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北京广播学院首批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羽君教授从教五十余载,经历了中国电视新闻从胶片、ENG摄制到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变迁,是中国电视新闻诞生和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是中国电视新闻教育从初创到成熟的参与者、推动者。本文通过对朱羽君教授的深度访谈,回溯其在我国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潮流中,不断革新教学理念、紧扣一线实践,开创理论体系并持续推动理论突破的学术历程。朱羽君教授以“人”为中心的理论思考,为媒介宏观规律研究提供突破性指导,对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实践与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以媒介技术变迁为“主线”,以朱羽君教授的学术理论概念为分析“切面”,呈现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早期建设历程,探讨电视传播人本化理论的生成及其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的价值延展。
关键词:电视新闻教育;电视摄影;纪实语言;传播人本化
一、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的学科拓荒
问:
回顾中国电视新闻教育的发展历程,20世纪60至70年代可被视为一个重要起点。当时国内几乎没有成熟的教学体系,缺乏能借鉴的经验。中国电视新闻教育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起步的?在您看来,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朱羽君教授:
1960年,我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恰逢我国电视新闻事业的创始期。当时的电视新闻教育要克服两个困难。首先是教学资源有限,客观上限制了电视新闻教学的开展。那时拍摄条件十分艰苦,即使是电视台的专业记者,拍摄一条电视新闻也只能用到一两盘16毫米、100尺的胶片。教学设备也十分匮乏,没有幻灯片等现代化教具,教师将照片粘贴在硬纸板上,用手持纸板展示,再让学生传阅。影像后期处理也完全依赖手工操作,学生自己冲洗胶片、定影,再把胶片一段段粘连起来,他们常常只是看到胶片显影,从画面中看出有人在活动、微笑和看书,便已足够兴奋。其次是理论和观念缺位、滞后,学科的独立性还在探索和建设中,学界尚未将电视视作独立媒介形态,也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电视新闻理论体系。胶片时代的新闻摄影几近于无声的、活动的照片,新闻生产方式和表达形态受到技术限制。因此在教学方面,电视新闻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参考电影的教学逻辑,并未形成独立教学模式。
问: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电视纪实创作蓬勃发展,《望长城》《东方时空》等经典案例不断涌现。这些业界创新对电视新闻的教学科研有何影响?怎样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观念和方法?
朱羽君教授:
改革开放给社会经济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广播电视事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逐步普及电子摄录设备,不仅大幅延长拍摄时间,更实现了声画同步记录。现场环境与事件过程得以完整留存,从根本上改变了电视影像创作模式。广播学院始终与业界发展高度同频,逐步引进电子摄录设备,将实践创作、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教师活跃于业界,并持续从行业一线汲取经验,将鲜活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课程内容和教学理念。此外,屏幕上出现的新的优秀纪实作品,构成了最直接的学习范本与分析材料。同时,教师注重调动学生的主体性。根据学生提出的具体问题不断反思,不再止于将最新节目“搬”进课堂,而是开展具有问题意识的分析与讨论。围绕节目从策划到播出的完整过程,追问它为什么这样制作、形成了怎样的话语,分析其中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暴露出的问题。
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转化中,老师逐步形成了“边实践,边教学,边完善”的新模式。从教育观念上看,每一次媒介技术的演进,都是人类认知能力与技术水平在更高层级上的体现。教学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引导学生重视新媒介开启的表达空间,并把握实践的尺度与价值。
这一过程,也推动了电视新闻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课堂教学从个案入手,以规律为归宿,由经验描述走向结构性认知,不断进行理论发现、概念归纳,以此回应电视媒介发展中的最新现象、最新问题,也就是以荧屏上不断更新的电视作品为样本,通过长期观察、分析对比及梳理总结,提炼出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再将其沉淀为理论观点。以经典作品《望长城》为例,该片在同期声运用、现场交流感营造以及生活场景呈现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为分析电视独特的媒介属性与现代电视纪实语言提供了研究样本。由具体个案出发、从实践中提炼经验的方式,让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电视媒介内核,发掘电视独立的媒介属性,并真正契合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
问:
您两次以电视教学片的形式展开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的《摄影艺术讲座》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点燃大众用影像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热情,这在国内尚属首次。90年代您再次拍摄《电视摄像艺术》,分析优秀电视栏目的实践创新。两部教学片除用于课堂之外,还在中央及地方电视台播出,引发广泛反响。您为什么会选择此种直接面向行业及社会的教学方式?
朱羽君教授:
之所以选择这种教学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认为应当以电视的方式讲授电视。20世纪80年代之前,受客观条件限制,课堂教学大多依赖静态图片或文字材料,难以直观理解电视节目运作机制与影像表达逻辑。1979年,学院组织的访美考察对我的教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国外课堂将专业设备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现场演示与动态影像,最大限度实现了课堂讲授与学生实践的紧密衔接。如果说设备落后尚可追赶,那么观念层面的滞后将在深层次上制约教育发展。受此启发,回国之后我开始了电视教学片的创作,旨在让学习过程有具体语境,并嵌入真实的媒介实践之中,让学生们在“观看电视”的同时“理解电视”。这种立足实践场景的探索,不同于传统课堂,是面向行业现实、回应媒介变革的教学尝试。
此外,教育的责任不只是课堂,还可以贡献于更为辽阔的社会实践、日常生活。这两部教学片在电视台播出后,摄影这项曾经门槛很高的专业技能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人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方式。事实证明,这一教学方式在服务高校的同时,也唤醒了很多业余爱好者的影像意识,成为很多观众的集体记忆。
二、媒介变革中的中国电视纪实理论生成
问:
改革开放以来,电视节目、纪录片、专题片等多样形态层出不穷。您相继出版《电视画面研究》《电视摄像艺术》《中国应用电视学》等兼具实践指导性与学理思辨性的教材,并提出一系列理论概念对实践现象进行总结回应。是否可以结合当时的实践经验或教学场景,向我们介绍这些新理论?
朱羽君教授:
这些新的发现既源于对媒介变化的持续观察和比较,也源于对实践经验与创作智慧的归纳提炼。引发思考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录音设备及电子采集技术的普及,让人的行为与情绪得以在同一时空中完整呈现。这种“声画同构”的状态更接近生活本身,重塑了电视语言的表达逻辑与创作范式。
当时给我感触最深的三点是:
其一是“随机结构”。“随机”是指跟随摄像机拍摄的现场来结构和发展情节。区别于电影胶片时期的创作观念,纪实节目的创作核心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重新解构与重构。记者深入生活撷取原生素材,搭建呈现生活本真面貌的节目结构,以节目的结构来对应 生活的结构。其中最核心的原则,便是纪实节目的情节不再来源于主题先行的预设脚本,而是生成于摄像机到场后的时空中,来自正在发生的生活。具体情节只有停机之后才见分晓,它们并不出现在创作者的预想之中,而是在核心主题控制下,对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灵活取舍。电视纪实的叙事张力,在现实情境的不确定性与记者的专业性下共同生成。
其二是“向前取材”。过去的事情,哪怕是一小时、一分钟之前发生的事,也很难转化为优秀的纪实画面。生活的不可逆性,使纪实拍摄无法回溯与重构,只能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断捕捉素材、组织意义。“向前取材”不仅指向时间上的被动“在场”,也意味着要主动拥抱未知。要点在于创作者有职业敏锐度和预判能力,把纪实重心放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之中。把握拍摄时机,让创作的兴奋点始终走在事态发展的前面。确保捕捉到事件来临的第一感觉、第一反应,让纪实画面更具现场冲击力与真实感染力。
其三是“场信息”。我借用了“场”这个物理学概念,旨在区别于过去纪实拍摄中的线性结构。初始阶段的纪实往往为预设好的全景、中景、近景画面的简单组合,加以后期解说或画外音,信息割裂、断续、扁平。“场信息”概念则强调在连续时空中,对人物行为、声音、环境氛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整体呈现。不再是事实或者观念的罗列堆砌,而是一个由多重信息交织而成、供观众观察和体验的时空场域。“场信息”的表达显著增强了纪实报道的公共说服力,能够带领观众走入事件现场,对情境形成整体感知并自主判断。这种对现场本真状态的敬畏与坚守,标志着电视纪实逐步摆脱胶片电影的叙事范式,从“再现”转向“在场”。
问:
20世纪80年代,电子设备的普及显著强化了电视的即时性和现场感。您以高度的理论敏感性,捕捉到这一技术变革背后所引发的语言转向:“电视纪实”逐渐发展为一种有别于胶片新闻片和电影的独立表达方式。回顾这一阶段,您如何概括以ENG为代表的电子技术对现代电视纪实所产生的根本影响?
朱羽君教授:
中国的电视纪实伴随1958年第一座电视台的诞生而起步,创办之初的物质基础仅为有限的电影胶片和16毫米电影摄影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初步引进电子新闻采集(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ENG)设备,但当时还按照电影方式使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配上同步录音设备仍为主要采摄工具。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与电视工程技术才创造出符合当代纪实需求的电视制作系统。ENG变革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设备轻便化、个人化,电视纪实影像拍摄的自由度大大提高。此前的纪实拍摄总是大队人马、兴师动众。ENG设备可以仅由一人携带,减少了由摄像机闯入而造成的被摄对象心理紧张和生活节奏变奏,更有可能保留生活的原生状态。
第二,设备显著延长了影像素材记录时长,对完整事件、完整场景的过程化呈现成为可能。长时录制的技术优势,重塑了纪实创作的观察视角。在以往的纪实观念中,记者对记录结果的兴趣大于记录过程,不善于挖掘正在进行、一切尚处于未知的行进阶段的纪实美感。与此同时,长时间连续拍摄也为纪录片故事化表达创造了条件。借助追踪拍摄、连续采访的创作方式,纪实叙事得以在长线时间维度中徐徐铺展。
第三,声音作为形象,成为纪实观念的重要补充。20世纪70年代以前,解说词是纪实叙事的支柱元素,但真正的声音,比如说话声、现场声、环境声等却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呈现。正所谓开机必须开声音,不记录声音的纪实是不完整的纪实。ENG设备搭配无线话筒、随机话筒、外接收音设备与便携式调音台等技术,为同期声采集提供了保障。技术设备的升级扩大拾音范围,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电视纪实的潜能以及它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方式。声画同步录制使电视纪实产生了质的变化,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视纪实形态,也重塑了大众对电视画面的认知边界。
三、传播人本化概念的产生与当代意义
问:
进入数字时代,您在《生命的对话——电视传播的人本化》《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纪实语言》这两本书中提出了“传播人本化”理论。您如何系统阐释此概念的内在逻辑?它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朱羽君教授:
“传播人本化”的提出,源于对媒介发展与人类关系的整体思考。在考察电视媒介时,不能仅从技术或传播效率出发,而应将其置于人的感知、人的生存中加以理解。媒介发展延伸了人的感知,在满足日常需求之余,也将人从庸常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媒介的发展历程看作一个延伸感官、补偿人类交流能力,不断逼近本能诉求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从媒介与人的互动关系中审视电视,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视角下探求电视发展的内在规律,诸如电视的本质是什么,电视在人类生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电视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完备结构对社会形成影响。
首先,人的需求是媒介生命系统的内在动力。从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再到电视媒介,人类的交流需求不断递进,始终在探寻能开发感官、超越时空的人本化媒介。电视的出现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结果,它通过视听元素还原现实、调动感官,实现媒介的人本化传播。
其次,电视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它并非被动发展,而是在人、技术和社会的多重作用下不断进行结构优化与自我调整。这种调整具备类似生命体的演进特征,即在继承既有媒介优势的同时,根据新的交流需求不断重组与创新。
自诞生以来,电视就因其与生活的同构成为人类自身生命本质的体现,为人的直觉所鼓舞、为人的情感所驱动,拉伸了壮阔人生的波澜起伏,也放大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暧昧。在人的智慧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主客观条件作用下,电视还在不断地汲取新的能量,朝着人性化、人本化的方向调整和完善。从与物质生活的同构,延伸至与精神、心理世界的同构。
问:
您的“人本化”理论是从对电视本体的研究转向更为宏观的、具有前瞻性的媒介哲学研究。是什么促使您将研究重点从媒介技术本身,进一步推进到对“人”的位置与价值的系统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您的思考又是如何与国内外相关理论展开对话的?
朱羽君教授:
传播人本化的研究转向,是在长期面对具体问题时逐渐形成的。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来得迅疾而深刻,令人目不暇接,也一次次带给我强烈的震撼。在不断发现问题、追问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渐将研究目光转向传播中的“人”。早期我们讨论得更多的是媒介技术本身,例如设备更新带来的创作方式变化、声画关系的重构等。但在不断实践和教学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仅从操作层面理解电视、解释电视是不够的,例如“随机结构”“向前取材”等概念,其内在都与“人”密切相关。这并不仅仅是技术或方法的改进,而是传播方式在向人的生命结构靠近。结合对媒介技术发展时序的一路观察,我的关注点逐步从“如何应用媒介”推进到“媒介与人的关系”这一更基础的问题上。
从电视节目的演进来看,《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等节目体现了电视“以人为本”的传播方式,也就是用人际交往、现实生活等真实元素作为节目核心内容。后来手机的出现,更是对电视传播的一次解放。电视让人看见、听见,但人仍然要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中接收信息。手机让传播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人们随时随地接收与传递信息,这更加接近人类原先的交流方式,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因此,技术始终是手段,人才是传播的本体。传播活动最终要回到人,回到生命经验,回到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对话关系中。
在学术对话层面,“传播人本化”概念可以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进行对话。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关注媒介如何改变人的感知和认知方式;莱文森提出的“媒介进化论”(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等,是在说明媒介在演进过程中不断还原人的感官,在人类诉求的驱动下持续革新。而“传播人本化”不仅观察媒介技术发展是否回应人的愿望、人的需求、人的意志和人的智慧,还思考在这组二元关系中,传播活动如何呼应人的生命经验与交流本能,甚至对人类社会产生整体影响。我们都关注媒介技术发展规律,也都承认媒介与人的感知结构存在深层联系。但“传播人本化”概念更强调一种自觉选择、一种价值立场,最终想回应的是简单但又根本的问题:在媒介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它,更真实地理解人、理解生活,如何建立起有意义的连接。
问: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内容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当下,技术对传播渠道与内容生产的影响不断增强,传播人本化概念对当下情况也有着预言似的回应。您如何看待智能媒介时代中“人”的位置变化?如何运用人本化概念理解和评估当下的媒介形态?
朱羽君教授:
在智能媒介时代,“人”的位置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关键。人工智能确实整合了人类既有的大量知识,并在信息处理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其本质仍然是对既有知识的重组与调用,目前还不能取代人的生命体验。人类的心灵触动、共情体验,乃至生命阅历,无法被文本语料复刻,也无法被数学预测。人的自主思考与原创表达具备不可复制的价值,适当利用人工智能是一种能力,但过度依赖则可能损害自身的创造性。如果所有创作表达都建立在对既有内容的调用之上,那么最终产生的仍是他人经验的重复。
技术进步体现了人类的发展愿望,其发展也应受到人的价值理性引导。个体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力,依靠的是自身沉淀与生长,这些东西是无法被简单生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传播人本化”的思考在今天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融入人的生活,是否能够承载人的深层情感和生命体验,二者应该怎样共融共生,等等。
从既往经验来看,很多历史性重要突破都共同蕴含了技术赋能与人性温度两个要素。未来的媒介形态会越来越先进,贯穿其中、稳定不变的是人的创造性与审美力。凝聚人类智慧的媒介也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工具,更应是净化心灵、涵养精神的载体,能够引领社会价值取向,培育大众感知生活、体悟生命的能力。
作者简介
付晓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静,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23级国际新闻学博士生。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25 付晓光,方静.从胶片摄影到数字时代:中国电视新闻教育演进与人本化理论生成——专访媒介研究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J].新闻传播学刊,2026(5):3-9.
CY/T121-2015 付晓光,方静:《从胶片摄影到数字时代:中国电视新闻教育演进与人本化理论生成——专访媒介研究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5期,第3-9页。
MLA 付晓光,方静."从胶片摄影到数字时代:中国电视新闻教育演进与人本化理论生成——专访媒介研究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新闻传播学刊.(5)2026:3-9.
APA 付晓光,方静.(2026).从胶片摄影到数字时代:中国电视新闻教育演进与人本化理论生成——专访媒介研究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新闻传播学刊,(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