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哈佛大学:人生遇感与学路变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6 次 更新时间:2018-11-26 08: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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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  

  

   我于1978年考进大学,从此走上了学术之路。40年来,我的学术之路与改革开放之路在时间上同行。我的学路,弯弯曲曲,几多辗转,数度彷徨,而今回望过去,好像其中的重要之点,都与在哈佛大学的遇感有所相关。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术,是中国现代史激出的宏大新潮,那么,正是在这一新潮中,中国学术重新汇入世界的学术大海之中。我在这一新潮的翻卷推动之中,于1995-1997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最初到位于宾州名为大学园(University Park)小镇的宾州州立大学,过了1996年元旦又去位于名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1997年初回国。在此之后,我在学术上的变化,仔细想想,仿佛都与哈佛大学访学时的遇感有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关联,于是有如上的题目。


哈佛图书馆的震惊与感思


   哈佛访学之后,我的做学问方向有了较大的改变,盖因哈佛图书馆的震惊而起。

   我去哈佛,既是为看作为世界第一的大学究竟有怎样的神采风貌,更是为了去看对自己日后做学问有用的书,看自己想看而在国内看不到的书,看自己不知有此书而见到之后一定要看的书。为看书而去,第一个兴奋点当然是图书馆,之前有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经历以及宾州州立大学图书馆的经历,走进哈佛大学的主图书馆,以为不过是给我有过的兴奋提高一个级别而已,但结果得到的,已完全不能用“兴奋”表述,而是——震撼。这震撼,一是来自迷宫式的建筑内部,二是来自迷宫式的书海。进馆之后,初看一下分类,就一排排的看去、看去、看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房间,楼下楼上又楼上又楼下,转弯、横移、竖行,不知不觉间失去了东西南北方向,哈佛图书馆呈现为一个迷宫,最后要出馆时,问了好几次路,才回到出口。建筑上的迷宫已令我惊震,图书上的迷宫令我更为震惊。我关心的每类主题,图书之多,多到令我丧胆。最初看到图书之多,心甚欣然,任一题目只要钻到书丛中,就可写出新东西来。但看着看着,悲从中来,这里的图书不仅是英法德文,还有希腊文图书一排一排一排地出现,阿拉伯文图书一排一排地出现,梵文图书一排一排地出现……这时不仅丧胆而且心寒,我就一个题目读上十本二十本三十本,写出文章,算是出新了,但我看不了阿拉伯文梵文以及其他文字,我所谓的新,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学术的真理性呢?建筑的迷宫,只要嘴勤可以走出,图书的迷宫,也许用尽气力也走不出去?这只是学校的图书主馆,哈佛大学还有各类的专业图书馆和各学院的图书馆,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迷宫体系。迷宫感受和震憾情绪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深深打上之后,很快在波士顿的书店里一次又一次地浮现。波士顿地区书店甚多,卖新书的书店里呈现的是当下的学术潮流和关注重点,在一个个的新书店,我看到了国内闻所未闻的领域和主题。卖旧书的书店里,展现的是各类以往的学术旧流和遗珍,在一个个的旧书店里,我看到了国内见所未见的论题和资料。初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体系和波士顿的书店体系,犹如进入了地雷阵:不时爆炸突起,几度魂魄飞散。最初的几月,心中时常冒出李泽厚讲过的感受:看到图书馆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书,他就想,自己究竟应该写怎样的书?而我想的是,从最高的思想标准和学术标准看,自己还能不能写出,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书?好几个月后,总算回到中国古人强调的平常心:一切随缘,自己应做的,是在如此美妙的图书大海中,找自己喜欢的书,读自己喜欢的书,买自己喜欢的书。

   心,虽是基本定了下来,但一种悔恨却常常浮现心头。回想起来,自己在四川大学读了中文本科,又在北京大学读了美学硕士之后,分到人民大学哲学系,那时和后来的很多同事都又读考了博士学位,有朋友劝我也去读个博,当时自己觉得,自己进入学界已年纪偏大,初执教鞭,年已30,再去读博,要花很多时间在一些不想上而为获学分又不得不上的课程里,纯属浪费光阴,把这些时间用在与自己学术方向紧密相关的知识读写上,更为可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在于自己当时认为在自己的学术方向: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上,工具已备,要深入到中国文化深处的古代汉语业已掌握,要深入到西方文化深处的英语已经够用。剩下的只是多读多思多写而已。哈佛图书馆给我的当头一棒是:工具有缺。从那时起,我一直在纠结,真要不要在国外读个博士,学习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在宾州州大时,与几位中国留学生较熟,他们劝我在美国读个博士学位,而我不为所动。而今,却时不时计算,我已逾40,在美国读博士,按身边的通例,要5年以上,毕业年已年近50,还能做什么?不读博,只选上梵语课、希腊语课、阿拉伯语课,做到能读原著,也要两三年。本应进入研究的方向深度,却退回到打基础的初阶,终有不甘。那时,每当回忆自己的过往,想到,如果自己少年时代在背唐诗宋词古文的同时,有条件来读背梵文、希腊文、阿拉伯的名篇,该多好啊!或者,在研究生毕业时去考北大东语系金克木先生或社科院黄宝生先生的博士,学习梵语和印度文化,也算不差的选路。但,识得称来姜卖完,历史不可再重来。最后,自己终于从纠结之思中走了出来:当自己在学术进行中需要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时,第一,从英文的相关专业著作和辞典中找到其词源的论说,第二,查找和引述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中与之相关的权威学人的论说,保证了这两项,再宽再广再深的学术问题,都可坦然面对,迎之而上。有这样的思想了结,我就心旷神逸地畅游在哈佛大学的各类图书馆的庞大书海之中,欢心喜意地跨进波士顿地区的各种书店之门……

   虽然如此,对于西学,我始终存有敬畏。后来回到国内,当时的系主任刘大椿教授,要增列我为博士生导师,他说,虽然我所在美学学科没有博士点,但可以在其他博士点上招生。他问我是在西方哲学博点上招西方美学呢,还是在中国哲学博点上招中国美学,当时我眼前浮现的就是哈佛图书馆中一屋屋一排排层层叠叠的西方图书,我说,在中国哲学招吧。我想,做西方美学,有好多好多的书你肯定没有读过,写出来的东西,给中国人看还行,给西方人看或到过国外的中国学人看,一定有甚多自己都不知道的盲点;而做中国美学,完全可以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任何材料。不过很快中国教育体制就规定要以一级学科点为主,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成为首批一级学科博士点,美学也由之有了博士点,我就在自己专业美学点上招博士生了。这里要讲的是,有了哈佛大学经历之后,我的学术读写,悄然转了方向,虽然也随着时潮读读西方,写写西方,但主要用力,基本上在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同时,把以前中西美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中西印的比较。1997年回国后不久,一方面根据自己在美国购买和复印的资料,写出了三大佛教圈佛教艺术比较的书《询问佛境》(2000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并由此进入到印度文化和印度美学的读写和中西印哲学比较的读写之中。在发表了系列的中西印思想比较论文之后,2018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将以《中西印思想基本点比较》为名出版专著。另方面深入到中国美学的历史深处,2000年和2006年出版了两版《中国美学史》,2009-15年主编了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2017年出版了我任总主编的《中国美学经典》(7卷10册)。不过自己最得意的,是2013年以来,就中国美学思想的远古起源而写的系列文章,如《美在中国文化中的起源、演进、定型及特点》(2013)《文作为中国美学观念的起源、演进、定型》(2015)《中与中国审美观念的起源》(2015)等等。


哈佛:往来学人遇感


   改革开始使中国人的人生选择有了无限多的可能,以读书写书为最大快乐的我,在哈佛时,自己应度过怎样的人生,也几经纠结,最后终于定下心来,还是要读书写书度此余生。1995年,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我突然冒出了19世纪后期晚清政府第一次派幼童去美留学的画面,从那时起,中国学人以多种多样的留洋方式融入世界的主流文化,我自己不过是这一翻滚了百多年的巨流之中的一朵细小的浪花。中国学术在追赶世界先进的进程中,出现留西、留日、留苏的多种潮流,起伏激荡。正如晚清4批120名留美幼童有着多样的演进,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浪潮,同样呈现为各样浪花。

   我到宾州州立大学去,是受已经在该校任教的刘康教授邀请。刘康在1982年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之后不久去美国留学,在维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当此之时,他深受系主任克内丝特教授的信任,又很为美国杜克大学名教授詹姆逊的赏识,正怀着学术上的雄心壮志,与娇妻和可爱的一儿一女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美屋中,俨然已为留美的成功人士。特别是他家住所,与当时北京各名牌大学老教授们的普遍住房和青年教师的住房艰辛,形成鲜明对比。

   我从宾州州立大学再去哈佛大学,时逢两位北大时的同学,正在哈佛读博,中文系与我同级的商伟和哲学系低我一级的陈某某,两位同学在北京大学读硕时都很优秀,商伟在哈佛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按时毕业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做得有声有色,近年来他的两本英文大作相继被国内学人译成中文,甚获好评。陈读的是思想史,时间读得很长,我1997年回国后,每年的寒署假期都要到哈佛去一次,每次都与陈吃一次饭,1999年寒假去时,他不在哈佛了,一打听,去了某个州的一般大学教语言。陈的学术才能十分突出。记得在北大读研时一次小型聚会上与人争论:执着、雄辩,才华四溢。他之所以在留在美国做一个于他并不理想的工作,在于他夫人小孩都去了美国,夫人有了一个满意的工作,夫人小孩都不想回国,陈也就选择留在美国……

   我去了哈佛后不久,在职工手册上发现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同事冯某。冯在国内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已有很好成就,也因夫人到美国做博后,把小孩与他一道带了出来。娘俩都不愿回国。在美国要谋正式教职,需要有北美博士学位。冯只有国内学位,年岁不小不愿花时间再读学位,虽然他很得杜维明的赏识,也参与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但也只是在燕京学社做教汉语的兼职教师。他业余时还不忘本行,出过一本黄帝四经的著作。我每次去哈佛,也与他吃一次饭,不时在波士顿的购物场所偶遇。1998年,他家就在城里买了一幢两层的房子,一层自住,一层出租。每一次与他相遇,交谈、吃饭,感觉到他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我有时会不自觉从心中冒出一丝遗憾,但又一想,人生有很多方面,不仅是学术,每一方面都可以给人乐趣,人各有所谓“命”,也各有所谓“乐”。

我在哈佛大学期间,不断地有以前的同学、学界的朋友、当年的同事也来哈佛访学。与我同时达到哈佛的有四川大学的易丹,是我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同系高一级的同学,在西方文论、中国现代艺术、小说创作等多方面都很有成就。后来在电视剧和小说创造上做得风生水起。稍后有深圳大学的景海峰,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同系的中哲专业的同学,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上很有成就,当时正在编五卷本的《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后来在新儒学和中国现代哲学上很有成就。再后一段时间有南京大学来的张宏声,是著名的清词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徐兆仁,著名道家文献研究专家;武汉大学郭齐勇,著名中国哲学史家,等等等等。总之,哈佛作为世界学术中心,不断地有方方面面的学人来来去去。这些学人在沾了哈佛这块风水宝地的地气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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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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