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鸽,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改革、质性研究方法论等研究。
通信作者:朱志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领导与管理、课程改革、高等教育、质性研究方法研究。
摘 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春风校长在公办学校改制期间的公共话语实践为个案,探究制度创业者如何运用话语策略为制度实践进行合法性辩护。结果表明,场域政策话语彰显教育体制改革在价值倾向、预期效果和适当程度上的三对潜在矛盾,制度创业者则通过选择性耦合机制调动场域意义系统的象征资源。面对不同时期政策话语中改制定位的转变,制度创业者动态调整叙事框架与政策话语的耦合程度,差异化地建构改制与矛盾的关系。在扩张期、调整期与终止期,分别构建与政策话语紧密耦合的动员性叙事框架、脱耦的合法化叙事框架及松散耦合的再合法化叙事框架。为增强叙事感染力,制度创业者使用问题化与天然化两类通用修辞策略,并于不同阶段在理想化、抽象化、道德化及分离化等专门策略间切换,以维系和重建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教育制度变迁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1]制度变迁是行动者围绕特定目标展开政治努力的产物,[2]教育制度变迁研究既须关注宏观制度环境,也应考察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随着制度主义的话语转向,[3]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这种行动不仅包括促成新制度产生的物质实践,还包括在意义层面对其解释和合法化。[4]然而,我国相关研究对此尚未充分关注。
自1985年以来实施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5]公办学校改制则是其中一个具有争议的举措。自20世纪90年代起,公办学校改制在十余年内经历了基层学校自主探索、获得国家政策赋予的合法性并大规模扩散、失去合法性的历程,其变迁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特征,[6]能够为深入分析我国教育制度变迁过程提供连续、丰富的信息。期间我国首个实施改制的公办名校北风高级中学扮演重要角色,时任校长春风[①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对学校名和校长名进行匿名处理。]多次公开发表言论为改制的合法性辩护,是试图推动改制扩散的关键行动者。本研究运用制度创业理论和话语合法化理论,以春风校长在公办学校改制期间的公共话语实践为个案,探究制度创业者如何运用话语策略为其制度实践进行合法性辩护,从而深入理解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中合法性基础的变迁,以及制度创业者合法性主张的生成与转变。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视角
关于公办学校改制的已有研究多为思辨研究,主要从制度优势与弊端出发解释其变迁原因,[7-8]这类解释背后隐含着功能主义逻辑,[9]即将制度变迁理解为社会内在功能需求的结果,忽视行动者的目的性努力。虽有研究关注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10]但依旧缺乏对关键行动者参与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证研究。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中,行动者或利益主体运用资源创造新制度或转变已有制度的过程被称为“制度创业”(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11]强调制度创业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需要运用话语策略为制度变迁构建合法性。本研究将公办学校改制视为嵌入基础教育场域的制度变迁,关注制度创业者在象征层面为其构建合法性的过程,并以制度创业理论和话语合法化理论建立分析框架。
(一)制度创业与制度工作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长期被批判为过度强调宏观制度约束,忽略制度的微观基础,难以从内生角度解释制度变迁。[12]为回应这一问题,后续研究提出制度创业和制度工作等概念。制度创业研究主要形成两种取向,其中行动者中心取向关注制度创业者的特征、地位及其运用的资源和策略;过程取向关注哪些场域条件更容易触发制度创业。[13]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进一步强调,制度为行动提供模板,也是个体和集体行动者有意识行动的结果,并将行动区分为创造制度、维持制度、干扰制度。[14]这些研究为分析制度创业行动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概念工具,但对物质实践和话语实践的区分并不充分。国内部分研究者运用制度创业理论分析教育现象,[15-16]但多停留于理论阐释或规范分析层面,缺乏基于中国教育改革情境的实证研究。尤树洋等亦指出,现有制度创业文献偏重欧美地区,缺乏中国情境中的探索。[17]
(二)制度合法性建构的话语策略
合法性是对制度在功利、道德、认知等方面价值的可信集体解释。[18]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制度建立、变迁和瓦解视为合法化、去合法化和再合法化的过程。[19]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和修辞制度主义(rhe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将话语分析、修辞分析与制度理论结合,主张制度的形成与跨时空传播依赖于文本生产,[20-21]聚焦于分析如何通过象征性话语实践塑造制度意义与合法性。[22]例如,史蒂夫·马奎尔(Steve Maguire)和辛西娅·哈迪(Cynthia Hardy)的经典研究阐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文本生产推动滴滴涕成分在杀虫剂制作中的去制度化[23];国内亦有相关探讨[24-25]。埃罗·瓦拉(Eero Vaara)等人将这类研究概括为话语合法化(discursive legitimation)研究,提出涵盖策略、立场、基础、时间性和场域的五要素整合框架。[26]
(三)制度创业中的话语合法化
自罗伊·萨达比(Roy Suddaby)和罗伊斯顿·格林伍德(Royston Greenwood)在制度创业研究中关注专业人士如何运用象征资源说服相关行动者接受制度变迁,[4]许多研究者开始将话语合法化视角引入该领域。已有研究从叙事(narrative)、框架(frame)和修辞(rhetoric)等维度深入探究了制度创业者如何在不同领域的话语实践中,为新制度与理念赋予合法性。[27]
叙事和框架是对制度实践进行话语合法化的不同层次。叙事为特定的行动者、事件和实践赋予意义,将其组织成整体故事,以建立制度象征要素与物质要素间的特定联系。制度创业者通过叙事在过往事件之间建立因果关联、分配行动者的角色,以此影响他人对制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和想象。[28]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一是不同类型制度创业者间的叙事和反叙事博弈,特别是反叙事如何挑战主流叙事[29];二是如何利用叙事建构制度实践的多维度合法性[30];三是如何将组织叙事嵌入场域叙事中以建构合法性。[31]如果说叙事分析关注事件的特定联结,框架分析则解释特定叙事结构的来源。框架决定了叙事中意义建构的结构,旨在动员听众的支持。[32]
修辞指制度创业者运用象征资源引导听众分配有限的认知注意力,以此建构和调控制度实践的意义;修辞分析主要关注服务于制度变迁的说服性文本。[4][21]已有研究主要涵盖两个方向:一类聚焦具体修辞策略,如探讨隐喻、类比等手法在不同类型制度变迁中的差异性作用,或借鉴语言学理论提出不同修辞策略;[33-34]另一类关注制度创业者如何利用修辞策略在场域内建构结构性意义框架,以提升制度的合法性。[19][35]罗伊·萨达比和罗伊斯顿·格林伍德的经典研究主张,修辞不仅包括语言策略,还包含语言策略被构建时的结构性框架。[4]
尽管有研究主张叙事、框架与修辞在语言机制、核心概念及认识论假设等方面各异,[21]但从制度创业的实证研究来看,三者的分析层次与核心结论并不存在严格的理论分野。许多研究含混地将它们视作结构化组织话语、进而建构合法性的方式,并尝试将框架或叙事分析与修辞分析交叉融合。[24]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采用个案研究方式,以北风高级中学时任校长春风在公办学校改制期间的公共话语实践为个案。北风高级中学(下称“北风中学”)是我国公办学校改制的先行者。1992年起,该校在春风校长的主持下率先实施“五自主”办学体制改革,并获中央媒体报道;1993年,春风校长将该模式概括为“国有民办制”改革。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公办学校改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政策许可,该校亦成为全国典型,接待了来自各地的参观学习人员。[②以上信息均来自春风校长接受采访时的陈述。]
春风校长是改制的核心推动者,也是北风中学在公共话语空间的代言人。他曾于《求是》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受邀前往中南海座谈会汇报改制情况,并在学术会议上分享经验,是极具典型性且明确支持改制的制度创业者。因此,收集与分析其在改制不同时期的公开发言,有助于获得丰富、充足的资料,深入剖析制度创业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为其实施和推广新制度争取合法性。
本研究运用实物收集法收集资料,以制度创业者的话语建构实践为分析单位。资料收集主要涵盖两部分:一是制度创业者生产的文本,共收集了1993年至2010年春风校长发表的相关文章9篇、参与相关会议的公开发言稿1篇以及接受采访所形成的新闻报道9篇,用以表征其话语建构实践;二是场域政策文本,为将制度创业者的公共话语实践嵌入中观和宏观场域的意义变迁中进行动态分析,本研究检索并收集了1985年至2010年与公办学校改制相关的实物资料共51份,包括专项规范政策6份、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发言稿3份、条例规定与法律条文4份、教育改革国家规划文件6份以及教育部工作要点32份,以此呈现场域意义系统变迁,具体情况见表1。此外,研究者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亦查阅了改制存续期间的相关媒体报道、人大代表建议与政协委员提案,以辅助理解改制所处的社会争议语境,并对阶段划分和资料解释进行背景性校验,但因其非系统性收集,故未作为核心实物资料纳入分析。
本研究主要运用类属分析与情境分析对资料进行编码。首先,对制度创业者的话语资料逐句初始编码,通过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与陈述方式,将其归纳为叙事框架与修辞策略两大核心类属。其次,编码场域政策文本,初步形成反映潜在矛盾的理论编码。最后,将上述编码交叉对比、相互修正:一是审视制度创业者的叙事框架如何动态回应政策话语中的核心矛盾;二是依据对制度创业者的话语分析结果检视政策话语的理论编码;三是结合政策话语的阶段性差异,重新审视不同时期叙事框架与修辞策略的演变特征。上述环节交错进行、互为促进,最终构建出回应研究问题的实质性理论框架。
四、场域层面的政策话语变化
场域层面的政策话语作为重要语境,为制度创业者的话语实践提供关键意义资源。描摹政策话语的变化图景,是分析制度创业者如何调动场域象征性资源、建构叙事框架与修辞策略的前提。对1985年至2010年相关政策文本的编码分析表明,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话语中隐含三对潜在矛盾,公办学校改制的发展则被建构为不同程度上对这三对矛盾的激化过程。
(一)政策话语中三对潜在矛盾的象征性表现
政策话语中隐含以下三对潜在矛盾,具体表现为:在价值倾向上,顺应经济规律与脱离教育规律的矛盾;在预期效果上,放大示范效应与损害公共利益的矛盾;在适当程度上,增强基层活力与脱离顶层控制的矛盾。
1.改革的价值倾向
教育体制改革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经济规律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如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然而,教育改革旨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F-1993-POL),其成效具有长期性与模糊性,若过度强化经济规律,则可能脱离教育规律。政策文本虽未界定教育规律的内涵,但明确其有别于经济规律,“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F-1985-POL)。二者间的张力在文本中多有体现,如1987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要求“遵循教育规律,量力而行,扬长避短,注重质量,讲求实效”(F-1987-POL)。此类表述常交错排布,其中象征教育规律的“质量”通常被排在象征经济规律的“效益”之前,这体现了改革在不可避免地顺应经济规律时,在价值倾向上面临脱离教育规律的潜在风险。政策制定者则期望通过重申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F-1985-POL),化解这一矛盾。
2.改革的预期效果
在资源有限的改革条件下,向优势群体倾斜配置资源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示范作用。200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在全国高中发展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把扩大高中教育规模的重点放在拓展优质教育资源上,是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高中教育发展的途径”(F-2002-SPE)。可见,优先发展优质学校被建构为整体提升教育供给质量的有效路径。然而,若优质学校的发展未能辐射并带动整体教育水平提升,改革便可能因过度放大示范作用而加剧两极分化,导致多数民众难以公平获取优质资源,进而损害公众利益。这对潜在矛盾最早显现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需要防范两极分化,解决办法之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同时不能过早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F-1992-SPE)。教育体制改革沿袭了这一逻辑,既要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示范效应,又必须将先进者的优势转化为对薄弱学校的支持。为化解这对矛盾,教育政策文本沿用了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构想,“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达到共同的提高”(F-1985-POL)。
3.改革的适当程度
鉴于各地发展水平和现实条件不同,在全局性改革中容纳基层创新有助于焕发体制活力。然而,基层自主权的扩大也隐含失控风险,若缺乏引导,基层创新可能因过度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致使改革脱离顶层控制。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1985年启动的教育体制改革以简政放权、扩大地方和学校办学自主权为核心举措,以应对教育体制过度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此时,政策文本通过两种取向的交错排布,呈现出改革在适当程度上面临的潜在矛盾:“大政方针必须集中统一,具体办法应该灵活多样,……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注重试验。”(F-1985-POL)
“坚决”与“灵活多样”旨在释放基层活力,“谨慎”与“集中统一”意在防范失控。可控与失控的边界则深受改革价值倾向与预期效果的影响,并随教育发展的周期性需求动态转变。通常在改革初期,增强基层活力的正面效应更彰显;在中后期,随着可控性问题显现,脱离顶层控制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
(二)扩张期政策话语中的改制
1994年至1996年,国家政策对公办学校改制持许可与观望态度,尚未出台专门的规范性举措,本研究将其视为改制的扩张期。在“穷国办大教育”的背景下,吸纳社会资金是当时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改制则被视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举措。1996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现有公办学校在条件具备时,也可酌情转为‘公办民助’学校或‘民办公助’学校”(F-1996-POL)。社会资金的引入一方面强化了公办学校运行的成本与效益意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政府对办学的全盘包办。扩张期的政策话语中,改制与强化经济规律、增强基层活力具有积极联系,尚未被明确关联于脱离教育规律、脱离顶层控制等消极后果;有关改革预期效果的讨论此时也尚未充分进入政策文本。由此,在扩张期政策话语中,改制尚未被描述为激化三对潜在矛盾。
(三)调整期政策话语中的改制
1997年至2004年,多个规范性文件出台,以纠正改制中的不当行为,改制在政策话语中被塑造为逐渐激化三对潜在矛盾。本研究将其视为改制的调整期。
在价值倾向上,改制虽仍被视作吸纳经费的手段,但随着部分优质公办学校改制后学费上涨,国家政策开始规范乱收费现象。1998年《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试验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重申,改制必须遵守“教育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2002年《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强调,办学水平高、社会声誉好的公办中小学“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这些举措重申学校运行不可完全诉诸市场调节,也标志着在国家政策话语中,改制已被视为因过度强化经济规律而脱离教育规律。
与此同时,改制的预期效果开始与可能损害公众利益关联起来。多项政策指出,优质公办学校属于“长期积累形成的公共教育资源”,改制引发的高收费已超出群众“经济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政策文本对“广大群众”及“社会稳定”的频繁提及,隐含着政策话语对改制可能背离公众利益的暗示。此外,改制虽使优质学校获得了充足经费,但许多地方政府并未将财政节约资金转移支付给薄弱学校,导致改革在放大示范效应的同时,未能实质性带动后进学校的发展。为此,我国在1997年至2002年密集出台矫正性举措,从严禁“人为地加大校际间在办学条件、生源上的差距”、限制优质高中转制,到要求改制试验主要面向薄弱学校,乃至提出地方政府可提取改制校部分收入,以促进公办学校均衡发展。这些政策干预旨在令改制重新服务于教育均衡发展,也从反面显示出改制已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校际差距,并因此激化放大示范效应与损害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
当改制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政策话语对其适当程度的定位也随之转变。改制曾被视作打破政府包揽、增强基层活力的关键举措,但在实践中却逐渐脱离控制,甚至“出现一些亟需引导规范的问题”(F-1997-POL)。为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国家政策通过层层设限收紧改制的实施边界:1997年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举办“校中的民办班”;1998年要求严格控制改制学校总量;2002年则要求依托优质资源办学的改制校落实“五独立”。与此同时,国家控制的必要性与改制的“试验”定位被反复重申,如强调改制“目前仍处在探索试验阶段”,必须“坚持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以“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改制已开始激化增强基层活力与脱离顶层控制之间的潜在矛盾。
(四)终止期政策话语中的改制
2004年至2006年,改制因过度激化三对潜在矛盾而走向终止。我国停止审批新的改制学校,并全面展开专项清理工作。本研究将其视为改制的终止期。
2000年前后,为实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目标,削减教育收费、稳定学费标准并治理乱收费成为重点议程。教育部先后发布多个规范文件并于2003年提出“加大对教育乱收费的专项治理力度”。《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坚决制止以改制为名乱收费”,将治理乱收费描述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民心的大事”(F-2006-POL)。这种叙事显示出在国家政策话语中,改制已被视为过度激化顺应经济规律与脱离教育规律之间的矛盾。
此外,该文件通过双向对比的表述方式,一方面批评部分地方在“示范”“星级”等创建中“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甚至“通过高收费将还贷责任转嫁给学生和家长”;另一方面重申薄弱学校的改造进程有待加快。这种对照性话语的使用表明,部分改制学校在实践中不合理地拉大了校际办学差距,并存在转嫁改制成本的短视行为;改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广大群众反映强烈”(F-2005-POL),已过度激化放大示范效应与损害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最终,改制于2005年被视为“偏离了教育宗旨和办学体制改革方向”并叫停;自2006年起,教育部全面清理义务教育阶段改制学校。这象征着改制在政策话语中被认定为过度激化增强基层活力与脱离顶层控制之间的矛盾。
五、制度创业者的叙事框架与修辞策略
1993年起,春风校长通过公开发表文章、公开发言和接受采访等方式,广泛传播北风中学的改制经验与模式。这套话语实践一方面旨在动员各地政府与学校实施改制,另一方面则试图争取中央层面的政策认可与制度支持。
(一)叙事框架
春风校长交替建构动员性叙事、合法化叙事与再合法化叙事,塑造关于改制的意义网络与认知图式。这些叙事为改制中的各项行动赋予特定角色、时序与因果关联。同时,三种叙事亦是具有结构化特征的框架,从场域政策话语中汲取象征资源,以不同方式连接三对潜在矛盾,以回应政策导向。其中,叙事与框架互为表里:框架为叙事搭建阐释结构,叙事则为其提供具象的故事支撑。
1.动员性叙事
动员性叙事旨在激发场域内潜在制度创业者实施改制。春风校长在价值倾向和适当程度上顺应政策话语,在预期效果上则进行补充,通过强化改制与矛盾积极面的联系,为北风中学改制构建了吸纳社会经费以顺应经济规律、创新学校管理体制机制以放大示范效应、调动成员积极性以增强基层活力的故事。
在价值倾向和适当程度上,春风校长的叙事顺应了政策话语对改制的期待。在价值倾向上,他强调“教育的困难,首先是经费的困难”(E-1993-PUB),并建立“政府经费缺口——单一公办体制难以为继——唯有转变教育投资体制——需要实施学校改制”的叙事逻辑。借此,北风中学的改制被诠释为“为国分忧、缓解教育经费困难、使部分公办学校走出经费困境的一种选择”(E-1995-PUB),也就与顺应经济规律以促进教育发展关联。在适当程度上,他指出公办学校因人员利用率低、流动与分配机制不合理而缺乏活力,强调改制学校在用人、用钱等事务上拥有更大自主性,因而“比一般学校更具备”解决前述问题的条件(E-1993-PUB)。该叙事强调改制能调动学校成员积极性、增强基层活力,从而将其塑造为“部分公办学校走出困境的一条有效的体制选择的道路”(E-1999-SPE)。
在政策未充分论述的预期效果上,其叙事则通过补充政策空白塑造改制的象征意义。他主张改制的目标之一是提升北风中学办学质量,“要干就是最好的,争取20~30年不落后”(E-2000-INT)。但单个学校的利己性发展不足以为改制寻求充足的合法性,对此,他主张改制学校“集中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优势”(E-1999-PUB),负有“探索条件较好的学校自主办学的道路”(E-1993-PUB)的使命。这一叙事为北风中学的改制赋予了学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意义,并将改制的价值从单个学校的质量引领扩大为公共层面的制度引领。
2.合法化叙事
合法化叙事旨在回应政策话语转变导致的合法性危机。春风校长通过强化改制与矛盾积极面的联系、扭转改制与矛盾消极面的联系,为改制构建了一个顺应经济规律且有助于教育发展、放大示范效应且有助于公共利益、增强基层活力且不会脱离顶层控制的故事,试图将改制塑造为具有调和甚至化解矛盾的能力。
在价值倾向上,春风校长顺应政策话语,强化改制在人才培养上的本位作用,“绝不仅仅是为了收钱……[根本目的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优秀人才”(E-1999-SPE),回应改制脱离教育规律的争议。他提出“我国城镇普通家庭越来越重视文化、教育服务消费”,改制“拥有广泛的社会市场价值取向和较高的社会承受能力”(E-1999-PUB),以表明改制并未过度服从经济规律。同时,他列举改制后质量提升的案例,如“在一年中,就筹集资金140万元,是政府投入的5倍,帮助学校很快成为有特色的学校”(E-1996-PUB)。这种“经费——办学质量”逻辑将改制学校的运行简化为输入经费即可输出办学质量的“黑盒子”,进而将矛盾的积极面与消极面关联起来,论证改制并未激化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之间的潜在矛盾,反而能够通过强化经济规律提升教育质量,具有化解矛盾的能力。
在预期效果上,他主张随着经济发展,普通家庭的教育需求正转化为“‘按需要自己选择学校’的市场权利性选择”(E-1999-PUB)。该叙事将“公众利益”重新界定为普通家庭按需择校的权利,强调通过改制发展优质学校、实现部分家庭自主择校是公众需要,间接回应对改制损害公众利益的批评。同时,他提出当条件较好的学校“靠自己的优势发展起来”,国家便可“用省下来的经费去支援基础薄弱校”“缓解办学经费的困难和校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E-2000-INT),强调改制能缩小校际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可能化解放大示范效应和损害公共利益的矛盾。
在适当程度上,春风校长继续强调改制能激发教职工积极性(E-2003-INT),同时积极回应场域政策话语中关于顶层控制的要求,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对其[指改制]进行有效管理”(E-1999-PUB)。他宣称一旦学校后续发展不符期待,随时可以放弃改制,“公办学校今天转为国有民办,明天还可以转为国有公办,一个晚上就行了”。该陈述暗示了改制在激发基层活力的同时具有高度可控性,“是发展教育的补充,并非教育的主角”(E-1996-PUB),从而具备了调和增强基层活力和脱离顶层控制这对潜在矛盾的能力。
3.再合法化叙事
再合法化叙事旨在为延续改制寻求合法性,呼吁地方政府在解读中央政策时延续非义务教育领域的试验。春风校长通过削弱改制与矛盾消极面的联系、重建其与积极面的联系,弱化改制对三对矛盾的激化程度,构建以下叙事框架:尽管部分学校在改制中因缺乏规范而偏离教育规律、损害公共利益、脱离顶层控制,但改制依旧具有顺应经济规律、放大示范效应、增强基层活力的重要意义。
在价值倾向上,他承认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收费,直言“改革不是为办学,而是为收费;不是为教育,而是为营利”(E-2006-PUB),但通过案例强调改制学校自身并非乱收费的根源(E-2010-PUB),以弱化其与脱离教育规律的关联。同时,他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的教育投入不可能满足所有公办学校的需求”,仍需通过改制持续吸纳社会资金,试图重建改制与顺应经济规律的积极联系。
在预期效果上,春风校长承认部分地区改制“不是为公,而是为私”,超出群众承受能力,但他辩称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放任自流,缺乏领导,缺乏规范,缺乏管理”,而非改制具有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性(E-2004-INT、E-2006-PUB)。政策话语因改制加剧乱收费而将其界定为损害公共利益,对此,春风校长试图将“公共利益”重构为提升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他引用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教育乱收费,其根本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观点,主张改制校能够将一般资源转化为优质资源,并强调全国已有数千所学校通过改制“增加了优质学位的供给”“为祖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E-2005-PUB、E-2010-PUB),以弱化改制与损害公众利益的关联,重申其在放大示范效应方面的作用。
在适当程度上,春风校长同样承认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了方向,违背了体制改革的初衷”的现象,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出在学校层面,而是出在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且“总的指导乏力”(E-2006-PUB)。这一叙事将改制脱离顶层控制的核心原因归结为外部管理因素,从而弱化了改制自身与矛盾消极面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主张“即使是在当前,政府也应该降低管理重心,扩大办学自主权,使学校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实体”,极力论证继续扩大学校自主权、增强基层活力的必要性,并呼吁“继续[改制]实验,而不是完全否定”(E-2010-PUB)。
(二)修辞策略
修辞即借助不同语言和概念描述改制,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在改制发展的不同阶段,春风校长主要采用了以下六种修辞策略。
1.问题化
该策略旨在放大教育场域的现实困境,并将改制塑造为现有问题的必然解决方案。对“问题”的建构源于现状与理想目标的差距,春风校长在不同阶段为我国教育设定更高的参照标准,并提出诸多量化指标,如国家财力不足、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比例偏低、人均教育经费偏低等(E-1993-PUB、E-2003-PUB、E-2006-PUB)。他运用多来源数据和案例论述经费匮乏,例如:
“东京中小学教师人均月工资是……上海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数字?……全国平均绝对达不到。即便是达到了,日本也还是我们的40倍。”(E-1999-SPE)
在问题化的修辞策略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在更高的标准下经受经费不足的拷问,这被用于论证以改制进一步吸纳社会教育经费的必要性。这一策略在三种叙事框架中均被多次运用,用以渲染通过改制顺应经济规律的迫切性。
2.天然化
该策略将改制描述为顺应时代需要、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阐释改制成因时,春风校长将国家支持解释为“与时俱进”,主张改制具有“产生的必然”(E-1996-PUB、E-1999-PUB),以此动员其他行动者。在辩护延续改制的必要性时,他提出改制学校作为混合制教育模式,与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相对应,强调“在多种所有制形式之下,我们的办学体制也应该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才是合理的”(E-2004-INT)。借此,改制的存续被归结为“一个客观规律的问题,并非凭主观意志就可以解决”(E-2006-PUB)。通过这一策略,继续改制的合法性在与客观规律的绑定中变得坚不可摧,从而在关于改制的“主观”争论中获得了隐身的机会。
3.理想化
该策略通过将改制描述为易实施、收益高、风险低,把一场复杂的教育实践简化为低风险的试验。对学校管理者而言,校方和师生均“没有什么风险”,且改制后“只要体制一革新,马上就出现新面貌”(E-1999-SPE);对政府而言,改制学校将在国家有能力办好所有公立学校时“自行‘消亡’”(E-1996-PUB),似乎无需额外治理成本。此外,改制还被重构为纯粹依赖勇气与机遇的果敢行动,强调“看准了的,就要坚决干,不要犹豫”“坐等良机,一定会坐失良机”(E-1993-PUB)。改制可能遭遇的复杂困境与意外后果,均在理想化陈述中被隐去。理想化主要被运用于动员性叙事,以唤起地方政府与学校管理者的实践意愿。
4.抽象化
该策略通过建立一系列概念和命题,将改制从北风中学的微观情境转译到更广阔的场域。春风校长将该校实践概念化为“国有民办制学校”,并将其模式界定为“学校国有,社团公民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主”(E-1996-PUB)。他还尝试对改制条件和学校数量进行数学化提炼,将区域内转制学校数概念化为“Min(a1、a2、a3)”,其中三个变量分别代表符合转制条件的学校数、弥补经费缺口需要的学校数以及社会能承受的学校数(E-1999-PUB)。通过抽象化,扎根特殊情境的复杂实践得到去情境化提炼,这既将改制转变为可迁移、可复制的经验,也提升了这一实践的理论化程度,使其能在动员性叙事中被更广泛地传播。
5.道德化
该策略将改制描述为制度创业者的道德实践,以增强其公共性。在陈述改制动机时,春风校长将其诠释成为国家“闯一条路”的担当,宣称:“大家都不敢干,我干,我豁出来了……如果行,可以闯一条路,因为中国的教育需要有一条路。如果不行,可以立一块红牌:此路不通。”(E-1999-SPE)在陈述改制过程时,他将其升华为全校师生“风雨同舟”“为国分忧、承担风险”的奉献(E-1993-PUB)。由此,利益考量被淡化,改制被描述为学校成员的自愿奉献。这种描述不仅令合法化叙事更具感召力,也为后期呼吁政策倾斜奠定了基础。2005年,春风校长在主张承办人应获合理回报时再度运用该策略,宣称改制学校的承办人硬凭着“爱国热忱和奉献精神”才做出贡献,完全是“‘兼国家之所难,急民族之所急’的‘见义勇为者’”(E-2005-PUB),应受到政府的嘉奖和表彰。
6.分离化
该策略将改制描述为不可歪曲的本质性存在,防止不被认可的改制实践动摇其正当性根源。改制在全国扩散后,引发了乱收费、侵害义务教育权益、加剧校际分化等意外后果,并因此饱受批判。春风校长则主张,上述乱象并不意味着改制自身存在缺陷。在乱收费议题上,他指出国家发改委曝光的乱收费学校中“无一个是改制学校”,坚称“不应得出改制学校是乱收费的根源的结论”;他还强调改制学校不规范的办学问题“并不是这种办学体制固有的本质性问题,而是操作过程中的问题”(E-2006-PUB、E-2010-PUB)。借此,“错误的做法”与“正确的改革”被区分开,负面后果被归咎于管理不当,这令重建改制的合法性成为可能。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春风校长在公办学校改制期间的公共话语实践为个案,探究制度创业者如何通过叙事框架与修辞策略为其制度实践寻求合法性。制度创业者的公共话语实践受到场域政策话语的形塑。政策话语彰显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三对潜在矛盾,制度创业者则通过选择性耦合的话语机制,调动和转化场域意义系统中的象征资源。面对不同时期政策话语对改制定位的变化,制度创业者动态调整叙事框架与政策话语的耦合程度,并依据叙事框架选择相应的修辞策略,以对改制与三对潜在矛盾的关系进行差异化的意义建构(见表2)。
在扩张期,改制尚未被定义为激化矛盾,这为制度创业者提供了动员空间。动员性叙事与政策话语紧密耦合,延续并强化改制与矛盾积极面的联系,省略其激化潜在矛盾的风险。在调整期,改制被定义为逐渐激化潜在矛盾,合法化叙事强化改制与矛盾积极面的联系、扭转其与消极面的联系,试图将改制塑造为具有调和甚至化解矛盾的能力,与政策话语脱耦。在终止期,改制被定义为过度激化潜在矛盾,再合法化叙事则削弱改制与矛盾消极面的联系、重建其与积极面的联系,弱化改制激化潜在矛盾的程度,与政策话语松散耦合。
为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制度创业者进一步运用通用与专门修辞策略,试图维系并重建改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化与天然化作为通用修辞策略贯穿始终,将改制建构为解决场域困境与顺应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同时,依据不同阶段的叙事框架,在理想化、抽象化、道德化与分离化等专门策略间动态切换。
(二)讨论
在对我国基础教育制度变迁原因的解释中,已有研究关注市场因素在改革中的地位转变、公平与效率优先级的变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府际关系的演变及“改革”自身从手段到目的的定位转变等维度。[6][10][36-37]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则主张,制度能为相互矛盾的经验赋予意义,无法调和的矛盾是驱动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4][12]本研究表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在价值倾向、预期效果和适当程度上长期面临三对潜在矛盾,每一对均有积极面和不可回避的消极面;随着教育发展需求的演进,不同矛盾的主次关系随之转变,特定教育制度对不同矛盾的调和能力亦在动态演变。这一结论为上述视角提供了潜在的整合性框架。
就本体论而言,本研究采用话语制度主义立场,主张制度是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和前景性话语能力的产物,[38]而非沿袭国内相关研究中较常见的历史制度主义立场,将矛盾的此消彼长解释为观念或利益结构的本质转变。换言之,政策文本是政策制定者组织观念、界定问题并重构制度意义的话语实践,它试图建构特定教育制度的矛盾调和能力。这种被话语塑造的调和能力潜在地影响制度的变迁历程:当特定制度持续被塑造为具备调和多对矛盾或阶段性主要矛盾的能力时,则可能获得扩散的空间;反之,若制度开始被塑造为上述能力降低,则可能转向衰退;当制度频繁被塑造为不再具备上述能力、甚至激化矛盾时,则可能逐渐消亡。
尽管政府占据自上而下进行话语合法化的优势位置,[39]但场域内其他制度创业者同样试图自下而上地建构制度对矛盾的调和能力,春风校长即为其中的典型个案。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创业者在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建构不同框架和叙事,以实现差异化的话语合法化[30];本研究亦主张,随着改制合法性基础的变迁,制度创业者动态构建不同叙事框架。在修辞策略上,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化和道德化策略支持了已有研究的发现,[22]天然化和抽象化则与宇宙论诉求[4]和理论化(theorization)[40]等策略相似。同时,既有研究主张,在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和阶段,修辞策略的有效性、运用频率和主导修辞体裁亦有差异,[35]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补充了上述结论,指出制度创业者既运用通用修辞策略,也在改制的不同时期运用不同的专门化修辞策略。
针对既有研究在叙事、框架与修辞间关系及其作用上的含混性,[21][24][26]本研究尝试厘清三者在话语合法化中的层级与关系。叙事和框架均构建关于制度变迁的意义网络,前者通过角色、时序和因果联结事件并赋予意义,后者则规定意义建构与场域结构的关联方式。二者可各自出现、亦可相互融合:当意义网络更具故事性而结构性较弱时,表现为叙事;反之,更具结构性而故事性较弱时,表现为框架;当二者结合,角色、时序和因果等元素在彰显故事性的同时结构化地相互关联,则如本研究般融合为叙事框架。修辞的功能则是增强二者的感染力,其运用依附于叙事和框架建构的意义结构,具有情境选择性,制度创业者可能依据需要和偏好进行选择,甚至弱化某些修辞策略的使用。
本研究进一步主张,制度创业者对叙事框架的建构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受场域政策话语影响。通过在二者间构建互文,本研究回应了对制度创业研究过度强调个体能动性、忽视结构性因素的批判。[41]与此同时,这一互动模式并非如部分研究提及的、对场域意义结构的单向靠近或远离,[29][31]而兼具结构性、能动性与动态性,表现为制度创业者将场域话语视作意义资源,依据不同时期的合法性建构需求,动态调整叙事框架与前者的耦合关系。选择性耦合机制填补了既有研究空白,为探索合法化话语与场域结构的动态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由于改制已终止多年,本研究并未通过访谈获取制度创业者对话语策略运用的意义解释。针对既有研究关于其话语实践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反思性行动的争论,后续研究可结合访谈进行多来源资料的相互验证。第二,本研究建构的“选择性耦合”机制,其解释力局限于单一的、持积极态度者支持制度变迁的话语合法化过程。公办学校改制期间,场域内交织着支持与反对的多元声音,未来研究若能收集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资料,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不同立场行动者的话语策略演变及其动态博弈,将能更全面、动态地勾勒这场变革的完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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