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代十国时期，教育制度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经历了深刻变革与结构调整。官学体系整体趋于衰落，但在南方地区出现局部恢复；书院教育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基本成为独立的教育机构；私塾、书馆等民间教育形式则常见于南北各地，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教育演变既深受社会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动的影响，也为其后宋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割据、社会动荡的特殊阶段。在政局频繁更迭、经济遭受破坏的背景下，教育却呈现出独特的韧性与变革态势。目前，学术界针对五代十国教育形态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多聚焦于官学、私学或书院等单一主题，尚未对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系展开整体性研究。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五代十国教育制度的结构变化与时代特点，深入分析官学、书院及其他民间教育力量的演变轨迹，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与历史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各国官学的衰落与缓慢恢复
唐代教育体系以官学为主导，细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以“六学二馆”为核心，即国子监所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以及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地方官学则涵盖府、州、县学。在唐代前期，教育发展一度达到鼎盛，官学繁荣，人才辈出。然而，自天宝年间起，受政局动荡与官学体制僵化等因素影响，官学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唐后期各朝曾试图重建官学，但因朝廷权威衰落、国家财力匮乏，官学衰落之势难以逆转。五代十国时期，政局持续动荡，官学教育在继续整体衰落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力图恢复的努力与趋势。
官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动荡、资源匮乏、价值消解的三重挤压。唐代官学的繁荣依赖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保障与充足的财政投入，而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多数政权无力维持完备的官学体系，加之战争对教育设施的破坏与人才流失，直接导致官学规模缩减与建制残缺。在此过程中，北方地区受战乱影响尤甚，经济复苏乏力，教育经费筹措困难，官学恢复步履维艰。所谓“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与此同时，科举选拔功能的衰退则进一步加速了官学的式微。随着科举选拔机制渐失效力，其与官学之间原有的“学—考”制度联结趋于瓦解，官学对士人的吸引力下降。大批读书人转而依附地方势力、隐居山林或另谋出路，官学招生规模萎缩，并形成恶性循环。“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正是这一时期官学衰落的真实写照。
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中央官学的衰落主要体现在规模缩小与建制不完备两方面。在规模上，国子监及二馆规模显著缩小。贞观元年（627）后，国子监兼具教育行政和办学育才职能，实行两都制，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皆置国子监及诸学，形成双教育中心格局。五代诸朝虽亦有两都制存在，却未见设置两套国子监机构的记载。在二馆设置方面，唐代弘文馆及崇文馆并置，而五代十国时期二馆仅存其一，此变化始于五代。据周家凤研究，“在后唐同光三年弘文馆改为崇文馆之前，书中只载弘文馆学士，崇文馆学士却不见一人记载；同光三年至天成二年，弘文馆改名为崇文馆，书中又只见崇文馆学士的史料，弘文馆学士又不见一字记录；天成二年崇文馆又改为弘文馆，又只是见到弘文馆学士频频出现，至五代结束”。此外，十国中其他政权虽有弘文馆之设，却均未见招收学生的记载，这进一步凸显了五代十国时期二馆学校教育生徒职能的衰退。
在建制上，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虽企图恢复唐代中央六学设置，但整体建制并不完备，甚至废置颇多。以五代时期的后唐为例，其以唐朝继承者自居，中央官学相较其他五代政权来说更为健全，企图恢复唐制，似设有六学。长兴元年（930），国子司业张溥就奏请恢复中央官学，提出“复八馆，以广生徒”。关于这“八馆”，宋代的薛居正认为“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但杜文玉指出张溥所言的八馆即为国子六学加弘文、崇文两馆，不过后唐并未如愿全部恢复，应是恢复了国子学、太学、四门诸学。这一点从后唐学官的任职情况也可佐证，如杜昉、田敏、蔡同文等人曾担任过后唐的国子博士，夏光隐、李锷等人曾担任过后唐的太学博士，赵著见等人曾担任过四门博士。并且，根据杜文玉研究，后唐的律学、算学、书学也已恢复。与后唐不同，后梁的六学设置极简，仅设有国子学，其他诸学似未设置。石晋则于天福五年（940）废除算学，此后石晋及后汉未见再次设置。关于后周，赵水静及周家凤指出“仅设有国子学一学，并无太学和四门学”，但笔者认为其设有书学，因《宋史》曾记载：郭忠恕，“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有一事需要说明，据章如愚《群书考索》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从文意看，似乎直到此时才给国子监建学舍，这明显是不对的，因为自后梁以来，诸朝均置有国子监。另据王应麟《玉海》载：“周显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禅院为国子监，置学舍。”可知显德二年（955）只是将国子监迁于后晋所建的普利禅院而已。
十国中建立中央官学的政权有闽、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等国，具体情况虽有所不同，但建制均不甚完备。闽国建学最早，翁承赞曾“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王审知听从建议，“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南唐文化较为昌盛，其中央官学建制相对其他诸国较全，具有一定代表性。据陈致雍《卫匡适男入学议》一文记载：“今之国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为国子监生者，太学博士教文武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太学生者，四门博士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为四门学生及庶人子升俊士为之也。国子监太学也，四门小学也。今太学、四门学、算学，皆国子监领焉。”从中可以清晰看出南唐建有国子监，以统领太学、四门学、算学诸学，但仍似未恢复唐代六学全貌。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五代十国时期的地方官学实际处于努力恢复阶段。唐代地方官学在安史之乱与唐末战乱后，学校渐废，地方学校受损尤为严重。史载：“惟州郡自唐末五代丧乱，学宫尽废，有司庙祭先圣而已，犹有废而不举者。”甚至有不少地方官员侵占官学校舍。在此背景下，五代十国诸政权多有兴建地方官学的举措。北方政权，如后唐于天成三年（928），宰相崔协上奏：“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天成四年（929），左补阙吕或休又“上书请敕诸道兴崇学校”。南方政权，如南唐，于十国诸政权中教育成就最为突出，“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据《江西通志》记载，主要有南昌府学、袁州府学、抚州府学、常州府学、徽州府学、庐州府学，泰州州学、海州州学，萍乡县学、新淦县学、新喻县学、余干县学、都昌县学等。囿于资料限制，虽难以全面呈现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官学发展的全貌，但从中可见五代十国诸政权在发展地方官学方面所做的努力。
与北方相比，南方地方官学发展相对较好。一方面，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对地方官学发展影响较大。北方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财政紧张导致教育经费不足，教育发展举步维艰，有些政权甚至从现任官员、学官身上开辟财源，如后梁，其国子监曾奏请“率在朝及天下现任官僚俸钱，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而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为其地方官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历史基础层面来看，南方地方官学基础较好，南方诸国保留的地方官学较多，有着较为深厚的教育积淀，反观北方，由于战乱频繁，唐代地方官学保存下来的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北方地方官学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历史根基。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官学在衰落与恢复的交织中艰难前行。但官学的衰落与局部恢复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体而言，官学权威的弱化打破了唐代 “官学主导” 的教育格局，为书院与私塾等其他民间教育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南方官学的恢复则维系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强化了区域文化认同，促进了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同步南移。同时，各政权在官学恢复中积累的办学经验，如地方自主兴学、依托区域资源发展教育等，为宋代官学体系的重建与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书院教育的兴起及其影响
“书院”一词，始于唐代，有官方创办和私人设置两类。关于其建立时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以遂宁县张九宗书院为最古，盖贞观九年所建也”；二是“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据毛礼锐考证，张九宗书院应是唐贞元九年（793）建，贞观说法为误。这一点在《大明一统志》中也得以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书院“只是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机关”。如集贤殿书院，“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主要承担藏书、校书及为国家提供咨询等职责；私人书院松州书院为“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侧重于个人读书治学与讲道交流。然而，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在继承唐制、保留官方和私人两类的基础上，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的书院绝大部分具有培养生徒的教育功能。这一转变成为书院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标志着书院从主要的藏书、讲学场所向教育机构迈进，为宋代书院制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书院功能转型的根本动因是乱世环境下多重因素的耦合。其一，五代十国时期官学式微造成教育真空，大量士人失去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社会对新型教育渠道的需求极为迫切，为书院功能的拓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其二，唐代学术传承多依托官学与世家，五代十国时期，官学崩溃、世家离散，经学诠释、文学传承面临断层危机。书院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成为士人凝聚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学者通过讲学授徒、编撰典籍，将个人治学成果转化为群体传承的知识体系，维系了学术传统的连续性，避免了文化因战乱而中断。
目前，五代十国时期官府书院的史料留存较少，难以勾勒其发展全貌。不过，私人书院的记载尚存。据邓洪波等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907—960），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兹将其概况列表如表1：
表1
通过表1可以清晰看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北方，且南唐较多，呈现出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这一现象主要与社会大环境、南方师资集聚及南方科举盛行紧密相关。不过上表亦有重大遗漏，据宋人曾巩《隆平集》卷一载：“五代学校不修，学者多各从其师，是以庐山有白鹿洞书院、嵩阳、岳麓，亦各有书院。”其中嵩阳书院后周时建，宋至道三年（997），宋太宗赐“太室书院” 匾额及印本九经书疏，生徒至数百人，最为称盛。岳麓书院，五代末，僧智璿等初创。宋开宝中，知潭州朱洞因其旧而缮修扩建。故曾巩将其皆视为五代创建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始创于南唐先主升元四年（940），又称“庐山国学”，是一处官办的书院。首任洞主李善道，第二任洞主是国子助教朱弼，“以招徕四方之学者，有善田数十顷给之。选太学中通经者，授以他官，领洞事，以职教授。自江南北，为学者争凑焉，常不下数百人，厨廪丰给”。
表1未列出的还有雷湖书院、石鼓书院等。前者位于江西建昌县雷湖，可能创立在唐末或五代。后者位于衡州石鼓山，唐元和时称书堂，宋初始有书院之名。
影响五代教育发展的因素，宋人亦有探讨，认为“盖五代所以扰攘分裂，大乱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谓学校为无益，指圣贤为迂阔，视君如奕棋，杀人如刈草，礼义消亡，风俗大坏故也”。认为社会大乱，是统治者对教育的忽视所致。不过这种情况更多的是指北方，而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官学得以逐渐恢复。书院教育在官学的带动和滋养下，有了更宽松的发展空间。北方长期战乱迫使大批文人学者南迁，他们既不愿依附割据政权，又需寻找稳定的治学与谋生途径，就职书院成为最佳选择。此外，南唐重视科举建设，保大十年（952）后，科举逐渐正规化、制度化，开科频率相对较高。科举的兴盛，激发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进而促使书院教育蓬勃发展。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五代十国的书院制度有“好客”与“藏书”两端。这不仅揭示了书院的核心特质，更道出了书院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影响。“好客”，并非简单的待客之道，而是涉及人员往来交流，涵盖主讲人和求学者等群体，这一特性使得书院成为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等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场所，直接与人才培养紧密相连。“藏书”则是讲学的知识载体，为主讲人和求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以“好客”之举培育人才，以“藏书”之业提供资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书院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价值。
从人才培养功能来看，五代十国时期书院教育的兴起，弥补了官学衰落的不足，开辟了培养人才的新路径。从上面所述的书院情况看，绝大多数明确记载有教学活动，充分体现了书院培养生徒的教育功能。例如，窦氏书院“凡四方孤塞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解决了众多学子的就学难题，为其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罗韬建立的匡山书院，曾收到过后唐明宗的敕书，指出罗韬：“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凤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俾从游之士乐有赡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这表明匡山书院不仅在人才培养方面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点明了官学之外通过私人书院教育培养人才、吸收人才的新途径，凸显了书院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贡献。
从藏书事业发展来看，部分书院庋藏典籍，为讲学授徒提供文献支撑，与延揽士人的育人举措互为表里。书院作为文化传播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藏书是其开展教学活动和学习研究的基础。例如，华林书院“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窦氏书院“聚书数千卷”。这些丰富的藏书为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吸引了四方游学之士前来。同时，雕版印刷技术的逐渐成熟与盛行，为书院藏书与教学提供了便利。钱穆先生曾言：“五代之际……有为后世中国文化大贡献者二事焉：一曰雕版术之推行，二曰书院制度之萌芽是也。”从书院教育的发展来看，这两者联系甚密，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书院大规模藏书和传播知识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书院藏书的需求也促使雕版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书院在人才培养和书籍收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书籍收藏，本质上都是文化传承的表现形式：前者通过教学活动培养人才，使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后者通过藏书事业积累和保存文化典籍，为文化传承提供学术基础。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教育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为后世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三、其他民间教育力量的参与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私学广泛存在于民间，这种私学是受政府鼓励的，如开元二十一年（733）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五代十国时期亦不禁私学，如后梁太祖朱温，“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朱诚就是一位乡村教师，所办之学即为私塾。五代时著名宰相冯道，早年亦在家乡教授童蒙为生。可见民间私学数量不少，而且规模大小不一。
私塾等其他民间教育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时期兴盛且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自我调节与文化存续的突出表现，其兴盛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三点。首先，官学不立，留下教育真空。持续的战乱与政权更迭导致官学式微，正如朱熹所言：“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这里所谓的“前代”就是指五代。“正规”求学途径的堵塞，迫使士人群体“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从而为民间私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空间。其次，政府给予有限认可与支持。尽管整体控制力不足，但各国统治者出于招揽人才、教化民众与稳定秩序的考量，常对颇具影响的私学予以“褒美”。这种支持多体现为赐赠书籍、颁行褒奖，甚至为大型学舍“赐额”，使其获得合法地位与声誉，得以存续壮大。再次，社会内在需求驱动。长期动荡加剧了人口流动与家族分散，传统的世家教育模式难以为继，庶民子弟的教育需求上升；许多避乱士绅与知识分子将开办私学视为传承文化的火种、维系社会教化的责任所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构成了民间教育勃发的深厚社会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私塾、书馆等民间教育形式在南北政权中较为常见，其核心特征是以私人居家授徒为主，通过士族、官员及乡贤等多元参与，构建起乱世中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教育网络。在北方政权中，许多文士为了谋生计，在乡里教授生徒，如前述的朱诚、冯道。一些世家大族或高官也积极投身教育，履行社会责任。后晋的石昂，“家有藏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人，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以藏书为依托招揽士人，为民间教育注入活力。后梁的魏博节度使、中书令罗绍威，“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通过开书馆、置书楼的形式，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推动民间教育发展。南方政权中，乡村私塾较为典型。据《湘山野录》记载：“李建勋罢相江南，出镇豫章。一日，与宾僚游东山，各事宽履轻衫，携酒肴，引步于渔溪樵坞间，遇佳处则饮。忽平田间一茅舍，有儿童诵书声，相君携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数村童。”生动再现了乡村私塾执教的真实场景。此外，还有一些不得志或不愿出仕之人于乡里设教。例如，吴越方昊生于唐末，唐亡后，耻仕于霸权，遂归隐山林，“武肃王常招之，不肯往，聚徒讲学于上贵精舍，以终其身。乡人化之，称为静乐先生”；楚国曹衍“以布衣子屡献文章，不见用，退居乡里教授”；闽国伍德普,“少积学，隐居教授”。他们以自身学识和品格，为乡里培养人才，成为南方民间教育的重要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五代十国时期捐资兴学的风气甚浓，主要表现在教育场所的建设及典籍的刊印传播两个方面。在兴办教育场所方面，前文提及的后晋石昂、后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便是出资开书馆为士人提供研读之所的典型事例。在典籍的印刷及传播上面，后晋宰相和凝，“好延纳后进……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以其个人著述刻印广赠，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后蜀毋昭裔为复兴文教则“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通过兴办教育场所、进行系统性的校勘与刻印典籍等举措，使蜀地文教得以重振。这些实践既得益于雕版印刷术提供的技术便利，也为士人创造了切实的学习条件，在政权更迭频繁的背景下维系了文化传承。
五代十国时期，私塾等其他民间教育的兴盛与发展，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化层面，其成为乱世中保存与传递学术火种的关键渠道，使经学、文学乃至实用知识得以在地方社会延续，避免了因长期战乱可能造成的文化断层。在社会层面，民间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基层秩序与伦理教化，通过乡贤执教、士人授徒，强化了地方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此外，这种由社会自发进行的教育模式，也标志着古代教育重心从完全依赖国家逐步向官民共担的过渡，既弥补官学教育式微的不足，也弥合了书院教育未普及的缺憾。可以说，五代私学虽生于动荡，却以其韧性与适应性，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方面意义重大，为后来宋代的文教复兴埋下了重要伏笔。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育在动荡与变革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官学体系虽整体衰落，但地方官学在南方地区却有所恢复；书院教育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发生功能转变，绝大多数书院均具备培养生徒的教育功能，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后世书院制度繁荣的奠基阶段；私塾、书馆等民间教育形式常见于南北各地，通过官员及乡贤的多元参与，构建起城乡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教育网络。从演变轨迹来看，这一时期的官学、私学及其他民间教育力量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共生关系。官学体系依托科举制度，构建起国家教育的主体框架，其正统地位与标准化教学为士人阶层提供了主要的社会流动通道；书院教育则在继承唐制基础上拓展出培育生徒的新功能，开辟了人才培养的新路径；私塾等民间教育则扎根地方基层社会，承担起文化普及与基础教育的职能。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育格局。
这一教育格局的形塑，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政权更迭与战乱频仍导致官学体系难以稳定维系，而南方相对北方来说，安定的社会环境与持续发展的经济，则为其地方官学与书院教育的兴起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条件。南方教育的较好发展，既顺应了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也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总体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育演变，既包含对唐代制度的承袭与调适，也为后世教育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动荡中凝聚的办学经验、多元参与的教育生态，均成为后世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