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奠基人。不过，倘要进一步追问孔子所奠基的儒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恐怕言人人殊。有人说，孔子是周代礼教的维护者；有人说，孔子是儒家仁学的开创者；也有人说，孔子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学。此外，还有林林总总的概括。这些概括都不无道理，也都能找到文本依据，但若要落到实处，孔子的一切言传身教无非是教人做一个士君子。从这个角度讲，儒学可以说是士君子之学。
何谓士君子之学？《论语》首章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皇侃疏：“明学已成者也。”又云：“君子，有德之称也。”据此可知，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君子，而君子就是成德之人。因此，士君子之学的首要含义就是成德之学。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一词在《左传》《国语》中，原指有位的贵族，在孔子那里进行了一次大的转换，多用于指称有德之人。狄百瑞在《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一文中说道：“孔子重新定义君子的观念，即君子不是指贵族的一分子，而是指道德崇高的人。”从孔子开始，君子成为儒家人格的典范，也成为儒家教育的目标。
但是，如果将君子人格与通常所谓“有道德的人”简单画上等号，则又不然。通过上述《论语》首章，我们可以看到，要成为君子需要经历“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三个阶段，“学而时习之”主要依靠个人努力，“有朋自远方来”是与他人共同成就，“人不知而不愠”则包含对命运的体认。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学”是否仅仅指道德修养？古注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依据《说文》“学，觉悟也”，将“学”解释为觉悟，主要是指德性的觉悟；另一种是依据《广雅》“学，效也”，将“学”解释为仿效，主要是指知性的仿效。这两种解释在《论语》中都能找到许多例证。例如，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这里所说的“好学”显然不是知识之学，而是成德之学，也就是德性的觉悟；而达巷党人称赞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里所说的“博学”显然不是成德之学，而是知识之学。这说明，《论语》中的“学”兼有成德之学与知识之学两重含义。有些学者以为孔子只重成德之学，专讲仁义道德，实为一种误解。
更进一层分析，孔子的成德之学与现代社会流行的“道德”概念也存在常被忽略的差异。“道德”（morality）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是指某种行为的规范。它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描述性用法，用于描述被个人或社群所接受的某种行为规范；另一种是规范性用法，用于指称某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则（《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在孔子那里，“德”既可以指“德性”，也可以指“德行”。例如，“天生德于予”，这里说的“德”是指先天禀赋的德性；“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里明确使用“德行”一词，自然是指德行无疑了。儒家伦理中用于指称具有规范性的道德规则往往用“礼”或“义”来表达，“德”间或也有这种用法。例如，“乡原，德之贼也”，这里的“德”不是内在的德性，也不是个人或社群的德行，而是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规则。朱子《集注》云“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显然是从普遍意义上批评乡愿对道德规则的淆乱，而不是指对特定个人或社群行为规范的破坏。也就是说，孔子的成德之学虽然蕴含抽象的道德规则，但通常是指内在的德性与外在的德行，不可将其扭曲为某种道德规则的束缚。
由上可知，君子人格要以君子之学为基础，而君子之学兼有成德之学与知识之学两方面含义。“君子”在《论语》中是一个高频词，一共出现了107次。其中，最简明扼要的阐述莫过于《论语·雍也》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八个字。这一章用“文”“质”二字高度提炼君子人格，同时强调二者存在不可偏废的互补关系。旧注大抵将二者解释为“仪文”与“实质”，这是从礼学视域中给出的传统诠释。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云：“质，当谓质朴；文，当谓斯文。”这是从更广义的人学视域给出的诠释。用今天更通俗的表达来讲，是说人要完成自己的人格，一方面要涵养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要学习文化知识。这正是上文疏释的君子之学的两方面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一方面勉励弟子成为君子，另一方面也勉励弟子成为士。“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从事各门学问各种行业的读书人都可称为士。有学者考证，士阶层的兴起除了贵族社会阶级壁垒的瓦解之外，主要是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哲学突破”。孔子便是这场哲学突破的关键人物。“士”的本义是做事，其后特指从事政治活动，即“仕”，以与“四民”中的农、工、商相区分。《说文》：“士，事也。”段玉裁注：“《豳风》《周颂》传凡三见。《大雅》‘武王岂不仕’传亦云：‘仕，事也。’郑注《表记》申之曰：‘仕之言事也。’士、事叠韵。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这说明，“士”的本义是做事，而且与“仕”可以通训，特指政事。在《论语》中，如“学而优则仕”“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等章，都表明“士”与“仕”在训诂上可以互训，同时也表明“士”的基本内涵是从政或出仕。
孔子主张君子不一定要成为士，但士一定要成为君子。上文说过，孔子说的“学”是君子之学，因此，“学而优则仕”就意味着出仕必须以君子之学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士一定要成为君子。君子之学是什么？一方面是道德涵养，另一方面是文化知识。因此，孔子又提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钱穆说：“孔子之教，在使学者由明道而行道，不在使学者求仕而得仕。”这明确强调，君子之学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涵养是士之求仕的必要前提。那么，文化知识对于士而言是否重要呢？《论语·先进》篇记载了一则故事，子路让子羔去做费宰，孔子说：“你这是害了他。”子路辩护说：“那里有民众，有社稷，治民事神皆可学，何必读书才算是学呢？”孔子批评道：“所以我讨厌利口强辩之人。”在此章中，孔子的态度很明确，读书或知识之学对于从政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修养。不过，即便具备了道德涵养与文化知识，也并不必然能够获得出仕参政的机会，因为这还关乎命运。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既然道之行与不行关乎命运，而大道之行又是君子出仕的必要前提，那么，君子能否出仕自然也关乎命运，并非人力所能强致，这同时表明，君子不一定非得成为士。
士人群体在古代也称为士大夫，因此，士学也可称为士大夫之学。孔子对士大夫之学有两重规定。首先，士大夫是“道”的担纲者。前文已经引述“士志于道”之类的话，孟子继承孔子的这一理念，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些说法都表明，士大夫是“道”的担纲者。孔、孟所说的“道”既包括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日用之道，也包括治国平天下的治道。通俗而言，也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后来的士大夫如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试图重振儒家的人伦日用之道；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是关乎天下苍生的治道。其次，士大夫是“政”的实践者。尽管士大夫未必能够实际掌握政权，但他们必须积极求仕参政。《孟子·滕文公下》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论语·微子》篇通过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表明，出仕参政是有道君子的政治义务。既然人能弘道、义所当为，那么君子对于政治的治乱兴衰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这种积极入世的行道精神，是儒家士大夫的一种鲜明品格。
尽管士君子之学有知识之学的向度，但儒家士君子与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混为一谈。我们当下熟知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其实更多是一个现代概念，“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朱利安·班达）。儒家士君子与之相比，至少有三点显著区别：第一，儒家士君子首先必须是君子，其次才是士大夫。也就是说，道德修养是第一义的，知识造诣是第二义的。“知识分子”优先强调的则是知识人的角色，并不要求其必须成为君子。第二，儒家士君子虽然也包含文化知识的向度，但由于其对道德与知识的要求常常夹杂不分，因此，儒家士君子并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兼具道德宗教或道德修行的意味。第三，儒家士君子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格，提倡积极投身政治实践。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坐而能言、起而能行，他们不仅是“世界的解释者”，更是“世界的改造者”。
当下，我们重温孔子的士君子之学，并不只是为了寻求对儒学的一种正本清源的理解，还有助于从本真的意义上反思“学”之为学，从而确立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作者系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