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现了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体系整合。法典第1055条为罚款竞合提供了明确的处断规则,既有行政处罚竞合理论也已形成相应的实质判断标准,但相关标准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中的具体化仍显不足,导致处断实践中规范取舍和处罚配置方面存在分歧。对此,应在既有竞合处断规则基础上引入功能主义,以规范目的作为贯通实质判断的解释线索,通过规制对象—规制功能结构对竞合情形进行类型划分,分别形成择一处断、功能补足、裁量评价、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的类型化规则,并通过层次化说理、整体处罚负担审查、多机关协同保障其规范运行。
[关键词] 生态环境法典;行政处罚竞合;功能主义;规范目的;过罚相当
一、引言
《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了从“要素分散”向“体系整合”的重要转变。法典通过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及法律责任五编的体系建构,将散见于三十余部单行法中的环境法律责任条款进行系统整合,有力推进了环境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然而,生态环境领域长期存在的行政处罚竞合处断难题未因法典颁布而化解。《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延续了《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基本逻辑,明确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且均应给予罚款时,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由此为罚款竞合确立了明确的处断依据。但是,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并不必然表现为多个罚款规范之间的轻重比较,对于复杂竞合情形中的规范选择与处罚配置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体系解释。上述问题并非仅是理论上的解释疑难,司法实践同样显示出其具有现实性。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5年)》的说明中,仍将生态环境执法实践中的“一事多罚”“同一性质违法行为处罚不同”“错罚漏罚”等作为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厘清的问题,并指出相关规则仍有通过司法适用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理论界关于行政处罚竞合的研究长期围绕“一事”的认定、竞合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择一重罚等问题展开,近年来逐步拓展至行政处罚竞合处断中禁止重复评价和充分评价的双重要求,有研究据此提出“同种处罚择一、不同种类行政处罚分类适用”的竞合处断方案。相关实证研究亦表明,在既有规则下,司法实践对于竞合关系识别、规范适用及处断说理仍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问题并非缺乏竞合处断规则,而在于法益同一、违法评价包容性和全面评价等判断标准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在行政处罚竞合中的具体判断标准仍有进一步明确的空间。生态环境法律规范高度关联,行政处罚的制度作用又呈现明显差异,抽象实质标准如何转化为具体案件中的稳定判断,成为现有竞合处断理论在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本文基于《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背景,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实践分歧切入,分析既有竞合处断规则的理论局限,进而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形成的规范体系、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制度特点,引入功能主义进路深化竞合处断中的实质判断,并将其进一步落实于具体处断及其执法运行,以实现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分歧的化解。
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实践分歧与理论局限
行政处罚竞合是指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同时受到多个行政处罚规范评价,并由此发生规范及其法律效果适用关系需要协调的情形。我国生态环境立法长期采取环境要素为基础的分散式立法模式,不同单行法分别设置相应法律责任,因而责任规范之间存在较多交叉和重叠;《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了多个领域单行法的体系性整合,但是其“法典+单行法”的复合型结构并未完全消除法律适用中的竞合问题。现行规范已经为行政处罚竞合建立了基本处断规则,但在具体适用中,数项规范之间如何取舍、相应处罚如何配置仍存在不同认识,由此形成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的实践分歧。
(一)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实践分歧
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竞合问题由来已久。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2年即通过环函[2002]166号函明确,一行为同时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性处罚。2010年施行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以下简称《环罚办法》)第9条又分别规定了规范效力位阶与处罚轻重等处断规则;此后,《行政处罚法》第29条、《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以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进一步明确,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概言之,现行规范已经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提供了基本处断依据。梳理执法和司法实践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分歧主要表现在规范取舍和处罚配置两个方面。
其一,实践分歧首先表现于竞合规范的取舍。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中,对于数项规范是否均具有适用可能以及成立竞合后如何选择适用规范,实践中存在不同处理。
魏娟诉大连普兰店生态环境分局行政处罚纠纷案”(以下简称魏娟案)中,魏娟将养猪污水排入未经防渗处理的土坑,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行为应受畜禽养殖污染专门规范调整,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为由否定行政机关适用《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作出的处罚;二审法院则依据原《环罚办法》第9条,以《水污染防治法》效力位阶较高为由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本案中,涉案行为同时违反畜禽养殖污染管理与水污染防治规范,一审依据特别关系排除《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二审则依据规范效力位阶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与之事实结构相近的“陈秀波与柳河县环保局行政处罚纠纷案”(以下简称陈秀波案)采取了另一种论证进路。陈秀波案同样涉及畜禽养殖过程中储粪设施未采取防渗措施,行政机关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法院肯定了《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畜禽养殖条例》)等规范均具有适用可能,基于最贴切法律适用规则,认为《畜禽养殖条例》对涉案污染行为具有更直接的调整关系,从而否定《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与魏娟案相比,两案所涉违法事实及规范结构较为接近,但魏娟案是在将相关规范纳入竞合处断后,通过规范适用关系完成取舍;陈秀波案则主要依据案件事实与规范构成要件的对应关系确定适用规范,呈现出不同的分析路径。
“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案”(以下简称鑫晶山案)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上述分歧。本案中,企业堆放、处理固体废物产生的臭气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原审通过涉案行为与规范构成要件的对应关系,将复合污染事实收束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单一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要旨中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均可评价涉案行为,应当以处罚较重者完成处断。原审法院直接确定《大气污染防治法》为适用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则认定涉案行为同时违反两项法律规范,应依处罚轻重确定适用规范,二者对于是否成立法律规范竞合以及如何完成规范选择存在不同认识。
其二,实践分歧还表现为竞合处断中的处罚配置。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时,在依竞合规则完成规范取舍后,其他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效果是否随之排除,以及未被排除的法律效果应当如何继续落实,实践存在不同处理。
“王怀勇诉光山县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王怀勇案)中,王怀勇将养殖产生的废物、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沟,行政机关认定其造成水污染与大气污染,据此作出两次行政处罚;法院认为,涉案行为应视为一个违法事实,由此产生的水污染与大气污染法律责任应当择一重处。该案明确排除了基于同一违法行为分别作出两项处罚的处理方式,但择一重处解决的主要是处罚法律效果的重复发生问题。本案中水污染、大气污染分别受到不同规范评价,未被选择规范所针对的违法内容是否已经在最终处罚中得到充分体现,仍缺乏进一步判断。由此,罚款法律效果的择一与数项规范评价的充分实现之间,仍存在需要协调的空间。
更为典型的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矿产、林地和耕地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东湖公益诉讼案)。本案中,行为人非法开挖山体同时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与林地毁损。对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就毁林行为作出处罚,以非法采矿与毁林存在竞合为由,依据“一事不再罚”不再追究非法采矿责任;检察机关则认为,两者侵害的法益不同,相关规范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亦不相同,既有毁林处罚不能据此排除非法采矿责任;法院最终支持要求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本案焦点为竞合处断中处罚作出后,其他种类处罚是否仍有独立适用的必要,对此实践并无一致认识。概言之,实践对于既有处罚是否具有终结竞合处断并排除其他法律效果的效力,尚未形成统一判断。
(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理论局限
行政处罚竞合理论已经明确了从竞合识别、规范选择到处罚配置的处断路径,以禁止重复评价、充分评价作为竞合处断的指导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竞合处断框架,并为规范取舍和处罚配置提供了实质判断要求。然而实践分歧表明,相关实质判断标准在面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中的复杂规范关系时仍有进一步具体化的必要。
第一,规范取舍容易落于以构成要件和法条关系为中心的形式判断。竞合规范关系的认定,需要以构成要件关系为基础,并进一步考察法益同一、评价包容以及能否全面评价违法行为等实质因素。但与构成要件和法条关系相比,法益同一、评价包容和全面评价仍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对于法益应确定至何种层级、何种程度构成评价包容以及何谓全面评价,尚缺乏具体判断尺度。在此情形下,规范取舍容易重新依赖构成要件对应和法条逻辑等形式标准。
这一局限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水体、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高度关联,同一违法行为可能同时作用于多个环境要素,不同责任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和评价内容亦可能发生交叉。仅凭构成要件是否该当,难以进一步说明数项规范的评价范围究竟构成重合、包容还是分别具有独立意义。前述魏娟案、陈秀波案与鑫晶山案中,对相近规范结构采取不同的规范取舍路径,即反映了这一问题;鑫晶山案中,原审主要依据事实与构成要件的对应确定适用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则将数项规范纳入评价后再行处断,更表明形式判断本身不足以稳定确定竞合规范关系。因此,规范取舍方面的理论局限并非欠缺相应的选择规则或者实质判断要求,而在于既有实质标准尚未充分具体化,难以为生态环境领域复杂的规范评价关系提供稳定的判断尺度。
第二,处罚配置的实质判断标准仍需进一步具体化。对于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且均应给予罚款的情形,现行法已经确立择一重处规则;对于其他行政处罚竞合,既有理论亦提出“同种处罚择一、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的一般方案。上述规则能够提供处罚配置的基本依据,但处罚种类和处罚强度尚不足以直接说明一项处罚作出后,其他规范所针对的违法内容是否已经得到充分评价,以及其他行政处罚是否仍有独立适用的必要。
一方面,同种行政处罚择一,并不意味着未适用规范所包含的评价内容当然全部被吸收;另一方面,不同种类行政处罚可以分类适用,也不意味着其在具体案件中当然均有继续适用的必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在惩戒违法之外,还可能承担风险预防、生态恢复等不同规制功能,处罚种类、处罚强度与其实际规制功能之间并不存在当然对应关系。前述王怀勇案和东湖公益诉讼案所呈现的分歧,正集中于既有处罚作出后其他规范评价是否仍需实现、其他行政处罚是否仍有适用必要。因此,处罚配置的理论局限在于,现有方案能够解决原则上的择一或者分类适用,尚需进一步具体化判断既有处罚是否已经实现相应规制要求、其他处罚是否仍有独立适用必要的实质标准。
三、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功能主义转向
实践分歧表明,既有行政处罚竞合理论虽已通过禁止重复评价、充分评价引入实质判断,但相关标准在生态环境领域仍较抽象,难以为规范取舍和处罚配置提供稳定的个案判断尺度。因此,有必要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身的规制结构出发,寻找与其相适应的实质处断进路。
(一)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实质判断基础
生态环境法体系的发展,为行政处罚竞合既有实质判断标准的具体化提供了领域基础。既有竞合理论已经通过法益同一、评价包容等因素识别规范的实质关系,并以充分评价约束处断结果;然而上述标准仍具有较强抽象性,难以直接转化为稳定的个案判断尺度。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化形成的规范体系能够为责任规范评价内容的识别提供更加具体的法内材料,环境行政处罚理论形成了对不同规制功能的区分,为处罚之间实质关系的判断提供进一步的分析维度。
首先,生态环境领域规范的体系化构造为规范取舍中的实质判断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规范载体。竞合理论以法益同一、评价包容等因素判断规范关系,本身已经超出构成要件、法条关系的形式比较。问题在于,如果仅以“生态环境利益”“环境管理秩序”等高度抽象的法益概念作为判断对象,不同责任规范之间的评价差异仍然难以识别。质言之,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责任源于第一性法定义务的违反,责任条款所规定的法律后果应当与相应实体义务形成规范对应。因此,责任规范所评价的内容不能脱离其所承接的实体义务确定。《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规范联系。法典法律责任编与前四编所规定的实体义务形成体系上的对应关系,不同条款共同组成围绕特定治理事项展开的规范群,具体责任条款因而需要置于前置义务、一般规定、特别规定形成的整体规范体系中理解。实际上,法典中的“责任对应规定”已经将集中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与前置义务建立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部分责任规范又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形成共通责任,单一条文本身不足以呈现完整规范内容,法律适用必须“前后关照”还原完整法规范。由此,数项责任条款同时符合构成要件时,可以进一步回溯其所承接的实体义务,结合具体治理制度确定各规范究竟评价何种违法内容。法益同一、评价包容等既有实质标准也就获得了更具体的判断对象,此时需要比较的是数项责任规范具体保障的义务内容是否重合、相应规范评价能否相互涵盖。生态环境法的体系化为竞合理论的实质判断要求提供了更具识别力的规范材料,使规范取舍具有进一步摆脱形式判断依赖的可能。
其次,环境行政处罚功能理论的发展为处罚配置中的实质判断提供了进一步的分析尺度。既有竞合理论已经以充分评价约束处罚配置,并形成“同种处罚择一、不同种类行政处罚分类适用”的基本思路,但该方案在具体操作中主要通过处罚种类、处罚强度确定法律效果关系,尚难进一步判断既有处罚是否已经实现其他责任规范所要求的规制任务。基于环境行政任务实现视角,环境行政处罚的规制功能可区分为法律威慑、风险预防、生态恢复三个维度,各规制功能可理解为行政处罚实现具体行政任务所发挥的作用。故此,行政处罚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化约为不利益的种类、强度,处罚所发挥的具体规制作用还需结合其所承担的规制任务加以识别。
这种功能分化并未停留于抽象的处罚目的,而是进一步体现于具体处罚制度的规范构造。行政处罚的预防目的既会影响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会作用于定罚、量罚等法律效果配置,法律威慑、风险预防所针对的风险形态不同,处罚所实现的规制任务也存在差异。生态环境领域的按日连续处罚即具有典型意义,其通过持续提高违法成本,在惩戒既往违法的同时强化对持续违法的威慑,表明具体处罚所发挥的规制作用并不能由其形式类型直接推定。由此,处罚配置中的实质判断可以进一步落实为对处罚功能关系的判断,即考察既有处罚是否已经实现相关责任规范所要求的规制任务,并据此判断不同处罚之间能否替代,从而为处罚配置实质标准的具体化提供理论基础。
据此,生态环境领域已经分别从规范体系、处罚功能两个层面具备深化竞合实质判断的条件。责任规范的体系化使法益同一、评价包容等标准能够通过实体义务、具体制度获得更为确定的评价内容;行政处罚功能的区分则使法律效果配置中的实质判断能够进一步落实为对处罚规制作用、功能替代关系的判断。由此,前述规范取舍、处罚配置中实质判断标准的具体化难题,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中已经具有进一步化解的理论可能。
(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功能主义进路证成
生态环境领域的规范体系和处罚功能发展为竞合处断分歧的解决提供了实质判断基础,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实质判断基础转化为具体的竞合处断方法,使规范取舍不再停留于法条关系的形式比较,处罚配置也能够超越种类、强度的外部判断,并最终落实禁止重复评价、充分评价的要求。这一具体化过程,需要从规范在制度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出发理解其评价内容、法律效果,由此形成竞合处断的功能主义进路。
所谓功能主义进路,是在构成要件、法条关系、法律效果等既有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规范目的考察责任规范所作评价、行政处罚所欲实现的制度作用,以补充形式判断难以充分说明的实质关系。功能主义法律解释关注法律规范在具体制度情境中所承担的调整功能,其意义在于通过规范目的揭示规范形式背后的制度要求,使法律适用不仅确认规范是否形式该当,还能够进一步说明相应规范评价为何存在、法律效果意在实现何种规制目标。就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而言,这一解释进路正是将前节所揭示的规范体系基础、处罚功能基础转化为实质处断判断的方法,使规范取舍能够进一步考察竞合规范的具体评价内容,处罚配置能够进一步考察相应法律效果所实现的规制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检验竞合处断是否符合充分评价的要求。
功能主义进入具体竞合处断,需要以规范目的作为连接规范形式与制度功能的解释基准。功能主义关注法律规范在制度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这种功能判断仍须受到制定法拘束,只有能够从现行规范所确定的目的中获得根据,才能进入法律适用过程。生态环境法所形成的体系化规范结构,为责任规范评价内容、行政处罚规制作用的目的性解释提供了相应依据。由此,规范目的在功能主义进路中主要承担沟通规范内容与制度功能的作用,使规范取舍、处罚配置中的实质判断能够保持在现行法框架之内。
实质判断基础经由功能主义转化为具体处断判断,主要沿规范取舍、法律效果配置及二者协调三个层次展开,规范目的作为贯通这一过程的解释线索,使规范体系所承载的评价要求、行政处罚的制度作用能够进入实质判断。首先,功能主义使规范取舍超越法条形式关系判断进一步具体评价规范内容,通过规范目的考察责任规范在相应制度中的作用,据此识别其评价指向,并判断数项规范的评价范围是否重合、一项规范能否对另一规范所针对的违法内容作出充分评价。其次,功能主义使处罚配置由法律效果的形式比较进一步进入规制作用判断,通过规范目的识别具体处罚所服务的行政任务,据此判断既有处罚是否足以实现相关规范所要求的制度作用,为不同法律效果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质依据。最后,功能主义还可贯通规范取舍、处罚配置,使充分评价作用于竞合处断的完整过程。规范选择解决数项责任规范对违法行为的评价关系,处罚配置解决相应规范要求通过何种法律效果得到实现,规范目的为两项判断的衔接提供共同的解释依据,由此既可检验规范择一是否造成评价不足,也可避免仅因规范评价存在差异便并用处罚。
(三)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处断的功能主义进路边界
功能主义在竞合处断中的基本定位,是既有规则框架内的补充性实质判断方法。构成要件、法条关系、规范位阶及法定竞合规则仍然构成竞合处断的基本依据,并具有维持法律适用安定性、防止重复处罚、保障规则可操作性的功能。既有规则已经能够确定竞合关系及其法律效果的,应当依照法定规则处断;只有在规则适用仍需进一步判断规范评价关系、行政处罚的规制作用或者充分评价是否实现时,功能主义才具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规范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承担解释功能,为既有实质判断提供依据,而不直接取代竞合识别、规范选择或者法律效果配置规则。
功能主义进路的适用首先受到制定法规范的直接拘束,其所形成的功能判断不能突破法定竞合规则、处罚依据及适用条件。规范目的能够帮助识别责任规范的评价指向、行政处罚的规制作用,但这种解释仍须受现行法所确定的竞合规则、处罚权限及适用条件拘束。法定竞合规则已经确定法律效果配置方式的,不能因规范目的或者规制功能存在差异而改变其结论;法律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也不能以某项规范目的尚未实现为由增加处罚;法律已经规定处罚但附有特定适用条件的,同样不能借助功能判断放宽其成立要求。尤其《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已经明确规定罚款竞合的择一重罚规则,不能因竞合规范目的或者处罚规制功能不同而改变其法定处断结果。功能主义具有关注制度实际作用的特点,也因此具有扩张法律效果的潜在倾向,制定法拘束正是防止功能分析转化为自由政策判断的基本要求。
在遵守上述制定法约束的前提下,功能判断对具体法律效果配置的影响还应受到必要性、过罚相当的进一步控制。其一,应满足必要性要求。充分评价并不意味着具有不同规制功能的行政处罚均应分别适用,而应进一步判断相关规制需求在个案中是否仍然存在,以及既有处罚是否已经足以实现相应规范目的。相关规制要求消失,或者规范目的已通过既有处罚得到充分实现的,再行配置具有相同或者可以相互替代规制功能的行政处罚即缺乏必要性。因此,功能差异只能排除当然吸收,不能当然导出处罚并用。其二,应满足过罚相当原则要求。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要求设定、实施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即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之间保持“罚当其过”的均衡关系。即使不同处罚均具有独立法律依据并符合法定适用条件,其形成的整体处罚负担仍不得明显超过违法行为及其危害程度,具体可以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程度、违法持续时间、影响范围、行为人主观过错等因素综合判断。由此,功能主义所揭示的评价差异、功能差异只有经过必要性、过罚相当的进一步控制,才能转化为具体处罚配置。
四、功能主义进路下竞合处断规则的具体建构
前述分析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中的实质判断可以经由功能主义进路获得具体化,规范目的在其中承担连接规范内容与制度作用的解释功能。进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这一解释进路转化为能够适用于具体竞合案件的判断结构,并在既有竞合规则约束下形成相应的处断方法。对此,可首先通过规制对象、规制功能识别竞合规范的具体评价内容、行政处罚的规制作用,形成规范目的判断的具体结构;继而根据二者的不同组合形成类型化处断规则;最后通过相应的实施控制机制,将上述判断落实于行政处罚过程,保障功能主义处断的规范运行。
(一)规范目的判断:规制对象—规制功能的双重结构
前述功能主义进路落实于具体竞合处断,需要进一步形成规范目的的判断结构。针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特点,规范目的可以通过规制对象、规制功能两个维度加以具体识别。
规制对象是指规范通过构成要件及其所对应法定义务指向的具体环境治理事项,其作用在于识别竞合规范的具体评价内容。生态环境法对违法行为的规范评价以具体法定义务为基础,而相关法定义务并非仅围绕水体、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设置,还贯穿环境风险预防、污染过程控制以及损害处置等不同治理环节,并分别针对环境风险、污染持续或者生态受损等不同环境状态形成规范要求。《生态环境法典》所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损害担责等基本要求,体现了生态环境治理从环境要素保护向全过程规制展开的规范结构。由此,规范对违法行为的评价,既可能因所针对环境要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也可能在同一环境要素之上因治理环节或者环境状态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评价内容。
规制对象不能仅以环境要素加以识别,还应落实到规范实际评价的具体环境治理事项。水体、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只是法定义务所指向的基本客体,并不能完整揭示责任规范的评价内容。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由末端损害控制向风险预防、全过程治理拓展,同一环境要素之上还会围绕风险形成、污染发生、损害处置等不同治理阶段配置相应法定义务。因此,数项规范即使指向相同环境要素,也可能因所处治理环节、所针对环境状态不同而形成不同评价内容。规制对象的识别因而不能停留于环境客体的区分,还需进一步考察规范针对何种治理过程、何种环境状态设置义务。所以,规制对象应从环境要素、治理环节与环境状态三个维度加以识别。其一,环境要素用于判断规范直接针对水体、大气、土壤等何种环境客体设置保护义务;其二,治理环节用于判断相关义务处于风险预防、污染控制或者损害处置等何种治理过程;其三,环境状态用于判断规范所针对的是风险形成、污染持续还是生态受损等何种需要法律介入的状态。三个维度共同服务于同一判断,即确定规范究竟针对何种具体环境治理事项作出评价。因此,规制对象判断最终应回到规范构成要件及其所对应的法定义务,并结合条文体系结构确定各竞合规范的具体评价指向,为进一步判断数项规范评价范围是否重合、是否存在包容关系提供依据。
规制功能是指行政处罚在实现规范目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规制作用,其判断核心为行政处罚是否足以实现相应规范所要求的规制任务。既有竞合处断规则以特别关系、位阶关系和处罚轻重为基本判断路径,其在数项规范均配置罚款的竞合场景中仍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处罚形式相同,处罚强度具有可比较性,可以依既有规则择一重处完成罚款法律效果的配置。但是,较低数额罚款依择一重处规则被排除,只意味着该项罚款法律效果不再发生,并不能据此认定其所对应规范在竞合处断中的评价要求亦已当然实现。数项罚款虽然承担相同或者相近的规制功能,但其所对应规范可能针对不同规制对象作出评价,择一重处解决的是罚款法律效果的重复适用,数项规范评价之间是否存在尚未得到充分评价的内容,仍需结合规制对象进一步判断。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并不始终处于同一功能维度,不同种类行政处罚可能分别发挥违法惩戒、风险预防、生态恢复等作用,其相互关系因而不能完全还原为处罚强度比较。故而,规制功能判断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识别不同处罚之间是否可以功能替代,而不能由处罚形式或者处罚强度直接推定。
所以,规制功能判断包括功能识别、替代判断两个层次。首先,识别具体行政处罚实际承担的主要规制功能;其次,判断既有处罚是否足以实现相关规范所要求的规制任务。至于数项规范之间是否存在尚未得到充分评价的违法内容,应由规制对象判断确定,不能由处罚功能反向推导。行政处罚规制功能相同或者相近,只能说明相应法律效果存在相互替代的可能,并不意味着不同规范所针对的违法内容已经得到充分评价;规制功能存在实质差异,只能说明不同处罚之间不能单纯依据处罚强度推定完全替代,同样不能直接得出不同种类行政处罚应当分别适用的结论。对于前者,即使依照法定规则排除了较低罚款,仍应结合规制对象判断其他规范所针对的违法内容是否已经得到充分评价;对于后者,还应进一步判断相应规制要求在个案中是否仍有实现必要,并以其他行政处罚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为前提。
(二)类型化处断:规制对象—规制功能结构下的规则回应
经由规制对象、规制功能两个判断维度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竞合的四种基本类型,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处断规则。
第一,规制对象同一且功能一致的,应维持形式择一结论。此类情形中,竞合规范均指向同一具体环境治理事项,相应行政处罚亦发挥相同或者相近的规制作用,规范目的高度重合。此时,既有竞合处断规则仍应居于主要地位:若竞合规范之间存在特别关系或者包容关系,应优先适用能够完整评价违法事实的特别规范;若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之间存在实质抵触,则应适用上位规范;若数个规范均以罚款回应同一违法性,则应依《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该条所确立的罚款择一规则,正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触发多个罚款规范时,通过选择一个处罚依据避免重复评价。此类竞合中,关键在于数项规范是否构成重复评价,相应行政处罚是否能够实现相同规制要求。一项规范能够对相关违法内容作出充分评价,相应处罚又足以实现相关规制要求的,其他规范无需再行产生相同处罚效果。因此,此类竞合原则上应依循既有处断规则,通过特别关系、规范位阶或者罚款择一规则确定适用规范。
第二,规制对象同一但功能不同的,应在形式择一基础上进行功能补足。此类情形中,竞合规范虽然指向同一具体环境治理事项,但相应行政处罚分别承载惩戒、预防或者恢复等不同规制功能。形式择一处断规则可以处理同种处罚之间的吸收问题,却不能当然排除承载独立功能的行政处罚。罚款、替代性恢复、停产整治等处罚方式在功能上呈现出质的差异,其分别回应既往违法性、生态损害恢复或者环境风险阻断,彼此之间更多表现为功能分工关系,而非轻重替代关系。以违法毁坏林木行为面临的行政处罚为例,罚款可以回应行为的不法性和可谴责性,但并不能当然恢复受损林木资源或者林地生态状态。责令补种、责令修复等行政处罚,目的在于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或者填补公共利益损害。若仅对罚款依照竞合规则择一处断,而未进一步处理依法应当实现的恢复要求,仍可能造成相应规制任务无法实现。因此,在规制对象同一而规制功能不同的情形中,当既有处罚不足以实现其他规范所要求的规制任务时,可以进一步考察其他行政处罚是否具有补充适用的必要,由此形成本文所称的功能补足。
功能补足并不构成处罚依据,其适用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补充适用的行政处罚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符合相应法定适用条件;其二,该处罚所对应的预防、恢复等规制要求,在个案中尚未通过既有处罚得到实现。既有处罚已经足以实现相应规制要求,或者生态损害并不存在、危险状态已经消除的,就无继续补充适用其他处罚的必要。因此,功能补足的意义在于对既有处罚尚不足以实现的规制要求作出补充回应,而不能以功能差异本身作为增加处罚的依据。
第三,规制对象不同但功能一致的,应在择一重处后进行裁量评价。此类情形中,同一违法行为分别触及不同环境要素、治理环节、环境状态,相应行政处罚却发挥相同或者相近的规制作用,典型表现是数项竞合规范均配置罚款。对于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违反多个规范且均应给予罚款的,仍应依《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但罚款择一并不意味着处断过程的终结。规制对象不同表明数项规范针对违法行为的评价内容并不完全重合,若在择一重处后完全不考虑其他规制对象受到影响的事实,仍可能导致违法行为综合不法程度被低估。因此,在排除其他罚款法律效果后,还应将未被选择规范所评价的相关违法事实纳入主要处罚规范的裁量过程,使其在法定裁量范围内得到适当评价。这种裁量评价并非再次适用未被选择的处罚规范,而是通过处罚裁量回应其所评价且尚未在处断结果中充分体现的违法内容。
以前述王怀勇案为例,王怀勇排污行为同时导致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对于该排污行为不宜作出两次处罚;但未被选择规范所评价的污染事实并不因此失去处断意义,其对违法行为整体不法程度的影响仍应在行政处罚裁量中予以体现。其逻辑为,虽然数项规范不能分别产生处罚效果,但其分别针对不同规制对象形成的评价并未因此失去意义,多个规制对象受到影响的事实仍会影响违法行为整体不法程度、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因而应在竞合处断中予以裁量评价。
第四,规制对象不同且功能不同的,应在罚款择一基础上进一步判断不同种类处罚能否分类适用。此类情形中,竞合规范指向不同环境要素、治理环节或者环境状态,而且相应行政处罚也可能发挥不同规制作用,单纯依靠罚款择一未必足以实现相关规范所要求的全部规制任务。因此,此类情形的关键并不在于增加处罚数量,而在于判断行政处罚是否分别回应了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不同规范需求。前述东湖公益诉讼案即为适例。该案中,违法行为人非法开挖山体,同时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与林地毁损,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仅针对毁林行为作出处罚,后续又以非法采矿与毁林行为存在竞合为由,认为无需继续追究非法采矿责任,检察机关对此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获得法院支持。该案表明,同一行为已经受到针对某一规制对象的行政处罚,并不意味着针对另一规制对象所配置的处罚当然可以被既有处罚替代。数项规范分别针对不同资源利益形成独立评价,相应行政处罚又承担不同规制任务时,仍应进一步判断其他处罚是否具有独立适用的依据、条件及必要性,而不能仅以既有处罚已经作出为由一并排除。
但需要强调的是,分类适用并不意味着罚款并处。对于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违反多个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且均应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部分仍应依《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择一重处;对于罚款不能实现的其他规制要求,则应在具有独立法律依据、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且确有必要时予以分别适用。换言之,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是在避免同种处罚重复评价的基础上,使不同种类处罚分别回应违法行为所侵害的不同法益和规范目的。当然,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仍需受过罚相当原则的限制,只有在相应规制要求尚未通过既有行政处罚得到实现,且整体负担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相适应时,方具有适用正当性。
(三)实施控制:功能主义处断规则的规范运行机制
前述类型化处断规则根据规制对象与规制功能的不同关系明确了相应的竞合处断方式,其运行还需落实于具体执法过程。以规范目的为解释线索的功能主义处断涉及竞合规范评价关系、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以及法律效果配置等连续判断,需要通过相应控制机制保障判断过程的规范性及处断结果的合理性。所以,应通过层次化说理、整体处罚负担审查、多机关协同,对功能主义处断的判断过程与适用结果形成规范控制,从而保障类型化处断规则的具体运行。
其一,应通过层次化说理实现处断理由的规范呈现。功能主义进路下,竞合处断不仅需要说明规范选择结论,还应呈现规范评价关系、处罚配置依据。这种由规范选择进一步进入规制对象、规制功能判断的处断过程,包含行政机关对规范评价内容、处罚配置方式作出的实质判断,因而具有明显的裁量属性。行政裁量中,对裁量权的规范控制不仅在于审查最终决定,还应将决定形成过程中所依据的判断标准、相关因素及其权衡过程予以客观化,使裁量理由能够进入后续监督审查。规制对象、规制功能的判断包含对规范评价内容、处罚作用及其替代关系的实质判断,相关结论并不能完全由条文形式关系直接得出,因而只有将判断过程充分外化,才能使处断结论获得可验证、可审查的理由基础。所以,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处罚竞合案件时,应当说明行为认定、规则适用以及规范目的实现的判断过程。具体而言,应首先明确违法行为同竞合规范的对应关系,说明既有竞合规则的适用依据;继而说明所选择规范能否对其他规范所针对的违法内容作出充分评价,既有行政处罚是否足以实现相应规制要求;要进一步采取裁量评价、功能补足或者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的,还应相应说明其规范依据。对于将其他规制对象受影响的事实纳入处罚裁量的,应说明相关事实进入裁量的规范依据、适用限度;对于采取功能补足或者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的,则应说明其他处罚的法律依据、法定条件、现实必要性。
其二,应通过整体处罚负担审查保障法律效果配置的合理性。前述类型化规则解决了不同竞合情形下行政处罚的配置方式,但功能补足、裁量评价、不同种类处罚分类适用均可能改变最终处罚负担,因而还需对处断结果作整体衡量。行政处罚竞合同时受到充分评价、禁止重复评价的约束,前者要求违法行为所包含的不同评价内容得到必要回应,后者则要求同一违法内容不得因多个规范介入而被重复计入处罚。因此,整体处罚负担审查首先应当控制不同处罚之间的评价关系。对于不同种类行政处罚分类适用的,应确认各项处罚具有独立法律依据、符合法定适用条件,并确有实现相应规制要求的必要;对于其他规制对象受影响的事实进入处罚裁量的,应确认该事实属于法定裁量因素,同时避免已经通过其他处罚得到评价的同一事实再次影响处罚结果。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判断最终处罚负担是否与违法行为相当。过罚相当不仅要求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判断违法程度,还要求对违法程度同处罚结果之间的相称关系作出独立判断,并可通过比例原则对处罚裁量加以约束。因此,即使各项处罚分别具有适用依据,数项处罚叠加形成的整体结果仍应受到过罚相当原则控制,综合考察违法行为整体不法程度、最终处罚的种类、强度及其实际负担,避免竞合处断因追求充分评价而形成过度处罚。
其三,通过多机关协同保障处断衔接。生态环境违法常涉及多个执法主体,不同机关的职责分工可能使同一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规范适用、处罚决定分散进行,需要通过执法协作实现不同处断环节的有效衔接。否则,极有可能造成重复处罚或者依法应当作出的处罚被遗漏。对此,对于涉及多个机关的竞合案件,应通过案件移送、协同调查、信息共享和处罚衔接机制,协调不同机关之间的执法关系。罚款部分仍应遵守《生态环境法典》第1055条的择一重处规则,不得因管辖分散而分别处罚;经规范目的审查,罚款之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具有独立法律依据、符合法定适用条件且确有适用必要的,应由有权机关依法处理,并与其他处罚决定做好衔接。行政机关应通过处罚决定、案件移送或者信息共享等方式说明相关处罚事项的处理情况,以避免因职权分工导致重复处罚或者遗漏处罚,保障不同处断环节的有效衔接。
五、结语
《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了生态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整合,但并未化解行政处罚竞合处断分歧。既有竞合理论虽然形成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相结合的处断规则,但是实质判断标准在生态环境领域仍具有较强原则性,难以为处断实践提供稳定的个案判断尺度。对此,可经由功能主义进路具体化实质判断标准,以规范目的为解释线索,通过规制对象辨明竞合规范的评价关系,通过规制功能判断既有处罚能否实现规制任务,并根据二者的不同组合,在既有规则框架内形成相应的类型化处断规则。申言之,随着风险规制、公共利益保护等行政任务不断强化,行政处罚的规制功能日益多元,仅以规范形式关系、处罚种类或者处罚强度判断竞合关系,难以充分回应不同规范评价、处罚功能之间的差异。功能主义进路通过规范目的解释,实现了竞合处断中实质判断标准的具体化,亦可为其他具有类似处罚功能分化特征领域的实践提供分析参照。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