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实践的总体性变革,它以文艺总体性命题更新了原有的文论基础和话语模式,昭示着全新文论范式的建立。新大众文艺范式转换引发的主体形态、媒介技术、审美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性转变构成了包括文艺评论在内的整个文艺发展链条变革的逻辑基底。随着文艺生态底层逻辑的变化,文艺评论观念的同步转型是重构文艺评论价值、解决评论危机的重要路径。“大文学观”的建立是文艺评论面对新的范式语境挑战时作出的观念更新与调试,它将赋予评论者以更宏阔的视野审视评论的本体变革。在助推评论转型的过程中,主体性持恒让文艺评论在媒介技术的助力下更具有人本价值,而对现实问题的不断追索是文艺评论在坚守主体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技术重塑文艺评论话语、重建评论价值的根本出发点。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文艺评论;观念转型;价值重构
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基于新时代的文艺现实,勾勒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实践的总体性图景。以新大众文艺为标识的文艺发展新形态构成了新时代新文艺范式的基础,它不但引发了文艺问题域和总体性的变革,更牵引着文艺观念、生产领域、认知方式、理论话语等发生整体性变革,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网络媒介技术催动下新文艺范式的转换与建立。新大众文艺范式对文艺评论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赋能促进了艺术发展与文艺评论间的共进式互文,全新的理论域和问题域也在催促着文艺评论的自主性转型。在新大众文艺范式的总体性提领下如何理解文艺评论的观念转型与价值重构成为文艺实践和理论自身的现实需求。
一 作为新型文艺范式的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文艺现象和理论整体发展的产物,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不仅彰显了新时代文艺的理论自觉,更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构成。如果仅将其指认为一般性的文艺现象,显然会低估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文艺现象看,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仅是对一种新的文艺生态的理论表达,但问题不止于此,更应将新大众文艺放置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整体历程中看待。从社会主义文艺整体发展路径看,新大众文艺勾勒出了新时代以来文艺发展现象、理论现实、发展模式和研究方法等全方位变革的面貌,它足以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文艺范式。以新大众文艺为标识的文艺发展新形态构成了新时代新文艺范式的基底,它不但引动了文艺问题域和总体性的变更,更牵引着文艺观念、生产领域、认知方式、理论话语等发生整体性变革,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网络媒介技术催动下新文艺范式的转换,其建构的新大众文艺范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提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文艺自主知识体系。
将新大众文艺指认为新的文艺范式,而非一般性的文艺现象,一方面基于新大众文艺自身的现实性和提领性。它的提出是文艺现实在媒介技术催动下的整体变更,引起新的研究方法、审视视角以及研究群体的改变,这与文艺范式本身的发展历程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切合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在库恩看来,范式的构成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他说:“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问题的种种问题。”范式的首要构成要素是承担范式共诺的共同体。在新大众文艺发展过程中,新的文艺群体,特别是研究群体、创作群体与传播接受群体的融合成为新大众文艺特有的“拥护者”,他们有别于此前文艺范式中分立的研究者和创作者。他们在互联网媒介逻辑下结成同盟,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范式共同体,为新大众文艺范式的转换与确立奠定了基础。范式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科学家理解和解释客观世界的解释原则、立场方法等。库恩说:“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仅就他们通过所见所为来认知世界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范式为共同体提供了一整套理解原有问题与新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新大众文艺正是为参与其间的主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理解和认知方式,更新了原有看待文艺的角度与方法,使身处其间的文艺主体有了重新审视艺术的视野和思维。当然,新的文艺范式不仅会获得对以往艺术进行重新理解和审视的方式,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和理论指向。它让身处其间的文艺主体、研究者们看到了,范式“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机制,其特点恰恰在于质的飞跃,在于旧有研究方式的断裂与革命性的突变”。新大众文艺范式是此前的文艺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聚合体,更是在新的媒介技术催动下形成的文艺跨越式提质性发展,它是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产物。它不仅对此前的文艺生态和范式具有超越性,还具有重要的未来指向,新大众文艺范式预示着全新的文艺整体的转换和建构,它将成为更适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语境的、区别于旧有文艺范式的全新范式。
将新大众文艺指认为新的文艺范式,而非一般性文艺现象,另一个方面是由范式自身的理论整体性与重要性所决定。范式研究所内蕴的整体性和整合性与新大众文艺带来的文艺总体变革相呼应。新大众文艺勾勒出了中国新时代文艺转型的重要图景,与范式研究从历史角度对范式转型进行宏观考察具有共通性。可以说,范式研究脱离了一般意义的现象研究,是对文艺综合现象与流变发展历程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观照,将新大众文艺作以范式考察也正基于新大众文艺自身的此一属性而言。自1969年姚斯在《文学学范式的转变》中,“从托马斯·S·库恩的著作中借用了‘范式’和‘科学革命’的理论,揭示出文学研究有着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发展过程。”此后,将范式理论作为重要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用于考察美学和文艺理论则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接受美学的译介与接受,范式理论与中国文艺发展实际相结合,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在文艺现象和理论的整体特征研究方面显出其优长和特色。当然,对范式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某些问题,但范式理论自身的整体性和宏阔性得到了理论家们的共识。南帆在1986年发表的《选择的进步》中认为:“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不同的范式将相应地决定了一系列命题的建立与相互配合,决定了评论对于文学现象的抽象方向与层面——这一切的综合无形之中将显出特定的评论对于文学全貌的理解”,它是“一种思维优势”。金元浦更强调范式自身的总体性和普遍性:“所谓范式,是一定科学时期指导科学研究的总体理论构架与概念体系,是各种具体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理论与出发点。是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根本模式。”高楠在讨论范式基本认知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特征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在他看来:“理论范式是赋予对象以整体性的思维模式或模型,它为一定群体成员在理论思考中共构、共承与共循。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群体在持续的理论建构中通过积累、养习、模塑、交流而形成的理论思维模式,它具有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脉络整体性地梳理对象、中和整体性地协调对象以及变化整体性地生成对象的特征,并且有一套调整机制。”他将范式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自觉相结合,将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理解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及中国学派建立的重要标识。
从南帆、金元浦、高楠等人对文艺现象及其理论的范式研究可以看到,范式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整体性属性及其理论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视野构成了整体地、历史地看待文艺领域的文艺现象、研究群体及理论变化的重要方法论和理论视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文艺现象的关注或个案研究,更强调整体性和历史性。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科技助推下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变革,它并非个别的现象或文艺领域的变化,它催动的是整个文艺领域的全域性变革,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具普遍意义、更具历史纵深和宏阔视野的理论来观照这一文艺的总体性新变。此外,将新大众文艺看作文艺范式,也是近年来理论家将范式研究与中国文艺现象、理论范畴、学术概念等结合考察,提炼构建中国艺术自主知识体系使然。透过范式研究,有助于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对新大众文艺所呈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行现象梳理和理论考察。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立足于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实际,它以新的网络媒介技术为推动力,它以文艺总体性命题更新了原有的文论基础和话语模式,逐渐成为文学文艺共同体的共识。某种意义上看,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也是建立新的文论范式的昭示或吁求,它是中国式现代化文论的内在应对范式,也是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建立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在昭示新范式建立的同时,围绕文论发展进程而展开的新见解、新理论、新框架模式的“范式转换”也随即开启了。在库恩看来,“范式转换”是范式更替的过程,它是范式进入非常规时期“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承诺发生了转移”的必然结果,“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因此,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在文艺理论发展史意义上便具有更新文论问题域、重建文论领域、建立新范式的重大意义。
二 范式转换与文艺评论基础逻辑变更
新大众文艺范式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新旧范式转换或调试的过程,从而引领文艺创作、文艺评论、理论研究等全领域的更新与转换。从范式转换的底层逻辑看,新大众文艺吁求建立的文论范式建基于新时代媒介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主体、技术、实践之变,而这些转变又恰恰构成了包括文艺评论在内的整个文艺发展链条变革的逻辑基底。
(一)主体之变与新大众文艺范式共同体的确立
新型文艺主体是新大众文艺范式得以构型的精神内核,也是形成范式认同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受到新时代文化环境的滋养和新媒介技术的赋能,新型的“人民性”主体及其关系在文艺生产、评论、传播和消费以及文化漫溢的整体链条中逐渐形成。
主体文化素养及其能力的提升成为新大众文艺从文艺现象到理论生成的根本性元素。人的核心地位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处于首位,对人与人性的尊重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上不但遵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且具有时代的规划性。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大众化”的人民立场,他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应时代之需,此时的文学艺术带有文化启蒙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责任也自然内置为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应到具体的文艺实践,文艺大众化则是对通俗文学的倡导。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教育、科技、生活的转变中,全民文化素养得到了广泛且大幅度的提升,原有的文化普及与提高已经无法满足现有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艺大众化”确立的文化启蒙立场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如果说文化启蒙内置的普及与提高逻辑仍存有“化大众”的不对等关系的话,新时代的文艺关系中,将人民置于创作、评论和服务的核心,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更具有对等性,文艺大众化过程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将教化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
新大众文艺带来的主体之变形成了主体身份的流动性和多元化建构。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及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认知的不断提升,人的身份尤其是职业身份不再固化,所谓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专业身份不会因为知识结构被定型,工人、农民、白领等职业也不再因生存需要而凝定。在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精神世界不断丰富的前提下,人的真实性需求成为人的内在追求,而且自身的能力和素养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可供实现的基本保障。在新技术赋能下人的多元化增强的同时,人的能力的可能性也随之增殖。科技加持下,人的肉身不再受到一般意义上知识、地域、时间的限制,固有意义上人的阈限被打破。空间的更加广泛拓展、时间的可回溯性,以及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对应成为可能。这一切为人类脱离沉重肉身的限制,寻求自我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就新大众文艺所带来的主体变化而言,科技催生的互联网媒介实践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场域中人的流动和多元,参与者不再被作家、读者、评论家的单一标签锁定,在创作主体和评论主体的垄断性被打破的同时,接受者获得了更多的发声渠道和核心身份。
随着新的文艺主体的形成,新大众文艺的主体间性关系随之建立。文艺场域中各个环节在消除彼此之间身份壁垒的同时,建立起了身份平等的流动机制,职业身份、业余身份的区隔随之瓦解,身份间的可变性促成了文艺主体间性的建立。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媒介技术,彻底重构了文艺活动的各主体关系,形成了新的间性关系。首先,这种间性关系建基于多元文艺主体平等对话及共在共创的基础交往模式之上。数字技术为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为理论意义上的平等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平等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技术为文艺主体提供了文艺各领域资源配置均等化的机会。其次,这种间性是参与者之间的在场关系。如创作者与受众或评论者之间的即时性互动、影视弹幕等,创作、评论与传播等通过技术消除了时间维度造成的差异,形成了主体之间的在场模式。这种即时性关系,打破了原有文艺生产各环节间的相对封闭状态,使各主体随时可以成为主导,也随时会被主导。再次,这种主体的间性体现为一对一、一对多、散射式的交流模式。文艺主体间的在场性对话促成了主体间创作、传播、评论的多元化错综与驳杂,不仅形成了形式上的散射式交流如AI剧本的共创模式等,也构成了观点立场上的多元化争论与辩驳,形成了文艺主体间的“众声喧哗”。
新型的文艺主体和主体关系构成了新大众文艺范式建立的精神内核,在新技术带来的流动的、去精英化的新大众面前,全新的文艺主体及其间性关系得以确立。新大众文艺形成的文艺共同体在主体及其关系的重新建构下随之确立,为新范式建立打下坚实基础。
(二)技术之变与新大众文艺范式的物质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新时代以来,网络技术对文艺生产、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技术兼具赋能与赋权作用直接影响了文艺场域中各种关系的变革,为新大众文艺范式的确立奠定了物质保障。
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真正意义上通过艺术解决了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人工智能下的互联网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促进了人的发展。在关注技术批判的理论家那里,马尔库塞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技术沦为单纯的效率工具,剥离人的价值、感性和审美维度。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意图利用新技术与审美的融合建立一种新技术和“新感性”,在他看来:“理性只有作为后技术合理性才能实现这一功能,这时,技术本身就是和解的手段和‘生活艺术’的原则。所以,理性的功能与艺术的功能会聚在一起。”显然,资本主义发达工业伦理决定了马尔库塞在审美与技术间搭建的“新感性”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的异化,审美非但不能调和技术理论带来的人的割裂,而且持续制造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对立关系,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也因此越来越走向乌托邦的道路。与之对应的根本性差异在于,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技术与审美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实现的社会语境,令网络媒介技术对艺术的赋能具有了哲学层面与去异化的现实价值。在新的社会语境与新的媒介技术及新的艺术形态三者之间建立的新型关系中,人因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去异化关系得到解放,恰恰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与掌控的解决有了可实现路径,由此,在经由新媒介技术而艺术的转变中人真正地实现了释放和提升。
就技术对文艺链条产生的影响看,在媒介技术影响下多重文艺关系发生了改变。其一,随着文艺主体间性关系的建立,文艺生产的内部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多元文艺主体的产生,而且文艺的创作、传播、评论以及消费等文艺生产内部环节在信息化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技术与专业壁垒开始消失。一方面,文艺创作者的唯一性不再稳固,甚至可以随时被传播、接受等各环节的主体所取代,创作、评论、接受等角色互换互融成为网络媒介下文艺主体流动的常态,原有的文艺“创作—传播—接受”的线性单一模式,变成流动的、随机的、可逆的形态。文艺生产机制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向其他环节逸出并取代彼此原有的文艺功能。另一方面,由互联网聚合的文艺传播不断形成散点辐射,主流创作与个体性创作在网络的影响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而文艺评论则不断拓宽形式,弹幕、打赏、二创等即时性互动、深度反馈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创作,或自身即成为独特的自有发泄模式。第三方面,随着艺术生产各环节凝定关系被打破,艺术均等化关系逐渐形成。不仅自媒体技术促进了创作、评论、传播等话语权的均等化,而且各环节施动主体自身不断实现“去等级化”,文艺生产各环节的主体向各行各业社会普通群体流动,“在这种环境中,所有参与者被赋予同等的艺术接受、表达权利和传播机会”。原有的“精英艺术群体”与大众艺术群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逐渐打破。
其二,在技术的助推下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艺术不再自成其是,艺术之内与艺术之外形成了互渗。首先,是艺术创作的边界消失,在网络传播中生活日常与艺术之间的绝对性标准消失了。技术壁垒的破除让日常生活的视频展示、网络文艺制作与传播变得便捷。生活的记录和展示功能模糊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展示即创作”增进了艺术创作与生活之间的纠葛,也模糊了理解艺术自身的概念和标准。生活体验和艺术趣味也为此在网络环境中达成某种共识,在创造出新的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的同时,再一次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评论”等元问题推向重新审视的境地。其次,艺术评论的边界和尺度也在网络媒介影响中变得流动且随性。日常语言不仅可以随时进入评论话语,生活的喜好以及私密性个体化偏好都可以成为评论的尺度,评论自身变得流动不居,随性自若,既有的文艺评论尺度被日常评价话语混淆。评论的公共性和展示意义增强,公共话语的狂欢、热度话题的炒作把文艺评论从专业和个体领域带入公众视野,评论与文艺作品并行为展示文艺生态的重要内容,不再以稀缺性为少数群体独享,相反如日常用品般,共同成为日常生活的需要品。再次,艺术与生活的互渗模糊了“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原有的文艺“鄙视链”不复存在,何种艺术优劣的问题、创作与评论孰轻孰重的争论、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的精英化、经典化问题等都随着技术的扩张而瓦解。与此同时,区域文艺中心观在知识与技术的均等化下强化,边缘即中心、地方即中心、区域即中心等成为去中心化后建立的新的文艺关系,散点式、去系统化、自成系统或生态成为新大众文艺催生出的可能性,地域文艺和县域文艺的发展即是新大众文艺“去中心化”最生动的案例。
(三)实践之变与新大众文艺范式的现实关系
如果说“技术之变”是从物性的角度对经由技术影响的新大众文艺带来的物质关系变化进行整体性描述的话,那么,“实践之变”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意义上,从实践关系的属人性角度探讨新大众文艺对实践活动中的人的影响。那么新大众文艺范式建立对人的实践关系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新大众文艺改变了作为人的文艺主体的基本逻辑,它把被抽空的或技术化的人还原为实践中的人,使身处新大众文艺关系中的人成为及物的、具有当下性的现实中的人。最为鲜明的事例是,网络文艺剔除了见物不见人的物性艺术,那些过于抽象、不接地气的艺术形式被搁置。那些被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而在新的艺术形式中,那些沉浸式的、互动的、共创的文艺样式得到更多人的青睐,那些能获取更多现场感的小剧场、脱口秀等被更多的人认可,观众及表演者均乐于参与其中,以获得更丰盈的体验感和审美愉悦。新大众文艺对文艺主体的强化,不仅增强大众的参与感,更加强了艺术与接受间的直接融合。大众的接受和消费成为衡量艺术的标准,促使艺术内核的经营者转换创作立场,在迎合大众和提升艺术品位间找到恰切的均衡点。而文艺评论者随着去专业身份后的评论生态的建立,则必须直面文艺作品、探索文艺现象,寻求评论与作品、评论与读者之间的聚焦点。也正因此,新大众文艺建构的文艺关系,更具有当下性和现实感,在这种文艺关系中,文艺是为人的、为人生的,同时也是为提升人的生存能力、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第二,新大众文艺建立了人与人、人与人工智能,以及人与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媒介建立的人与艺术的实践关系,天然地具备打破传统艺术线性关系、实现全链条互动对话的条件。在文艺生产的各环节,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应答,以及即时的审美反馈,促进了网络文艺及各类艺术的即时交叉与深度互动。跨文本交流、改编续写、文艺二创等,正是文本与理解之间“视域融合”所达到的状态。理想的“视域融合”不仅要以主体理解力的提升为前提,还需要消除各种前见,与文本之间形成无障碍融合,这可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新大众文艺的艺术创作和评论的互动过程,构成了这种奔赴关系。接受主体文化素养的提升使接受者具备了创作者的一切能力,创作者随时转向倾听,而接受和评论者又可以随时介入作品。新大众文艺所建立的艺术内部、人与艺术之间、人与自身生活、人与外在世界以及艺术向周遭的逸出等关系,正是人与社会达成公共性交往的体现。公共交往促进人的社会性,也更加增进人的实践能力的提升。
第三,新大众文艺带来的实践之变展示了人的生存性,也建构出人更具象、更日常、更个体的生存价值。就新大众文艺对人的个体生活的展示而言,短视频、微短剧等通过镜头语言以第一视角敞开播发者的生存状态,他们在向观众展示当下真实生存境况的同时也在重塑着自己的生活。而观众即时发送的弹幕、留言等也同步输出了个体感受,分享时代记忆和人生共鸣,也同步进行了自身生存状态的展示与交流。可以说,互联网文艺带来的主体生存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的自我生存。科技赋能下的人在社会生存中也将越来越成为自己价值的尺度和标准。需要警惕人的本质生存陷入数字平台流量推送,也要防范陷入一种非本真的虚幻世界而寻找空泛的爽点。互联网构筑的新大众文艺不是用以令人自欺和逃避厌世的工具,更不是人设表演和主体自我遮蔽的场域。新大众文艺指涉的人的生存是马克思在实践生存论意义上人的生存。实践生存论指出感性实践是人的本真生存方式,它是社会实践中反对异化并且逐步摆脱异化的人的生存。新大众文艺所产生的“网生人”是人与网络之间在实践过程形成的新型文艺主体,他们以更真切的生命实践方式展示自我,也在全新的文艺参与过程中形塑自我。
三 “大文学观”与文艺评论的价值重构
由文化语境与数字科技共同驱动引发的主体形态、媒介技术、审美实践等产生的系统性变革成为新大众文艺整体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而新大众文艺范式的转换与确立,又进一步推动文艺评论的观念转型与价值重构。其中,“大文学观”的建立是文艺评论面对新的范式语境挑战时作出的观念更新与调试。文艺评论观念之变既是面对流变涌动的全新文艺现象作出的客观应对,也是解决新媒介环境引发的评论危机、重构文艺评论价值的重要路径。可以说,文艺评论观念转型有助于重拾文艺评论价值、增强文艺评论有效性,它本身就是新大众文艺范式转换的重要构成。
(一)文体泛化与“大文学观”的建立
文体的形成在文艺发展史上与时代需求、艺术实践及传播媒介密切相关。新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介促成了多样态艺术创作实践和批评样式的产生。文体泛化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仅创作,就文艺评论而言,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文艺评论的形式变得灵活多样,评论文体也逐渐泛化。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网络文艺评论对原有评论文体的冲击,可以说,泛艺术评论文体成为新大众文艺下文艺评论的全新现象,文艺评论形式多元化、跨媒介,评论体量的短平快、视觉化、随意性等得到增强。而且在纸质、网络、影视等不同的媒介中形成了各类评论体式的共存。文艺评论文体的多样化提升了评论主体把握评论对象的能力。但同时,文体的变动与多元也增加了评论主体的操持难度,原有壁垒森严的文体观也随之面临问题和挑战。“大文学观”的提出,为增强新大众文艺范式下文艺评论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路径。
“大文学观”是一种开放性思维,它调整了封闭的、圈层化的文体意识。首先,“大文学观”破除了固化的文体认知。原有的对文艺作品和评论内部文体的稳定性理解和划分方式在文体的流动式生成过程中已不再有效。其次,“大文学观”促使文艺评论进行跨媒介多元模式开拓。文艺评论的中间属性在新媒介的推动下越发明显,这种中间或者居间性并非态度上的中立,而是它具备了与各类媒介以及在各类媒介引发的评论相结合的基础和要素。文艺评论与新的传播媒介及新艺术形式之间的亲和力不断增强,它不仅可以与各类艺术互动融合,还能参与共创,从而生成新的艺术形式和评论形式。再次,“大文学观”对新的文艺评论形式的不断探索。在互联网技术加持下,如网络文学与评论的互动、短视频中的弹幕、AI生成的二创等使文艺评论获得了更多的形式。“大文学观”正是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新评论形式的主动接受和积极探索。
“大文学观”是一种宏阔的文艺批评视野,将文学、影视艺术、舞台艺术以及其他艺术等纳入整体视野中进行理解和审视,打破了原有对纯文学的框定。“大文学观”的建立再次提出了对“文学性”或“艺术性”的内涵进行重新理解的契机。在“大文学观”的审视下,“文学性”或“艺术性”随着媒介技术漫溢到艺术和生活日常,它要求文艺评论主体打破原有的对纯艺术和非艺术的二元化理解思维,甚至颠覆了原有对艺术的适用性和功利化的考察。对此,无功利性及远离生活的形而上追求已经不能成为框定艺术的价值,而贴近生活的、娱乐性的,甚至与产业化搭界的泛艺术也要被纳入文艺评论的对象之中。“大文学观”带来了将各种门类和体例的艺术作品进行融合观照的思维和视野,它不仅要求创作者和评论者要有一种随时进行角色转换的气度与准备,还要有一种可以穿透各门艺术的统观性视野,这样,文艺评论的视野与气度才能与时代需求和文体之变相匹配。
“大文学观”是一种具有守持意识的文体开拓观念。所谓守持,就是对原有文体观念的重新认知与深入探问,而并非对传统文体观念的弃置。可以说“大文学观”根本上还是一种文学观和艺术观,这要求文艺评论主体不仅要有意识地将文学和艺术相融合,还需要对传统的文体观念有所了解和区隔,对艺术的自身属性进行充分的理解。而所谓开拓,则是不拘泥于固守旧有的文体观念,要有一种开放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来理解新媒介技术给艺术创作和评论带来的新变。可以说“大文学观”也是“大艺术观”,而且更具有开放性与开拓性。对已有文体的守持和全新的开拓又是相互的,对已有文体的认知构成了文艺评论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它决定了评论的规范性和在地性,而开拓则决定了评论话语的有效性,是对评论价值的重拾。文艺评论在“大文学观”的影响下,不仅会获得重新理解文体泛化的视角,也会对新的艺术样式、新的评论样式怀有包容性。
(二)“活人感”与评论的主体性持恒
新大众文艺范式下人与技术之辨,提供了重新审视评论主体与技术之间思辨关系的必要性。媒介技术革新对文艺评论产生了双重影响,即一方面媒介技术为文艺评论提质,它不仅增进评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还为评论的提质及整体评论场域的建构赋能增效,从而为文艺评论适应新的时代语境需求提供助力。但同时,数字技术的迅捷发展也为文艺评论带来技术理性的压迫。文艺评论及评论主体被工具化,成为新媒介技术下文艺评论发展的隐忧。这也构成了新大众文艺范式下文艺评论主体与技术间关系的持恒性博弈。
媒介技术促进了文艺评论的发展,它是主体开展评论、进行审美表达的物质前提。媒介技术与评论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劳动工具的发展对生产力的提升具有质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文艺评论的新质生产力,它运用强大的算力实现人机交互,为文艺评论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但也要看到虚拟人工智能技术它仍是“人的肢体的延伸”而无法真正地取代人的实践劳动。马克思说:“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马克思把包括物资资料和工具在内的自然界看作人的无机身体,而工具则是人的肢体的延伸。人借助工具延伸自身的能力,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以说,在实践活动中,是工具服务于人,工具是人的身体能力的拓展。工具尽管具有相对的物质独立性,但不能取代人的主体性。同样,在人工智能及媒介技术的影响下,技术始终是人的机能的延伸,而不能取代人的实践活动,即便是人工智能发达的“赛博格主体”也是对人的实践能力的拓展,而无法取代人本身。
将媒介技术看作“延长了的自然的肢体”并不是说文艺评论或创作主体将媒介技术或数字技术降低为人的工具性附庸而张扬人的主体性神话。需要强调的是,在迅捷发展的数字技术下,人要强化与技术之间的持恒而不被技术淹没或裹挟。在当前的发展现实中,人被技术牵制,对技术形成依赖,已经成为一种显在性问题。就一般意义的文艺评论而言,AI写就的评论在规范性、针对性、丰富性等方面已经可以超过人作为主体的文艺评论。人的评论的存在感和必要性也因此遭到质疑,此时,人的主体性持恒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AI技术影响下体现人评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看,也是对文艺评论的“活人感”和“具身性”的持有。文艺评论的“活人感”和“具身性”强调了文艺评论过程中人的实践属性。首先,要把文艺评论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或生存性活动来看待。这就要求文艺评论者重新审视评论的属人性而不是被物化或工具化,也就是评论自身的出发点和意图应与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感性认识相贴合,而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而设立。其次,“活人感”和“具身性”也要求将人从算法的束缚和裹挟中解脱出来。文艺评论更应植根于具有个性的、甚至不完美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存处境、情感记忆之中。评论主体在评论的审美表达中要显现出人的有限性、差异性,甚至需要带有人的温热和情绪真实,能够真正展现人的未被规训或规划的本己体验。再次,“活人感”和“具身性”式文艺评论是身体先于技术、算法和规划的,但不是纯感性的、情绪化的,是以人的实践为主导的。它是整合了技术与艺术、感性与反思的,为人提供的具有人本价值的文艺评论。
(三)应时而变与评论的价值重构
由新大众文艺范式转换引发的文艺观念的转变牵动着文艺评论对自身价值的追问。或者说,在原有评论理论、话语模式等的有效性遭到质疑之时,如何寻求文艺评论的有效性成为文艺评论者及评论自身在新时代文艺语境下提出的重要诘问。在新大众文艺范式下如何进行价值重构,这也是文艺评论在面对现实之变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首先,文艺评论在技术多元因素冲击下需要建立因应时代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文艺评论不能流于空泛,而要与时代和实践建立联系。由新大众文艺引发的文艺范式转换,指向了文艺现象、文艺理论、文艺生态等各方面、各场域问题域的更新。就文艺评论自身功能与价值而言,回应时代能力的缺失与责任意识的减弱会直接导致文艺评论价值的降低,甚至会使文艺评论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遭到质疑。在流动的、多元的文艺现象和迅捷发展的技术面前,文艺评论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也直接引发了文艺评论的生存危机。对此,文艺评论如何应和时代,在流变的时代之问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定位就显得尤为必要。文艺评论要呼应时代的变化,从对技术的接受到自身形式的改变等方面重新审视评论在社会中、在文艺中以及与评论主体自身的关系,还要将其放置于整个文艺生产链条与社会关联中重新捕捉和发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以更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充分认识新大众文艺范式转换带来的文艺评论观念变化,特别要在媒介迭代、文化生产机制的革新中,关注文艺新问题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而避免评论的空疏乏力和无对象、抽象化等现象。
其次,要重建评论的个体化与公共性。文艺评论问题意识的更新一方面需要评论应时而变,另一方面,文艺评论要关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这就要求文艺评论要紧密关注社会现实发展与文艺现象发展的关系,恢复文艺评论的现实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文艺评论会越来越充分地与其他文艺生产环节相连接,也会与社会生活发生更为紧密的关联,文艺评论的公共属性将不断增强。文艺评论不再是少数群体的评论话语,它原有的引导大众、指导创作的功能将逐渐弱化,而会更多地直面公众发声。公众由此参与评论,并随时介入文艺生态,评论的公共性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会得到不断地发展。但同时,评论也在向个体化感受或情绪宣泄的一级流动,文艺评论的个体化增强,评论的个人眼光、个体立场、独断性在新的媒介平台中也同时得到了彰显。对此,在评论的个体化和公共性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就成为文艺评论重建问题意识、进行价值重构的另一重要维度。从公共性看,文艺评论要站在与社会共进的发展立场敢于对不良现象和失范行为进行批判与反思,但适度性又要求评论不过于追求宏大和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价值,而是向生活、文艺本身和社会实践回归,让文艺评论进入人的个体生活也变得更接地气。就个体化而言,文艺评论是交流与对话的方式,但不是个体情感宣泄的途径,也不是建立封闭文化圈层的壁垒。在处理个体化与公共性的过程中,也不能简单地进行二元调和,而需要在保持评论主体性、居间性的同时,以包容的姿态接受大众审美在文艺生产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其所追求的应是实现个体审美反思与社会关切相统一。
再次,还需要以更包容和积极的姿态接纳文艺评论话语的持续更新。新大众文艺范式转换改变了文艺生产各环节的话语方式和场域机制。文艺评论在媒介技术影响下,也要不断从形式到理论持续更新评论话语。一方面,文艺评论要接纳新的评论形式,不仅要从自媒体评论、弹幕批评、社群性的情感式批评等新的评论形式中寻求新的话语有效性,还要从大众评论中找到文艺评论与全新的受众及网络文学、短视频、数字艺术等评论对象之间的适配性。另一方面,文艺评论还要活化传统批评话语,在传统批评中找到新旧评论话语的交流点和互哺点,发挥传统评论话语的优质元素,为新的文艺现象找到反思和更新的动力与参照。同时,不仅要协调好对新评论话语的滥用,还要防止旧有评论话语霸权心态的滋生。文艺评论话语的选取和调用是应文艺本体而为,是与评论对象、接受者及传播媒介相适应的自然选择,而非刻意为之。文艺评论对新旧话语的统摄也不是对保守或追新之间的简单平衡,而是更具包容与广阔性的评论视野的获得。在这种视野中,文艺评论才能在媒介技术的时时更新中摆脱僵化与脱节,从而始终保持评论的活力和生命力,促使文艺评论不断地在与创作、传播、接受的互动中进行价值的建构。
进入新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人工智能的介入,原有的文艺生产机制和文艺活动场域被改变,整体的文艺发展现实和文艺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由技术革新而带来的新时代文艺之变构成了文艺范式转换的基底,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也正是新大众文艺范式转换与建立的标志。新大众文艺范式是中国文艺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范式思维和理论看待新大众文艺,可以避免将新大众文艺带来的文艺整体性变革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文艺现象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为理解新大众文艺基本逻辑观念的变化和文艺生产机制的转变带来新的理论认同。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由文化语境与数字科技共同驱动引发的主体形态、媒介技术、审美实践的系统性变革成为新大众文艺整体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它也构成了包括文艺评论在内的文艺生产各环节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基础逻辑和现实根据。新大众文艺下,主体、技术与实践三者的转变共同重塑了文艺评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模式。适应新大众文艺底层逻辑的变化,适时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是文艺评论在网络媒介下寻求有效性、重获价值性的主要途径。而“大文学观”的建立是文艺评论面对新的范式语境挑战时作出的观念更新,也是重构文艺评论价值、解决评论危机的核心路径。坚持“大文学观”,有益于评论者以更宏阔的理论视野审视评论的本体变革。在助推评论转型的过程中,仍需要以主体性持恒抵御技术理性的束缚,以对现实问题的不断追索重塑文艺评论话语,从而实现文艺评论的真正价值。
(作者单位: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编辑部。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