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五五”时期，大力提振消费已成为发展的核心任务，需要构建科学有效的消费理论框架，以深入理解居民消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尝试构建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模型，提出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旨在形成解释消费现象的学科理论体系。在理论视角上，强调从文化的结构性视角、文化的社会性视角与文化的物质性视角解释消费；在分析路径上，将文化与生活方式作为分析对象，分别从社会结构、物质供给体系与消费者能动性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运用该理论框架对情绪消费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情绪消费受到社会文化的塑造，需从个体、他人与社会多个向度理解其复杂性；同时，情绪消费的大规模兴起也离不开物质供给体系的持续完善，受到产品创新、商业流通、市场营销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塑造。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不仅拓展了消费社会学的理论边界，也为提振消费、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现实议题提供理论分析基础。
关键词：消费与文化社会学/ 文化分析/ 物质供给/ 社会结构/ 提振消费/
作者简介：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26年第4期 第27-35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项目“消费与文化社会学新兴交叉学科建设”(DF2023XXJC08)阶段性成果。
消费研究长期以来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基于各自的理论假设与研究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消费研究范式。在消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逐渐产生了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二者对诸多社会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尤其是文化分析范式，
将消费社会学区分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消费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然而，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涌现的新型消费现象——如国潮消费、体验消费、二次元消费、情绪消费等——尤其是当文化与生活方式日益成为重要的消费动机时，文化分析范式是否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大力提振消费是我国当前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①的发展目标。因此，迫切需要构建科学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深入理解居民消费，并为提振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提供对策建议。本文提出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理论，系统阐述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与分析路径，并以情绪消费为例，应用该理论框架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以期为提振消费、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现实议题提供理论分析基础。
一、消费的三种分析范式：经济、社会与文化
消费研究最早源于经济学，经济分析也因此长期成为消费研究的主导范式。消费的社会分析虽非社会学所独有，却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并最终促成了消费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在消费社会学学科建立前后，受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消费的文化分析逐渐发展壮大，影响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并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研究范式的建构，极大提升了消费社会学的学术影响力。然而，这一趋势也导致分析范式日益个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消费的经济分析
消费的经济分析主要源于经济学的贡献。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认为消费行为主要受预算约束，消费者能够在收入与预算的限定下做出理性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经济学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以更好地解释收入对消费的约束，完善理性消费者模型。凯恩斯聚焦于当前收入，提出绝对收入假说，认为随着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杜森贝里提出相对收入假说，指出消费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还受到他人收入状况的影响。此后，又发展出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取决于整个生命周期内所获得的收入与财产)以及持久收入假说(消费支出由可预期的长期收入决定，而非当前收入)，认为消费者会寻求跨期消费的平稳化。
与此同时，经济学也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修正消费研究理论。20世纪初，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关注到消费的社会性，将社会竞争(即炫耀行为)引入消费的经济分析。20世纪中期，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同样带有社会分析的特征。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完全理性假说被修正，认为人具有不完全理性，并提出了损失厌恶、禀赋效应、心理账户等理论来分析消费决策。
(二)消费的社会分析
消费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分析几乎同步产生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古典时期，亚当·斯密曾讨论过消费的社会效应与社会动机，指出财富的主要功能在于炫耀，但这种社会分析更多是经济分析的副产品。较为典型的消费的社会分析可追溯至马克思、韦伯等经典理论家。他们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视角分析消费：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理论，用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韦伯则将资源占有视为决定社会阶层的基础性因素。消费并非他们研究的核心议题，但这种分析路径区别于关注收入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经济分析，开启了消费的社会分析传统。
这一传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产出了诸多重要成果。法兰克福学派关注文化工业及其批判，实质上是对大众消费社会的批判，从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消费，揭示了大众消费对人及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布迪厄在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下提出“惯习”与“场域”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品味与社会区分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提出建立消费社会学学科，正式将消费的社会分析确立为一种学科范式并推动其体系化发展。弗朗塞思科·尼科西亚和罗伯特·迈耶认为应关注社会而非个体消费者(或消费者类型)，尝试构建“消费社会学”，并提出其三大核心概念：文化价值、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以及消费活动。②与此同时，欧洲学术界也普遍倾向于推动建立一个新的消费行为研究学科。彼得·桑德斯认为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议程，即“消费社会学”，甚至主张社会学应抛弃以生产为主导的研究范式，转向以消费为导向的新范式，认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变量已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③
(三)消费的文化分析
在消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史上，存在两种较为显著的分析范式：一是“经济—物质主义”范式，主要源自城市社会学与劳动社会学；二是“心理—文化主义”范式，主要源自批判理论、文化分析与后现代主义研究。“经济—物质主义”范式是消费社会学学科建立的基石，受“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心理—文化主义”范式逐渐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1世纪以来，消费社会学兴起了实践转向，“社会—物质—实践”研究范式被提上议程并受到广泛关注，社会学界开始反思文化分析范式，并重新建立起消费的社会分析传统。
消费的文化分析不仅关注消费的文化意义，更将文化分析框架应用于消费活动的三个核心要素：人、物与意义。在强调人的能动性方面，主要体现为文化研究理论，认为消费者能够驾驭和控制物的使用及其所传递的意义。在强调物的能动性方面，主要体现为物质文化理论，认为物能够与人互动，并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是意义的载体，文化意义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从人类社会流向普通个体，都是经由物这一媒介实现的。在强调意义的能动性方面，主要体现为后现代文化理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现实社会中的人和物已不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而意义获得了自由流动的空间：物(消费对象)成为表达意义的符号，人则成为符号(物)的载体。
可以看到，消费的文化分析范式来自多个理论流派。最初来自伯明翰学派，意在反驳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消费的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之后被很多社会学家吸收，包括卢瑞、费瑟斯通等学者，发展出消费文化、物质文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理论；此外，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同样聚焦消费中的文化意义分析，只是观点更为极端，他们对消费做出了生产主义的解释。这些不同理论流派虽然分析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受到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拥有较为一致的分析对象和分析框架，从而能够融合成“心理—文化主义分析范式”。这也是为什么消费的文化分析范式在消费社会学发展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很多人也认为消费社会学就是消费文化研究。
消费的文化分析范式发展于西方消费社会的繁荣时期。彼时，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消费者的情感和文化迫切需要得到理解，而不是被一味地批判。文化分析范式突出了消费相对于生产的主导地位，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体系中并非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能够适用于解释当时的消费现象，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其较强的现实解释力也增强了消费文化理论和消费社会学的影响力。
(四)文化分析范式的创新与局限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消费现象和生活方式，比如国潮消费、情绪消费、体验消费、二次元消费等，旅游也不再只是打卡名胜古迹，逐渐兴起了城市漫游的观光体验方式，或者去乡村、非典型旅游目的地的“反向旅游”。这些新兴消费现象的突出特征在于，审美与情感已上升为消费的重要动机。这既不同于世纪之交兴起的炫耀性消费动机，也不同于大多数人在基本生存需求阶段所呈现的实用消费动机。那么，对于这些以审美和情感为主要特征的消费现象，是否可以直接应用消费的文化分析范式加以解释?
当下消费中凸显的文化因素与倾向，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相关，而传统的文化分析范式难以对此做出充分解释。首先，居民消费模式与消费倾向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加速发展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物质生活日益丰裕。在物资匮乏时期，满足生存需求是主要的消费动机；改革开放后，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消费逐渐转向发展性消费，通过消费追求地位显示一度成为显著动机，此后，以满足文化与情感需求为核心的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凸显。当然，在某些情境或群体中，上述多个阶段的特点可能并存，多重文化因素与倾向相互交织。因此，理解中国社会中的消费新现象与新文化，不能脱离物质生活水平变迁这一基本背景。
其次，当下消费中的文化因素和倾向与供给侧提质升级有重要关系。伴随中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服务业不断发展，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更为发达，优质优价的产品更为丰富，产品迭代迅速，能够满足多层次多元化消费需求，且电商平台和物流体系发达，极大提升了产品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可及性。国潮消费和情绪消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产品更新升级和消费新业态的助力。因此，消费中文化动机的增强不能简单归结为消费文化的转变，它同样离不开物质供给体系的有力支撑。
再次，当下消费中的文化因素与倾向和我国居民文化自信增强有密切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不断增强，体现出更强的文化自信，这种精神文化是驱动国潮消费、传统文化消费的重要机制。因此，不同于西方社会比较普遍的个体化消费动机，当代中国人消费中的文化动机还有很强的社会性，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群集体的情感。
消费的文化分析范式在理论上亦存在一定局限性，制约了其对消费行为的解释力。第一，它夸大了消费者的个体能动性。文化研究理论认为，消费者个体能够通过消费选择和建构身份认同，仿佛个体可以超越自身阶层地位与社会处境，“自由”地选择身份。然而，这种完全自主的消费者模型并不符合现实。第二，它夸大了文化意义的能动性。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理论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意义成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而人只是意义表达的载体，处于被操纵的地位。这种对符号消费的过度强调同样偏离现实。几十年来，人的主体性并未被削弱，反而在智能技术的赋能下得到扩展与增强；此外，许多消费行为并不属于符号消费，例如日常生活中高频率的买菜做饭、用水洗澡等，都缺乏显著的符号意义。符号消费理论难以解释技术赋能下人的主体性增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消费现象。第三，它对于消费的文化意义解释局限性较大。文化分析理论对文化意义的理解主要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感与欲望，而缺乏对社会性情感与欲望的关注。事实上，无论是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还是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社会性的情感与欲望——即超越个体层面、体现个体对群体与社会认同的部分——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片面强调情感与欲望源于个体或个体之间，将导致理论解释上的重要缺陷。
二、文化如何塑造消费：基于文化—社会视角的分析
我国当前许多新兴消费现象并非完全由购买力等经济因素所决定，因此单纯的经济分析范式难以对其进行充分解释。与此同时，文化与生活方式虽已上升为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与倾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文化分析范式下的情感、认同或欲望。基于此，本文尝试借助社会分析范式重构消费的文化研究，提出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框架，作为解释消费现象的学科理论体系。在理论视角上，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强调从文化的结构性视角、文化的社会性视角与文化的物质性视角出发解释消费。在分析路径上，该框架将消费中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作为分析对象，遵循“结构—能动”的社会分析范式，从社会结构、物质供给体系与消费者能动性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理论视角
本文从结构性视角、社会性视角与物质性视角三重视角出发，对消费进行文化解释。
第一，文化的结构性视角是指文化习俗构成了约束消费行为的宏观社会结构。这一视角隐含的前提假设是：消费者并不具有完全的能动性，而是受到结构性条件的制约。社会文化习俗作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并规范着人们的消费行为。
第二，文化的社会性视角关注消费中文化特征的社会向度。人们在消费中所体现的情感与认同，不仅具有个体化向度(如个体微观层面产生的情感、欲望等)，也包含社会向度的情感与认同，例如对群体、社区和国家的集体性情感，对文化规范与文化价值的社会性认同，以及因他人快乐而快乐、因有他者存在而感到满足的社会性愉悦。这种文化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消费的文化动机中，也构成了消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特征。
第三，文化的物质性视角强调消费中的文化不能被抽象化为纯粹的符号意义，而是以物为载体。在消费社会中，绝大多数物既具有物质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二者紧密关联：只有提升物的物质性能，才能更有效地传递文化意义；只有被赋予文化意义，物才具备生产与流通的价值。若不考虑市场交换，社会生活中的物的价值大致可区分为使用价值与文化价值。
物的使用价值基于其物质属性，并通过物理功能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得以体现。然而，物的使用价值并非完全客观的物理属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的特征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具体关系。比如一辆智能汽车的使用价值能否完全展现，取决于使用者是否了解相关知识和技能，也取决于使用者是否为“车主”——智能个性化的配置通常需要绑定车主个人信息才能实现，而临时的使用者就无法充分使用这些智能功能。因此，本文提出物的使用价值这一概念，取代物的物理功能并将其作为分析工具，旨在强调应建立起消费者与产品的关系。比如，增加消费者的知识和信息，或者优化产品功能以降低消费者使用门槛，或者适应共享经济发展需求开发多用户适用的智能配置，进一步优化消费者与产品的关系，才能有助于提升物的使用价值。
物的文化价值基于其社会属性，并通过社会功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得以体现。物的文化价值是流动的、情境性的，这在物质文化理论中有充分论述，这种流动且具有情境性的文化价值，不能脱离物而存在，否则将陷入理论困境，即认为文化意义能够脱离物而拥有主体性。物的文化价值存在高低之分，尤其在商品社会中，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成熟的市场营销技术，都能有效提升物的文化价值，从而增加其在市场交换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二)分析路径
文化和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物质供给体系和消费者能动性是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的四个分析要素，其目的是构建理论分析的方法路径。其中，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主要分析对象，社会结构和消费者能动性是主要分析路径；此外，物质供给体系是制约消费的重要结构，可以纳入社会结构分析，但是这里将之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要素，旨在强调文化的物质性视角。
第一，文化与生活方式是消费现象的主要文化特征。从文化角度解释消费，必须首先厘清消费现象在文化与生活方式方面的特征，以明确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应首先分析消费现象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特点，其次分析核心消费群体的人口特征与文化特征，最后综合把握消费现象的整体文化与生活方式特征，例如它反映了何种青年文化或亚文化，体现了哪些生活方式的新动向。
第二，社会结构与消费者能动性是文化—社会分析的主要路径。一方面，社会结构分析涵盖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变迁、物质与文化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中观与微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旨在考察消费行为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消费者能动性分析则聚焦于消费者的行动与动机，考察消费者如何创造消费形态、建构文化认同并最终影响社会文化。在数字技术赋能个体的背景下，这种能动性分析尤为重要。
第三，物质供给体系是文化物质性视角下的重要分析路径。消费中的文化应当以物为载体：不仅文化意义的分析不能脱离具体的物，消费文化的宏观分析也不能脱离物质供给体系。应当认识到，任何消费文化的兴起，都有相应的物质产品供给作为支撑。这种唯物主义的分析路径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有过集中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消费应当与生产体系、分配制度、交换网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学者也着力把“物”带进消费研究。王宁提出“地方消费主义”的概念，④认为城市舒适物及其建立起的消费文化氛围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之后其进一步提出“结构—物质—能动”的关系理论及“物质—技术施行性”的观点，⑤完善了消费的社会物质性分析，增强了社会学对消费的解释力。笔者曾提出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构成制约消费的“双重结构”⑥，并使用实证数据分析物质供给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⑦这类研究试图引入“物”的概念，从宏观层面重塑消费的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以“物”为抓手，对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进行社会学分析，不仅发展了消费社会学理论，也回应了产业转型升级、提振消费、促进绿色消费等现实问题，提供消费社会学视角下的解决方案。
三、情绪消费：一个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的案例考察
近些年，情绪消费兴起，很多青年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付费，通过消费产品或服务获得情感共鸣和独特体验。情绪消费新模式同时催生了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如文创潮玩、赛事旅游、演唱会经济、文化市集、VR(Virtual Reality)娱乐等，对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将以情绪消费为案例，讨论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理论框架如何应用于分析消费新现象新模式。
(一)情绪消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特征
当前，居民消费正从满足基本需求的生存型消费，向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型消费转变。在此背景下，情绪消费的兴起进一步表明，情感需求与文化认同已上升为人们消费行为的重要动机。情绪消费的突出特点是：(1)符号化表达，商品不仅承载着实用功能，也承载着时尚、个性等文化意义；(2)体验式消费，消费方式不再仅强调物质产品的拥有，还注重体验获取和消费过程；(3)圈层化认同，消费者基于兴趣和品味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区隔，社群化、圈层化趋势明显；(4)参与式共创，消费者能动性增强，成为商品意义的共同创作者，这种参与感本身也是情绪价值的重要来源。
情绪消费的主要受众是青年，情绪消费突出反映了青年消费文化转型与变迁。一是情感需求上升。青年希望在消费中满足情感需求，既有解压放松、精神抚慰的疗愈型情感需求，也有追求审美和意义价值的赋值型情感需求。⑧《中国青年报》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60.21％的受访者认为情绪消费可以丰富精神世界，58.59％的受访者认为能提升幸福感，也有44.65％的受访者认为可以放松解压。⑨二是消费的圈层化认同明显。青年基于兴趣和品味构建“趣缘共同体”，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区隔，消费的社群化、圈层化趋势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2025年中国文化发展调查显示，16.93％的35岁及以下青年经常参加动漫展、Cosplay活动、粉丝应援等亚文化活动，高于总体居民9.32％的参与比例。很多二次元和虚拟文化消费往往发生在“群”里，“群”塑造了独特的消费仪式，消费的“圈层性”也建构了共同体意识和共享文化。三是更加关注自身感受而非外在符号价值。近年来，青年越来越多展现出一种“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呈现追求自身的快乐和舒适而去消费的倾向和动机，这不同于通过消费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他人导向型消费倾向”⑩。根据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90后”和“00后”群体中，高达91.63％的受访者强调在意消费符合品味，该比例高于其他世代，同时有高达83.55％的受访者强调在意价格实惠。当代青年在消费中逐渐从单纯关注符号意义，转向更加注重自我体验与内在感受。四是传统文化认同增强。国潮消费是情绪消费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够实现文化归属与情感慰藉的双重满足。青年喜爱非遗文创、汉服旅拍、国产动漫游戏，甚至“新中式养生”，体验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报告显示，2025年抖音平台非遗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达8亿多次，超3亿用户在平台购买过非遗相关产品，老字号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70％。(11)
总体而言，情绪消费集中体现了文化价值已成为驱动消费的重要因素，反映了当代青年更加注重自我感受与情感满足的新型消费文化。这些文化与生活方式特征，正是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框架下研究情绪消费的核心对象。
(二)情绪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
从消费的文化—社会视角来看，情绪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既有的消费文化，同时也受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塑造。应从个体、他人与社会多个向度理解情绪消费的复杂性。此外，情绪消费得以大规模兴起的重要基础，还在于物质供给体系的持续完善与优化。
从文化的结构性视角来看，情绪消费并非完全新兴的事物，而是具有明显的文化延续性，并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塑造下得以蓬勃发展。笔者十多年前就观察到，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已体现出“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即在消费中更加注重自身满足感，而非寻求他人认同。近年来，这种消费倾向逐渐扩散至青年乃至更广泛的群体，并延续、演变为当下对情绪价值与情感满足的追求。这种消费倾向的扎根与成长，与整个国家的消费文化向发展型消费、高质量消费的转型密切相关。同时，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等宏观政策，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消费文化的转型。此外，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激发了国潮消费，成为情绪消费的重要形式。因此，应结合宏观社会文化的延续和转变，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与作用，才能对情绪消费进行更为纵深、更加全面的理解。
从文化的社会性视角来看，情绪消费中的情感满足包含他人向度与社会向度，小至圈层认同，大至民族与国家认同。已有研究大多强调情绪消费中情感的个体向度或个体化表现，如自我愉悦，而未能深入理解情感满足的复杂性。事实上，许多个体在情绪消费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均不同程度地包含他人与社会向度。他人向度的情感满足体现为“互依性”满足，即因他人在场而获得满足，或因他人满足而感到满足。典型例子如：兴趣主题的集市消费，爱好者因在场交流、分享而感到愉悦；亲子旅游，父母因孩子的快乐而感到快乐，即使自身未必向往某些旅游目的地，但预期到孩子会高兴，仍会选择前往。社会向度的情感满足则体现为对集体与社会的认同。国潮消费便反映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人们喜爱含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在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中寻找精神共鸣，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情绪消费。这些他人与社会向度的情感满足，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也表现为自我愉悦，但其动机与过程并非原子化的，也不是仅从自身出发的满足，而是在与他人及群体的连接中获得——这种满足，个体无法独自实现。
从文化的物质性视角来看，情绪消费的兴起并非仅由于消费文化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物质供给体系的完善优化，能够提供消费者具有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产品。传统文化虽一直受到关注与热爱，但此前主要局限于中老年群体。国潮消费的兴起，正是伴随着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破圈，走向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中国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创新传统文化产品和消费业态，加上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挖掘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时尚元素，打造符合不同群体审美的创新产品，推动产品破圈、出海。国潮产品供给体系和消费业态的完善优化，进一步推动青年在日常消费中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增强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形成国潮消费文化。
我们可以从社会结构、物质供给体系与消费者能动性三条路径，对情绪消费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
首先，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情绪消费受到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情绪消费发展的最重要的宏观因素。尤其是“90后”“00后”青年成长于经济快速增长、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这种环境培养了其较强的消费能力与主体性，使其在市场与社会文化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在消费中更加关注自身感受与满足感，强调情感需求与个性追求，而较少出于身份地位显示或迎合他人认同而消费。在社会变迁中，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尤为突出，是情绪消费发展的另一重要宏观结构因素。青年借助社交媒体与兴趣社群，显著增强了话语权与能动性：无论是追求个性彰显还是性价比，其品味与消费选择都能迅速获得影响力，带动社会大众的认同。与此同时，情绪消费也受到消费者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消费者无法脱离自身生活情境选择身份认同，情绪消费中的情感倾向与认同动机，必须结合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才能得到全面理解。
其次，从物质供给体系层面来看，情绪消费受到产品创新、商业流通、市场营销等外部物质供给因素的塑造。情绪消费之所以能够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离不开市场供给与营销的推动。情绪消费相关产品与业态持续创新，为消费者的情绪表达与意义寻求提供了更好的物质载体。商品流通渠道的丰富与物流体系的发达，使情绪消费能够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场景等多种渠道吸引消费者，同时实现产品及其所代表的时尚潮流的快速跨区域传播。市场营销日趋多元化，既有传统广告，也有大数据算法推荐与生活方式平台的社群营销，这不仅强化了情绪价值的创造与情感意义的构建，也有助于更有效地触达不同消费群体，实现情感共鸣。当然，虚假营销、过度营销等市场违规行为，以及产品研发同质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情绪消费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此，政府部门不断完善市场监管，治理诱导消费、煽动焦虑等不良现象，持续优化情绪消费的物质供给体系。
再次，从消费者能动性层面来看，情绪消费是消费的文化动机与消费者行动的产物。在情绪消费中，我们特别看到消费者通过使用产品建构认同与圈层归属、寻求意义、营造社会文化。尤其是在数字时代，消费者的能动性得到了普遍增强。一方面，消费者利用数字技术与平台深化产消互构与产消共创，以多种方式参与生产环节，影响产品研发与消费业态创新，提升了文化传播与创造能力，成为商品意义的共同创作者。另一方面，传统消费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也能够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参与情绪消费，通过消费表达文化认同、寻求情感满足。
四、总结与讨论：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的应用前景及政策启示
本文从文化—社会分析视角初步构建了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一方面，文化是社会学区别于经济学分析消费现象的独特视角，在当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文化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更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仅从文化分析的视角解释消费，容易夸大个体的能动性与文化意义的能动性，并将分析局限在个体化的情感与意义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社会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尤其是面对当下新兴的情绪消费现象，许多研究直接套用符号消费、消费认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消费文化理论，往往得出较为简单、片面的研究结论。消费与文化社会学强调构建消费的文化—社会双向分析视角，强调在文化的结构性视角、文化的社会性视角和文化的物质性视角下解释消费。在其分析路径上，消费与文化社会学将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分析对象，对其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物质供给体系分析和消费者能动性分析。本文运用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理论分析情绪消费现象，强调情绪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先前的消费文化，也受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塑造，应从个体、他人和社会多个向度理解情绪消费的复杂性，同时，情绪消费的大规模兴起还依赖于物质供给体系的持续完善与优化，并受到产品创新、商业流通、市场营销等外部物质供给因素的系统性塑造。
在学术层面，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理论致力于发展消费社会学理论。一是试图延续社会学的结构—能动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保持学科理论范式的连贯性。二是提出文化—社会分析范式，强调文化的结构性和文化的社会性，这不同于较为个体化的消费文化分析。三是着力丰富消费社会学的结构分析，结合社会变迁特点，指出物质供给体系是重要的社会结构，制约和影响消费行为。面向未来，消费与文化社会学将着力构建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积极融合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建设。同时，该领域将综合运用大数据、调查数据、调研访谈等多模态数据，并结合智能分析技术，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研究方法论与实证研究能力，从而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在应用层面，本文提出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理论试图对中国当代新兴的消费现象作出更恰当的解释，并为更全面地理解消费供给和需求、文化和产业的关系提供理论参照。首先，这一理论有助于从个体与社会、能动与结构、历史延续性与当代变革性多维度多层次理解消费现象，从而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群体的特点。其次，这一理论强调文化的物质性视角以及物质供给体系对消费的结构性影响，指出居民消费需求能够引领供给转型升级，而供给创新则能够满足并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强调供给与需求之间系统辩证的关系。再次，消费的文化—社会分析理论既关注消费的文化基础，也重视其物质基础，为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及提振消费提供了理论分析依据，有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应充分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优势，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产品创新与消费业态创新，能够有效提振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2026年3月16日。
②Francesco M.Nicosia and Robert N.Mayer,"Toward a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3,No.2,1976,pp.65-75.
③Colin Campbell,"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in Daniel Miller,ed.,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A Review of New Studies,Routledge,1995,pp.95-124.
④王宁：《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⑤王宁：《社会学如何把物质“请”出来?——以消费社会学中的“社会物质性”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王宁：《现实的社会建构与观念的多维施行》，《江海学刊》2023年第3期。
⑥朱迪：《“宏观结构”的隐身与重塑：一个消费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⑦朱迪、龚顺：《宏观供给、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消费——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⑧王宁：《怀旧及怀旧消费的社会学透视》，《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⑨卞心怡、毕若旭、王军利：《六成受访大学生从情绪消费中收获丰富的精神世界》，《中国青年报》2025年1月20日，第6版。
⑩朱迪：《品味与物质欲望：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1)中国新闻网：《透过〈2025字节跳动非遗年度报告〉，看见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承新路径》，2026年2月1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6/02-12/10571071.shtml，2026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