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西的写意戏剧观
佐临老师离开我们32年了,每当想起他,最常跳出来的几个词竟然是英文best kept secret,直译是“藏得最好的秘密”。这么有名的大导演怎么会是“秘密”呢?那是我们还在美国时,听两个英美朋友分别说的对黄佐临的一致印象,想起他们当时的语气表情,其实更传神的翻译是“惊为天人”——他们都完全没有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竟会有这么一位在国际剧坛亦属顶流的高人。
佐临老师学贯中西,19岁和29岁两度赴英留学,在剑桥大学撰写了莎士比亚演出史的硕士论文。他家里的藏书大都是英文,但他对世界戏剧的最大贡献,却是极中国的“写意戏剧观”。这个概念很难精准地译成英文,就是在中文学界也常引起误解,这时候又必须借助他精通的英文来解释。我们俩有幸结识恩师,就是因为“写意戏剧观”。八十年代初,《戏剧艺术》主编陈恭敏筹划发起一场关于“戏剧观”的讨论,首先要有一篇文章来阐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独树一帜的戏剧观;最初约的作者是他们都熟悉的合作者——当年《胆大妈妈和他的孩子们》的舞美设计师龚伯安。不料恭敏老师不满意龚的初稿,因为黄老解释在“写意戏剧观”时用了好些英文词,最好要找懂英语的人来参加,这个美差就给了笔者孙惠柱。不久后,刚从加拿大学戏剧归来的费春放也参加了拜访。我们俩当时主要研究西方戏剧,惊喜地发现了一片戏剧理论的“新大陆”——黄老提倡的“写意”并不是当时大家都以为的艺术家的主观表现,而是用非写实的方法来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
许多人不理解他这个想法,我们开始也有点茫然,但在听了他的双语解释以后,又看了他和阿瑟·米勒等外国戏剧家交谈的英文稿,顿时豁然开朗。加拿大学者夏瑞春试图用imagistic、symbolic、suggestive等词来翻译“写意”二字,佐临老师毫不犹豫地否定了。他说最接近的英文词是essentialism和intrinsicalism——直译都接近“本质主义”。可见黄佐临有着明确、坚定的美学观:反映现实未必只能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那是写实主义;要想反映现实的本质,有时候离形得似反而可以更深刻——这就是他主张的写意。当时他举的一个例子是1963年根据工人作家胡万春小说改编并执导的《激流勇进》,这部工业题材的话剧突破了欧美经典话剧都是写实室内剧的惯例,把中国钢铁工人的精神境界大气磅礴地呈现在舞台上,既不回避正面展现,又采用了类似绘画中泼墨挥洒的大写意手法,避免了写实的细节摹仿。
当时很多人没明白佐临老师的意思,有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文艺理论相当普遍地从样板戏时代极端排斥个人的“为政治服务”一下转向了西方流行的自我表现论——似乎艺术家的自我必然高于社会的需求,多少有点矫枉过正。而见多识广、中西理论都谙熟于胸的佐临老师则气定神闲,绝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当时他这样的高人太少,有人还误以为他曲解了中国古代“写意”的理念。有一篇商榷文章的题目就叫《戏曲的实质是“写意”或“破除生活幻觉”的吗?》,文中明确写道:“‘写’所抒,多为作者的情怀、情操、情趣、情致”1。应该说,“作者的情怀、情操、情趣、情致”的确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并不全都是这样。诸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著名的诗句,都是借自然界的个别事物来阐述人类社会中形而上共性的哲理诗,未必只是抒发诗人自己的个人情绪,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诗人用独特眼光发现的人生的客观规律。其实,写意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创作方法,甚至西方艺术家也并不完全陌生。毕加索有一组很特别的《公牛》组画,一开始只画了写实的牛的有皮有肉的外形,然后一幅幅走向抽象,直到露出体内的骨骼。这些具象的画面非常像庄子寓言《庖丁解牛》中的庖丁所看到的牛,庄子用他精妙的文字告诉读者,庖丁那锐利的目光能参透他所解之牛的外表覆盖的皮毛,直达本质的骨骼结构。
庄子是写意文学的大师,但并不只是在抒发他个人的主观情感。他最喜欢的就是用写意的寓言来揭示世界的本质——道。佐临老师在导演我们的写意话剧《中国梦》时,对剧中多次出现的庄子寓言特别感兴趣。后来我们慢慢悟出来,庄子的“蝴蝶梦”与当代中国文化人身处中西文化之间的身份问题异曲同工,我们俩当时还刚刚遇到,而佐临老师已经探索了五十多年——从他最早在英国留学期间自编自导的《东-西》,到“苦干剧团”时期改译、导演的《乱世英雄》《夜店》《大马戏团》等几十部话剧,无不是在探索中西文化的异同与融合的可能。庄子“鲲鹏展翅几千里”的寓言又恰好暗合了佐临老师翱翔于世界优秀文明之上择优而取之的宏大气魄。他的“客观写意说”与庄子的哲理寓言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既不迎合教科书的写实反映论,也完全没有曲解古典文艺理论,而是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独到地丰富了“写意”这一古典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惊艳了国际人士。
《中国梦》与“中国戏剧之梦”
孙惠柱1984年暑期出国前,佐临老师宴请了我们俩,还有新任上戏院长陈恭敏老师,有替学生践行的意思。席间孙惠柱向老师表示三年读完博士就回来报效。后来发现美国读博不可能那么快,但我们三年内在纽约写了个剧本,让佐临老师比较满意地实现他“梦”了一辈子的写意戏剧观,也算聊表了一点心意。在跟他合作《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写意戏剧观的认识,体悟到了其内涵的深度和外延的广度。写意本来是绘画和文学的概念,并没有多少争议;佐临老师把它引进到舞台上,问题就来了。因为戏剧是集体的艺术,必须靠演员的表演活在舞台上,活生生的演员怎么写意?到底写谁的意?这时候佐临老师拿出了他珍藏了几十年的高招——“优动学”。这是他翻译兼发明的新概念,也是来自中西文化的融合:eukinetics的前缀eu的发音和意思都是“优”,就用音译;kinetics指运动学,拼起来就叫“优动学”。这个概念虽然来自欧洲,但《中国梦》的动作却很中国——戏曲擅长的划桨行舟化成了空舞台上舞蹈化的放排;庄子寓言中的蝴蝶、鲲鹏形象也是这样“优动”起来的。“无动不舞”的戏曲本来就是舞台写意的最佳范本,但很长时间里不少话剧人被外国专家套上了写实理念的桎梏,对戏曲的特长视而不见。佐临老师在《中国梦》里成功地把戏曲的写意美学融了进去。《中国梦》1987年7月1日在上海首演后,还有过美国导演在纽约排的英文版、日本导演在东京排的日文版,都不及佐临老师的写意中文版。
自那以后,费春放产生了深入研究佐临师的念头。1988年暑假,在纽约读博的她回上海调研,多次去泰安路,有时是应邀参加黄家的周末聚餐,认识了他家里的一众艺术家,更多是带着各种问题采访佐临老师,也去采访了杨村彬老师等知情前辈,频繁进出当时的上海人艺搜寻、复印资料。我们还随《中国梦》剧组一起去了新加坡演出,其间和主演及主创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那个暑假,费春放对研究佐临老师的兴趣更浓,底气更足了,在回纽约的途中开始酝酿博士论文提纲,年底便递交了开题报告,得到导师及其他戏剧行家赞许,研究生院进而颁发了卓越奖以资鼓励。中国导演黄佐临第一次成为了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黄佐临:中国戏剧大师》(1991)。
三十五年来又出过几本以黄佐临为题的博士论文,国内外都有,最近的一本是上戏博士刘莹莹的《黄佐临的跨文化戏剧》(2026)。作为刘莹莹博士论文答辩主席的费春放和论文导师的孙惠柱,我们感慨万千。她题目中的“跨文化戏剧”(intercultural theatre)在中文语境中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在我们刚认识佐临老师时还没这说法;但刘莹莹对黄佐临六十多年戏剧生涯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对《中国梦》这部从内容到形式都跨了文化的剧作这么感兴趣。事实上,他早年留学英国时写的第一个英文剧本《东-西》就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跨越文化隔阂的作品;而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十多年里提出并引起了最多讨论的“三大体系”说,就是他首创的中国的跨文化戏剧理论。他比西方人更早进行跨文化戏剧的研究,成果就是三大体系的比较与融合的理论。这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但不少戏剧人还并不清楚,真的成了中国戏剧界的best kept secret(藏得最好的秘密)!
有学者根据出版物的论文标题做了考证后写文章说,“三大体系”说是孙惠柱最早提出的。如果说“提出”是指以“三大体系”为题发表学术论文,那么此说似乎可以成立。但孙惠柱记得很清楚,他那论文的题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三大体系”是从佐临先生那里听来的——可能还听过恭敏老师的转述,那是当时小范围学术交流中常听到的一个概念,有时课堂上也会提及,只是记不清具体的场合、人员及年月日了。也是八十年代初,孙惠柱读了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又听到“斯坦尼、布莱希特、梅兰芳三大体系”的说法,眼界大开;一次旁听陈恭敏上课,看到他板书“真、善、美”三个字,脑洞大开,把新老两组概念对应起来,开始构思学术论文《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文章1982年在《戏剧艺术》发表后,选入过至少四种论文集,包括王朝闻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卷》,也被编译进了费春放在美国出版的英文书Chinese Theories of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from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中国戏剧理论:从孔子到当代》,被不少国外大学列为中国戏剧课的教材)。四十多年来“三大体系”说越来越流行,但也出现了各种异议,有人说三者不一样不能并列比较,有人说梅兰芳根本没有体系,也有人说这样的跨国比较怎么外国人没说过呢——其实这恰恰证明了三大体系说的独创性,而不是拷贝西方话语的鹦鹉学舌。
开创性的跨文化戏剧理论
几年前武汉大学教授郑传寅做了更深入的考证,证明三大体系说是黄佐临的独到发明。他的三万字长文《"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说的是与非》写道:梅兰芳曾以“体系”论及中国戏曲表演,但谦虚谨慎的他从未自称体系。在他谢世以后,黄佐临先生提出了包括梅兰芳在内的三个体系——除斯坦尼外还搭上了此前并未被人称为"体系"的布莱希特。佐临认为“梅兰芳体系”就代表了梅说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甚至还不仅是表演体系。三大体系这一极有创见的概念是黄佐临在深入研究三位大师的过程中产生的,他的理论没有专门写成论文,而是在各种谈话、报告中慷慨地传给了后辈。郑传寅的考证比以前的学者更严谨,找到了《漫谈戏剧观》中的一句原话:"久而久之,好的,被肯定的经验积累得越来越丰富,成为珍贵遗产,流传后代。这份遗产,当它系统化了,变成体系了,就形成戏剧观。"这就清楚地说明,戏剧观离不开体系,孙惠柱“三大体系”的论文就是接过佐临老师出的题目而做的文章。
佐临老师之所以在1962年就提出了三大体系理论的雏形,是因为这位戏剧实践的大师有着不同于纯学者的敏锐直觉,他看出了表面上很不相同的斯与梅骨子里的共同点,并坚信有望将二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戏剧。五十年代起斯坦尼写实戏剧观的影响几乎主导了中国的整个戏剧界——包括戏曲,佐临老师十分担心,但又不能直接反对。日本左翼戏剧家千田是也向他推荐布莱希特这位和斯坦尼戏剧观相反但信奉马克思主义、因而中国也能接受的戏剧家。英雄所见略同,佐临老师在剑桥时就读过布莱希特,虽然他的《中国戏剧中的陌生化效果》误读了梅兰芳的表演,但他对戏曲的热情以及独特的视角使这篇论文传播甚广,对推广中国戏曲起了很大作用。他1956年英年早逝之前正达他全球声誉的最高峰。于是佐临老师决定把斯、布、梅三人并列起来进行比较——只可惜他这个本应是振聋发聩的命题太超前了,很多人一直没怎么听明白。佐临老师早在1962年就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了既不俯视也不仰视,只进行平视研究的独特视角,充分体现了这位留学剑桥、结交过萧伯纳的中国大导演的国际视界、学术敏感和政治觉悟。三位大师刚巧都出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才有可能在"千万不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但事实上他们三人的艺术之根都很深长,影响也绝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他们还真的都是世界顶级的大师。
将斯、布、梅并列进行研究,绝对是黄佐临的首创——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他能提出这样的创见。至于应该称之为体系还是模式、方法、流派、风格,取决于各国的语言习惯及翻译,本来并非关键所在。佐临老师提出三大体系有一个明确的意图,就是强调戏剧要多元化,不要定于一尊。1962年他就以对2500年戏剧史的真知灼见指出,戏剧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模式,就是当代也至少有这么重要的三种。他不是要给任何一位争地位。否定三大体系说的人多半没看到这一点,花很多精力论证梅兰芳是否够得上"体系"、还有谁比他更配得上这级别,实在是没能领会佐临老师的初心。要是他知道三大体系引起了人们对其他戏剧的关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三大体系说的背后有个非常重要的"潜台词",就是探索三者“跨”文化融合的可能,而不是静态地研究三个国家三位大师的成就如何。这是实践家黄佐临明确说过的,也是孙惠柱1982年的论文里暗示的:“三大体系各有千秋,互为补充,都有无可替代的魅力。戏剧艺术的前景是广阔的。仿佛一个缩影,三大体系可以给它的研究者很多启示。”说实话,这"启示"究竟指什么,我们当时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因《中国梦》与佐临老师合作时,才透彻地悟到他25年前就已在做的那个艺术的“中国梦”:“我多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三个体系结合起来的戏剧观,而《中国梦》即是这个追求之实例。”尽管佐临老师在1988年德国“国际东西戏剧交流研究会”上发表的《<中国梦>:东西文化交溶之成果》的书面演讲是在关于三大体系的第一篇论文发表的六年之后,但这段话让我们更加确信,融合了斯、布、梅三大体系艺术风格的写意话剧《中国梦》的种子,其实是在我们刚听他讲三大体系时就播下了的。三大体系研究与其说是他给出的一个学术研究的论文题目,更像是他希望戏剧家们为进行"三结合"的跨文化艺术实验而做的理论准备。
佐临老师在八十高龄的最后八年里,恰好推出了两个这样的好例。他领衔执导的《中国梦》立足于兼有斯坦尼与布莱希特风格的话剧,融入了戏曲审美的特色;他一手策划并任艺术指导的昆剧《血手记》则立足于戏曲,在改编莎剧时融入了斯坦尼风格的人物厚度和布莱希特风格的理性思辨。《血手记》问世不久就引起了国际戏剧界的关注,与《牡丹亭》一起应邀去爱丁堡戏剧节及欧洲多地演出。当年巡演的制作人理查·高夫就是那位一见黄佐临“惊为天人”的英国朋友。他告诉我们,那次巡演用的是商演模式,演了二三十场,《血手记》票卖得非常好,几乎都满座。这部真正走向了世界的戏让世人看清楚了,中国戏曲并不只是异国情调的博物馆展品,完全可以和莎士比亚联手,对全人类发声。黄佐临的创见使得它不会再是“藏得最好的秘密”。
(原刊于《中国艺术报》2026-10-23)
[1]杜清源编:《戏剧观争鸣集(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