官方宗教和道德的范畴作准则:他们只能将事件的意义与国家的福祉、朝廷的政局,以及皇室的安危相联系。民间信仰强烈的、突发的个人性因素与学者或官方冷静的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照。”〔9〕与此不同,宋明理学家的解释,主要是探究感应的发生机制、根据等问题,对感应作出理论化的阐释。
就感应的发生依据来说,中国古代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类的相同,比如《易传》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0〕和《吕氏春秋》中的“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11〕,这一观点注意到感应中气这一因素;二是主张不同类的事物也可以发生作用,这一观点突破了狭隘的“类”的观念,认为天地万物同属于更大的“类”,它们有着共同的本质以相沟通,所谓“天地一气”就是对其感应机制的一种解释。
朱熹突破了上述解释方式,他通过理气概念建立了一套更加细致、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说明了感应的发生。
朱熹认为,万物的生成都是出于理与气的结合:“阴阳是气,才有此理,便有此气;才有此气,便有此理。天下万物万化,何者不出于此理?何者不出于阴阳?”〔12〕理和气的作用是万物发生、变化的条件,也是事物相互感应的基础。当然,在感应过程中,理和气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虽然理和气都是万物生成、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毕竟以理为主”。理是气的根据,若没有理的存在,就不会有阴阳二气的交感,所以感应的最终根据在于理。朱熹说:“也是他里面有这道理,方始感发得出来。若其中元无此理,如何会感发得?”〔13〕感应的原理是理,先有感应之理,然后感应才会发生。如果没有感应之理的存在,感应便不会发生。
在理气关系中,虽然理是气的根据,但气是理的载体。朱熹说:“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没有气,理就无所附着,其作用便无法实现。所以,气是感应发生的现实基础,“二气五行,交感万变”〔14〕。虽然理是感应发生的根据,但它依附于气,它的作用只能通过气来实现。所以,感应其实是通过气感来实现的。由此,世间存在的诸多感应现象,都可归结为阴阳二气的相感。比如在昼夜交替上,“昼极必感得夜来,夜极又便感得昼来”〔15〕。在春夏秋冬的轮回上,“春夏是一个大感,秋冬则必应之,而秋冬又为春夏之感。以细言之,则春为夏之感,夏则应春,而又为秋之感;秋为冬之感,冬则应秋,而又为春之感,所以不穷也”;在人的呼吸上,“今以鼻息观之,出则必入,出感入也;入则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则有应,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16〕
正因为万物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气,所以感应是普遍存在的。朱熹指出:“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17〕无论是昼夜交替、四季轮回,还是动静语默、生死出入,抑或是历史盛衰、人事兴废,感应之事可以说无处不在。感应之理支配着宇宙间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种精深而又繁复的天地大化之道。学者的任务,就是认识到这种天地大化之道,进而充分发挥其作用,“研精义理于内,所以致用于外;利用安身于外,所以崇德于内”〔18〕,这就是朱熹感应学说的精神所在。
就儒家祭祀所强调的“祖考来格”来说,它指逝去的祖先之亡魂感格子孙祭祀之诚敬而降临,这其实就是一种感应之事。它既然是一种感应,那么也以理气为发生依据。
又问:“人死则魂魄升降,日渐散而不复聚矣。然人之祀祖先,却有所谓‘来假来享’,此理如何?”曰:“若是诚心感格,彼之魂气未尽散,岂不来享?……夫聚散者,气也。若理,则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为一物而为性也。但人分上所合当者,便是理。气有聚散,理则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气亦未便散得尽,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19〕
人死后,气虽然是消散的,但并未散尽,而理又附着于气。虽然人的生命会结束,但其理与气并未消失,所以仍然可以与后代子孙发生感格。朱熹以理气说明祭祀感格的发生,为祭祀感格建立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依据,可以说极具个人创见。
三、心与气:感应的状态与实现
理和气只是说明了祭祀感格发生的依据,并未说明其具体状态以及怎样实现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朱熹通过心与气进行阐明。
中国古代的哲人很早就注意到,世间存在的很多感应之事都与心有着密切关系。例如荀子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20〕不同的声音能够使人心产生不同的感觉,比如淫声会使人心生乱德,而圣王所作之乐,则能感发人之善心。又如《礼记·乐记》曰:“乐者,心之动也。”正是由于人心有所感,才产生了艺术。而且对艺术的欣赏和体验,也离不开心,“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21〕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以心感来解释通感了。
朱熹延续了中国古代心感的传统。在朱熹思想中,心是个人进行工夫修养以促成感应的逻辑起点,是感应发生的重要场域。他说:“心无私主,不是溟涬没理会,也只是公。……心无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则遍天下皆寒,热则遍天下皆热,便是‘有感皆通’。”〔22〕人秉持公心,“心无私主”,便能实现感通。相反,若是私心杂念掺杂其中,则感格不通。那么,怎样才能让人心没有私心杂念的干扰,一直出于公心呢?这就需要使人心保持虚明的状态。朱熹说:“圣人之心,莹然虚明,无纤毫形迹。一看事物之来,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随物随应,此心元不曾有这个物事。”〔23〕保持人心“莹然虚明”的状态,才能使感通无所阻碍而自然发生。所以,朱熹主张诚敬的工夫来修养此心:“此心常存在这里,只是因感时识得此体。平时敬以存之,久久会熟。”〔24〕人时时以敬来涵养此心,则心之本体益明,感应亦会愈加自如、灵敏。可见,诚敬实则在心之感应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它是心感得以实现的保障。
就儒家的祭祀感格来说,它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心感,这与人死后魂魄的状态有关。朱熹说:“人死,虽是魂魄各自飞散,要之,魄又较定。须是招魂来复这魄。”人死后,体魄下归于地,其存在状态较为固定。而魂则是上归于天而无所不往,其存在状态游散不定。所以,祭祀主要是感格祖先之亡魂。而对祖考之亡魂的感格主要是通过子孙祭祀时的诚敬实现的,诚敬又是一种心理状态。因此,祭祀感格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相感,也就是子孙的精神与祖考的精神之间的感格。朱熹明确指出:“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盖谓此也。祭祀之礼全是如此。”〔25〕祭祀感格具体来说,就是子孙以自己的精神去感格逝去祖先的精神,这就是祭礼主旨的体现。
既然祭祀感格表现为生者与死者之间精神的相感,那么,这种精神相感得以实现的机制是什么?朱熹明确认为,其机制就是气,他说:“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这屈伸往来者相感通。”〔26〕天地之间无非是气,连续不断、往来屈伸,而人的精神运动伴随着气的运动,所以便发生了感通。此处,朱熹明显是发挥了张载的气的观念,以气来作为感通的中介,来说明心之感应如何发生的问题。当然,要实现“祖考来格”这一祭祀效果,还要保证生者之气与逝者之气属于同类。
问:“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问:“子孙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毕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如水波漾,后水非前水,后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孙之气与祖考之气,亦是如此,他那个当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这里。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气在此。”〔27〕
虽然人死后魂魄是散的,看似什么都没留下,但在祭祀这个特殊的场合中,由于祭祀者的“诚敬”,再加上与逝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仍能够使祖先精神出现在祭祀的礼仪空间中,与子孙发生感格。这就如同水波一样,后面的水波能够再现前面的水波。而这种感格发生的内在机制,就是祖先与子孙同属一气。祖先与后裔同属一气是儒家一贯的观念。在儒家看来,虽然万物从本原上是由天地所生,但父母是人的形气和生命的现实来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每一个个体都存在于家族的血脉传承当中。自我的身体不仅是我的身体,也是祖先、父母的身体,与祖先、父母形成共有共在。由此,子孙祭祀时的所思便是祖先、父母生前魂魄的体现,聚己之精神则能感格彼之精神。
子孙对祖先的祭祀,能够实现“祖考来格”,是因为两者同属一气,气类相属。这说明,生者的祭祀对象必须与自己具有气的关联性,这样相感才有合理性,才能实现相感,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只为这气不相关”。这保证了祭祀的正当性,不能随意乱祭。如果祭祀者与祭祀对象没有气的关联性,祭其所非祭,感格便无法实现。子孙和祖先是血缘关系,当然是气类相属,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朱熹尤其指出,除了子孙祭祖先具有合法性之外,还有两种情况是合理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朱熹说:“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虽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地,便是他气又总统在我身上,如此便有个相关处。”〔28〕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也是现实中较为常见的祭祀活动。天地不是天子的“祖宗”,山川不是诸侯的“祖宗”,五祀不是大夫的“祖宗”,但天子依然去祭祀天地,诸侯依然去祭祀山川,大夫依然去祭祀五祀。这些祭祀活动之所以是合理的,就是因为天子是天地之主,诸侯是山川之主,大夫是五祀之主,正是这个特殊之处,使天地之气“总统”在天子身上,山川之气“总统”在诸侯身上,五祀之气“总统”在大夫身上。这样一来,天子与天地、诸侯与山川、大夫与五祀之间便有了“相关处”,其祭祀活动便能够起到感格的效用。第二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者去祭祀儒家圣贤。朱熹说:“圣贤道在万世,功在万世。今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心,便是负荷这物事,此气便与他相通。”〔29〕学者虽然与儒家圣贤没有血缘关系,但却与圣贤有道的联结,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任务和使命,仍然有气的“相通”,所以祭祀过往圣贤正当且合法。总之,朱熹通过气的关联性,对祭天地山川、祭圣贤等祭祀活动进行了一种合理化阐释,诚如田浩所说:“朱熹为祭祀那些族谱之外的人的习惯做法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不过,通常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他强化了关于谁可以祭祀的规定,并且突出了祭祀者与接受恰当祭祀的神灵之间的‘属’和‘气类’的联结关系。”〔30〕
概言之,祭祀更多地是实现生者的精神与死者的精神之间的相感,这种感格实现的机制在于气。“祖考来格”的实现,主要就是通过心与气来实现的。生者与逝者的心气交感,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当下的共在世界。
四、“发见昭著不可掩”:“祖考来格”的确证
理与气、心与气说明祭祀感格的发生依据和机制。而要想论证“祖考来格”的合理性,还要对一个问题予以说明:祖考之亡灵是否会真实地出现在祭祀这一礼仪空间中?如果祖考之亡灵并不是真实地出现,那么儒家强调的“祖考来格”终究不能令人信服,儒家祭礼仍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以,儒家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并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很早就作过一定探讨。荀子说:“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31〕这里的几处“如或”隐含地表明,在祭祀时鬼神并非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而主要是出于祭祀主体的一种心理想象、假设。这一点,在《礼记·祭义》中也有体现:“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32〕这里的“思”,即对祭祀主体心理活动的一种描述。它同样强调的是,祭祀主体想象鬼神出现在仪式中,从而作出一系列的举止动作。《中庸》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郑玄注曰:“人想思其傍僾之貌。”孔颖达疏曰:“言鬼神之形状,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见其形也。”〔33〕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表述得更加直接和清楚。在祭祀礼仪中,祭祀对象并不会真实地出现,祭祀主体需要想象其出现在眼前。
依照这种说法,鬼神的客观存在性是不重要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祭祀者对礼仪的遵守和虔诚之心。李泽厚说:“强调的是行祭礼的时候必须设想鬼神(祖先)是存在着,要求的仍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呈奉而不是理知的认识或论证。”〔34〕这种想象鬼神存在的祭祀过程,主要是为了锻炼人们内心的诚敬,而非对鬼神客观存在的确信。但是,这又不免与儒家强调的诚发生冲突。因为既然不相信鬼神存在,却又想象其存在,这难免自欺欺人,恰恰违背了诚,与不诚无物的世界观有着根本冲突。而且,儒家祭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教化民众懂得慎终追远、报本反始,而祭祀主体只是假想鬼神存在,那么如何确保祭祀的持久维系以及其教化不流于虚伪,就必然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根源就在于祭祀者没有对鬼神真正存在的信仰。所以,儒家学者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儒家教化本身,更关系到“祖考来格”的合法性。
若要论证说明“祖考来格”的合理性,必须说明祭祀感格时祖考之亡魂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会真实地出现在祭礼的空间中,朱熹正是从这一路径入手。他在《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解释中说:“洋洋,流动充满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发见昭著如此,乃其‘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35〕在朱熹的理解中,祭祀时祖考之亡魂会“流动充满”于整个仪式当中,它是一种真实的“发见昭著”。又如在对《中庸》“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的解释中,朱熹说:“盖鬼神是气之精英,所谓‘诚之不可掩者’。诚,实也。言鬼神是实有者,屈是实屈,伸是实伸。屈伸合散,无非实者,故其发见昭昭不可掩如此。”〔36〕在祭祀感格时,鬼神是一种“发见昭昭不可掩”的客观实在,它充实于祭祀的礼仪场域中,并非只是一种人为的想象和假设。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朱熹认为《礼记·祭统》所说的“如有见闻”和《论语·八佾》所说的“祭神如神在”,都是指祖考之亡魂真实地出现在祭祀者眼前:
《祭统》所说“如有见闻”,《论语》所说“祭神如在”,皆是主于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于鬼神而言,自有宾主,如何却如此看。又来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说,则是伪而已矣,又岂所谓诚之不可掩乎!〔37〕
这是朱熹给其弟子欧阳谦之的一封书信里的一段话。欧阳谦之认为,祭祀时的“神如在”,只是出于人的想象,并非真实存在。朱熹明确批评了欧阳谦之的这个观点,认为他的理解有误。朱熹特别指出,不管是《论语》中的“祭神如神在”,还是《祭统》中的“如有所闻”,都是指祭祀主体基于鬼神真实出现的一种切实体验,即“主于祭者而言”。而且,如果鬼神的存在只是出于人的想象,那么必将与儒家诚的原则不符。因此,朱熹坚持主张祭祀感格时祖考之亡魂是真实地降临,而非祭祀者想象或假想其存在,绝不是“心知其不然而姑为是言”〔38〕。
朱熹尤其强调,如果按照想象鬼神存在的说法,那么很有可能将祭祀对象的存在建立在祭祀者的“私意”之上:
问:“范氏云:‘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恐是自家心里以为有便有,以为无便无。”曰:“若只据自家以为有便有,无便无,如此却是私意了。这个乃是自家欠了他底,盖是自家空在这里祭,诚意却不达于彼,便如不曾祭相似。”〔39〕
若只是“自家以为有便有,无便无”,将鬼神的存在与否建立在个人的心理活动之中,那么很有可能私意造作,这必然与儒家不诚无物的世界观相悖。而且,这也造成了对祭祀时诚意的削减,使祭祀礼仪流于形式,出现“空祭”或是“不曾祭”的局面。这样一来,祭祀的本来意义,如报本反始、慎终追远,也必将失去效力。诚如有学者指出:“把鬼神的存在性归约到主观的‘私意’中,在受过教育的儒者中很容易导致礼的约束性消失,因为祭祀对象只是自己设想出来的……这样的后果很可能是礼仪的形式化,也就是说,儒者很可能只是表现出一种‘诚敬’,而非发自内心的诚意。”〔40〕因此,儒家学者必须使人们确立祖考亡魂真实来格的信仰,这样才能化解儒家祭礼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而使其具有合理性,这正是朱熹的努力所在。
朱熹不仅在理论上坚信祖考亡魂会真实地出现,而且将其贯彻到他自己亲身参与的祭祀实践中。比如,绍熙五年(1194),在朱熹主持的沧州精舍,他率诸弟子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菜礼,他在告祝文中写道:“奠以告虔,尚其照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41〕朱熹这里的文字,明显表现出对先圣之灵降临的期待。又如,朱熹曾在惩罚一位弟子时,在其告祝文中说道:“告于先圣先师,请正学则,耻以明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圣先师学校之政,所以遗后世法也。唯先圣先师临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42〕朱熹这里的“唯先圣先师临之在上”,表达了他对先圣先师之灵能够降临于祭祀空间之中的殷切希望。质言之,无论是在祭祀的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朱熹都确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坚持祭祀感格时祖考之亡魂会如实地降临。
五、结语
早期儒家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并强调祭祀者之诚敬带来的“祖考来格”“交于神明”的祭祀效果。从这种学说本身来看,当然是早期儒家的一个极有意义的理论发明。但是,诚敬与“祖考来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早期儒家并没有给予明确说明,使祭祀感格在合理性上便存在着疏漏。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儒家的祭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韩国学者金永植就认为:“这个问题对他又太重要了,可以说没有其他什么事对他来说更重要了。其重要性可见于他及其门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很少见到的。”〔43〕正是对祭祀有着极其浓厚的热情和持久的关注,朱熹看到了早期儒家理念中存在的问题,才对其进行重新检讨。朱熹必须对祭祀之理进行探寻,对祭祀感格的依据、内在机制以及祖考亡魂的真实来格进行说明和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明白什么是合理的祭祀行为并真正知晓祭祀之礼的意义。具体而言,朱熹以理与气说明了祭祀感格的发生依据,以心与气说明了祭祀感格的运行机制,并说明了祖考亡魂在祭祀时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对“祖考来格”“交于神明”的内在根据进行了论证。朱熹这些说法,在祭祀对象与祭祀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为“祖考来格”的内在根据提供了合理性论证。朱熹对儒家祭礼的诠释和调适,是早期儒家所未能明言的,是对儒家祭祀理论的推进,夯实了儒家祭祀的内在信仰根基。也正是在朱熹的努力下,儒家的祭礼才能以更为精深的义理对抗佛道二教的挑战,从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可以说,朱熹使儒家祭礼真正成为儒家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元素,构成了中国人独树一帜的生活信仰和宗教性礼仪。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传正义》卷27,《〈儒藏〉精华编选刊》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534页。
〔2〕《春秋左传正义》卷27,第1535—1536页。
〔3〕《礼记正义》卷26,《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4〕《礼记正义》卷47,第1324—1325页。
〔5〕以上见《礼记正义》卷49,第1347、1349页。
〔6〕田智忠点校《黄榦集》卷14《复李贯之兵部》,中华书局2025年版,第266页。
〔7〕对于朱熹对儒家祭礼合理性的阐发,学界已有一定关注。张清江《祭祀的“理”与“教”——从朱熹晚年两封书信谈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认为,早期儒家对于鬼神存在的真实性没有真正的信仰,出于对义理深度建构的需要,儒家必须直面这一问题。朱熹正是通过义理的发挥,重新确立了儒家祭祀礼仪的正当性。王国雨《“魂魄”“鬼神”与早期儒家祭礼诠释的内在向度》(《人文杂志》2020年第9期)提到,早期儒家并没有自觉讨论祭祀时的诚敬如何能够“祖考来格”,朱熹通过子孙与先祖的一气感通,说明了子孙与祖先之间感格的问题。
〔8〕参见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9〕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0〕《周易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3,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5页。
〔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5,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3页。
〔13〕以上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20,《朱子全书》第14册,第157、684页。
〔14〕以上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4,《朱子全书》第14册,第194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2,《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22页。
〔16〕以上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2,《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24、2420页。
〔1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2,《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21页。
〔1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2,《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21页。
〔1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朱子全书》第14册,第159页。
〔20〕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页。
〔21〕以上见《礼记正义》卷38,第1113、1111—1112页。
〔2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2,《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22页。
〔2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6,《朱子全书》第14册,第540页。
〔2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3,《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61页。
〔25〕以上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朱子全书》第14册,第174、171页。
〔2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朱子全书》第14册,第154页。
〔2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朱子全书》第14册,第171—172页。
〔28〕以上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朱子全书》第14册,第171页。
〔2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朱子全书》第14册,第170页。
〔30〕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31〕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3,第377—378页。
〔32〕见《礼记正义》卷47,第1311页。
〔33〕以上见《礼记正义》卷47,第1434页。
〔34〕李泽厚《论语今读》,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23年版,第62页。
〔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第41页。
〔36〕朱熹《朱子语类》卷63,《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82页。
〔3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1《答欧阳希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59—2960页。
〔3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郑子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79页。〔3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25,《朱子全书》第14册,第899页。
〔40〕张清江《“如在”与“临在”之间——论朱熹对“祭如在”的理解》,《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4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4051页。
〔4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屏弟子员告先圣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3—4034页。
〔43〕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潘文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