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解读郁达夫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15-10-11 14: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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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  

   郁达夫小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沉沦》的惊世骇俗,虽然可以用各种理论去说明,但又远非任何理论所能说透。要命的是,郁达夫的小说以它的艺术水准矗立在现代文学史上,因此,解读郁达夫,成了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绕开的任务。文学史的每一次重写,都意味着必须重释郁达夫。

   重释郁达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本文仅想作引玉之砖。

     一、不是“五四”,正是“五四”

   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性。从某些方面说,它是最彻底的“五四”:在内容上,它把“五四”的个性解放达到了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度;在形式上,它以高超的艺术功力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从另一些方面说,它又偏离了“五四”:“五四”要求青年觉悟,起来扫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做一个勇猛的战士,而郁的小说中的青年虽然有着新文化觉悟和新道德觉悟,但是他不是向前冲锋去战斗,而是向旁走开去沉沦。

   也可以说,他的沉沦,就是他的冲锋;他的冲锋,就是冲向沉沦。由这一辩证句式,已经可以初始感到:郁达夫的小说,是“五四”的,又是非“五四”的,是体现“五四”的,又是偏离“五四”的,还是超越“五四”的。它远非一个“五四”所能解释,又只有在“五四”中才能得到解释。

   只有在“五四”的个性解放浪潮中,郁达夫的小说才有了时代的合理性。“五四”的个性解放,建立在新文化对个人主体性的呼唤之上。只有个人主体才与民主政治相适应,个人主体是社会结构改革和文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个人主体相对的,是家族主义。在封建家庭中,个人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一切服从于家庭,一切听命于家长。因此“五四”的个性解放首先表现为反对包办婚姻,强调个人自主,提倡男女平等。在这个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是易卜生。在他《玩偶之家》的影响下,由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始,同一类型的文艺作品波涛汹涌:均逸《醒了么?》、严棣《自决》、慧奇《生死关头》、庸觉《谁害我》、熊佛西《新人的生活》……这些都体现了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唤,但是这些个性解放的戏剧,正如鲁迅小说对个性束缚的揭露一样,是在讲一个民族的大故事,属于个人主体与民主体制的正面关系和个人主体反对家庭专制的反面关系这一“五四”宏伟叙事的一部分。因此,里面的个人,并不是真正的个人。因此,这类的个性解放,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框架来说,就已经够了,但对个性解放这一概念的自身逻辑来说,是不够的。个性解放首先要求的,是写出有个性的个性诉求的真正的个人,而不是把个人的个性诉求整合进整体崇高目标的个人。而郁达夫,可以说是唯一称得上优秀地写出了有个性追求的个人。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写的是真人,他自己。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以自己活生生的灵魂作依靠,避免了自己的人物形象被各种宏大理论所归纳。从学理上说,个人主体的真正确立,必须依靠真正的个性解放。郁达夫小说中具有个性追求的个人使“五四”的个性解放达到了最深度。但是,这真正达到了个性解放最高度的个人,却又并不完全符合“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理念。

   郁达夫的小说在表现“五四”个性解放的同时,呈现出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悖论。“五四”个性解放的悖论又正是郁达夫小说的悖论。

   郁达夫小说写的是现代的新青年,却没有郭沫若的激情、豪迈、壮烈。从郭诗中,人们体会到的是战斗和胜利,就是死,也凤凰涅槃地是为了新生。郁达夫的小说则是一个个失败的故事。郭诗歌中的胜利,是代表“五四”本身的集体性想象;郁小说中的失败,是在“五四”氛围中的个人经验。郁达夫小说中青年的个性,是“五四”的一部分,有个性的青年走向如此的失败,却不是“五四”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失败故事,在“五四”以后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当他渐渐地向不要失败的观念认同,淡化失败不要失败之时,他的个性也已远离“五四”了。郁小说中的失败不是“五四”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和鲁迅的小说作一比较。鲁迅是一个写失败的大家,他是听前驱者的将令的,他的失败故事总是与揭露旧社会和旧文化的黑暗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用说孔乙己的失败、阿Q的失败、闰土的失败、祥林嫂的失败, 就是写知识青年们的失败,失败者们,如魏连殳、吕纬甫、涓生、子君等,都是向旧文化旧礼教勇敢冲锋的战士,他(她)们的失败都完全是为了全社会最正义、最理想的目标而遭受到旧文化旧社会迫害的结果。他们的失败,是对旧制度的最猛烈的批判,是“五四”宏伟叙事的一曲最悲伤的哀歌。郁达夫小说中青年的失败则完全是个人的失败,当作品力图把这种失败同宏伟叙事联系起来的时候,如《沉沦》中把自己的不幸归于祖国的不强大,虽然并非没有个人感受的真实性,但无论就理论逻辑还是就形象逻辑来说,都显得无力、虚假、矫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鲁迅的《伤逝》和郁达夫的《迷羊》,从文学类型来说,讲的是同一种爱情悲剧故事;从思想类型来说,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伤逝》中爱情主人公的悲剧完全是旧社会制度文化的罪恶造成的;《迷羊》中爱情主人公的悲哀却完全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

   正是这种纯个性原因造成的个人失败,使郁达夫完成了真正的个性塑造,而达到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深度;而又正因为时代个性解放深度是以这种方式达到的,达到的同时就是对“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偏离。郁达夫小说不但写的是个人的失败史,而且写的是个人的沉沦史。

   《迷羊》中所谓的个人性格,就是一种性的迷狂。郁达夫小说的核心和主线是写男青年由性苦闷、性追求、性变态(或性扭曲、性迷狂),到性失败。把性问题看成婚姻问题,进而深入为社会文化问题,这是“五四”的主潮,也是以《终身大事》和《伤逝》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的主题。而郁达夫小说把性仅仅看成是一个性问题,从而转为一个真正的个人问题。尽管它可以和社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然而它要演出的故事,却始终是个人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以他的种种条件,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不像他那样走向“沉沦”。他的沉沦没有不得不如此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有普遍性,而完全是个人的,是真正的个人因素使他沉沦,而如是的沉沦,使他完成了真正个人的塑造。

   郁达夫小说的时代意义在于他以呈现出个人沉沦的方式而对沉沦中的个人进行了大胆的肯定。《沉沦》写得最明白不过的是:个人主观上并不愿意沉沦,而客观上却走向了沉沦。个人确有过这样的沉沦,这种沉沦一定有它的普遍意义,至于这种普遍意义是否与时代意义相契合,是否与这样那样的宏大理论相一致,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作者极力想把这种沉沦与宏大理论相契合,但它的真正力量却是在这种个人沉沦中对个人的肯定。个人确实如此地沉沦了,这是一种真实,个人应该勇敢地直面这一真实。真实的个人,个人的无奈,无奈的沉沦。郁达夫勇敢地写出了这个人,写出了他的无奈和沉沦,真实地向世界敞开了这个活生生的人。在勇敢地写真实的这一方式上,郁达夫体现了和鲁迅、郭沫若一样的“五四”狂飙精神。而在写如是的真人上,一方面以个人沉沦偏离了“五四”精神,另一方面又以对人本身的肯定而体现了“五四”精神。

   郁达夫写的是新文学。新文学最直接的最大的“导师”就是已经走在中国文学前面的外国文学。国外文化的影响构成了“五四”文学的一个必要和重要方面。对于不仅完全叛离传统,而且有所偏离时代的郁达夫小说,外国文学的支持显得尤其不可缺少。从这一角度看,郁达夫拥有三方面的文学和思想资源。第一,日本的私小说给了他以艺术资源。田山花袋、德田秋生、葛西善藏、志贺直哉、左藤春夫形成了日本文学的一股潮流,它以“可以写”和“这样写”的范式导引了郁达夫小说的出现。第二,俄国文学的“多余人”形象,给了郁达夫小说形象以意义资源。俄国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早已精辟地阐明:在社会之外的人物恰好有社会之内的重大意义。第三,卢梭小说给了郁达夫小说的人物性格以道德资源。卢梭勇敢地把自己赤裸裸地呈现在上帝面前,使郁达夫在呈现自己的种种沉沦时,有了巨大的道德力量和道德自信。

   郁达夫小说呈现出的一个赤裸裸的惊世骇俗的“我”,正是“五四”精神,又不是“五四”精神;不是“五四”精神,又正是“五四”精神。

     二、文人•病体•自然•色痴

   郁达夫的小说,从1921年到1935年共计50来篇,有的人将其分为四类,有的人将其分为三类(注:董易:《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上)(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分为三类; 郑伯奇:《〈寒灰集〉批评》(载1927年5月16日《洪水》第3卷第33期)分为四类。)。沈从文说,郁达夫小说,从根本上说,始终是一个故事(注:甲辰(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载1930年3月10日《新月》第3卷第1 期)中说:《沉沦》、《日记九种》、《迷羊》“全是一贯的继续下来的东西”,是同一“兴味的继续”。)。对此观点作灵活的理解,无论分三类四类,都可看作一个故事的展开;无论它怎样展开,总可以看那最初的一个故事,因此把握了这一个故事,就像把握住了音乐的母题,各种变调不难理解。

   正像郁达夫的小说既是“五四”表现,又偏离了“五四”一样,可以进一步说,郁达夫的小说存在核心故事既是中国现代性的表现,又远离了中国现代性的主流。因此,要理解郁达夫的核心故事,必须要先忘掉中国现代性,进入纯文本分析,才能将之呈现出来。

   《沉沦》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它集中地体现了郁达夫的反复讲述的故事的特征。《沉沦》乃至整个郁达夫小说的主题,是由四大因子所构成:文人、病体、自然、色疾。

   《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文人,爱书。小说中主人公一出现就是手捧一本华兹华斯的诗集。整篇小说中,提到主人公喜爱的作品,除了具有点睛作用的华兹华斯诗集外,还有爱默生《自然论》、沙罗《逍遥游》、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涅诗集、吉辛的小说、黄仲则的诗,共七种。至于为应付一时心态而读的法国自然派和中国淫秽小说(只笼统言之,不提具体的人名或书名)是另一种功能,此外暂不详论。爱书成了郁达夫小说人物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被认为是作者的创作风格已有大的变化的小说里,主人公仍然是一个书虫。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书。这书,是文学书,《沉沦》中的七种书大多是如此。它的象征意义,不是知识,而是情感;不是社会功用,而是个人慰藉;不是进步思想的标志,而是唯美主义的暗示。书,绝大部分是外国书(当时,外国就意味着先进)。这唯美主义,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和先进意义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却不是“五四”的主旨)。《沉沦》这样描写了“书”的唯美功能:“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两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本书吞下肚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地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与第一节书的唯美性相对立的,是第二节中主人公对学校、先生和同学的反感。因此,郁达夫小说中的文人,是一个“多余人”,他与社会是不合拍的,是被社会所排斥的,是游离于社会需要之外的。这种文人的痛苦,不像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是战斗失败的痛苦,而是不战斗就失败的痛苦。中国现实社会已经不适合这种文人了。郁达夫小说的多余人可以找到多方面的意义关联: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演化中,士人——知识分子多方面的分化和多意义的蜕变,是传统文化裂变中的“多余人”;类似于俄国文学的“多余人”,在社会现实压力下,急欲倾吐内心的痛苦;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巨大的距离和隔膜。这些都只是一个背景,文人在郁达夫小说里,最主要的,是唯美象征。因此,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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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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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武汉)199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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