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协同推进。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口发展趋势都要求将二者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框架,从基础协同、增长协同、转型协同三个递进层次阐释两者协同推进的互补机制与乘数效应,提出“最低互补门槛效应”这一重要解释视角。
原文载于《中州学刊》 2026年第9期
研究表明,物质资本为乡村发展提供物质载体,而人力资本则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存在明显的“重物轻人”问题,物质资本投入规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稳步提升,显著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但是也在很多方面存在项目投入粗放、效益不高的现象,特别是受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与人才外流等人口条件变化的影响,很多投资项目建后利用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缺乏统筹协调。
据此,应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投融资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深化城乡融合改革四个方面推进政策调整,推动二者在投入、激励、评价、保障各环节实现制度化匹配,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促进城乡融合,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这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正式进入“十五五”全面深化的新阶段。从目标任务看,乡村振兴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具体对应夯实乡村经济根基、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城乡文脉传承共享、实现城乡绿色一体保护、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任务。五大振兴既依赖物质资本作为支撑载体,也需要人力资本作为保障,只有二者协同配合,乡村振兴才能稳步推进。在此背景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益,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而推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协同,正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个多种资本不断积累、结构持续优化的过程,既包括道路、水利、通信、电力等物质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也包括教育、健康、技能、数字素养等人力资本的全面提升。从投资结构来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仍未形成有效协同,农业农村投资中的“重物轻人”特征十分明显。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物质资本领域投入巨大,但在农村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民技能培训、返乡入乡人才引育等方面,无论是财政投入强度还是制度供给力度都明显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并非中国所独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物质资本是“看得见”的实物资本,并且更容易受到短期利益驱动,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周期更长、效果更难衡量。
从理论上看,已有研究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人力资本理论领域,舒尔茨和贝克尔的研究表明,对教育、健康和技能培训的投资能够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城乡关系研究中,刘易斯用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用人口迁移理论阐释了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内在逻辑。国内学者从人口转变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未富先老”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提出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应由数量供给型转向质量提升型。在乡村振兴领域,学界大体上沿着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两个视角分别展开。物质资本投资的视角关注道路交通、水利、高标准农田等物质资本积累的产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关注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与分配效应。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从两者协同角度展开的机制分析。二者的协同机制及其政策含义虽已受到关注,但仍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
针对上述实践偏差与研究不足,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构建“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框架,超越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简单并列或视为相互替代的传统视角,将研究重心由考察单向的产出效应,推进到分析二者的匹配关系与协同效应。第二,在现实层面,揭示“重物轻人”结构性偏向的生成机制,将其归结为资源配置、制度供给、考核机制与城乡体制的相互脱节,并进一步揭示其通过路径依赖与“可视化偏好”不断自我强化。第三,在对策层面,提出以“人—物协同指数”为代表的可量化、可考核政策工具,把协同理念转化为投入、激励、评价、保障四个环节的制度安排。基于此,本文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积累,从而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一、“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阐释
“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是理解乡村振兴资源配置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以提升人的能力、素质和福利为目的,后者以改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为主要方式。二者协同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相互促进,并落脚于推动乡村生产、生态、生活的协同发展。
(一)“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理论内涵
从理论渊源看,“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概念区分可追溯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两大传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个花费了巨额劳动和时间教育出来的人……可以比作一台昂贵的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物)与可变资本(人)的辩证关系,强调劳动力是“可变资本”所购买的核心要素,其技能、知识和体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健康、技能等对人的投资概括为“人力资本”,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传统认识,并指出传统农业是“贫穷而有效率”的。此后,卢卡斯、罗默等学者进一步把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确立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同驱动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脉络,一方面,本文所说的“投资于人”是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提高农村人口的知识、技能、健康和综合发展能力为目的的各类资源投入。它涵盖对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也包括对医疗卫生与营养健康的保障性支出、对劳动力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持续投入、对数字素养和信息获取能力的系统培养,以及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这一界定具有明确的政策依据。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在乡村人才培育、县域公共服务统筹等方面落实了“投资于人”理念。另一方面,“投资于物”是指对物质资本的形成、维护和更新所进行的各类投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它具体包括:农村公路、供水、供电、通信、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灌溉、农业机械化、智能温室等生产性物质资本积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供水网络、垃圾污水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等生活性基础设施改善;以及产业园区、加工车间、冷链物流、乡村旅游设施等经营性资产投资。
区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关键要看投资的核心目的和直接产出。以提高人的能力、素质和福利为直接目的的投入,属于“投资于人”;以建成或改善道路、设备、工程等设施为直接目的的投入,属于“投资于物”。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投资于物”所形成的道路、水利、农田等基础设施,属于生产性公共产品,其效益通过设施运行和工程使用就能直接显现;“投资于人”所形成的教育、健康、技能和公共服务,属于培育人力资本、保障民生福祉的投入,其效益需通过人的能力提升、健康改善和福利增进间接显现,回报周期更长、外溢范围更广。正因为如此,“投资于物”更易被短期绩效考核所识别,“投资于人”却容易被忽视,这也是本文强调二者协同的制度原因。“投资于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支出”有着本质区别。从经济学角度看,投资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生产性”,即当下的投入能够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与收益。教育投入提升认知能力与技能水平,换来的是劳动者未来更高的收入;健康投入延长预期寿命,等于增加了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技能培训使劳动者适应技术和产业进步的新要求。这些投入都能带来未来的产出与回报,具有典型的投资属性。因此,把教育、健康等对人的投入看作“投资”而非单纯的“消费”,是确立“投资于人”战略性地位的理论前提。
(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并非简单的彼此并列,更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二者在要素配置、动力来源和外溢效应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对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关键一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蕴含人力资本)与资本(涵盖物质资本)的配合,二者相辅相成。从内生增长理论看,人力资本具有正向外溢效应,能够提高包括物质在内的全部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又不断创造出新的、更高效的物质资本形态。反过来,物质资本同样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青年,如果所在地区缺乏电力、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其人力资本的生产潜力就很难发挥出来,这正是“人才外流”的经济学解释之一。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样依赖清洁饮水、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和设备配置等物质条件。由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最低互补门槛效应”。当任何一方的积累低于临界水平时,另一方的投资回报就会明显递减。这一门槛效应决定了二者的协同不是“齐头并进”的机械并列,而是需要根据发展阶段动态地调整投资结构。
沿着上述逻辑,本文构建“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投资于人”着眼于培育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投资于物”着眼于改善乡村的实物资本条件。制度化的协同机制促进二者相互配合,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体目标。这一框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二者的协同呈现为由低到高、逐步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基础协同、增长协同与转型协同。其中,基础协同着眼于存量资本的效率提升,回答人与物能否有效结合的问题,使两类投入在既定条件下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增长协同着眼于通过创新实现增量突破,回答结合之后能否持续升级的问题,使两类投入共同驱动乡村产业迈向更高水平;转型协同着眼于城乡空间的科学重构,回答升级成果能否在空间上落地的问题,使人与物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功能互补。三个层次相互衔接、逐步深化,共同构成“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
(1)基础协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增效
基础协同是二者协同的第一个层次,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双向互补,即人力资本放大物质资本效率、物质资本支撑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效率具有放大效应。其作用机理是人力资本通过操作、创新和配置三个层面,提高既定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其一,在操作层面,受教育水平较高、健康状况良好并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劳动者,能够更快地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更有效地操作和维护农业机械、智能设备等物质资本,降低设备故障率和维护成本,延长物质资本的服务寿命。其二,在创新层面,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改进现有技术、探索新模式新业态。例如,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的兴起就高度依赖从业者同时具备数字技能(人力资本)与网络基础设施(物质资本)。其三,在配置层面,人力资本使农民能够更好地获取和解读市场信息、政策信息,据此优化种植结构、销售渠道和投资决策,充分发挥既有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支撑效应。人力资本的形成离不开物质资本的支撑,这种支撑作用主要通过教育、健康和连通三个渠道实现。其一,在教育渠道方面,标准化校舍、实验室和信息化设备改善了农村办学条件,有助于稳定乡村教师队伍、保障学生学习质量。其二,在健康渠道方面,村卫生室、基本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提高了基层医疗可及性,为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基本保障。其三,在连通渠道方面,道路、电力和通信网络的完善,缩短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有效距离”,降低了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成本;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显著提高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可见,物质资本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物质前提,人力资本的提高又反过来提升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二者在基础层面形成互补的良性循环,构成“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驱动乡村振兴的基础动力。
(2)增长协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互动推动产业升级
增长协同是二者协同的第二个层次。基础协同侧重在既定资本上提高效率,增长协同着眼的是通过创新打开增量空间,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协同,一起形成驱动乡村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而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演进。从初级农产品生产到精深加工,从传统种养殖业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从线下销售到农村电商与直播带货,每一次产业层次的提升,都既要求物质资本由“通用型”向“专用型”(智能温室、冷链物流、数字平台等)升级,也要求人力资本从“简单劳动力”向“技能型劳动力”和“创新创业者”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着引领方向和拓展路径的作用。正是那些教育程度较高、视野较广的乡村能人、返乡创业者和新型职业农民,率先发现市场机会、整合要素、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引领区域产业升级。健康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也能通过优化就业结构、提升职业层次,促进农村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与此同时,物质资本特别是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扩大了农村居民的市场半径和信息获取范围,让人力资本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价值。二者的互动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人力资本提升促进产业升级和创业活动,带动收入增长,也带来对更高质量物质资本的需求;收入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又反过来吸引和留住人才,推动人力资本进一步积累。由此循环往复,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得以不断增强。
(3)转型协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协同促进城乡融合
转型协同是二者协同的第三个层次,依托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空间上的协同。传统的城乡关系研究,暗含着“城市优于农村”的单向思维,政策重心也长期放在“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上。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农村的生态资源、乡土文化、绿色农产品和休闲空间等比较优势逐渐凸显,城乡之间正从城市单向“汲取”乡村转向要素的双向“流动”。这一转变的关键机制在于,当农村的物质资本(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等)和人力资本(人口素质、创业能力等)同时达到一定水平后,城乡要素流动将从人才和资本的单向流出,转变为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按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城乡融合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缩小差距”,而在于形成城乡之间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彼此需要的互补结构。这一互补结构,正是城乡“不同类但等值”、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体现。城市依托知识密集型产业、高端教育医疗、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等功能集聚人才,乡村依托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休闲康养和优质农产品供给等功能发挥比较优势,二者通过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功能互补。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协同推进。
二、“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困境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长期性,要求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资源配置上实现投入结构协同优化。然而在现实中两类投入仍然失衡,“重物轻人”的惯性尚未真正扭转。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源配置、制度供给、考核机制和城乡体制四个方面相互牵制,彼此放大。
(一)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人力资本培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农业农村领域的资源配置呈现出明显的“重物轻人”特征,突出表现在投入规模、投入结构和投入转化三个层面。从投入规模看,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农林水支出达23495亿元,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达8.2%。其中,物质基础设施仍是投入重点,仅高标准农田建设一项,当年中央财政安排的资金就达1766亿元;相比之下,对农民技能培训、农村教育和基层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中央财政用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多年累积投入仅182.9亿元,不及2025年单项物质工程一年的投入。从投入结构看,物质资本投入已形成覆盖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农机装备、产业园区等多个环节的完整体系,而人力资本培育投入相对分散,既缺乏类似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专项工程和稳定资金渠道,也缺乏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职业技能培训的系统统筹,难以形成持续积累。从投入转化看,物质基础设施建成后,其效益的充分发挥有赖于职业农民、农技推广人员和经营管理人才等人力资本的承接。按照“最低互补门槛效应”的逻辑,当人力资本积累低于临界水平时,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便会明显递减;人力资本培育投入相对薄弱,既有的物质投入难以充分转化为实际产出。这种“重物轻人”的投入结构,使“基础协同”难以实现,是农业农村领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的集中体现。
(二)重物质投入、轻制度供给:政策激励的路径依赖
“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分离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在科层体制和政绩激励结构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工期确定、成果可见、验收明确”的特性,能够在较短的任期内形成明显的政绩信号。相比之下,教育和健康投资的效果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显现,很难归因于某一届政府的具体施政。这种制度激励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在配置有限资源时,自然会偏向“看得见”的物质资本投入,而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强化。此外,在监管缺失的条件下,物质资本投入也容易产生“寻租”行为,进一步助长不当的物质资本投入。物质设施建得越多,维护和配套的财政压力越大,可用于人力资本的财力就越少。同时,两者的分离还受到财税体制的约束。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格局使得县乡级财政承受了较大的支出压力。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的43.49%,而中央本级支出仅占14.97%,地方承担了绝大部分支出责任。事实上,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方面很难再有余力追加人力资本投资。此外,在公共资本投入的项目中,往往是以物的投入作为预算制定的依据,与项目运行相关的人员培训支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物质设施不断完善,乡村产业却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创新驱动,长期停留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总体而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这种失衡,使“增长协同”难以实现,成为制约乡村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深层障碍。
(三)重短期见效、轻长期积累:考核机制的行为扭曲
当前乡村振兴绩效考核体系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指标设计的“可视化偏好”。道路硬化率、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等物质资本指标,易于量化,短期集中投入后就能看到效果。而劳动力培训实效、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等人力资本指标却难以测量,改善周期长、受多种因素影响,很难归因于某一项政策。这种考核方式极易导致地方政府采取策略性应对行为,把资源向“显性指标”倾斜,而将“隐性指标”放在次要位置。这可能进一步引发部分地区以专项行动、集中会战等形式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和产业项目落地,短期内集中投入资源、形成显性成果。而此类地区却因为缺乏常态化的管护运营机制和持续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支撑不足,而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从而形成策略性应对行为与“重物轻人”的相互强化。突击式的物质投入较难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还可能消耗本就有限的地方财力;人才培育、治理能力提升等见效周期长,难以依靠短期举措快速见效。乡村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素质人才匮乏,也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例如,乡村产业存在产业层次偏低、链条偏短、品牌溢价不足的困境,园区、厂房等物质载体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劳动力支撑,由此出现设施建成后产业难以同步跟进、产业有所发展后人才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产业升级如果缺少人力资本升级与物质资本深化的双向互动,乘数效应就无从产生;而受“可视化偏好”影响,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则多重视物质投入,而对人力资本培育的投入相对不足。物质资本规模虽有所扩张,但因缺少人力资本升级驱动,容易停留在要素简单叠加层面,难以形成“1+1>2”的协同效果。
(四)重城市集聚、轻乡村涵养:人才流失与资本外流
“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协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但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农村资本不断外流,制约乡村全面振兴,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1995年以后,农村常住人口持续下滑,2025年年末已减至4.51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的32.1%。202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突破3亿大关,已达3011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才空心化”与“人口老龄化”相互叠加。同时,乡村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领域也存在短板。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但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却相对薄弱,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滞后,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照护资源短缺,且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长期偏低,难以充分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养老保障和服务的不足,加重了农村家庭尤其是留守家庭的经济与照料负担,也让农村更难留住和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并与“空心化”“老龄化”相互叠加,进一步削弱乡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基础。从人力资本积累看,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截至2023年,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仅达到义务教育毕业水平,比城镇劳动力人口(11.76年)少2.32年;农村劳动力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占9.08%,比城镇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35.82%)低26.74%,90.92%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农村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尤其是靠读书走出农村、实现代际流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城市。农村地区对教育的大规模投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的“隐性补贴”。当“人”持续外流,物质资本的投入因缺乏合格的使用主体而边际效率递减、回报率下降,协同不畅造成乡村振兴的主体根基趋于弱化。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同样面临“物”持续投入、“人”相对短缺的失衡。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等物质投入持续增加,但种粮比较收益偏低、农资价格攀升,青壮年务农意愿普遍不高,撂荒与粗放经营仍时有发生。农村居民储蓄也通过金融体系大量流向城市和非农部门,形成“农村资金支持城市发展”的金融资源错配。人才和资本的双重外流削弱了农村自我发展的根基,“投资于人”的长期价值难以在农村实现,进而抑制了各级政府和社会资本投资农村人力资本的意愿,这实际上就是“转型协同”的缺位。
三、“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
乡村全面振兴,既需要夯实“物”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激活“人”的内生动力。“投资于物”解决乡村发展“有没有条件”的问题,“投资于人”解决乡村发展“谁来建设、如何持续”的核心问题。二者需要统一规划、同步协调,并在投入、激励、评价、保障各个环节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制度化匹配,才能推动生产、生态、生活协同发展。
(一)投入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比重
投入机制是矫正“重物轻人”失衡较为直接的政策工具,其核心在于优化农业农村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比重。第一,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农村人力资本培育”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并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联动,实现“每建一处设施,至少培训一批人才”。第二,推动教育、卫生等补助经费随人口流动动态配置,在稳定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为进城就学、就医的农村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第三,整合农业农村、教育等部门分散的涉农人力资本投入资金,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和统一的绩效评估平台。第四,健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长效机制,明确乡镇和村集体的管护责任,并在农田水利项目中同步配置农技推广人员和实训基地,促进已建成的物质设施持续发挥效益。
(二)激励机制: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向“人”倾斜
激励机制是引导社会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倾斜的关键手段,其核心在于创新投融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第一,设立“乡村人力资本发展基金”,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社会资本,专项用于返乡创业人才资助和乡村工匠培育。第二,探索“人才股权化”机制,允许农业技术人才和返乡创业人才以技术、知识产权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人力资本“资产化”。第三,完善“订单式培训”模式,由龙头企业根据用工需求提出培训标准并承担部分成本,政府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实现人才的培训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第四,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内生造血能力,支持村集体盘活闲置宅基地等资产,通过资源发包、股份合作获得稳定收入,并将集体收益按一定比例专项用于村民技能培训。第五,将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纳入“投资于人”的专项支持范围,并探索人工智能助力农业农村发展的应用场景。
(三)评价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人—物”协同评估指标
评价机制是纠正“重物轻人”激励偏差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完善考核指标、建立“人—物”协同评价体系。第一,改变以道路、厂房、园区等单一物质指标为主要考核依据的做法,增设县域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等人力资本指标,赋予其与物质资本指标同等甚至更高的权重。第二,建立“人—物协同指数”④综合评价体系,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匹配度与协同度作为重点,对“硬件一流,软件落后”的失衡地区实行预警与限期整改,并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受益者满意度调查,弥补量化指标的局限。第三,坚持年度考核与中长期评估相结合,对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成效增设3—5年的评估周期,并推动治理方式由运动式、突击式转向制度化、长效化,避免“一阵风”和反复反弹。第四,将联农带农实效纳入产业项目评价,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的数量和农户收益分成作为考核要件;同时,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深度纳入产业升级评价,重点考察精深加工率、品牌溢价能力和技能人才密度。
(四)保障机制:深化城乡融合改革,畅通要素双向流动
保障机制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畅通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依托,其核心在于深化城乡融合改革,为两类投资协同提供制度环境。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行进城农民按常住地登记户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依法保障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第二,加快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缩小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待遇差距,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和互助养老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第三,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为返乡创业人才和外来投资者提供合法的用地、用房通道,加大创业金融支持、扩大农业农村专项债券覆盖面,并引导县域金融机构把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三农”发展,促进农村资金回流。第四,稳定农业农村发展预期。一方面,保障种粮收益、稳定粮食生产,完善粮食价格支持和种粮补贴政策,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粮食生产全程托管;另一方面,坚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对人口流入类、空心化类和特色保护类村庄精准施策。
结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关系既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也是发展理念的取向问题,更是制度设计的深层问题。本文分析表明,“投资于物”为乡村振兴搭建“骨架”,“投资于人”为乡村振兴注入“灵魂”。实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协同积累的关键,在于通过投入、激励、评价、保障四个环节的制度化安排推动“人”与“物”动态匹配,并在物质资本积累越过“最低互补门槛”后及时将投资重心转向教育、健康、技能等人力资本,使物质投入转化为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若没有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匹配的物质资本投入,人的潜能就缺乏施展的平台;若缺乏人力资本支撑的单纯物质投入,就容易陷入利用效率低、可持续性差的困境。当前中国正处在从“物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跨越的关键阶段,乡村振兴既需要道路、水利等“物”的现代化,更需要农民知识、健康、技能和文明素养等“人”的现代化。以人力资本提升增进物质资本效率,以物质资本改善支撑人力资本积累,实现二者相互促进,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内在要求。总之,推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协同,目的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使广大农民共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面向未来,数智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加速向农业农村延伸,正在重塑“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内涵和关系。智能农业装备对操作者的数字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精准农业需要农民具备数据分析和精细化管理能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急需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这意味着“人”与“物”的协同将不是一次性的结构优化,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调整过程。物质资本的每一轮升级都会催生新的人力资本需求;人力资本的每一轮积累又会拓展物质资本的使用边界。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前瞻,在投资规划中为人与物的动态匹配预留制度空间,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保障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与人力基础同步推进、协调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双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