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邓子衿: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构想——张法教授访谈录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2026-11-16 21:51

进入专题: 世界艺术史  

● 张法   邓子衿  

邓子衿:张老师好,您2025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这是四川大学乃至整个四川省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上的突破。这次访谈想请您重点谈谈三点内容:第一是这一课题与您整个学术经历与学术志向之间的关系,第二是这一课题的内容和意义,第三是您做这一课题的思路与想达到的目标。

张法:您这一讲,整个访谈的内容就清楚了。就按这顺序来谈。

一  进入“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邓子衿:谢谢您对访谈提纲的肯定。请先讲第一个问题:您是以怎样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基础竞标成功这一重大课题的?

张法:这个题目较新,且是一个综合性题目,全国艺术领域能做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很多,各有自己的强项专长。我能获批,应属幸运。这里,主要按您的问题来讲讲我的学术基础与这一课题的关系。

邓子衿: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虽然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偶然性,但我们也可把偶然性中潜藏的必然性挖出来。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如果不是一些偶然性的事件,支撑偶然性能够发生的必然性运行往往会被忽略掉。因为有了这一次申报成功,您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应又多了一个角度。

张法:是的。我的专业是美学,以前与我做美学相关的访谈,都是围绕美学进行的。现在回想起来,自进入学术领域以来,我的研究一直与艺术学有非常紧密的关联。1978—1982年,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大学四年,对文学理论、文学史、美学都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文学也是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文学对艺术具有引领作用。可以说,从文学往往可以扩展到其他艺术,中西都讲的诗画一律,应因此而发。1982—1984年,我在北京大学美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北大美学教研室老一辈的朱光潜、宗白华先生,当时中年段的杨辛、葛路、高克地老师,以及年轻一些的于民、阎国忠、叶朗老师,各有专长,很多老师又大都通过艺术来讲美学。杨辛老师还专门请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等艺术类高校的老师来讲课。实习期间,杨辛、葛路老师带我们看了从甘肃到西安到山西等地的博物馆、古迹、观寺的精美文物,如兰州博物馆的彩陶、西安碑林、永乐宫壁画,特别是专门用一周时间去敦煌细看各个精美石窟。每当面对艺术精品,两位老师都详细从艺术上讲解好在何处。总之,读研期间,我不但进入了艺术的广阔天地之中,而且知晓了如何把美学理论与艺术作品关联起来理解。

邓子衿:看来这是北大美学专业的特色之处。

张法:是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我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学科任教期间,常有机会涉足艺术领域,其中三次大规模的艺术学研究,我都深度参与。

邓子衿:请您详细讲讲。

张法:好的。第一次是1992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高等学校公用教材《中国文化概论》,苦于能通写艺术学部分的作者不易找。当时人大哲学系知名教授、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其后又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资深教授的李德顺老师,受咨询时向高教司推荐我,我当时还是副教授,被高教司认可,负责这本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教材中的“中国艺术”一章的写作。在写作中我对中国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95年我的研究生同学、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获得国家“八五”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艺术学》,项目分上中下三编,邀我参加,写该项目的上编:中国传统艺术流变。该成果以专著形式1997年出版,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的通识课程,编写的同名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邓子衿:这本书影响很大,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年度资助,并于2015年出英文版。2017年分别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出版了繁体中文版,2021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般项目的韩文翻译,2022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重点项目的日文翻译。

张法:此书出版后,我对书中的内容继续不断思考。前年将其由30万字扩展为70万字,被纳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丛书,去年已交文化艺术出版社,目前在编辑过程中。这一扩写使我对中国古代艺术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邓子衿:第二次呢?

张法:第二次是2004年起,教育部社科司要编每年一度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组织队伍时,讨论认为,让任一艺术门类高校的名教授去写,可能会只突出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对其他门类可能因不熟悉而写不到位。当时人大哲学系主任、后来任人大首届一级教授的刘大椿老师在决策组之中,推荐由我来写,得到教育部认可。于是我负责写其中的艺术学一章。当时的艺术学是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二级)、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八个二级学。我每年都要花约两个月的时间去知网下载这一年中八个二级学科的文章,在国家图书馆网站去查一年的著作,最后写成二万多字的年度报告。这个工作每年作为教育部下发的专项项目,从2005年到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出7本年度报告。其中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教育部还专门组织学科报告课题组在各个一级学科都出了一本专门报告,我负责写《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卷)》,同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项工作使我对中国当代特别是当下整个艺术学的发展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

邓子衿:您每年做的中国学人对西方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研究的读解与认知,梳理了中国学人每年对世界艺术史研究的状况,比如在选择上的广度与偏好,理解上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借鉴时如何与中国结合等问题。这个过程,需要您深入到原著和原作中去。这对您的艺术学修为有何影响?

张法:虽然学科报告工作在2012年后便未再继续。但对我而言,这七年的经历,收获不小。特别是您提及的世界艺术史方面。为了写好每年的学科报告,我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阅读相关著作,对当下中国学人的论著抱有同情的理解,并对中外学人的同异,也形成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七年中,我把学科报告2万字所未能详论的一些内容,写成专文寄到刊物上发表。这种写作需要看大量资料,常常看到自己尚未知晓的知识,激发更广更深的学习。总之,这些年的美好感受,难以言表。

邓子衿:请您谈谈第三次吧。

张法:第三次是2017年东南大学办郭秉文文科实验班,决定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到校给本科生讲通识教育课五理:哲理、法理、伦理、心理、艺理。负责运作的是东南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樊和平,当年我们一道参加《中国文化概论》的写作。他邀我去讲五理中的艺理课。东南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当时就在那里率全国之先讲艺术学。每当我在中央大学的礼堂讲艺理课时,都很有感慨。艺理课要讲好,一定要兼顾古今中外,并对世界的艺术理论史有全面的理解。我每讲一次时,都会感到一些知识点上的问题,需要同时思考整个艺理体系的问题。经过几年讲授,对世界艺术史有了系统的认识,对中外艺理的差异,有了新的理解。从2020年,受中国艺术研究院办的《艺术学研究》杂志主编孙晓霞邀请,把讲稿在该刊上连载两年共12期。这12篇文章对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新构想,有了一个大概的呈现。

邓子衿:我觉得您还可以增加两条治学经历,一是您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在美国购买和复印了不少外文资料,您回国后使用其中的佛教资料,写了《佛教艺术》(2004)一书,通过对三大佛教圈的佛塔、石窟、佛寺、佛像的比较,实际上写了一本跨文化的佛教艺术比较研究著作。二是写了《北京的深邃》一书,讲述北京的城市设计和主要建筑从古到今的演进,并联系当今的世界城市观念进行观照与思考,也是一本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城市美学研究著作。

张法:这两部著作,也是在三大机遇期间进行的,算是三大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佛教艺术》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过通识课程,讲过好多年。《北京的深邃》(2015)中的核心内容,在出书之前,就做成课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作过讲座。

邓子衿:通过您的陈述,是否可以这样说:您从1992年开始,历时30余年,三次大规模地进入艺术学领域的研究和写作。迄今为止,您对世界艺术史和世界艺术理论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理解,既对中国视角下如何审视世界艺术史,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也对从中国视角应当怎样看待世界艺术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实际上,您在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方面,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美学与艺术学本就密切相关,您在这方面的著作也极为丰厚:《美学导论》(1999年初版,2025年第五版)、《中国美学史》(2000年初版,2020年第三版)、《西方当代美学史》(若从1990年《20世纪西方美学史》初版算起,2020年已是第三版),以及《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年初版,2020年第三版)。从美学的高度审视艺术学,无疑会使艺术学研究更具深度与厚度。

依您的学术习惯,申报书一定是您亲自执笔。加之您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三十余年,接触、交往、培养的美学与艺术学学人不在少数,在团队组建上也理应具备相当的广泛度、代表性与独特性。我想,如果了解到您上述研究背景,也就能理解为何最终申报成功。

张法:讲到人生与命运,较为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业已如此,很难讲清何以如此。不过,我很欣赏您这样的总结。

二  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困难

邓子衿:现在进入第二个主题,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的内容、意义与困难。可否请您一项项讲讲?

张法:一般的课题,顺序都是这样,但我们这个课题,问题比较特殊。不能按逻辑,而应按实际,要先讲意义,次讲困难,再讲内容。

邓子衿:为什么呢?

张法:这个项目的主题是中国视角,这与近年来强调的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使命相关。世界艺术史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却一直为西方学人所主导,形成了西方视角的世界艺术史,这有其长处,可以对西方艺术史理解得很深,但对其他文化的艺术而言就显得较弱。这一状况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加以改变。中国视角就是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进行两个方面的改写,一是世界艺术史的原貌应当是怎样的。二是用中国视角看,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中应当是怎样的。这两个方面的完成,既有利于世界艺术史的重写,又有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艺术史这一学科中的完成。我想,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之所以将这样一个题目作为重大课题来竞标,是为了进行如上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使命,对世界学界在这一学科的建设,都有巨大的意义。

邓子衿:这一项目的两方面的意义,我基本理解了。通过中国视角,世界艺术史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新的推进。而这一推进的完成,将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同时,世界艺术史学科,会得到新的推进。

张法:对这一课题的意义来讲,这样理解基本可行。

邓子衿:要完全理解,可能还需要一些知识上以及其他方面的补充。

张法:是的,这就转入到这一问题的第二项,困难。一个学科在自身发展和跨文化的互动中,倘若能在学科的基本语汇上形成统一的术语内涵,这个学科的推进就相对容易些。如果这一步还没有达成,做起来就相对困难。世界艺术史,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术语尚未形成跨文化共识的学科。

邓子衿:这一问题,我有所感触,也看过一些论著,但何以如此,我还不完全清楚。您可否把这一问题结合这一课题进行阐述?

张法:这一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在西方当代知识体系中,艺术一词,分裂为两种语用内容,在艺术哲学领域,比如在分析美学的著作中,艺术是由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为主的整个体系;在艺术理论领域,特别是艺术史学科,艺术一词主要专指美术。西方每一所大学都有艺术史学科,艺术史实质上是美术史,范围只是绘画、雕塑、建筑,以及一些工艺小项,而与其他艺术门类无关。目前所有的西方文化中以“世界艺术史”为名称的著作,内容上都是世界美术史。而在中国,按1980年以来形成的学科体系,且以2022年第五版学科目录为例,艺术门类下有七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这是一个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区分开来的学科体系。从理论上看,个人以为1997年的学科目录似乎更为清楚,艺术学当时作为文学门类下里的一级学科,包括八个二级学科,除了艺术学作为一般理论外,门类艺术有七个,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对照结合2020年目录来重新呈现:音乐学、美术学(书法在其中)、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曲艺在其中)、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演进,可以知道,艺术里面没有文学和建筑,因此,“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这一课题,在出题的管理者和专家的心中,应当包括中国艺术学科所有的门类,但可以而且应当没有文学和建筑。而在西方的艺术哲学领域,就应当按这个领域的专家认为的艺术体系,即以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为主的内容来进行。但是西方从艺术复兴至今形成了艺术史学科,内容是美术史,因此,世界艺术史就是世界美术史,已经是一个成熟并得到世界学界普遍认同的学科。在这样一个中西学术因各自知识体系的差异而形成的“世界艺术史”语用内容理解差异的基础上,来写“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这一课题时,如何确定“世界艺术史”的内容,就成为一个问题。

邓子衿:这个问题听起来就相当棘手。可能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中西的这一知识体系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张法:这一问题的来源较为复杂。至少可以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中西艺术体系的差异,二是因体系差异而来的艺术一词的差异,三是由前两因而来的艺术史学科的内容差异。

邓子衿:请您详细谈谈吧。

张法:今天世界上的艺术体系,都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为基础而形成,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文化,在接受这一西方基本思想的同时,又有所调整。从中西艺术体系来讲,西方的艺术观念在文艺复兴到19世纪形成艺术体系时,是以画为核心的。中世纪的art(艺术)是泛艺术,分为两级,动手为主的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和用心为主的自由艺术(liberal art)。绘画、雕塑、建筑都属低级的机械艺术,文艺复兴,把这三门艺术都提升为高级的自由艺术,与原本为自由艺术的音乐、文学具有了相同的“高贵性”。在艺术体系中,绘画、雕塑、建筑上升为新贵特别耀眼,当时专为这一新贵取了新名,叫Arti del Disegno(心创艺术)。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名人传》(1550)第一部分序言,开篇便将disegno(心灵创设)的概念与圣经中的“创世纪”传说联系起来。当18世纪这一新贵与原有的自由艺术中的音乐与文学一道,合为以“美的艺术”(法语的Beaux art、英语的 Fine art、德语的 Sch?ne Kunst)为名的艺术体系时,美术具有艺术体系的代表性,处在核心艺术体系的核心之中。此外,重要的也是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美术三类中,绘画又具有特别的意义,雕塑和建筑,在古希腊已达到文化理想,而绘画却没有,如何在画布的二维平面中把人对世界真实的三维视觉感受表现出来,一直是西方文化的难题。文艺复兴的绘画用(焦点)透视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不仅是技法的成功,而且是西方艺术表现美的理想在艺术上的完成。绘画的原则以及所内蕴的美的观念具有艺术的普遍性。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变革成功,带动了绘画—雕塑—建筑一体的心创艺术的出现,为18世纪美的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此以来,西方艺术体系是以绘画为核心的。虽然20世纪上期,电影占有重要地位,21世纪2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对艺术体系和观念变革影响甚大,但绘画的核心地位依然如故。与之不同,中国古代艺术是以文为核心的。各门艺术的价值高低,都与文关系的远近相连(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在这里展开)。从而,当中国进入世界现代体系之后,在中西互动中转型的中国现代艺术,在总名上成为“文艺”。文学加上其他艺术门类,成为与西方艺术体系总名的“艺术”相对应的“文艺”。这也影响到了中国学科体系,文学与艺术自2011年后,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门类”。这样,中国的艺术体系,是除了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组合在一起的科学体系。

邓子衿:这就是说,艺术一词,在中国的文艺体系和西方的艺术体系中,语义的内容是有差异。西方艺术体系有文学在其中,中国的艺术体系无文学在其中。

张法:是的。但仅这样表述还不全面。除了文学的有无,还要加上艺术一词的词义差异。

邓子衿:这就进入到您要讲的第二点。实际上前面已经包含了艺术一词的词义差异了。

张法:是的。不过前面讲的差异,是由中西艺术体系比较而来的差异。这里主要从西方文化本身讲这一差异。西方的“艺术”词义,在语用上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绘画在西方艺术观念形成时的决定作用。一本写绘画史的书,可以命名为艺术史,其他艺术门类史的书不能这样命名。二是美术,这是文艺复兴时“心创艺术”观念产生时形成的。后来因20世纪初的美学变动而形成普遍现象。西方20世纪之后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基本上都在这一词义上使用。三是整个艺术体系。这是18世纪“美的艺术”形成以来的观念,在20世纪之后为艺术哲学所运用。总而言之,西方的“艺术”三义,运用绘画较少。可忽略不计。主要是两种用语,一是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上,词义实际上是美术理论和美术史;二是美学和艺术哲学上,词义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艺术体系。

邓子衿:这样看来,统合中西,艺术一词有三种词义,一是西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词义,指整个艺术体系;二是中国学科体系中的词义,指除了文学(还有建筑、园艺)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组合一体的艺术体系;三是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词义,只指美术理论和美术史。

张法:知晓艺术的这三种词义,对于本课题应该怎样写,非常重要。

邓子衿:艺术在西方的这两种词义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法:这里面,既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又与艺术发展的一些偶然事件相连。西方现代的艺术观念,在文艺复兴启动之时,绘画、雕塑、建筑三个门类艺术合为一体命名“心创艺术”的等级突破,美术即有了“艺术”之名。18世纪,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建立由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诗歌(包括戏剧)以及建筑和雄辩术形成的美的艺术体系。此后,经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丹纳( Hippolyte Taine,1828—1893)等的不断完善,形成了综合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门类为一体的艺术体系。这里要强调一下,西方现代艺术体系的形成,是与美学的形成同步的。巴托之所以把艺术称为美的艺术,就是在于艺术最纯粹最典型地体现了美。黑格尔在《美学》中讲得很清楚,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倘若历史演进以此画上句号,从文艺复兴到艺术到18世纪由美学角度而来的艺术体系,再到19世纪对这一体系的完善,西方的术语演进应会一帆风顺地运行。但20世纪初,以德苏瓦尔(Max Dessoir 1867—1947)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学人,提出Kunstwissenschaft(艺术科学)之名,要把艺术科学与美学区别开来。正是这一艺术科学的新浪潮,打乱了西方艺术体系演进的大方向。这一运动后来失败了,因此可算艺术体系总体演进中的偶然性。不过正是这“偶然性”的浪潮,带“偏”了西方艺术史的方向。

邓子衿:这就进入到第三个问题:艺术史学科。

张法:正是,不过艺术科学浪潮内容很丰富,这里只能就与课题相关的来讲,好扣着艺术史学科。艺术科学的运行,分为三个方向,一是一般艺术科学,即艺术体系的总论,二是门类艺术科学,为各个门类的分论,三是艺术史,为艺术科学提供历史证明。这一艺术科学大潮,运行了半个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总论的一般艺术科学以失败告终。艺术科学又回到美学。美国美学家门罗(Thomas Munro,1897—1974)在20世纪中期和德国美学家韦尔施(Wolfgang Welsch 1946—)在20世纪末期,都讲了一般艺术科学的失败。其中的玄妙之处在于,作为艺术体系通论的一般艺术科学失败,作为门类的艺术科学也就自然消失,各门类按自己门类艺术讲即可。然而,在艺术科学大潮中兴起的艺术史却正在走向成功的途中,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1816—1891)的鉴定学、里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的纹饰学、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 (1864—1945)的风格学、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的图像学,皆声名大振。然而这一成功仅在美术史领域,还没有遍于其他艺术门类。一般艺术科学失败了。美术史没有升上普遍的艺术史,可以不用再升为普遍,只停留在美术史上,但运用的名称却是“艺术史”。这一名称又正好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史产生之初,萨瓦里的《艺术家名人传》只写美术家相同。18世纪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在萨瓦里路线上写的《古代艺术史》(1764)也只是古希腊的美术史。这使得20世纪美术史的成功,有不少的理由,用“艺术史”之名定格了下来,并成为西方世界各大学的学科专名。西方以前认为,西方艺术史乃世界艺术史的主流,可以代表世界艺术史,进而等于世界艺术史。到20世纪后期,非西方艺术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于是以艺术史为名的著作纷纷改名为世界艺术史,如1926 年第1版的《加德纳艺术通史》,2008 年出第13 版时加标题为“一部全球史”。对国际学界来讲,重要的是,西方学人写的世界艺术史,内容都是世界美术史。

邓子衿:您主持这个课题的时候,对于“世界艺术”词汇的内容,面临着三个选择,是按西方艺术哲学关于“艺术”一词的词义,写成包括文学与建筑、园艺在内的全部艺术门类的世界艺术史,还是按照中国学科体系关于艺术一词的内容,写成除了文学、建筑、园艺之外的所有艺术门类在内的世界艺术史,亦或写成西方艺术史学科关于“艺术”一词的词义,写成世界美术史内容的世界艺术史。

张法:正是如此。不过,要在这三个词义内容中进行选取,牵扯到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中国视角”的问题。总之,做好“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研究”这一课题,要面对很多困难。

三  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的思路与构想

邓子衿:中国视角对于“世界艺术史”中“艺术”一词的具体内容选取,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法:中国视角与世界艺术研究的关系,意味着中国怎样定义“艺术”,以及这一定义在中国文化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互动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在由古到今的发展中,对艺术定义应有怎样的文化自觉,这一文化自觉不仅是在传统之中,而且是在世界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中。

邓子衿:这个大框架怎么落实到艺术一词的内容选取上来呢?

张法:这有点复杂,还是得分为几点讲。对“艺术”内容怎样进行选取,在于三种词义内容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西方艺术哲学(即美学)的艺术包括文学、建筑在内的词义,是现代艺术观念从巴托到黑格尔到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1895—1982)的内容,在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1953)中,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这是艺术体系的核心,这一框架具有世界的普遍性。是当下世界各文化的普遍共识。从中国走向世界来看,这是一个方向,也是本项目的基本方向。中国学科体系中一级学科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美学讲“艺术”时,全部按照这一方向,与学科门类中的艺术不一样,虽然后者是主流。而中国现代的“文艺”一词,也对应着西方艺术哲学(即美学)中的艺术词义。这一词义内容,首先会在本课题的总论上体现出来,其次会渗透在各个子课题的理论话语之中。当以艺术哲学的艺术词义为总词义时,中国学科体系中的“艺术”词义和“文艺”一词中的“艺术”词义内容,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西方艺术哲学在论述艺术体系时,有多种方式,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1995)的《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是其中的一种,他在论述以艺术体系为内容的艺术时,只选用绘画和音乐作为范例,并认为,第一、讲清绘画空间中有时间,音乐时间中有空间,全部艺术门类与现代科学时空一体契合的共性,在理论上就讲清楚了。第二,讲清楚音乐和绘画都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呈现出从艺术文本到艺术作品以及到宇宙深度和人性深度的进程。全部艺术的门类与现象学的主客一体的美学真理的艺术共性,在理论上也就讲清楚了。杜夫海纳对艺术典型门类的选取,既在艺术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在中国艺术学科的范围之内。由此可知,二者的共性,对于本课题来讲,更为重要。当然更主要是提示了,通过艺术门类的典型选取,可以得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艺术共性。

邓子衿:这就是说,您的课题,在主题上以包括中国学科体系中艺术词义在内的艺术哲学的词义内容为主题思想。

张法:是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的艺术史学科,内容是美术史,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艺术史著作,都是以世界美术史为内容,这也是一个世界共识。本课题的“世界艺术史研究”,必须面对这个已成事实。因此,本课题中,五个子课题,即原始时代的世界艺术史研究,早期文明的世界艺术史研究,轴心时代的世界艺术史研究,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世界艺术史研究,20世纪以来的世界艺术史研究,都以世界艺术史著作为对象开始论述。这样做,一是有了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固定参照系。如此,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在“世界艺术史”这一目前普适的学术术语上,就进入到世界的共性语境之中。当然,有了前面一个方面,即艺术哲学的艺术词义内容,五个子课题对标世界艺术史的著作,但又不止于这些著作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五个子课题之前,有一个讲艺术体系的绪论,以突显与西方学人的世界艺术史的内容有根本的不同。第二,在五个子课题之后,有一个余论,从西方学人世界艺术史仅为美术史的内容中跳出来,进入艺术整体的内容之中,从而对当前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学人的世界艺术史观念提出不同的中国视角,以开启“世界艺术史”的世界性重建。

邓子衿:就是说,您的课题用五个子课题来对标、反省、批判西方学人的世界艺术史观念,用绪论和余论两个部分,来把西方学人的只讲世界美术史内容的世界艺术史,提升到应讲整个艺术内容的世界艺术史上面去。

张法: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这一方向只讲对世界艺术史的扩容,即把美术史扩展为至少如苏珊·朗格所言的包括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在内的整个艺术史。本课题真正的内容,还有另一个方向,即对西方学人的西方视角的世界艺术史,从中国的和世界的眼光,进行分析、批判、重组。

邓子衿: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在课题中的分工,绪论和余论的主要任务是扩容,五个子课题的主要任务是对当下的世界艺术史的美术史内容进行分析、批判、重组。

张法:这样理解基本不错。但两大部分既在主题上有相互分工中的配合,在观念上又互有渗入,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邓子衿:就是说,中国视角在绪论和余论中,要从理论论证当下世界艺术史扩容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在五个子课题中,要在世界共性的基础上,从中国视角对已有的世界美学史内容进行理论和实际的批判。

张法:大致如此。实际进行中需要在理论上严肃和在材料上详实,站位上是中国视角与世界视角的统一。这个“统一”包括对西方视角也要实事求是,如陈寅恪讲的对中国古人要有“同情性的理解”一样,对西方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的写作,也要有“同情性的理解。”在追求学术真理的路上,如明清之际的李之藻所讲“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邓子衿:由此看来,您的课题中,与中国视角不同的西方视角是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来讲,什么是世界艺术史中的西方视角呢?

张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历史与现实来讲,目前的世界艺术史,主要是由西方学人写出。从逻辑上看,西方人的艺术史观经历了两个阶段,在世界进入现代进程之初,西方在进行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的同时向世界扩张,认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是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愚昧、科学与迷信的对立。这一思想反映在艺术史上,表现为认为西方艺术史就可以代表世界艺术史。因此其著作名称,都是“艺术史”,其内容都是西方艺术史。第二阶段,随着科学和哲学升级、世界多元互动的扩大,西方人认识到非西方各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认识到西方与非西方都拥有的人类共性。反映在艺术史上,西方学人认识到非西方艺术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种认识在20世纪后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名称,由艺术史改为世界艺术史;二是在内容上,非西方的艺术作品不断地加入进世界艺术史的内容之中。然而,西方学人对西方艺术史最熟悉,如何把非西方的艺术史,不按照西方艺术史的演进规律,而按照世界艺术史本身实际和规律去写,对他们来讲,还处于虽在努力却没有完成的途中。这从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十本著作中可以看出。

邓子衿:您在重大课题的开题会上,列过十本西方学人写的世界艺术史著作,我记得如下:修·昂纳、约翰·弗莱明《世界艺术史》第7版,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英文 1982第1版,2005第7版);弗雷德·克莱纳《加德纳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英文 1926年第1版,2016年第13版 );玛丽莲·斯托克斯塔德、迈克尔·柯思伦《艺术史》中信出版社集团2023年版(英文 1995年第1版,2005年第7版 );史蒂芬·法辛《艺术通史》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9年版(英文 2010年初版,2018年升级版);詹森《詹森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英文1962年第1版,2016年修订版);贡布里奇《艺术的故事》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英文版1950年);大都会博物馆编《全人类艺术史》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英文 2020版); John Onians: Atlas of World Art. Oxford Universtity Press, 2004; Julian Bell: Mirror of the World: A New History of Art. Thames & Hudson, 2007;Ben Burt:World Art: An Introdictopm to the Art in Artefacts. London: Routledge, 2013.请问这十部著作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张法:基本特点一言以蔽之,如何把非西方的作品安插进以西方艺术史为主线的世界艺术演进框架中。虽然各书涉及的非西方艺术作品数量不同,安插方式有异,但没有改变以西方为主线的的世界艺术的基本结构和叙事方式。且以两本世界艺术史著作中的原始时代的艺术为例。郁普金(Everard M. Upjohn)等著的《世界艺术史》(1948)写原始时代的艺术,选了三类实例:欧洲的维纳斯雕像、法国与西班牙的洞穴壁画、英国的巨石阵。这样,典型的原始艺术全在欧洲。这是西方人写的世界艺术史的第一阶段的遗迹。贡布里奇《艺术的故事》从1951初版就选有欧洲之外的艺术,之后每版增加,到1995年第16版时,除了欧洲的洞穴壁画,还有澳州毛利人雕刻、尼日利亚黑人青铜像、波利尼西亚战神像、阿拉斯加与新几内亚的仪式面具、海达人的图腾柱、科潘的石膏模型、阿兹特克的雨神、秘鲁的独眼人。但无论有怎样的添加,原始艺术都在历史演进的规律中,走向由古希腊艺术奠基和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定型的西方艺术之中。世界艺术史的这一通史重心,程度不同地决定了在艺术通史中对原始时代艺术的写法。

邓子衿:西方学人认为西方艺术构成了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主线,这一世界艺术史观决定了他们在世界艺术史的写作上,虽然正在改进,有量的增加,但难以有本质上的改观。

张法:是的。如果从更广更深的角度看,可以更具体地作如下表述。从世界学界目前业已达到的宏观视野看,世界艺术史的写作,目前为止经历了两个时段,一是以西方艺术史作为世界艺术史,二是意识到西方艺术史要加上非西方艺术史,方为世界艺术史。在这两个时段中,西方艺术史形成主体,各非西方文化的艺术,因需要而进入其中,成为配角。这样的主从结构虽然比起第一时段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艺术史,离真正的既符合客观实际又符合人类普遍性的世界艺术史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和很长的道路。虽然这已经被西方学者意识到,但由于各种原因,由西方学界本身进行实质性改进,甚难。

邓子衿:大家对此都有认知,也会提出一个建立在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宏观框架。

张法:是的。世界学界已经基本认识到,世界艺术史的演进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西方艺术为中心和主体的世界艺术史。西方艺术的进程、规律、特点,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第二个阶段,世界各主要文化,按各自文化的视角,以各自文化中艺术进程、规律、特点,写出多种多样的复数的世界艺术史。当这复数的世界艺术史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会在这一复数的丰富的世界艺术史的多元互动中,达到第三阶段,一种真正符合客观实际和人类普遍的世界艺术史。目前世界艺术史的状况,正处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

邓子衿: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处在第一阶段的世界艺术史写作,把西方艺术史的特点与规律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但对各非西方艺术的展现,却非常不充分和不到位。

张法:这一以西方艺术为主线并将西方艺术的特点和历程进行了充分展示,并以之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艺术史,是一个单一和片面的世界艺术史。西方学人无论在这一基础上怎么努力、深入、提升,由于受到具体时空、文化、语言的局限,客观上不能摆脱片面性,不能深入到对各非西方文化中的艺术的独特性和人类性的理解。但世界艺术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必然要走向转型和升级。西方的世界艺术史的写作和研究,进入到昂纳和弗莱明《世界艺术史》(2013版)和史蒂芬·法辛《艺术通史》(2019版),已经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转型和提升的努力。

邓子衿:您的课题也处于这一转型阶段吗?

张法:是的。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转型之际,中国学人提出具有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和写作新型框架,进而写出具有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就会带动全球学界的世界艺术史写作,使之大规模升级到第二阶段。因此,具有中国视角的新理论框架的提出,是当下世界艺术史写作的本质性提升,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邓子衿:具体来讲,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应当是怎样的呢?

张法:这是课题组正在探索的问题。从写申报书至今,课题组在不断研究、思考、讨论中。我们的基本共识有四个要点:一是完善。对已有的以世界美术史为内容的世界艺术史,在世界美术史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二是扩容。把以世界美术史为内容的世界艺术史提升为以综合门类艺术为一体的世界艺术史。三是转型。在写作范式上,把以西方艺术为主线的世界艺术史,转为以人类共性和多元文化互动共进的世界艺术史。四是中国视角。在以上三个方面的进行中,中国学人的长处,一是在世界观上,以容纳万有的胸怀对各文化的艺术有本体上的尊重、学术上的分析、实事求是的安放。二是在知识上,中国学人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艺术史时,局限在所难免。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反而更能发扬身在中国本土,深知中国传统的优势,把中国艺术的特点和长处讲好,放进世界艺术史中去。在各文化皆写的复数的世界艺术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为下一阶段各文化共写的世界艺术史奠定较好的中国基础。

邓子衿:是否可以把每一点都讲得更详细些?

张法:好的。先讲第一点,完善。在对目前已有的世界艺术史代表作研究的基础上,一是进一步分析西方的世界艺术史观。从旁观者清的角度,看出西方人当局者迷而难以看到的东西,深入分析西方模式的特点。二是把西方未看到的各非西方文化的艺术特点,彰显出来,形成世界艺术史上多元模式共存互映的世界艺术史的新景观。三是在对非西方文化的艺术特征的重写中,特别写好中国艺术的特色。这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各文化的艺术史家不容易体会到而中国学人最能体会的。

邓子衿:就是说,第一个要点,是在世界艺术史的写作中,对世界艺术史上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文化的艺术,把内蕴其文化精神在内的艺术特点突显出来。同时发挥中国人懂中国的特点,把中国艺术的特质突显出来。

张法:是的。第一点的内容是面对世界艺术史学科的历史与现状而言,重在已有的内容现实即世界美学史的现实上,与世界学界对话。

邓子衿:这样定位就比较清楚了。请您讲讲第二点,扩容。

张法:第二点扩容,着眼于世界艺术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把世界艺术史的内容从世界美术史提升到统合各门类艺术为一体的世界艺术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又较为困难的工作。中西关于世界艺术史学科的界定和理解本就存在差异,在互鉴互动中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而这一项目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把这一问题突显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学界提出这一问题。

邓子衿:请您谈谈第三点,转型。

张法:第三点转型,前面已经讲过,这里说重点。就是在目前以西方世界发展为主线的世界艺术史的基础上,突显各非西方文化的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特色、作用,而且把各非西方文化的由其独特的宇宙观、文化观、审美观所决定的艺术特色彰显出来,使世界艺术史成为各文化的艺术特色与发展规律得到彰显的丰富多彩而波澜壮阔的历史。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

邓子衿:最后请您说说第四点,中国视角。

张法:其实,中国视角已经出现在前三点之中,有了内蕴世界视角于其中的中国视角,前三点方可做得好。这里专门把中国视角列出作为单独的一点,是要突显中国学人的专长和局限的一面。从局限来讲,中国人看其他文化的艺术,虽有旁观者清而看出一些当局者迷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对其他文化的深层内蕴,如内蕴在艺术中的世界观、文化观、审美观,不能轻易看懂的地方。因此,在写其他文化的艺术特色,一定有力所不逮之处。从长处上讲,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一直吃中国饭读中国书,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其他文化之人难以理解的很深的体悟,这一基础,最有能力把中国艺术的特点写出来。因此,中国人写的世界艺术史,在突显中国艺术特色方面,有外国学人无法相比的长处。把这一长处很好地发挥出来,整个世界艺术史写作中的中国视角,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只是这里补充一点,中国视角并非与西方视角以及各其他文化视角相对立,而是互鉴互补的关系。唯有各个文化的视角都充分展现、彼此辉映、共同发扬光大,世界艺术史学科方能更快地跃上新的台阶。

邓子衿:谢谢您接受访谈,祝愿“中国视角的世界艺术史研究”课题取得圆满成功。

(作者单位:张法,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文学院;邓子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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