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独立自主、自我主导、自我创造的自觉意识与主动精神，意味着这个民族拥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能够自信从容地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既不因仰视而盲从，也不因俯视而自矜；能够自主评判文化价值、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自主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文化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设定，而是关乎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乃至国运兴衰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没有文化主体性，一个民族就会在精神上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在道路选择上丧失自主判断的能力，在价值体系上陷入自我认同的混乱。文化主体性的强弱，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高度与世界历史地位的内在尺度。
文化主体性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建立并巩固的，尤其是在“第二个结合”中展现了作为文化自身特性的五重维度及其辩证运动。这五重维度分别是契合与结合、激活与充实、扬弃与建构、守正与创新、自信与包容。本文拟聚焦“第二个结合”，从这五重维度探讨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和巩固路径。
一、契合与结合：文化主体性的根基维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有机结合，构成文化主体性得以生发的逻辑起点。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契合与结合的双向互动中。契合与结合这对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生成和强化、展现和彰显的坚实根基。
（一）契合：结合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结合？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他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这就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是多维度、多方面的。比如，在理想追求上，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遥相呼应；在价值立场上，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人民观互融互通；在思维方法上，相反相成的辩证智慧与唯物辩证法彼此印证；在实践取向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高度一致；在自然观念上，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内在契合；在外交理念上，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相互关联；等等。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绝非历史的巧合。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是相互融通的。正是这种高度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契合，标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同频共振，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内在根据。这种契合不是表面的、偶然的相似，而是深层的、本质的融通，是两种思想资源在各自发展演进中解答人类社会面临问题时所形成的智慧共鸣。这种契合一旦被发掘出来，就成为内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客观存在，成为两者能够结合的前提。没有这种内在的契合作为支撑，任何形式的结合都缺乏基础，难免流于外在拼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构成“第二个结合”的起点。对契合点把握的深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结合的高度。契合点找得越准、挖得越深，结合的根基就越牢固。在此意义上，契合是结合的先决之基，是文化主体性得以萌发的生长之源。正是在契合与结合的锤炼中，文化主体性才得以摆脱对外来思潮的移植照搬、对自身传统的机械固守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惯性依赖，在既成的继承与生成的互动之间，确立起自主自为的文化坐标。
（二）结合：契合的淬炼升华
契合提供了结合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能不能实现结合，关键在于用好契合。习近平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述揭示了结合对于契合的超越与升华——结合不是对契合点的简单确认，而是在实践中的创造性展开；不是静态的对应关系陈列，而是动态的辩证转化过程。
如果说契合是“种子”，那么结合便是“生长”。契合所揭示的是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联性，而结合则是在这种相互关联的基础上，通过自觉的能动创造，使两者真正融为一体，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结合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混合或拼贴——在混合中各种成分依然保持原有性质，可以轻易分离；而是化学意义上的化合——在化合中旧质消失、新质生成，产物具有不同于任何原材料的全新性能。结合的产物既不是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样照搬的传统文化，而是二者在深度融合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品格，又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气韵；它回应的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又指向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
结合是双向成就、彼此重塑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沃土，获得了民族的形式和内容，真正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再是外来的、异质的理论，而是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接受了科学理论的洗礼和改造，其精华得以赓续传承，其糟粕得以批判摒弃，焕发出蓬勃生机。它不再是尘封于典籍的古老记忆，而是律动于当代实践的活态文化。这种双向的、互动的、有机的结合，使两者都获得了新的充实和升华，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结合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契合、运用契合、升华契合的过程。无契合，则结合失其本；无结合，则契合虚其用。通过有机结合，契合由静态变为动态，由抽象变为具体，由自在变为自为。“第二个结合”也因契合的深度发掘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由潜在变为现实，由可能变为必然，由理论变为实践。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这种结合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体系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无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度结合中形成的。
（三）契合与结合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结合不是彼此失去自己、消解对方，而是相得益彰、互促共进，成为更好、更伟大、更优秀的自己。契合是结合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契合，结合便缺乏发生的内在必然性，所谓结合只能是随意嫁接、盲目堆砌；结合是契合的磨砺和提升，没有结合，契合便永远停留在可能性的层面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所谓契合只能是纸上谈兵、徒有空名。契合与结合互为条件、相互成就：契合为结合提供可能空间，结合为契合赋予现实形态；契合的深度发掘推动结合的深化拓展，结合的实践成果反过来印证和丰富对契合的认知。正是在这种“契合—结合—再发现契合—再深化结合”的螺旋式上升中，“第二个结合”不断走向深入。
契合与结合的辩证统一，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根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既不是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对外来理论的生硬嫁接，而是在内在契合的基础上通过有机结合所实现的创造性生成。一方面，契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融通关系，使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获得了内在根据。它表明这种结合不是机械叠加，而是两种思想资源在理想追求、价值立场、思维方法、实践品格等深层逻辑上的相互契合。没有契合，文化主体性只能是虚无缥缈的幻象。有了这种契合，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它不是悬浮无着的空中楼阁，而是生长于深厚文化土壤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结合将契合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使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获得了实现路径。它表明这种结合不是随意拼接，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动态过程。没有结合，文化主体性只能是镜花水月的虚影。有了这种结合，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才有了鲜活的现实生命——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又有中华文化的价值温度。
正确处理契合与结合的关系，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契合轻结合，满足于罗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概念对应和思想相似，将“第二个结合”简单化为寻找契合点的文字游戏，却疏于在实践熔炉中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这种倾向停留于静态的比附而缺乏动态的创造，看似契合点琳琅满目，实则缺乏生成新质的实践力量。另一种是重结合轻契合，急于追求结合的成果产出，却跳过对两种思想资源内在契合性的深入发掘，将结合等同于外在的拼贴或生硬的嫁接。这种倾向忽视了结合的根基所在，使所谓结合成为缺乏内在逻辑支撑的随意组合，最终难以持久。结合若不建立在深刻的契合之上，便如同在流沙上筑塔，越高越危险。唯有在深刻把握契合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结合，在结合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契合的认识，方能使文化主体性既有根基之固，又有创造之新。
二、激活与充实：文化主体性的动力维度
文化主体性不是静止的、既成的状态，而是在持续的、深刻的互动中建立和强化的。激活与充实就是这种互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动力引擎。习近平在论述“第二个结合”时强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如果说激活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利刃”唤醒沉睡的传统文化资源，那么充实则是传统文化作为“精神的沃土”反向滋养马克思主义。激活与充实这对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得以焕发生机的深层动力。
（一）激活：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唤醒
激活，是指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肌理之中，唤醒那些处于沉睡状态的精神资源，赋予其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回应时代问题的崭新生命力。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伦理规范和治理经验，但这些智慧往往被包裹在等级观念、宗法意识、皇权崇拜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硬壳之中，难以自发地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动力。它们如同深埋地下的矿藏，虽蕴含巨大价值，却需要被开采和提炼才能为当代所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正是这一关键的、不可替代的开采和提炼契机。
激活首先体现为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发现与彰显。以“民本”思想为例。《尚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思想在君主专制框架下始终带有“为民做主”而非“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局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群众史观，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穿透这一局限，从“民本”中提炼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至上等重大命题。人民群众不再是统治者的施恩对象，而是历史的主体、国家的主人。古老的“民本”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下脱胎换骨，获得全新的政治生命，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厚文化渊源。
激活还体现为对传统文化中朴素辩证法的理论升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智慧，如《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的“祸福相依”“有无相生”等。这些思想虽洞见深刻，但多为经验的直观和神秘的体悟，缺乏严密的论证逻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为理解和系统化这些传统智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汉书·艺文志》“相反相成”来阐释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引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说明全面认识矛盾各方的必要性，将古老的成语和兵法格言升华为哲学范畴。这一激活不是简单地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下寻找对应物，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表述和提炼传统智慧，把传统智慧从原有的经验形态中解放出来，使其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
激活更深层地体现为对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现代转换。以正确义利观为例。习近平秉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价值立场，将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义利并重”“交相利”“以义为先”“以义制利”等思想观念，转化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弘义融利，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时坚持“授人以渔”“重义轻利”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原则。这样的激活，既不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西方“利益至上”“实力为先”霸权主义逻辑的妥协，而是在国际关系中注入道义内涵，让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重放光彩。激活，使传统从“过去完成时”变为“现在进行时”，从博物馆里的静态文物变为实践中的动态资源。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激活，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量宝贵基因就无法挣脱历史的羁绊，无法成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积极力量。
（二）充实：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滋养
充实，是指被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与人民心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让一个诞生于欧洲的理论学说，能够被东方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洋面孔”出现，它就难以深入大众心灵，难以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更难以成为文化主体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思维范式、价值观念和语言风格，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武器。
充实首先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的中国化表达。理论要掌握群众，其话语必须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实事求是”源出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将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转化不是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将中国人熟悉的认知框架和话语体系，凝练到存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高度。“实事求是”四个字，既承载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唤醒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使深奥的哲学原理变得亲切可感。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中国化表达，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外来的，而是内化为我们自己的。
充实还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的本土化诠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需要与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相结合才能产生感召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小康”“和合”等理念，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诠释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智慧，成为具有广泛国际认同的中国话语。这一理念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高度，又使其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充实更深层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时代化拓展。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例，这一思想蕴含着一系列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独特风范的重大创新，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等。这些原创性、时代性成果为破解人类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创造性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智慧资源为这种充实提供了深厚滋养。
（三）激活与充实的辩证统一
激活与充实不是先后发生的两个独立环节，而是同一进程中的双向奔赴、交互作用。激活为充实开辟道路——没有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甄别和现代解码，传统文化中的大量精华可能仍被封建因素所束缚，无法成为可供充实的资源。充实为激活提供回馈——没有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和文化底蕴，激活就可能变成外在的、生硬的改造，甚至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激活使传统“活过来”，充实使理论“扎下根”。
激活与充实的辩证统一，为文化主体性注入了持久动力。文化主体性既不能建立在僵化的传统之上，也不能建立在悬浮的理论之上。前者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使文化主体性沦为对自身的盲目崇拜；后者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使文化主体性失去赖以生发的根基。只有通过激活使传统焕发生机，通过充实使理论扎根土壤，文化主体性才能获得坚实而充满活力的支撑。激活与充实的循环往复，使文化主体性在“传统被激活—理论被充实”的双向运动中不断巩固和提升。这一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对传统进行新的激活，也都需要让理论获得新的文化滋养。正是这种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辩证运动，构成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不竭动力。
正确处理激活与充实的关系，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重激活轻充实，满足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唤醒，却疏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充盈马克思主义，致使传统虽被激活却无法发挥功效。二是重充实轻激活，热衷于向马克思主义输送传统文化的内容，却跳过科学甄别和现代解码的激活环节，致使充实沦为生硬嫁接或单向灌输。没有激活，文化主体性赖以依托的传统资源就会因僵化而失去活力；没有充实，文化主体性所凭借的理论资源就会因悬浮而失去根基。唯有在激活中充实、在充实中激活，方能使文化主体性在生生不息的辩证运动中持续焕发生机。
三、扬弃与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方法维度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有力指引。没有科学的方法，文化主体性难以彰显应有的效能。扬弃与建构这对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在批判性的“破”与建设性的“立”之间确立自身、巩固自身的科学方法。
（一）扬弃：批判性继承的科学态度
扬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黑格尔用以描述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辩证环节——既克服又保留，既否定又肯定。马克思将这一范畴唯物主义地改造后，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和对文化遗产的辩证态度。在“第二个结合”中，扬弃集中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既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也不简单粗暴地一概否定，而是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既不能以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传统，也不能以文化复古主义的态度全盘照收传统。前者会使文化主体性失去根基，成为无根的浮萍；后者会使文化主体性画地为牢，丧失面向未来的生机。扬弃正是超越这两种极端态度的科学方法。
扬弃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蕴含着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普遍价值。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品格、“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辩证智慧、“民贵君轻”“载舟覆舟”的民本警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哲思等，无疑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文化主体性赖以确立的坚固基石。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比如封建观念、迷信思想等，这些都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糟粕。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辩证扬弃，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扬弃在操作上包含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是鉴别，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这一鉴别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有明确的价值尺度：凡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内容，就是精华；凡是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社会发展、危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容，就是糟粕。第二环节是剥离，将糟粕从文化传统中剔除出去。这不是要抹去历史记忆，而是要在价值取向上明确否定那些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内容。比如，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必须明确指出其在维护封建秩序中的负面作用，不能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为其张目。第三环节是提取，将精华从历史语境中提炼出来，使其脱离原有的封建性外壳，成为可供继承和发扬的文化资源。比如，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理念，在剥离其宗法等级背景后，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友爱精神和人文关怀。
扬弃的难度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在精华与糟粕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而是要深入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同一思想观念可能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同一概念可能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意义扬弃的任务，就是要在正视这种复杂性的前提下，作出审慎的价值判断。扬弃的能力，是衡量文化主体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尺，它表明一个民族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行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扬弃使文化主体性获得了“反思性自我”——它不是盲目地接受一切，而是有选择、有判断地整合资源，理性地鉴别分析，清醒地筛选取舍。
（二）建构：创造性重塑的目标指向
扬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扬弃之后，更重要的是建构——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统一的新形态、新体系、新话语。建构是“第二个结合”的积极面相，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主体性从“批判性自我”走向“创造性自我”的关键一步。
建构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拼盘式地摆放在一起，也不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折中调和，而是让二者发生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形成倍增效应。经由建构之后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理论上的自洽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深层逻辑上相互契合、相互印证；二是实践上的有效性——能够回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强大的现实针对性；三是文化上的主体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能够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
建构意味着创造性地提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新理念、新概念、新范畴。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本质规定，又汲取了中国古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兼听则明”“广开言路”的治理传统，还凝结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它既不是西方民主话语的翻版，也不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复归，而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形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察民情、顺民心”的理念实现了有机融合。
建构标志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比如，习近平法治思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必明、令必行”“隆礼重法”等治理智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运用于国家安全领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这些重大创新都不是简单的引用或借鉴，而是深层的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使传统文化获得现代形态；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智慧。
（三）扬弃与建构的辩证统一
扬弃与建构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扬弃是破，是对旧有思想资源中不合时宜内容的批判与清除；建构是立，是在批判与清除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大厦。扬弃是去粗取精，建构是推陈出新。扬弃是建构的净化器，建构是扬弃的试金石。没有扬弃作为前提，建构就会失去原则，导致泥沙俱下、良莠不分，甚至让糟粕借创新之名复活；没有建构作为目标，扬弃就会沦为单纯的消极拒斥，止步于批判、无所作为，使“第二个结合”停留在否定阶段而无法产生新成果。只有将批判的锐气与建设的智慧有机结合，文化主体性才能在去粗取精与推陈出新的辩证运动中持续强化与拓展。
扬弃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方法。文化主体性不能停留在批判阶段——仅仅知道“不要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要什么”“创造什么”。扬弃使文化主体性获得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它知道自己身上哪些是需要抛弃的赘疣，哪些是需要珍视的精华。建构使文化主体性获得了“创造的自我实现”——它不仅在批判中确立自身，更在创造中超越自身。二者的统一，使文化主体性既避免了自我虚无的陷阱，也避免了自我僵化的危机，在扬弃与建构的辩证运动中得以夯实和升华。
正确处理扬弃与建构的关系，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重扬弃轻建构，只满足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分析，却不敢或不会进行创造性融合。即便是再深刻的批判，倘若缺乏建构的意识和能力，最终也会止步于破而无法立。另一种是重建构轻扬弃，急于求成地追求融合，却跳过必要的甄别环节，结果不是生拉硬扯的比附，便是丧失原则的妥协。唯有在深刻扬弃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建构，文化主体性才能释放出真正的创造能量。
四、守正与创新：文化主体性的生成维度
习近平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文化主体性是在守正与创新的双向锤炼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坐标与发展路向的。守正与创新这对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与生成机制。守正以定向、创新以致远，两者相得益彰，使得文化主体性既深沉厚重又充满活力。
（一）守正：为文化主体性培元固本
文化主体性要巩固，必须要有根——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有什么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一个没有根的文化主体性，只能是浮萍式的、随波逐流的虚幻主体性。守正就是强基筑根，为文化主体性培元固本。一个缺乏守正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必然在纷繁复杂的思潮冲击下进退失据、丧失定力。守正正是为文化主体性“定向把舵”的过程，确保文化主体性在历史洪流中不迷失方向、不误入歧途。
守正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保守，也不是对既有结论的教条式固守。它的核心要旨，在于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挖掘并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精神基因和思想智慧。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保中华文明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在“第二个结合”中，我们要牢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富民厚生、明德弘道、任人唯贤、天下情怀等精华要义，深入挖掘和阐发这些跨越时空的宝贵资源，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揭示，就是溯源固本的守正。习近平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概括不是对文化表象的简单罗列，而是深入五千多年的文明脉络中，把握其最显著的文明特质和最根本的发展逻辑。守正，就是要在历史长河中牢牢把握这些突出特性，使之成为文化主体性行稳致远的定海神针。
守正的关键在于对“正”的辨识与坚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传统文化既有跨越时空的精华，也有囿于时代的局限。守正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收，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辨识出那些真正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精髓。守正的力度和精准度，决定了文化主体性的高度和厚度。
（二）创新：为文化主体性注入活力
文化主体性要巩固，不能止步于守正，还必须持续创新，否则终究会因缺乏活力而走向衰落。创新就是革故鼎新，为文化主体性注入活力。创新是在守正的基础上，以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沃土，以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使文化主体性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是否具备创新的能力和勇气，同样是衡量文化主体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尺。
创新是更高层次、更加深厚、更具有前瞻性的守正。它的核心要旨，在于回应时代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创新，就是要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时代潮流相融通，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明成果。
理论创新是文化主体性保持活力的核心标志。比如，习近平在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正、守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之正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光大弘扬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并结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战略目标，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方法路径，构建起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科学体系，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实践创新是文化主体性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比如，20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这一经验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息讼止争”的治理智慧，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德法共治、多元化解的独特优势。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传统的和合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相结合、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现代治理理念相融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的治理手段相衔接，使之从基层经验升华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实践创新，使古老的和合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焕发出蓬勃生机。
（三）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守正与创新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相互贯通、共生赋能。守正是创新的前提，一切创新都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是最好的继承、最有力的守正，一切守正都要依托创新的引领方能持久而坚定。守正是创新的压舱石，创新是守正的推进器。真正的守正，必然蕴含着创新的指向，因为传统只有在与当代对话中才能显现其生命。真正的创新，必然以深厚的守正为根基，因为任何创新都不能脱离历史积淀凭空产生。守正是守其根脉、畅其生机，既固本又活源；创新是破其束缚、续其精华，既破茧又传薪。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为文化主体性明确了生成路径。守正奠定发展根基，创新注入变革动能。守正为文化主体性锚定根本方向，创新为文化主体性增添时代活力，方向正则创新有力，活力足则方向愈明。守正是坚守而不保守，既恪守本根又拒绝僵化。创新是突破而不脱轨，既破除陈规又养护正轨。守正不是画地为牢的藩篱，而是确立旋转的中轴。创新不是无序的离心运用，而是沿着上升的方向突破。二者的交织融合呈现螺旋上升的动态图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自身连续性的同时实现聚变跃升。作为文化主体性的生成维度，守正与创新统一于“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使文化主体性既有深沉厚重的历史定力又有刚健进取的时代气象，在文明的长河中破浪前行。
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只守正不创新，泥古不化，把传统奉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将守正理解为对经典论述的机械照搬，对任何创新尝试都持怀疑和排斥态度。这种倾向使文化主体性丧失回应时代课题的能力，最终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因僵化而枯竭。另一种是只创新不守正，追求标新立异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割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甚至以创新之名行颠覆之实。这种倾向使文化主体性成为无根之萍、断线纸鸢，沦为随波逐流的任意妄为，最终迷失方向甚至改旗易帜。唯有秉持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方能推动文化主体性在赓续中华文脉中谱写当代华章。
五、自信与包容：文化主体性的开放维度
文化主体性既在向内深耕中不断夯实自身，又在向外拓展中不断超越自身；既有扎根中华大地的深沉定力，又有胸怀人类命运的宏阔视野。一个成熟的文化主体性，不是封闭自守的孤芳自赏，而是善于通过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对话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和更深远的意义。自信与包容这对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的风貌气度和开放格局。
（一）自信：坚定从容的文化气度
自信，是指文化主体性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与高度认同。它不是盲目的自大，也不是狭隘的排他，而是在深刻认识自身文化根脉、清醒把握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定力。习近平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一论述精辟揭示了文化自信在文化主体性中的关键地位。没有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便如无魂之躯，根脉虽存而脊梁难以挺立，脉搏虽动而气息难以持久。
文化自信依托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唐盛世的开放包容，从宋明理学的精深思辨到近现代以来的救亡图存，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智慧、制度创造和文化成果。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这种自信，绝非对过往荣光的沉湎回望，而是从历史深处积淀起来的自豪情怀，是对文明基因在当下依然生生不息的清醒体认和自觉弘扬。文化自信如静水深流、持久绵长，又如重剑无锋、沉稳内敛，赋予中华文明以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自信的核心在于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内在认同。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强调：“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只有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我们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文化自信的实践指向在于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真正的文化自信，不需要通过贬低他者来抬高自己，也不需要通过仰视他者来否定自己。它以坚定从容的文化气度面对世界，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各国文明对话交流。有了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便有了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脊梁。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都彰显了这种由内而外的文化自信——它不是咄咄逼人的文化输出，而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分享；不是唯我独尊的价值强加，而是平等互鉴的文明交流。
（二）包容：立己达人的文化格局
包容，是指文化主体性以开放豁达的胸襟对待他者文化，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多样中实现共生。它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也不是丧失自我的同化，而是在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对他者文化所秉持的尊重与接纳。习近平深刻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也使得文化主体性在不断拓展的视野中日益充盈丰实。
包容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周易》提出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强调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都体现了博大宽广的胸怀。这些思想资源，构成了中华文明包容品格的鲜明标识。历史经验表明，包容不是对自身主体性的削弱，而是对自身主体性的丰富和提升。
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包容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文明包容实践。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文明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东方文明脉络。两者的深度交融，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智慧在包容互鉴中实现的创新创造。这种交融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征服或同化，而是在尊重各自特质基础上的相互激活、彼此成就。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是这种包容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倡议既不是将中国价值强加于世界，也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包容的胸襟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包容的本质要求在于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不是要消灭差异、追求单一，而是要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质的核心——“一”的前提下，尊重和欣赏他者文化的多样性——“多”。“一”是根本，是文化主体性的灵魂所系；“多”是丰富，是文化主体性培护的百花园。只有在“一”的基础上包容“多”，文化主体性才能既有坚定的自我，又有开阔的视野；只有在“多”的滋养中坚守“一”，文化主体性才能既不被同化，也不走向封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对不同发展道路的尊重，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的交流互鉴，都是这种包容精神的生动实践。
（三）自信与包容的辩证统一
自信是包容的前提和底气，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包容就容易沦为丧失自我的随波逐流，甚至滑向自我消解的文化虚无主义。包容是自信的体现和升华，没有宽广的文化包容，自信就可能蜕变为故步自封的狭隘自大，甚至走向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两者相生相伴、良性互动：自信为包容提供精神定力，使包容有根基而不漂浮；包容为自信拓宽视野格局，使自信有活力而不僵化。正是在自信与包容的同频共振中，文化主体性的风貌气度不断得到淬炼和提升。
自信与包容的辩证统一，拓展了文化主体性的开放格局。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最终要体现为一种从容不迫、大度包容的精神气象。这种气象，对内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既不因一时的挫折而动摇，也不因外来的冲击而惶恐；对外表现为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包容——既不因差异而排斥，也不因强势而屈服。没有自信，文化主体性便失去了精神的脊梁，在强势文明面前要么仰视膜拜、丧失自我，要么虚张声势、外强中干；没有包容，文化主体性便失去了开阔的胸襟，在文明交流中要么故步自封、作茧自缚，要么唯我独尊、拒人千里。只有将自信与包容有机统一起来，文化主体性才能既有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坚定底气，又有海纳百川的开阔胸襟，既不卑屈也不骄矜，既不自大也不自卑，真正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从容境界。
正确处理自信与包容的关系，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自信而不包容，对自身文化价值坚信不疑，却缺乏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与欣赏，将自信等同于排他，将坚守等同于封闭。这种倾向容易使文化自信蜕变为文化自大，使文化主体性在唯我独尊中走向僵化和孤立。另一种是包容而不自信，热衷于学习和吸收他者文化，将包容等同于盲从，将开放等同于依附。这种倾向容易使文化包容沦为他者文化的附庸，使文化主体性在丧失自我中走向消解。唯有在坚定自信的基础上践行包容，在包容互鉴的过程中增强自信，文化主体性才能在提升中华文明凝聚力感召力的同时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以上所论述的五重维度，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和发展逻辑。契合与结合是根基维度，强调以相互契合确立内在根据，以有机结合实现淬炼升华，回答了文化主体性何以厚植根基的问题。激活与充实是动力维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唤醒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回答了文化主体性何以焕发生机的问题。扬弃与建构是方法维度，强调以批判性继承去粗取精，以创造性重塑推陈出新，回答了文化主体性何以确立自身的问题。守正与创新是生成维度，强调于坚守本根中把稳方向，于回应时代中开辟新境，回答了文化主体性何以行稳致远的问题。自信与包容是开放维度，强调以理性平和的心态面对世界，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博采众长，回答了文化主体性何以胸怀天下的问题。这五对辩证关系，各有侧重而又彼此贯通，相互支撑而又环环相扣，系统展现了文化主体性从奠基到发力、从建立到充盈、从方法引领到路径展开、从对内提升到交流互鉴的演进脉络，共同构成了“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图景。
文化主体性不是一个一劳永逸获得的固定属性，而是在上述五重维度的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不断巩固、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在契合中深化结合、在激活中持续充实、在扬弃中大胆建构、在守正中勇于创新、在自信中涵养包容，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