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谁为天下士，饮酒楼上头。
这是晚明大臣魏允贞的五绝《岳阳楼》，前两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已成为岳阳楼“巴陵胜状”大门的楹联，而第三句“谁为天下士”的设问我最感兴趣。
多年来，我不仅一直在问“谁为天下士”？也一直在问“何为天下士”？
“天下士”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通常解释为才德出众的杰出人士。不过，仅仅才德出众的人，还不一定就是“天下士”。顾名思义，“天下士”是指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既然称为“天下士”，就必须有胸怀天下的度量，有心忧天下的品格，有经纶天下的才干，有担当天下的气魄。
这是我第三次登岳阳楼，三十多年前登过一次，十多年前登过一次，今年刚好是《岳阳楼记》创作980周年，应邀参加“走读岳阳楼”活动，来之前又重温了《岳阳楼记》，刚观看了《今上岳阳楼》演出，这次重登岳阳楼意义特殊。
我一边登岳阳楼，好像还有人一边问我：“谁为天下士”？“何为天下士”？
《岳阳楼记》正好一并为我们释疑解惑。
范仲淹可能也没有料到，他笔下这篇《岳阳楼记》，不单单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文，而且还树立了“天下士”的精神标杆，确立了“天下士”的人格典范。
980年前，北宋文坛上高手如林，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呢？因为范滕二人既是同年进士，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更是同被贬谪的知音。当时，滕子京谪守巴陵，范仲淹谪守邓州，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那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范身边政敌环伺，“朋党”谣言四起，此刻正是他人生的低谷。任何一个普通的传统士大夫，要是处在这种险恶的境遇中，那肯定会像《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不仅有“去国怀乡”之情，更有“忧谗畏讥”之痛。要是在这种心境中写《岳阳楼记》，那《岳阳楼记》必定会“感极而悲”，情调也必定会凄凉消沉。
《岳阳楼记》是一篇名文，更是一篇奇文。
且看范仲淹如何下笔。
既然名为《岳阳楼记》，那岳阳楼的来龙去脉——始建何时，坍毁何因，重建何样等等，通常会按记叙体要求一一道来。可范仲淹只交代了一句“重修岳阳楼”，便撇开岳阳楼的历史，忽略岳阳楼的格局，通篇只写岳阳楼上的所见所感，而所见所感又只写洞庭湖：“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作者此前并未来过岳阳楼，自然也没有见过洞庭湖，岳阳楼的近景，洞庭湖的细景，范仲淹不能也不屑细写，他聚焦于岳阳楼的远景大景，远景大景又得之于各种文献记载、滕子京的求记信和随信附上的《洞庭晚秋图》，再加上他的个人想象。这更考验一个作家的才气，也更见一个作家的功力。种种不利条件反而使他因难见巧，他摆脱了一切拘束，描写大笔濡染，结构大开大合，以大手笔写大境界。
第二段写“岳阳楼之大观”：“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衔远山，吞长江”写洞庭湖的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写洞庭湖的浩瀚，“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写洞庭湖气象的多姿多彩，寥寥几句就写出了“洞庭天下水”的壮伟气概。
第三、四两段便从“大观”转入变化，景象由雨而晴，由暗而明，心情则相应由悲而喜，由忧而乐，手法采用强烈的对比，语言又用大量的排比。
第三段以“若夫”起笔，写连月“霪雨霏霏”晦暗之景，以引起后面的感叹议论。虚拟雨天洞庭湖景象，全用四字句铺排，湖上“阴风怒号”，湖面“浊浪排空”，天上“日星隐耀”，地下“山岳潜形”，“樯倾楫摧”后“商旅不行”， “薄暮冥冥”时又“虎啸猿啼”。这种“满目萧然”的惨象，自然会激起“感极而悲”的心情。
第四段又以“至若”振起，“至若”表明这一段既承又转——一方面紧承上段说下来，另一方面又接上段转开去，为我们展现一幅洞庭湖“春和景明”的美景。白天“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红日与碧波交相辉映，“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湖上湖下一片恬静祥和，“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湖岸四周更春意盎然。晚上洞庭湖更加迷人，千里皓月使粼粼湖面“浮光跃金”，倒映湖底的月影，像白玉一样“静影沉璧”，湖中的渔民“渔歌互答”，真是要多快乐就多快乐！面对这般景象谁都会“心旷神怡”，再要在楼上“把酒临风”放纵一把，那就更是喜气洋洋，宠与辱全忘得一干二净。
二、三、四段描写的洞庭湖景象，并非作者眼中所见，而是他心中所想，而所谓的“触景生情”，也全非亲临现场的实写，而是作者根据生活的虚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虚为实”，把虚拟的写得活灵活现。
写岳阳楼的所见所感，明面上是要扣《岳阳楼记》之题，而主要是为了写常人因物悲喜的常情，为后面的重心先做铺垫。“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人们常见的心理反应，天气晦暗心情也跟着晦气，天晴气朗心情也变得开朗，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
可是，人们要是都因物而悲喜，那大家不都成了环境的奴隶吗？
这就引出了全文的重点，也就是第五段的议论和慨叹——
“嗟夫”一声喟叹“有情有意”，自然而然地领起议论：“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我曾想知道古代仁人志士，他们身处不同环境时的心境，可能不同于上面那两种心情。为什么会有高于常人的心境呢？这是由于他们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己心境不受自身处境的影响，环境的好坏，事业的成败，不会牵累他们的心情，更不会扰乱他们的定性。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不会干扰他们忧国忧民的志向。“居庙堂之高”有更多资源，这便于为民谋利，“处江湖之远”则旁观者清，便于为国进言分忧。
这样，“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成败进退总不能全是一副愁眉苦脸吧？
文章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最后逗出了全文的主旨：“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忧在天下人忧愁之前，乐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把自己的忧乐之情，全系于民族和人民，自己的忧乐不因个人的得失，而在于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千百年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升华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早已成为民族的精神标杆，激励了一代代人向更高的精神境界迈进。
这两句名言分开来看，“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仅需要为民分忧的献身精神，还需要对时局变化的高度敏感，自私的人不愿为民分忧，迟钝的人不能为民分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只需要与民同乐的情怀，还得有享乐在后无私境界。
范仲淹自己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表率，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只要是为了国家大事，他从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一己安危，屡屡因慷慨直言而树敌，因无所顾忌而被贬，由于他敢言敢作又敢当，曾在八九年间三次被贬。好友梅尧臣特地写《灵乌赋》力劝，要他尽可能少说直话少管闲事，范仲淹马上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见他心忧天下的凛然气节。
为此他三次受辱被贬，当时人们把他的贬官，看成是他人生的荣光，贬一次就“光”（荣耀）一次，在士林有“三光大臣”的美誉：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范仲淹于己廉洁自律，待人宽厚仁慈，遇事勇往直前，带动了一代士人以名节自励，提升了整个士林的格调。《宋史·范仲淹传》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起于贫寒，二岁丧父，母亲改嫁，从小随继父姓朱，成人后才改回本姓。他通过自励奋斗位极人臣，但始终保持寒门本色，除非招待客人，他食不重肉，除非出外应酬，他都衣着朴素，死时家人仅免于饥寒。他临终《遗表》让人落泪，死前还感恩社会和国家，没有一字谈及家事，只请求皇上“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真正实践了自己定下的“进亦忧，退亦忧”铁律。
范仲淹不正是“天下士”的典型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就是“天下士”的精神内核吗？
《岳阳楼记》所展露的忧乐情怀，显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建构，而范仲淹的气节风范更是儒家文化所熏陶。每次读《岳阳楼记》，每次登岳阳楼，我都有意无意地想到《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口中的“大丈夫”，好像句句都说的是范仲淹。
明清人评《岳阳楼记》说，范仲淹“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才子波澜壮阔的文章。只有具备范仲淹这般圣贤的博大胸襟，这般天才的绝大手笔，才能写出“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这般名楼大湖，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般壮伟的境界。《岳阳楼记》与其说是写景状物，还不如说是作者的内心独白，是他灵魂的自我坦露。
大家该记得《岳阳楼记》中的一段话吧：“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如果不了解写此文的当下，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处境和心境，就不可能从字面上的文字，读出压在纸背后的深意。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李元昊在定川寨大败宋军，守军16位将领全部战死。敌军乘胜推进到渭州，离泾州只有百来里，泾州城里全无防备，知州滕子京临时给逃难来的农民发放军服武器，并派人向邻州请求救兵，范仲淹带兵匆匆从庆州赶来，这才击退了西夏军队。滕子京宰牛犒劳将士，向战死者家属发放抚恤金。不久，西夏军退去不久，弹劾折子就来了，监察御史梁坚坚称，泾州枉费公使钱16万贯，而且还有几万贯动向不明。史书上说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他怕连累太多的人，在朝廷派人来查之前烧了账本。本来是想一人扛下所有责任，可烧了账本他有理说不清。范仲淹时为参知政事，再次上书担保滕没有贪污，详细说明钱的去向和原因，还声称愿与他同罪。欧阳修、苏舜卿、尹洙都为滕辩护，可御史中丞王拱辰强行定罪，还以辞职威胁必须重判，使得滕子京连贬三次，这就有了《岳阳楼记》开头那两句文章的缘起：“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后来才真相大白，滕子京没有贪一贯钱，把这位守城的功臣，打成了贪钱的罪犯。
滕子京天大冤枉，范仲淹又何曾不冤枉？庆历新政“本为圣明除弊害”，哪知招来四面的暗箭。此时他虽已经谪守邓州，政敌仍然不打算放过他，明面上虽停止攻击弹劾，但暗地里还在造谣中伤。对滕子京的污蔑也没有消停，他自筹经费重修岳阳楼，王拱辰还要损他装了腰包。
现在理解了文中“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这几句的分量吗？
人们往往为此文的立意新颖所吸引，为它的精神高度而倾心，却忘了为它高妙的艺术构思点赞——
首先在写法上独辟蹊径。《岳阳楼记》如果只记岳阳楼，对岳阳楼寸步不离，一味对楼阁描头画脚，那定然平庸呆板得无法卒读，还会落入前人陈腐的窠臼，那样的《岳阳楼记》不是被人遗忘，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读它。作者从岳阳楼所见景象的变化，引起看景人常见的不同心理感受，从而导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修养功夫，又进一步推出“进亦忧，退亦忧”的“仁人之心”，再把这一“仁人之心”，凝聚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之境，结构上环环相扣，议论上层层深入，境界则步步升华。
其次它从大处着墨，以大笔写“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大境界，又以这样的大境界衬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议论，全文自然显得恢弘大气。
最后此文段与段之间常用对比，而句与句之间又多用对偶，使得语言既流畅自然，音调又响亮悦耳，全文读来深沉而又高亢。古人常“用《汉书》下酒”，今天我们来读此文，也往往情不自禁地从默读变为诵读，因为它铿锵有力的节奏，读起来不由得击节叹赏。
2026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