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同时也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式提出的背景下,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能离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引领。 根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引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党的政治建设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政治统领,党的创新理论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党的组织体系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组织保证。
关键词:法治;改革发展稳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
2025年11月,习近平针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提出:“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针对这个要求,有学者提出,要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既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着力,也需要从组织、制度、人才、监督以及技术等方面为其提供相应保障,在其中的组织保障方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根本保证。要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这些论述,主要强调了“党的领导”尤其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组织保障作用。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看到,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既要坚持党的领导,更要突出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与党的领导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差异。2026年6月,随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提出,党建引领在思想层面的具体体现,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引领,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命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引领。提出并阐述这个命题,有助于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背景下,进一步凸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这一论断的多重属性:它既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2025年的新发展,也可以在党的创新理论中理解;它既可以对接习近平党建思想,还可以展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在其中包含的“十四个坚持”中,每一个“坚持”都可以从思想上引领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理论和实践。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更加聚焦,着眼于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引领,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党的政治建设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统领。其次,党的创新理论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理论指导。最后,党的组织体系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组织保证。针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这三种相互关联的引领,有必要逐一分述如下。
一、党的政治建设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政治统领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从党建引领的要求来看,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作为党领导的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一个方面,离不开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统领。
针对党的政治建设,一方面,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包含的“十四个坚持”中的第二个“坚持”。由此看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既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同时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习近平还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最大的政治”,这就是民心,紧扣民心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因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把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的论述结合起来,党的政治建设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统领作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
(一)坚持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
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中看,要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有以下几种制度机制。
其一,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方式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进行集中统一领导。譬如,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20余次强调“协同”,与“协同”相近的“协作”也多次出现。由此看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反复强调了协同的精神和要求,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比如,针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个论断主要强调了法治领域四个环节之间的协同。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这就强调了部门之间的协同,由于这样的协同同时关联到司法、执法、数字化平台,这就涉及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问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建议,然而,即使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也普遍涉及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譬如:“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这就是在经济领域,推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再譬如:“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要求在金融领域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保障金融稳健运行,这就是在金融领域,推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此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坚持环保为民,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就是在环保领域,推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通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面部署,可以看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化的载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的中央委员会,依据党内法规,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进行集中统一领导。
其二,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这样的机构,目的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虽然是为了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但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目标任务。因为,如果不涉及四者之间的协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就是为了协调解决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的分歧。
针对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职责,习近平指出:“委员会要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重点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不是要替代哪个部门,而是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做到总揽不包办、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各有关部门要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形成工作合力。要压实地方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责任,确保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总揽、统筹的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既然涉及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然包括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目标任务。由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而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正是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一项重大部署,这就意味着,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属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总揽、统筹的事项。可见,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总揽、统筹、协调、整合,可以具体体现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
其三,通过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经过长期的建设,这样的制度机制已经越来越完备。譬如,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的制度。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这项关于述职的制度,为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在这项述职制度之外,还有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还有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任务分工、督促检查、情况通报、监督问责的制度机制;还有定期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和报告、通报制度机制;还有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制度机制;还有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机制;还有按规定及时向党中央报送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进展情况、工作成效和存在问题的制度机制,等等。
进一步看,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不仅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居于关键地位的部分。反过来说,党的领导制度首先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既维护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也为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与前文述及的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相比,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能够产生持久的效果,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有力的保障。
以上三个方面表明,党的政治建设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政治统领作用,集中体现为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二)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
党的政治建设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政治统领作用,既见于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见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如前所述,紧扣民心、站稳人民立场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同时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既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展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一条核心要义,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交汇。因而,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既可以从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角度,体现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引领,其实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角度来看,要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就应当把人民立场贯穿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各种关系之间。
其一,从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加强法治与深化改革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都要不断推进,“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但是,法治与改革毕竟各有指向。法治的重心在于治,在于防止乱,在于有序或秩序。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相对于改革来说,法治的作用主要在于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尤其是稳定全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可以更加直观地彰显法治的价值。法治要稳定世人的预期,就要传递相对恒定的理念。但是,改革的重心恰好是改变或革新。这就是法治与改革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针对这样的张力,习近平指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要实现法治与改革之间的统一、衔接与协同,既要着眼于决策过程,还要着眼于人民立场。因为,法治是人民的需要,改革也是人民的需要。在推进改革与完善法治的进程中,在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接之际,如果能够坚持问计于民,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愿就可以成为法治与改革相协同的基础。
人民的意愿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出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层面呈现人民的意愿。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宪法确认的根本政治制度,可以制度化地呈现人民的意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审议立法案的过程中,可以同步考察改革的相关要求。反过来,在讨论重大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可以同步讨论法治的要求。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法治与改革相衔接的推动、保障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可以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充分推动法治与改革相统一。基层民主直接体现人民的意愿,可以把“原生态”的人民意愿直观地表达出来,对法治与改革相协同能够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尽管旨在收集人民对于立法的建议和意见,但也可以同步收集人民对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其二,人民的意愿既是法治与改革相协同的基础,也是法治与发展相协同的基础。法治与发展之间的张力主要体现在:发展作为“硬道理”,它的重心是增长,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增长。这就体现出不同于法治的另一种目标指向。要实现法治与发展之间的协同,从法治这一端来看,应当强调法治对于发展的推动、保障作用。在当前,“要深入分析新发展理念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入分析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法治领域遇到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措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如果从发展这一端来看法治与发展相协同,那就应当看到新发展理念对于法治与发展相协同的推动作用。因为,新发展理念包含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多种理念。特别是其中的共享理念,旨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由此展示出来的人民立场,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可以作为法治与发展相协同的基础。因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法治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作为人民立场、人民意愿的时代化表达,可以成为法治与发展相协同的基础。
其三,人民的意愿同时也是推动法治与稳定相协同的基础。从理论层面上看,法治与稳定都可以强化人们的预期,两者完全可以同向同行。但是,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着维稳与维权之间的不同指向。一方面,应当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稳定。另一方面,还是要坚持人民立场。因为,通过法治维护稳定,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意愿。一个比较明确的选项,就是以维护人民权益为支点,来推进法治与稳定相协同。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法律应当维护人民的权利,法治应当具有强烈的人民性。马克思1842年所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主要是为人民的习惯权利而辩护。列宁在1905年的《两次会战之间》一文中指出:“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根据这个著名的论断,以宪法为依据的法律,以法律为依据的法治,都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旨在维护人民权益的维权堪称法治的核心价值。因此,不能以维权否定维稳,但更不能以维稳否定维权。维稳应当体现为更高水平的维权,应当以人民权益、人民意愿为基础实现法治与稳定相协同。
以上分析表明,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可以分别从法治与改革、法治与发展、法治与稳定等不同的关系维度中来考察,但是,从实践中看,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习近平指出:“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发展能够有序推进、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诸多社会矛盾交织叠加。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要健全重大决策充分听取民意工作机制,审议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议题要依法依程序进行,该公示的公示,该听证的听证,决不允许搞‘暗箱操作’、‘拍脑门决策’。”这些论述,既解释了改革发展有序推进、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原因,同时展示了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恪守人民立场。
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意愿,以之作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当下及未来的必然选择,而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传统。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开篇即指出:“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在叙述了“得人心”的相关事实之后,毛泽东又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毛泽东关于五四宪法草案的这些论述,表达了对宪法是否“得人心”以及怎样才能“得人心”的高度关注,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所强调的“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的思想渊源。无论是“得人心”还是“紧扣民心”都可以理解为“最大的政治”,这就是人民立场的政治意涵。这样的人民立场,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同时也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角度,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
以上两个方面,分别着眼于党和人民,尤其是着眼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站稳人民立场,展示了党的政治建设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政治统领作用。这样的政治统领作用,立足于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引领。
二、党的创新理论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党的创新理论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并总结提炼和深刻阐述‘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主要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看,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还在于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伟力,进而形成生动实践。从本文的主题来看,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必然要求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进而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
(一)党的创新理论中的“两个结合”及其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集大成,它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是全面而系统的。但是,如果要全面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思想引领、理论指导,任务过于宏大,本文难以胜任。为了使下文的论述更加聚焦,有必要着眼于党的创新理论中的“两个结合”,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结合”,以之展示党的创新理论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因为,按照学界已有的研究,“两个结合”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成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具体地说,“两个结合”是习近平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重申了“两个结合”的要求。然而,如果要追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雏形,那就可以追溯到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所指出的:“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看来,“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萌生于2021年3月,完整的“两个结合”是在2021年7月得到了定型化的表达。现在,我们把“两个结合”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新境界,并以之引领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理论与实践,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方面,“两个结合”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对此,习近平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里的“最大法宝”也许可以理解为党的最重要的创新理论或党的理论创新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史上,毛泽东曾经提出“三大法宝”的观点。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因为“三个法宝”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它们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两个结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根据百年党史的昭示,“两个结合”是取得各种成功的“最大法宝”,无论是革命的成功、建设的成功还是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从“三个法宝”到“最大法宝”,本身就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两个结合”作为“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的这个定位,还为“两个结合”赋予了双重属性:其一,“两个结合”深化了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它作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结合”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它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其二,“两个结合”既是理论创新的方法,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而且是占据了“最大法宝”地位的理论成果。“两个结合”不仅可以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而且还可以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党的创新理论中,应当充分发挥“两个结合”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两个结合”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
“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以这样的“两个结合”指导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就这个特定的主题来看,所谓“中国具体实际”其实就是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具体实际”,因此,“两个结合”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就可以转化成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在党的创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论著,展示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灵活运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论断,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江泽民认为:“如果头脑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胡锦涛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在这些具有标识意义的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指出:“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着眼于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就此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世界统一于物质,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构成了包括政治、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前提条件。根据这样的唯物史观,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条件和基础,最终系于特定的物质条件或经济基础。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发展与经济基础具有更加直接的关联,发展越充分,物质条件就越优厚,经济基础就越坚实,法治与改革、稳定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法治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协同就更容易实现。正因为这个缘故,如前所述,发展始终都是“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充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然而,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也有反作用,因此,还应当充分发挥法治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此外,推动改革、维护稳定,作为完善上层建筑的重要举措,也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政治、社会环境。概而言之,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格局中,“发展”可以更多地归属于经济基础,“法治”“改革”“稳定”可以更多地归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起到直接的理论指导作用。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基本方式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根据这些重要论断,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各有指向是一种常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只能引导它们之间的矛盾发生转化,当然,经过合理转化之后的矛盾关系又会产生相互激活、彼此适应的正面效果。如前所述,法治与改革在目标指向上是有差异的,但是,通过改革,可以提升法治的内在品质与外在环境;运用法治,可以保障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保障改革始终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样就可以增加改革的稳妥性、可预期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任务,因为,它们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旧的矛盾一旦消除,新的矛盾又将产生;这一种矛盾消除了,另一种矛盾又产生了。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昭示。因此,应当充分理解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长期性,并以此安排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再次,辩证唯物主义主张辩证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发展变化。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不仅在改革的进程中,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整体格局中,更要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同,都将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地区性特征、行业性特征。因此,应当运用辩证思维,根据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趋利避害地作出最有利的战略选择。譬如,在有一些地区,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迫切,那么,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就要更多地以稳定为基础。在另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更为迫切,那么,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就要更多地以发展为基础。诸如此类的情况表明,辩证思维能够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丰富的理论智慧。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智慧和宝贵经验,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值得借鉴、参考、弘扬的理论资源。举其要者,至少有以下数端。
首先是求同存异、以异致同的思维方式。《论语·子路》中记载的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早已演化成为了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以异致同”的政治智慧。西晋时期的傅玄在《傅子》篇中认为:“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调,百品以成。”傅玄在此强调的“以异致同”,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更加直接的经验与智慧。水与火的性质不同,就像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的目标各异。水火不容,表明水与火本来处于矛盾或对立的状态,但是,只要把水盛于釜鼎之上,把火置于釜鼎之下,就可以实现烹煮的目标任务。只有火或只有水,都不能完成烹煮,但是,把水与火这两种相异的、矛盾的事物,以妥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协力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烹煮。这就是“以异致同”。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与傅玄所说的“以异致同”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根据“以异致同”的思维方式,应当把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分别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合适位置,根据“因物制宜”的原则,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形成“两尽其用”甚至“多尽其用”的组合方式或关联方式,让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以协同的方式,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其次是革故鼎新、与民更始的改革精神。在传统中国的经书体系中,《诗经·大雅·文王》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虽然是旧邦,国运却有新气象。《周易·杂卦》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两卦,协同彰显了革故鼎新的精神。在子书体系中,《庄子·盗跖》称:“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这里的“更始”,同样是指革故鼎新。在史书体系中,《汉书·武帝纪》称:“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经书、子书、史书,都以不同的方式,阐明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这样的改革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纽结,同时也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经验与智慧:革故鼎新是必然的,因此,应当从改革的立场来看待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根据改革的要求,法治本身也需要改革,法治的精神需要与时俱进,法治的制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法治的技术需要不断提升。发展本身也有新旧之分,旧的发展理念比较单一,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有新旧之分,发展格局也有新旧之分。稳定本身也有不同的情况,以“疏导”的方式维护的稳定,显然优于以“堵塞”的方式维护的稳定。甚至连改革本身也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法治之下的改革显然优于法治之外的改革。由此可见,应当充分借鉴传统中国的改革精神,从革新的角度推进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在“与民更始”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再次是厚生富民、德惟善政的治国之道。《周易·系辞下》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德性是生长、生活,以及更好地生活。《尚书·大禹谟》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管子·治国》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些强调厚生、富民的传统观念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经验与智慧在于:应当从“德惟善政”的高度,推进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同,“德惟善政”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善政就是德政。德政在于养民、富民,它们都是德政之本。再看《吕氏春秋·用民》所言:“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把这些相互关联的论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厚生、富民对于善政来说,可以起到纲的作用,纲举则目张。按照德政、善政的要求,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协同得好不好,协同的质量高不高,可以形成一些判断或检验的标准:是否抓住了富民这个根本,是否有利于共同富裕,是否有利于生生之德,等等。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出现矛盾或分歧之际,这些标举“德惟善政”的评判标准,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同提供值得参考的准据。
以上分述的两个方面,分别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集中展示“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理论指导。至于“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的精义,则已经全面融入相关的论述中。我们论述的主线偏重于“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主要是因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三、党的组织体系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组织保证
党的创新理论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指导,相比之下,与党的创新理论相关联的党的组织体系,则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习近平指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个重要论断包含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中的“两个坚持”,那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样的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既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组织保证,同时也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一)党的组织体系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在各层级的协同
2025年11月,习近平在针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在强调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同时,“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主体责任,抓好法治领域重大部署、重要任务、重点工作落实。”这里提到的法治领域重大部署,就包括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把这些重要指示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应当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体系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保证作用,因为,“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依靠党的组织体系这个强大优势,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有必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各级党委在各地区、各层级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上文在论及党的政治建设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统领作用时,重点论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统领作用。党中央的政治统领是全党性质的、全国性质的、顶层的、宏观的、全局的政治统领,主要在于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在大局层面上的协同。然而,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既然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就应当由各级党委严格贯彻落实。基于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等各种国情因素,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具体事项、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更多地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区、各层级。这就是说,在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政治统领作用的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本地区、本层级的组织保证作用。譬如,201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听取市检察院党组汇报时就要求,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更好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这就是一个省级党委推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具体事例。进一步看,各级党委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严格贯彻党中央关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决策部署;根据本地区本层级的实际情况主动创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机制。
前一种情况可以概括为各级党委“严格贯彻型”的主体责任。针对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指出:“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不能出现‘中梗阻’,要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地方各级党委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其中就包括了党中央关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决策部署。
后一种情况可以概括为各级党委“主动创新型”的主体责任。党中央关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重大部署,必须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地方各级党委的主动创新的主体责任得以体现出来。2026年10月举行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鼓励和支持地方党委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创造性开展工作。”地方各级党委针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体制机制主动创新,创造性开展工作,首先是省级和地市级党委的责任。因为,一方面,在省级和地市级,地方人大依法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地方政府依法享有制定地方规章的权力,由于在立法方面享有法定的权力,因而在法治领域,具有法定的、制度化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在省级和地市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诸方面,也享有法定的、多样化的、制度化的创新空间。譬如,海南省承担自由贸易港建设任务,深圳市既是副省级市,又是计划单列市,还是经济特区。诸如此类的情况,这里不再逐一列举。各地情况差异表明,从省级到地市,改革任务、发展阶段、安全稳定形势各有其特点。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看到,省级和地市级党委,在承担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时,具有更大的主动创新的空间。譬如在浙江,“坚持党的领导,以‘一张蓝图’引领协同”,“完善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共进路径”,已经在主动创新协同机制方面,展现了更大的作为。
相比之下,区县级地方人大、政府不享有法定的地方立法权(民族自治县的情况需另当别论),区县级地方党委在“主动创新”方面的制度空间较之于地市级以上的地方党委相对较小。但是,区县级地方党委依然是主动创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体制机制的重要主体。因为,区县级地方有完整的执法、司法机构,区县级地方党委在推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方面,依然具有主动创新的较大空间。譬如,区县地方范围内的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可以通过差异化的方式同向发力,保证区县地方范围内的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更好地站稳人民立场。在区县之下,乡镇级党委同样承担了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在当代中国,不同的乡镇之间差异很大,虽然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任何乡镇都需要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同。而且,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协同,也是由众多的乡镇汇聚、集合而成的。进而言之,在区县级地方范围内,各个乡镇之间的协同,本身也是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乡镇级党委也承担了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
另一方面,是各部门党组、党委在本部门、本系统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这里的各部门,既包括中央层面的,也包括地方层面的。针对中央层面,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不能出现‘拦路虎’,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组工作条例和党的工作机关条例,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党中央关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重大部署,首先要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去贯彻落实。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党中央的各个工作机关,国家各个机关的党组、党委,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承担了在本部门、本领域、本系统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譬如,中央的法治机构,既要承担法治领域的责任,也要承担保障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责任,这就是中央层面的法治机构党组或党委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
地方各部门党组、党委同样要承担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地方各部门各机构的党组或党委既要按照上级部门党组或党委的要求,也要按照本层级地方党委的要求,在本层级履行法定职责的同时,承担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譬如,地方的法治机构党组或党委,就需要按照上级法治机构党组或党委与本级地方党委的要求,在本地承担起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譬如经济领域的职能部门,它的党组或党委在推动改革、发展的同时,也要承担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主体责任。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党的组织体系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主要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之间,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体现在各个部门在不同层级之间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这是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组织体系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在多层级的协同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保证
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归根到底是由干部队伍支撑起来的,党的组织体系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组织保证,归根到底要由党的干部队伍来实现。因此,“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重点是要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根据习近平党建思想,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目标任务来说,高素质干部队伍能够全面推进、有效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
在高素质干部队伍中,领导干部居于“关键少数”的地位。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当然也是全面推进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关键。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就是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领导干部要贯彻落实这项重大决策部署,一方面要带头尊法,要做尊法的模范。这是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德才兼备”之“德”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还要提升推进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能力。这是领导干部“德才兼备”之“才”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领导干部要具备并提升这样的能力,前提是要学法、知法,养成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到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实践过程中,如果能够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与改革、发展、稳定结合起来,其实就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把“德”与“才”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领导干部作为高素质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他们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产生关键性的保证作用。
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毕竟是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来看,高素质干部队伍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保证作用,还可以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几个环节来理解。
在立法环节,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发挥基础性的保证作用。因为,科学立法是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基础工程。领导干部尊法、学法的前提是有法可尊、有法可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应当从立法环节开始抓起。立法领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能够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出发,制定出有助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法律法规。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各有关方面都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看待立法工作,不要囿于自己那些所谓利益,更不要因此对立法工作形成干扰。”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立法领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样一支从事立法工作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善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立法规划,善于充分展示法律的系统性,善于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本质上就是在立法环节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至于那些习惯于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能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看待立法的干部,显然会妨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这就从问题导向方面,进一步彰显了立法领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应当发挥的基础性的保证作用。
在执法环节,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保证作用。习近平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要率先突破。现在,法治政府建设还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依法行政观念不牢固、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走形式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法治政府建设还是依法行政,都依赖于执法领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所谓“依法行政观念不牢固”,表明行政执法领域的一些干部,还需要进一步树立法治观念,提升依法行政的意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到的“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既直面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执法领域干部队伍有待提升的空间:注意规范执法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注意异地执法与违规执法的界限,注意在执法领域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从正面的要求来看,行政执法领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应当根据新发展阶段,强化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全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就要求,执法领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应当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大局中,发挥更为明显、更为关键的保证作用。
在司法环节,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发挥专业性的保证作用。当代中国的司法机构一直注重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一直注重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保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司法传统中,司法环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保证作用,依然有待进一步发挥。习近平指出:“在县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尽管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按副处级高配,但仍是科级架构,正副科级就那么几个,基层广大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一方面任务重、压力大,另一方面职级低、待遇差、发展空间有限,于是有的就提出调往其他党政部门,有的当律师,有的下海经商,造成流失和断层现象比较突出。这样下去,专业队伍的形成、职业素质的提升、办案质量的保障都无从谈起。”要解决司法领域干部队伍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必要完善相关的管理机制,降低司法领域干部队伍的“职业疲劳感”,增强司法领域干部队伍的职业荣誉与专业能力,更好地激励司法领域的干部队伍在履行法治使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以个案的方式,让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形成生动实践,进而保证每一个司法案件都可以成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具体体现。
在守法环节,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能够发挥示范性的保证作用。所谓示范性的保证作用,主要体现在高素质干部队伍在守法环节发挥的示范作用。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做到法律面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不懂这个规矩,就不是合格的干部。如果领导干部都不遵守法律,怎么叫群众遵守法律?上行下效嘛!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这段论述,阐明了高素质干部队伍,尤其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对于全民守法的示范作用。党的组织部门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把尊法、守法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必将形成有力的指挥棒的作用,激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守法环节发挥示范效应,进而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实践中,发挥示范性的保证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诸环节中,需要高素质干部队伍充分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从而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有力的保证。结合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党的组织体系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发挥组织保证作用的基本框架: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及高素质干部队伍共同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组织保证。
四、结语
“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原创性的重要论断,同时也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式提出的背景下,有必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角度理解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由此我们看到,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可以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根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明显的引领作用。首先,从政治上看,党的政治建设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发挥政治统领作用,这种政治统领一方面体现为党中央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是站稳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人民立场。其次,从理论上看,党的创新理论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发挥理论指导作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作用集中体现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的理论指导。最后,从组织上看,党的组织体系可以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发挥组织保证作用,其中,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与高素质干部队伍分别以组织与干部的方式,共同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证。这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提供的引领,这样的引领是坚持党建引领在思想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又是坚持党建引领在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方面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