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认同、价值选择与发展道路上的自主自觉。近代以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西方冲击下遭遇整体性危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肩负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守正创新，在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对文化主体性进行重建与巩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自觉重构，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文化建设的探索，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到新时代“两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文化主体性从危机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历史性跃升。以百余年中国共产党重建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奋斗历程为观察线索，可以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文化主体性重建与巩固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 中华民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习近平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党领导人民百余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的深刻理论总结。2024年10月，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2]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带领人民重建并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使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使党和人民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中华文明在古代曾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海纳百川的文化体系。然而，自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困境之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陷入了一场深及骨髓的危机。这场危机并非一日之寒。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出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的结构性困境：当农业文明的秩序遭遇工业文明的扩张，当天下观遭遇万国观，当经学知识体系遭遇近代科学体系，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根基松动、整体失序的剧烈危难，而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中华民族”[4]作为现代概念进入历史舞台，并以“人民性”而非精英文化认同为底色，与中国共产党打通阶级理论与民族理论的底层逻辑存在深刻的内在一致性。[5]中国共产党则创造性发展了“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概念，进行了一系列丰富的实践与理论建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展开的历史逻辑。重建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相伴而生”。[6]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获得了有力的组织载体。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将自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始终重视文化问题。[7]这种文化自觉使得党在百余年的实践中始终将文化建设置于革命与建设的重要位置。从“破”到“立”，这一转换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性在现代中国真正觉醒的重要表现。回顾百余年中共党史的光辉历程，至少揭示了三个层面的历史演进逻辑与重要线索：其一，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思想资源回应近代文化主体性的危机？其二，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通过具体制度实践促成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与开拓？其三，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为何能够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理论认识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苦难辉煌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这一结合的经典理论根据，恩格斯早已揭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8]习近平鲜明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9]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10]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新的飞跃。这一历史进程，同时是文化主体性从重建到巩固的过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持续深化的理论创新与文化自觉，使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日益彰显，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根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主体性的自觉重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可借鉴的、成功的“样板”，这让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干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近代中国人在危难中“饿极了”[11]，却在极其需要攻坚克难的焦灼里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一种高度符合国民需求与心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提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是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自觉重建的标志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便如一道思想闪电，劈开了长期笼罩在文化选择上空的迷雾。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结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并非对旧结构的彻底摧毁和全新替代，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叠加新的层次。[13]这一层累式的隐喻非常适用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以“新”替代“旧”的简单置换，而是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基岩之上，与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想交汇碰撞、彼此契合，生长出新的文化形态。
（二）作为文化主体性重建纲领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鲜明揭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4]“民族的”体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科学的”体现在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大众的”体现为文化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民族、科学、大众三者有机统一：民族性是文化主体性的身躯，科学性是文化主体性的骨骼，大众性是文化主体性的血脉。
对中外文化关系，毛泽东展现了高度辩证的立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15]，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6]；对于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7]。这种承继遗产论并非简单的复古主义，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取其精华而不泥古，弃其糟粕而不忘本。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文化主体性是重建而不是完全新建。重建强调的是不忘本，与时俱进地在批判继承中创新。
1939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8]这一论述超越了民国学术界主要从精英文化认同角度讨论概念的局限，不仅指出了共同性，更指出了实现共同性的方法、动力和领导力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19]毛泽东将“人民”逻辑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组织化，使之从历史观察上升为政治纲领。
（三）人民是最深厚的社会支撑：延安整风的革命性意义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指出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并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0]正是这一论述，将文化主体性重建工作具体落实到了“为谁服务”的实践层面。文化主体性不仅是民族层面的自主，更是人民层面的自觉。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既需要多重视野的观察整合，也需要具备共情能力重返历史现场。革命创造的不只是新的政治秩序，更是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文化主体。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了，开始做国家、社会、文化的主人。延安文艺座谈会所确立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其意义远不限于文艺政策：它标志着文化主体在制度层面上从精英向大众的历史性转移。中国政治话语中“民”的内涵经历了从“生民”到“人民”的深刻转变，人民回到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是在革命与文明的关系格局中对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生民论的接续。[21]延安整风将“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取代“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和“教条主义”[22]，作为整顿文风的重要任务，老百姓开始成为文化建设的主动创造者。再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为例，“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革命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核心机制：阶级分析提供认识社会结构的科学工具，底层收益确保革命动员的人民基础，社会再造则是前二者的制度化结果。[23]在这一机制中，文化主体性获得了亿万人民最深厚的社会支撑。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主体性的探索与摇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主体性经历了从探索到摇摆的曲折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建设面临双重要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处理传统文化继承问题。1956年，毛泽东对中西文化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指出：“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24]同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初步认识。
（一）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经历中国革命之后形成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全新的，二者的关系也绝非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而是同构的：“国家力量的增长有赖于人民力量和社会活力的增强”。[25]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正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同构互促中展开的。国家力量越强，人民的文化参与度越深；人民的文化自觉性越高，国家的文化根基越牢。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下，苏联文化模式被大量引入，但中国共产党并未简单照搬。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开始反思苏联经验中的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二）扫盲运动与工农群众的“文化翻身”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最生动的实践莫过于扫盲运动。1949年，全国文盲率约为80%，农村文盲率超过95%。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指明：“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26]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27]这场以政府为主导、全民参与的扫盲运动，其意义远超识字本身，不仅是文化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解放性质的社会革命。
从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深层逻辑看，扫盲运动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置换。一是文化服务对象的置换：文化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成为亿万人民可及的权利。当工厂工人编写壁报、农村妇女学会书写，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基础便从知识分子阶层扩展到了全体人民。二是文化创造主体的置换：工农群众不再仅仅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文化的主动创造者。各地兴起的工农兵文艺创作、工厂车间的故事会、田间地头的读报组，都是这种文化创造主体转换为广大人民的生动体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文化落后、人民在文化上无从翻身的状况，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精神条件。这种精神条件的创造，正是文化主体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以巩固的深层根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逐步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生活”，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28]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文化主体的多元探索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9]这一方针体现了对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尊重。文化主体性不等于文化单一性，真正的文化主体性应当包容多元、鼓励创新。然而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思想的探索经历了曲折。极左思想一度主导了文化领域，对文化主体性造成了严重损害。“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使苏联文化模式被大量移植，“破立并举”的思路在实践中演化为对传统文化在“破”层面的过分强调。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运动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推向极端。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离开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失去文化土壤。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须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前提，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不仅不能巩固文化主体性，反而会动摇其社会基础、侵蚀其理性根基。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增强
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全新课题。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0]1979年10月，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31]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建设从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拉回到亿万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现实生活中，极大拓展了文化思想的发展空间。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文化热”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这场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增强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推动党在解放思想中进一步坚定走自己的路，并为党在文化领域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32]
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弥漫着“文化热”和“新启蒙”。“新启蒙”以“文化热”为依托，“文化热”以“新启蒙”为旨归，本意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继续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完成五四未完成的反封建任务，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扫清思想障碍”。[33]1990年1月，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李瑞环强调对待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34]，重点是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对传统文化态度的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古今文化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实质性调整和进步”。[35]
（二）“小康”社会与两个文明建设
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诠释为“小康”状态。[36]这一概念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将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宏大叙事落实到了人民生活的质量改善之中。《诗经·大雅·民劳》有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邓小平赋予这一古老概念以现代内涵，使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获得了扎根日常的物质根基。邓小平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用法律和教育手段应对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即两个文明建设。[37]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有着深刻把握，两个文明恰恰是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双重条件：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主体性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仅有物质繁荣而缺乏精神高度，文化主体性也将失去灵魂和方向，沦为富而不贵、强而无魂。物质为文化提供血肉，精神为文化注入灵魂。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所引发的不只是一场经济革命，更是一场触及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观念革命。“计划”与“市场”被简单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这一思维定式的突破本身即是文化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系统化，文化主体性在理论层面达到了新的自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3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39]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本框架，赋予了“三个面向”的时代内涵，即面向现代化确立了现实坐标，面向世界确立了开放格局，面向未来确立了前瞻视野。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定其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成其行，文化建设由此从“是什么”走向了“怎么建”。
四、新时代：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自觉。
（一）“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阐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40]“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倾向和思维方式上的深层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41]这种契合性不是生硬的比附，而是深层的结构性对应：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追求与天下为公的理想，唯物史观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与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大同社会愿景，在思想深处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对话路径，实现了两种独立思想资源的彼此契合。“两个结合”是文化主体性从“自觉”到“自信”的理论标志。“两个结合”既是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更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发展的根本线索。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重建与巩固的历史，就是一部以“结合”为内蕴主轴而不断深化的、动态的、立体的历史。
（二）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命题并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4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义，对于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对文化主体性的三重界定，恰恰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闭环。第一重界定回答了“谁在建立”（主体问题），继承了恩格斯以来关注人民觉醒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第二重界定回答了“以什么为基础建立”（资源问题），克服了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第三重界定回答了“通过什么方式建立”（路径问题），超越了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这三重界定的有机统一，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命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厚度。
（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习近平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43]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排外，而是在深刻认识自身文化价值基础上的理性自觉。新时代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构成了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根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敞开文明对话的大门。毛泽东锻造人民主体，其路径是三重的：以阶级分析回答“依靠谁”，以土地革命回答“给谁以利益”，以根据地政权建设与群众路线回答“如何组织人民的政治生活”，由此使人民由被革命的对象转变为革命的主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深厚、最坚实的根基。
（四）在守正创新中创造时代新文化
如何理解“守正”？习近平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44]守正，即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根脉、坚守人民立场。创新，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新形态、提出新话语、开拓新格局。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两个结合”，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文化自信”，整体的思想演进轨迹清晰地呈现出文化主体性在不断巩固的同时坚持“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经过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扬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得以张扬，马克思主义成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创造性转化为先进性和现代性的新文化”。[45]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自觉，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既非对传统文化的机械重复，也非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模仿。“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重在坚持守正创新，在坚守根本中把握方向，在勇于变革中开辟新局，从而造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五、结语
“从革命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行向‘社会主义文明’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百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思想”。[46]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与巩固过程，重心始终为人民。人民是文化的创造主体、享有主体和评判主体。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与巩固，不仅是一个政党的文化实践，更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新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先进分子所选择、所信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矢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由此发生根本扭转。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7]习近平将“两个结合”提升到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高度，既是对百余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48]“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刻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空间的自觉性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思想历程深刻昭示：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是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民族复兴的精神标识。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继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49]，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以“其命维新”的革命精神为人民的文化事业服务、开创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注释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第9页。
[2]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载《求是》2025年第8期。
[3]恩格斯：《波斯与中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2页。
[4]恩格斯早在1857年的《波斯与中国》中使用“Chinese nationality”，196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为“中华民族”。从现代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自觉创制和使用视角来看，学界普遍认为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实际上，1894年《兴中会会员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近代革命口号，已经在用“中华”指称“汉族”。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以“中华民族”代替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中国民族”一说，“突出了各民族一体的文化的渊源与联结”。“中华民族”由最初的汉族之别名，渐次扩展为涵括境内各民族的共名，内涵随国人认知的深化与近代国家整合的进程而不断增益。真正使其由知识界的论述转化为政治共同体之实体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宣言即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中华民族”由此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1939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设专节论“中华民族”，指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宪法予以确认，“中华民族”最终定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张太原：《理想与革命：多重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82—113页；陈来：《梁启超论中华民族》，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邵六益：《中华民族的人民性研究——以恩格斯的“中华民族”论述切入》，载《开放时代》2026年第2期。
[5]邵六益：《中华民族的人民性研究——以恩格斯的“中华民族”论述切入》。
[6]王珲：《“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载《瞭望》2024年第29期。
[7]郑师渠（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8]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9]同注[1]。
[10]张志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8日，第9版。
[11]“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毛泽东：《我们饿极了》，载《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
[1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13]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708页。
[15]同上，第706页。
[16]同注[12]。
[17]同上。
[18]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19]同注[5]。
[2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857页。
[21]“生民”具有初生之民、生民之道及为天地所生之民三层含义。民观决定治观，对治理对象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治理的不同模式。吴重庆：《从“生民”到“人民”》，载《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1期。
[22]同注[12]。
[23]吴重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基于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报告的分析》，载《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
[24]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25]吴重庆、柏奕旻：《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1期。
[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
[27]《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1950年10月1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32页。
[2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2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9页。
[30]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3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3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文化文选》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版，第43页。
[33]杨凤城、耿化敏、吴起民、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版，第329页。
[34]李瑞环：《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1990年1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35]同注[33]，第331页。
[36]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
[37]邓小平：《拿事实来说话》，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3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3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9页。
[4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页。
[41]同上，第15页。
[42]同注[1]。
[4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页。
[44]同注[1]，第13页。
[45]张太原：《理想与革命：多重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第385页。
[46]杨凤城、耿化敏、吴起民、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第15页。
[47]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4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49]同注[2]。
吕 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