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初国家制度设计中,举人混同于监生。至明中期,随着选官、学校、赋役等各项制度的调适,举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内被重新定位。经洪武十七年后国家对会试下第者的系列管理、永乐至成化时期朝廷对在监举人的放归、成化以后举人身份在国家制度中凸显,大量居乡举人在此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为士绅。举人的士绅化,一方面体现了唐宋以来士人走向民间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本质上是举人在明代国家制度调适的实践中结成相对稳定的阶层。
关键词:明代 士绅 科举制 举人 官僚制
学界有关唐宋以来国家构造、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对士人群体的考察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欧美学界“知识精英地方化”的理论范式,还是日本学者的“乡绅支配”论,都将士人视为理解唐宋至明清国家社会演变的钥匙。在宋元与明代的对比研究中,一般观点将宋代,尤其是南宋士人视为明清士绅的前身,强调他们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的历史脉络。此种宏观立论,往往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近年来,相关成果以“士人走向民间”为主题的“宋元变革”论和阐释“富民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士绅社会”论为代表。二者立意不尽相同,但均试图通过士人,重新把握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路,进而重构时代与历史观,且都存在以逻辑替代事实的问题。如学者针对“乡绅支配”论的提问,“宋代以后,具有官僚资历者在刑法上、徭役分配上的优惠规定已是与明代几乎不变的形式存在”,然而为何迟至明前中期都没有出现类似乡绅的阶层,依旧没有得到具体回应。
中国古代士人的演化序列之一,是汉代的“举人”之称,经唐宋科举身份的过渡,至明代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分子。学界虽注意到举人在士绅阶层中的相对独立性,对其历史内涵不乏具体考察,但就此种转变的时代背景,或聚焦于科举制度,或目之以宋元延续,或站在士绅立场予以回溯,忽略了举人士绅化的阶段性及其相应的制度调适与实践。因此,对明代举人何以为士绅的考察,便在回应上述问题的同时,兼具检讨各类“士人论”的方法论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洪武时期对举人的处置、永乐至成化时期举人的放归、成化后举人的制度实践三个阶段梳理史实,分析唐宋至明,举人士绅化的历史逻辑,在方法论层面探析士人研究对中国古代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
一、洪武朝对举人的制度安排与集中处置
洪武十七年(1384)再复科举,十八年会试后,朝廷对下第士子进行就教、入监、放归三项制度安排,后成为学者定义举人的三个维度。不过,三项安排的实施时间并不一致,成效不尽相同,尤其是关于举人放归,学界的认识并不准确。而且,此时乡试成功者尚不能等同于作为士绅的举人。
其一,就教。洪武时期下第举人出任教职,主要有乙榜除授与吏部考选两种形式。乙榜的设立时间有二十一年、二十七年等说。杨荣记载,洪武十八年江西举人张伯颖在会试礼部后,“得乙榜,授广东阳山县学教谕”,杨荣生于洪武时期,文字当有所据,乙榜的设立可能在洪武十八年会试之后。
吏部考选教职,是对没有入选乙榜举人的再度除授。洪武十八年六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俱授教职。此时距离会试结束已数月,对象应是在监举人。据薛瑄回忆,其父薛祯洪武十八年试南宫,授北平真定府元氏县儒学教谕,当是考选的结果。洪武二十三年七月,包括举人陈琏在内的265名“太学诸生”由国子监推荐,经吏部考选后被授教职。洪武三十一年,吏部试寄监下第举人415名除授教授、教谕、训导。
其二,入监。与洪武初年三次开科不同,此时除教职外,下第举人不再直接授官,而是入监肄业,经历事一途入仕。湖北人陈寿,洪武十八年会试下第入太学,授户部主事。山东人黄福,洪武十八年会试下第,入太学,授项城簿,后官至户部尚书。陕西人吕震,洪武十九年以乡举入国子监,因清丈土地有功,擢山东按察司试佥事。明初任官不拘资格,举人由监生历事入仕至高官者不在少数。学界对此已有详论,不再赘述。
其三,放归。尽管《明会典》记载该方式启自洪武十八年会试后,但未必反映当时的实施情况。洪武二十四年,会试下第举人王偁按例入监,以家远母老为由,具表陈情放归,以待下科会试。同年,礼部奏言会试举人有逾期不及试者,太祖朱元璋命与下第者俱送监卒业。王偁上表,是因举人在监有告归侍亲者,需经礼部勘核批准。可见,放归不适用于所有下第举人,在监举人在朝廷严格管理下无法擅自离监。至成化年间,时人对此已不甚明了,朝廷特地申明:洪武、永乐年间,举人、岁贡悉留坐监,三年一省亲,初无依亲之例,正统十四年(1449)为存省京储,始以年浅监生放还原学,依亲读书。由此可以推断,放归只是个别现象,并非朝廷处置下第举人的主要方式。
上述表明,随着明初选才策略转变,朝廷试图以入监与就教集中管理洪武十八年后产生的举人。太祖虽崇儒重道,但时常流露出对士人群体的不满,甚至施以重典。洪武五年,太祖谓臣下:“近代以来,举人不中程式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修,以图再进,往往摭拾主司细故谤毁,以逞私忿,礼让廉耻之风不立,今后有此者罪之。”洪武六年,他又批评科举多取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此种认识导致洪武六年科举停罢,此后,太祖将选士转为造士,置年轻举人于禁中、太学亲加训导,是为举人入监先声。洪武十八年复科举后的首科会试,国子监生多在前列,“上大喜”,足见其对造士的期许。
下第举人就教,是洪武再复科举后对宋代特奏名、元代副榜制度的继承与创新,源于科举停罢后地方学校教官队伍的动荡。洪武十四年,太祖强调,教官、训导作养生徒,为国储材,有司往往委以公务,使不得尽心教训,有违崇儒重学之意,命礼部禁止。此举既是国家出于稳定师儒队伍的考量,亦是重视造士的体现。
综而论之,洪武十八年后国家对下第举人的处置方式,是将其分批(就教与入监)分步骤(乙榜、考选、肄业、历事)与选官制度对接,并在此前直接授官的基础上,增加造士环节,但未明确规定举人服制,当与彼时举、监混一有关。在国子监,举人监生应当以生员巾服为准,在地方则与一般士人无异。正统十年,朝廷明确包括监生在内的士子优免权,举人并未单列。从监生角度看,举人的出现则是将该群体重新纳入科举轨道。洪武十一年,海宁人叶廷振由府学贡入国子监,“校艺有司,不得志而归。鞭策磨砻,益以数年之功”,洪武十五年复应诏赴京。在科举罢废期间,监生需要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失利后则放归以待再诏,形式上与举人放归以待下科并无二致。换言之,洪武十八年后对举人的管理方式,在科举初罢后已通过监生实践。举人的登场,是明初学校造士与科举选士制度更迭的结果。
二、永乐至成化时期对举人的放归与制度调适
洪武以后监生数量激增、教职卑冷、历事出仕壅滞等情况的出现,使举人的制度安排逐渐失效。举人从永乐时期的部分入监,转为宣德、正统时期选择性放归,再至景泰后的全面放归。在此过程中,虽不时有加强监生、举人集中监管的呼声与举措,但收效甚微。
洪武二十六年,朝廷允许监生“还家读书依亲”,开始成规模放归监生。洪武三十年、三十一年,分别有217、220名监生因违反返监限令被查处。如果说放归监生是针对部分年老监生滞于仕途的调整,那么数百名监生长期居乡、违限不归的现象,说明此前的造士方式遭到挑战。
永乐时期,仅部分下第举人能入监。永乐二年(1404)三月,朝廷命35名会试不终场举人入监卒业,六月,更试下第举人,选60人赐冠带入监肄业。永乐四年,复试下第举人,赐21人冠带,18人入监肄业。有名周健者不与其数,称年幼欲入监进学,皇太子令其同肄业。永乐七年四月,下第举人郑阜义等援周健事例启请入监。永乐十九年,朝廷下令南、北两监下第举人发还原学进业以待后科。相较于洪武时期,入监不再是朝廷处置下第举人的主要方式,个别入监者甚至需要申请。
永乐年间,举人录取不拘额数。永乐六年,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奏:各省乡试名数太多,导致士子心怀侥幸,不务实学,请求布政司、按察司乡试务必精选,以免滥举。据《南雍志》记载,当时在监注籍人数剧增,但在监举人数趋于稳定,间接证明下第举人入监已非硬性要求,洪武时期的规定未得到有效执行。永乐十九年状元江西人曾鹤龄“滞迹于乡者十有五年”,即永乐三年中举后便返回乡居。永乐十八年,河南举人赵以澄会试下第,砺学积行,居家十七八年之久。永乐二十二年,江西举人钟诚,会试下第归乡,勤学六年后再赴会试,中乙榜。
永乐时期监生激增,导致历事入仕壅滞。宣德二年(1427),工科给事中郭永清奏南京国子监生坐堂年深,久未取拨,以致年老不堪任用。朝廷命取南监年深者200名送北监读书。宣德四年,监察御史张纯奏称,南京国子监生有一二十年未得进用者,朝廷遂再取400人送行在吏部选用。宣德二年,新科进士、山东临朐人马愉在北京遇到同乡举人李孟彰,李氏久滞太学,“志锐而年迈,畏道路往来之艰”,自述若不能得官,不如放其回乡,最终在历政工部时以监生老疾赐归。北监举人的历事困境,表明南监北调的方式难以解决监生拨历的问题。
英宗时期,为节省朝廷京储,开始有选择地遣散在监生员。正统元年二月,监生王信等自言年深,要求如前例放归依亲,朝廷遂将自永乐十九年以前入监者,不论坐堂告出,通行起送,以振淹滞。正统三年,南监祭酒陈敬宗奏称部分在监举人无心志学,回籍后往往托故迁延,买通官差,甚至有长达10年不在监者,待至拨历轮次渐近,捏造患病文书入监销假,以求仕进。为直观呈现陈敬宗所奏,澄清学界相关结论,笔者对在监与在乡举人数量进行估算(见表1)。

通过表1,在不考虑宣德五年以前以及正统三年乡试新增下第举人数的情况下(因不拘额数而无法计算),可推算宣德五年(1430)至正统四年(1439)的10年间,依亲举人至少净增1500人。此后10年间,若以正统十三年人数为基准估算,净增总人数不会少于1500人。而这20年间,挂名在监者仅数十人,加之此时名列乙榜的举人不愿就教,所以至正统末,放归已成为下第举人的主要选择。周忱巡抚江南时注意到自永乐以来拖欠税粮者,除地方大户外,尚有一群巾靴游谈之士,不仅在周忱改革期间带头抗粮,甚至编造谤词,沸腾口舌。从其着装行为看,应是包括生员、举人在内的地方士人群体。只不过,周忱对举人身份辨识尚不清晰。更直接的事例,如宣德七年,苏州知府况钟夺情起复后,便采纳常熟“乡贡进士”簿实有关地方赋税改革的建议。
景泰以后,边事孔棘,朝廷继续放归监生,同时准许生员纳粟者入监,以增加国帑。天顺元年(1457),朝廷进一步将放归对象从坐监年深者扩大至年浅者、下第副榜举人、初入监的岁贡生。成化三年至十五年间,南、北两监在册举人总数,最多时为560人,最少为331人。该时期共举行四科会试和乡试,以每科新增举人1150人、新增进士300人估算,新增举人总数在3000人左右,而国子监年均登记在册举人数为300—500人,仅为新增举人的10%—17%。据此判断,成化时期举人在地居乡已为常态,此后基本未见朝廷大规模放归监生、举人。
弘治八年(1495),南监祭酒罗璟奏称,本监实在监生2068人,坐班者不过496人,建议“每遇三年朝觐,将举人及官民生入监者,备造文册,开豁旧管、收除、实在,送部发监查照”,得到允准。从数据看,该举措收到一定成效。弘治十三年至十六年,北监在籍监生数最低为1596人,最高为2138人,举人数最低为222人,最高为421人,较弘治前期有大幅增长。但同一时期,南监祭酒章懋再度发出堂舍已空、亟须整顿监政的呼声,称在籍注册举人大多顾恋家乡,临近会试时方才回监,下第后又复还乡。嘉靖十四年(1535),北监祭酒吕柟核实在监举人仅二三十人。嘉靖二十二年以后,监生著籍与坐班数都降至记载最低点。对此,有人建议采取“下第举人,督送入监,违者不准会试”,“已入监者方许就教”等举措强制举人入监。
永乐至成化间举人居乡、入监政策的反复,是明代国家财政能力、官僚制度等调适的产物。明初选官设计中,或将进士、监生并列而称,或将学校、进士、他途分列而论,抑或明确指出科举、监生、吏员三途仕进,举人未作为单独的群体被重视。正统元年,有教官建议,可在下第举人除教职者中择优入监读书,如三试下第,照岁贡出身。此举是在变相剥夺举人终身科举特权并将其仕途监生化,后虽遭反对而未果,却是国家调整举人政治仕途的早期尝试。成化十四年,礼部重定监生依亲事例,命提学御史就地监察属地举人,实质是对举人长期居乡局面的承认。此时的举人已无法被限制在明初学校、科举制度的框架内,对其身份与出路予以重新定位,便成了明代举人士绅化的历史前提。
三、成化以后的举人士绅化实践
成化以后,朝廷在制度上对举人重新定位。政治上,“拣选”成为举人授官的主要途径。经济上,科举路费、赋役优免等内容相继纳入国家与地方财政。出行、着装、社会交际等方面,举人日益彰显群体个性。经过一系列制度调适与实践,举人结成了作为士绅的新社会关系,进而产生了相对独立的群体认识。
成化二年,应吏部题准,明确举人拣选授官需“上选三年以上”。此政策的实施情况,可以刘良臣弘治十五年会试失利至正德九年(1514)赴部铨选经历为参考。从首次会试失败至铨选授官,刘良臣前后奔波14年,共赴会试5次。第一次会试下第,入监肄业放归。第二次会试失利,入监历事并赴部上选,监生需历事1年方能上选,也被称为挂选。按成化二年规定,此次听选是为3年后才有可能的铨授备案。第三次会试中副榜,未就而归。第四次会试又中副榜,并赴急选,此时距正德元年入部上选已过6年。至第五次会试后,三月就急选,试论、判各一道,四月得除通判。类似还有弘治三年,当科会试下第举人拣选授官者共3人,其中闽县举人李伯通于成化七年中举,近20年方才释褐。经此调整,明确了举人科举、历事、选官的顺次。表面看,举人拣选是累科不中后的选择,事实上,举人之所以连科赴试,也是出于赴部拣选的需要。
弘治年间,吏部尚书马文昇注意到举人拣选产生的经济压力:“既作监生,须拨历事,其举人监生,虽年壮气豪者,亦与彼一同挨次取选,始终二十余年,方得出身,长者老耄,壮者衰弱,家道贫难,未免负债于人。”故此,举人在政治定位逐渐明确的同时,经济权利渐次形成。成化年间,针对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地方举人不乐仕进的现象,巡抚朱英在广东地区开展的赋役改革中,率先将举人赴试路费纳入地方财政。弘治七年后,举人被正式免除均徭杂役,但优免准则仍与监生、生员相同;万历后,举人的优势较监生进一步明显(见表2)。制度红利为举人谋生大开方便之门,王士性言:“一荐乡书,则奴仆十百辈皆带田产而来,止听差遣,不费衣食,可怪也。”

举人的社会行为也在调适。嘉靖年间,为区别于生员、监生,举人纷纷以圆帽为本等冠。嘉靖后期,华亭人何良俊观察到举人出行无不乘轿。轿子规制与仆从数也因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连遮阳避雨用的器具也要异于平民。行事低调的举人出门不过“带罗帽,二童子跟随徒步”,举止招摇者甚至安排20余人随轿侍候。地方官府会邀请举人参加各类官方、私人活动。官长会折节相待注重名节的举人,为官指南《治谱》中记载,地方官在“编造履历册”等事项时,要关照包括举人在内的士绅。明末广东举人黎遂球据时人所编《粤科典则》,详细说明举人与上司的交接礼仪。
经过上述制度调适,举人不再混同监生,在朝廷承认其乡居状态的基础上,完成了向士绅的身份转化。作为士绅的举人,在新制度框架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呈现复杂多变的面貌。
举人的政治出路依旧逼仄。弘治十一年,吏部尚书倪岳指出官员考绩中存在优待进士、严待举人的现象。嘉靖七年,工科给事中陆粲呼吁“去积弊以振作人材”,官员选授因重资格,进士“容养不问,使肆于民”,举人监生则“驱之于不善,而使民受其殃”。嘉靖十年,在朝野各方呼吁下,朝廷有“三途并举”之命,“举人、监生官才德出众屡形荐剡者,一体擢用”,但依旧未能打破朝廷用人的身份桎梏。至明末,拣选待铨延宕冗长,加剧了举人入仕的困境。
举人的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举人陈献章对参与土地纠纷的举人有过劝诫。嘉靖年间麻城举人、蓬州知州董士毅在京接待同乡新科进士时,首诫买田:“吾为举人时,为人欺,买田数亩,为所累甚重,谨识之。”8次会试不中、长期居乡的举人归有光向友人诉苦,“薄田岁不收,重有输粮之累”。当时吏部铨选的差事明标价码,知州一职大概在千两以上,再加上贿赂官员的成本与借贷利息,实际数目可能要翻两番。不坐监的举人除应对各类监规外,为能顺利参加下科会试以及计日拨历候补的大选,也需贿赂吏胥。地方官若动用官帑资助经济困难的举人,会被视为不合规制,甚至遭到弹劾。相较一般士庶,除日常开支,举人赶赴会试、坐监历事、赴部挂选均需不少花费,不谙生计的举人面对进阶过程中的各类开销,往往疲于应付。同情者,谓其在“安于小成”与“厄于贫难”间摇摆;厌恶者,则谓其:“交际郡邑,业治门产,侵凌乡曲”。
举人士绅化造成了士群内部的利益分化,不少谴责举人的文字本就出自士人之手。明末徽州生员江天一,因“困童子试三十年”,对举人公揭童生的行径予以痛斥。顾炎武后来更是将举人行为上升到国运层面:“至于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属举人,间有黜革,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
在此背景下,部分举人展开了对士绅身份的反省。在嘉靖年间开展的地方赋役改革中,举人率先指出优免特权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万历年间的“民抄董宦”事件中,举人表现出与高级别士绅相区别的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嘉兴举人赵维寰针对朝廷试图取消举人会试资格的回应,他承认同类之中,“学问日疏,志业日舛,横者要结当道,搏噬乡间,卑者乞贷樗蒲,混迹无赖”,但从举人立场出发,他认为上述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惟是士也,而当吏之察,则先是所为造就之者,亦当有以服其心。”言下之意,举人的困境,“造就之者”当负主要责任。
类似观点认为,举人失格是法令制度激变所致:“尝谓其坏天下人才风俗有三事,考察天下举人,执法者少,茹宽者多,县官乘是挟仇报怨,使士子奔走公庭,为全名保家之计,唾骂殆不堪闻,一也。”也有言论指出,举人即使在国法严察下恪公守法,乡党舆论依旧不予理会。为改变上述困境,赵维寰给出建议:一是改革服饰,“冠以进贤,而去其翅圆,领则青地蓝缘,束以软带”,以示与监生、生员有别;二是给予馆俸,“上贫者岁百二十金,渐约之至六十金止,家在五千金以上者,复徭役如其应得之数,而俸免给焉”,保证举人的经济基础;三是“一绳以考功法”,将举人考核纳入正式官僚体系。此建议无疑是明后期举人对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再次定位。这一定位,既不同于明初举人直接挑战洪武体制的做法,也区别于明中期被动接受国家制度的调适,是士绅化的举人在成化以后制度实践基础上,对自身成为相对独立的士人阶层的确认。
四、举人士绅化的方法论意义
明初,国家意在通过科举、学校等途径,在因革宋元制度基础上管理举人。随着国势转移,举人回归地方,却未因循宋元旧貌。成化后,选官、赋役等制度的更张调适,使得举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身份被重新定位,成为士绅的一分子。明代科举与选官、赋役制度的紧密结合,使举人始终游走在国家与乡里之间,表现为宋元以来士人“走向民间”的趋势,但本质是举人与国家重新结成依附关系。
正基于此,赵维寰的自省并非在道德层面,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提出近似“阶层化”的构想,清楚认识到造就其身份的制度根源。若其设想落地,中国历史上将出现与西方语境下gentry类似的社会阶层:接受过良好教育,经济上有基本保障,区别普通士庶的身份标识,进入仕途的机会和从事其他职业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该阶层通过科举考试向社会开放。换言之,赵氏的申诉揭示了明代制度调适下士绅的另一可能形态。
钱穆称中古士族凭借“国家特定的法令制度”取得门第地位,是唐宋前“士人”转为“士族”的一大关键,但最后论点落在士人“智力与道德之特别超诣”的精神层面,失之“唯心”。钱氏观点并非孤论,是其时代历史观的代表。因此,明代举人士绅化的讨论,还涵括士人走向“士绅”的方法论意义。以下结合具体史实,就“宋元变革”论、“士绅社会”论为代表的各类“士人论”展开检讨。
唐代,贡举人区别于一般士子,拥有入学深造、免除课役的特权。宋代,举人在省、殿试被黜落后,有免解直接参加高一级考试的机会。金元时期的华北地区,尽管科举制度不时中断,但士人没有完全失去免役特权,国家强力介入使得在地士人获得有别于南方地区的入仕与发展机会。在南宋统治的江南地区,政治上,得解及免解举人享有本人丁役、差役优免权,政见可直陈于官府;经济上,国家资助得解举人赴试;得解举人即使终老布衣,在地方仍区别于一般民众,享有特权。元代一度废科举,但国家依然承认地方士人的优免权。
可见,唐代以来国家制度中渐次出现的士人优免、入仕、免试等,并非明代士绅独有,唐代官员谴责的“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胜于当代”,唐宋以来士人徘徊于乡里的种种行为,与明代举人无异。通过个案,不难归纳宋元明士人之间的共性,却难以视作时代的变革转型。新近关于唐宋地方精英的研究表明,唐后期侨寓地方士人的土著化与包括豪势在内的地方精英士族化的互动互融,是士人在隋唐之际“中央化”后,开启唐宋之际向乡里的复归。若无法明确宋元士人至明后期的发展及其特质,“士人走向民间”难以支撑“变革”。
“士绅社会”论提出“由经济结构与国家组织共同制约宋元乃至明清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框架”,但此种超越时代的构造与组织是何种面貌?如何制约塑造士人?至少在该理论视野下,宋元至明清士人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尚缺乏实证性案例。如学者指出,明代社会的主导力量经历从明初职役精英向中后期士绅精英转变,那么,其在“士绅社会”发展进程中,究竟是宋明社会阶层连续发展的结果,还是明代国家构造的产物?若不细绎唐宋至明清士人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联,“富民社会”向“士绅社会”的递进,便缺乏落脚点。
上述二论或偏重史事梳理,或侧重史观建构,但存在的问题具有共通性:抽象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难以契合。这在学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士人论”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士人的讨论,是在克服“亚洲停滞”论,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进程大背景下展开的。由此产生了小山正明等的“乡绅土地所有”论、重田德等的“乡绅支配”论,以及以森正夫为代表的“地域社会”论等具体范式。为解决“乡绅支配”论中的国家构造“并非明末清初所特有,而是中国史上一种跨时代特征”而提出的“地域社会”论,却导致缺乏历时性、缺少对国家关注的问题。为克服历史分期、二元论的局限,重新达成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学者将明清的变化视为全球“现代化”下的共振,但又切断该时代与此前的连续性。理论困境,使得日本学界关于明清士绅的讨论渐趋平淡。
欧美学者以刘子健、郝若贝、韩明士、包弼德等为代表,对宋代,尤其是南宋以来士人的政治取向、社会流动、思想动态进行大量个案研究,提出“地方精英”、士人“走向民间”、“宋元明过渡”等论点。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宋元士人研究,亦受上述研究影响。学界的检讨从未停止,韩明士在《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大幅修正其以往观点。“宋元变革”论意在修补相关理论的局限,但终究隐藏着“现代性”的前提,必须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而以“士人走向民间”为主体的变革,又隐喻着社会对国家自主性的增强,在方法论上,是对“传统—现代”二分法与“国家—社会”二元论的折中。
基于此,“举人士绅化”的方法论意义,应在跳出“传统—现代”二分法、“国家—社会”二元论及其相应历史分期论窠臼的基础上,实现历史具体与历史抽象的统一。近年来部分研究已为此工作铺垫了进路,那就是在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视角下,通过制度实践重塑士人的历史属性。
前人论述不乏连续性视角,只不过在强调转型、变革的历史时代观中,连续性被视为没有变化的均质延伸。针对“地域社会”论,伊藤正彦从宋元乡村赋役制度入手,提出北宋对唐的制度损益,经南宋至元的沉淀,在明初得到继承发展,并在明中后期的乡里赋役制度得到完成,意图兼顾“唐宋变革”论,重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脉络。王德权在反思“国家—社会”二元论基础上,将中唐士人置于“去乡里化”的国制大背景下,思考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制度构造如何塑造士人,并将宋代士人的演变纳入此框架的延长线。
此类做法实质上保留了“乡绅支配”论中国家构造的内核,区别是不再囿于“历史分期”论中宋至明清为封建社会的国家性质,在强调递进演变的同时,具化国制、制度对历史进程的形塑。罗祎楠将西方“历史分期”论的学术实践概括为“国家—社会”二元论下“个体性权力”视角的局限,基于中国历史演进的内生性,提出“制度性权力”概念。罗晓翔关于明清练湖治理的考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制度性权力”作为研究视角的有效性:“超越了央地二元或乡绅支配论解释模式”,决定士宦阶层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与行动策略”,并非出自“地域社会”立场,而有更深层的制度诱因。
上述研究,不是从“历史分期”论与“士人论”的抽象属性出发,而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实践,分析士人的客观属性。士人在不同时代或趋于庙堂,或走向民间,是对士人行为的历史抽象,但士人的实践势必会随着国家制度整合能力的变化呈现阶段性差异。明代举人走向士绅阶层的历史进程,是明代国家系列制度调适的产物,不是举人面向“士绅本质”这一历史抽象的自我运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治的连续性,找到士人演变的制度机制,实现历史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是理解举人走向士绅阶层的关键。
结 语
举人不是先验的历史存在,因一系列制度调整,明代举人在唐宋士人基础上进一步阶层化,成为后世指称的“乡绅”、“士绅”一分子。然而,决定举人时代特质的,不是作为“士绅”的举人。明代举人士绅化,经历洪武时期的集中管理、永乐至成化时期放归、成化后逐步阶层化三个阶段。从“士绅”、“缙绅”、“地方精英”等概念出发的士人研究,一定程度抽离了士人的历史实践性。
在中国古代,少有专门针对士人阶层的具体规定,而是通过选举、赋役、学校、监察等领域的调适,引导其符合国家治理发展的需要,从被管理的客体成为能够发挥治理功能的主体。明初国家对包括举人在内士人的管理,没有形成直接承续宋元的士绅阶层。明中期,国家放弃直接管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举人重新定位。举人尽管走向民间,但也日益嵌入国家,体现明代国家制度整合能力较前代的提升。作为明代国家治理的产物,明代举人是中国古代士人发展的新阶段,但并非最后和最高阶段。至明末,举人仍有自新的可能。
系统总结前人“士人论”可知,跳出“传统—现代”二分法、“国家—社会”二元论以及相关历史分期论的窠臼,重建中国历史连续性叙事,已是学界共识。以往部分观点或受制于时代背景,或囿于史观,虽“牛毛茧丝,无不辨析”,但“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今后士人研究的方向之一,是要在把握中华文明特性前提下,正视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中的制度机制,揭示不同时期士人制度实践所结成的社会关系,重新达成历史具体与历史抽象的统一。
(作者丁修真,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