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J.Trump)完成了其第二任期的“百日执政”。其间，特朗普在内外事务上抛出了一系列极端政策议程，令人目不暇接、颇感意外甚至难以置信。仅就任首日，特朗普就发布了刷新历史数字的26项行政令，不但否定了拜登政府多项重要政策而且还创建了旨在削减联邦政府规模、支出及项目的所谓“政府效率部”(DOGE)。面对其匪夷所思的内外政策行为，外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系列疑问：特朗普的极端议程与其第一任期有无区别？展现出哪些特点？特朗普为何可以推进极端议程？如此为之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前景又如何？基于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外极端议程的初步考察，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特朗普的极端议程及其特点
特朗普如今在内外事务上的极端议程不仅不同于以往美国总统的常规做法，而且事实上也正在超越其第一任期。所谓“极端议程”，顾名思义即完全有别于正常思维且不同于一般常规做法的政策议程,其是否极端主要反映在预期手段和设定目标两个维度上。
基于这两个维度，极端议程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希望实现以往曾实现过的、被证明可实现的理性目标，但在手段上却表现为常规手段的极限运用或直接使用极端手段。另一种是提出以往未曾被实现过甚至未曾被证明可实现的非理性目标，在手段上虽不明确但也不否认极端手段。换言之，前者是以非正常思维的极端手段试图实现符合正常思维的现实理性目标的“现实极端议程”，如以往有过的“退群”、针对特定贸易伙伴或特定产品加征关税、暂停援助等。后者是以包括非正常思维的极端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试图实现非正常思维的非现实、非理性目标的“非现实极端议程”如以往从未实现过的限制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非立法迫使联邦公务员辞职、非立法暂停国际开发署、非立法推动关闭教育部、合并加拿大、要求巴拿马“归还”运河管理权、购买格陵兰岛、接管加沙地区以及全面推进所谓“对等关税”等。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发现特朗普第一任期事实上是较多推动了现实极端议程，并伴随着某些非现实极端议程。相比而言，在第二任期伊始虽然还是有加征关税、“退群”等现实极端议程，但同时提出了较多非现实极端议程。基于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才会给外界感觉更具不确定性乃至颠覆性。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即便非现实或非理性因素明显上升，但特朗普的内外极端议程甚至是非现实极端议程还是存在某些共同特点。
（一）利用法律的缺位与滞后。特朗普的极端议程充分利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缺位与滞后，避免直接与美国法或国际法发生明确冲突或遭遇直接且快速制裁，进而塑造自身暂时的所谓“正当性”。对内而言，在出生公民权方面，特朗普极端议程的理由是要对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做纠正性解释，宣示捍卫美国公民权的“真正”含义。在驱逐无证移民方面，特朗普以捍卫“国家安全”、应对所谓“外来侵略”的“危机总统”之姿通过行政权扩大打击非法移民的执法权限并授权军队协助。在针对联邦机构职能雇员和项目等方面，由于涉及到立法管辖范围，特朗普则想尽办法绕开国会。比如，他提名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兼任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在事实上实现了原需国会批准的将国际开发署并入国务院的关键调整。同样，特朗普安排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先后代理了同为精简目标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署长。与此同时，特朗普及其“政府效率部”也凭借行政权来推进其议程：针对政府雇员一方面发出了规定时间内自选择“买断”的“岔路口”(fork the road)通知，另一方面则主要针对将近20万过去一年才被雇佣并仍处于试用期的雇员加以解雇，这些做法在客观上弱化了遭遇法律纠正乃至制裁的可能性。对外而言，在“退群”方面，特朗普虽然宣布退出或威胁将要退出某些国际组织，但美国还是按照相关机构或机制所规定的退出程序和时间表进行。在涉及别国领土、管辖权或资源控制权等方面，特朗普所提出的极端议程虽存在侵犯别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之嫌，但其提出的实现手段在并不排除所谓“动武”的同时基本上是通过所谓“购买”“接收”等得到对方国家“同意”的所谓“和平”方式。特朗普关于会否强行使用武力的表态反复且模糊，处于违反国际法与否的边缘。这事实上也有助于避免触犯众怒、尽量不成为国际社会众矢之的。
（二）确保关键支持，避免关键反对。特朗普极端议程的基本原则是在美国国内确保对其具有关键意义的选民群体支持，至少避免这些人反对。对内而言，在出生公民权与移民政策等方面的收紧，展现了所谓“MAGA派”（即共和党内部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别）的主流政治审美，也符合共和党保守派的长期诉求。针对联邦政府某些机构在职能、人员及项目上的削减，不但符合共和党保守派的“小政府”倾向，而且对某些民主党人而言也未必不可支持，甚至还迎合了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不信任的刻板印象。对外而言，减少国际投入也属于“MAGA派”的既定议程，针对特定贸易伙伴或特定产品加征关税是对其国内相关产业，以及对蓝领中下层群体利益诉求的直接回应，而推进美国在地理范围上扩张影响或势力范围也完全符合“MAGA派”等保守力量的政治理想以及某些相关产业利益扩展的现实需要。与此同时，极端议程所引发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民主党阵营，以及切身利益受损的政府雇员群体。前者因党争而强烈反对；后者在政治能量与影响力上仍相对有限，难以形成关键压力。当然，美国社会层面的确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抗议活动，比如4月5日全美各州反对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抗议活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已失去了关键支持。从2025年4月中旬即其再次执政近三个月的民调看，特朗普总体上保持了44%的满意度和53%的不满意度，略微好于至少持平于其第一任期同期(41%和53%)表现。也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执政近三个月时美国民众认为国家处于正确方向的比例从33%上升至42%，认为错误方向者从67%降至58%。这些民意成绩单至少说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内外议程至少短期内并未对其执政带来严重乃至不可控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非现实极端议程的所谓“对等关税”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波动，也引发了其国内某些关键民意变化。2025年4月3日即宣布“对等关税”次日到7日的民调显示，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此举将在短期内伤害美国经济、22%认为将短期利好，而认为长期伤害者有53%、认为长期利好者有41%。就共和党而言，认为短期利好和伤害者分别为46%和44%，认为长期利好和伤害者分别为87%和10%。4月4日-6日的另一项民调也显示，全美受访者的39%表示支持、57%反对,而共和党选民的支持与反对者分别为73%和24%。这些数字虽然说明共和党选民总体上仍支持特朗普，但已显现出一些不可小觑的负面迹象。又加之市场波动以及主要金主的压力，特朗普很快相继宣布针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暂缓90天以及针对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豁免等政策调整，以试图确保关键群体的支持并避免更多反对。
（三）在公开宣称目标之下有现实目标。特朗普极端议程要实现的目标未必完全如其对外宣誓，反而可能存在着显著的渐进性或交易性。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对于推动极端议程的特朗普而言，其公开对外宣誓的政策目标未必反映出其在内外事务上的真实意图。在讨价还价的技巧上特朗普往往倾向于“从出其不意的极端立场开始，然后转向讨价还价和妥协”。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我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然后为此不断付出直到成功。有时候所得比预想的少，但很多情况我都能如愿。……要学会虚张声势，……想办法激起别人的好奇心。……适度的夸大可以接受。”在某些情况下，当特朗普推动极端议程时，完全有可能并未完整评估最终目标与效果，而只是试探性推进，“我从来都不制订什么总体规划，我只是每天吃饱喝足，然后再决定要做什么”。特朗普推行这些政策可能主要存在两种真实意图。其一，只要推进或实施起来，某些极端议程就会产生阶段性的、不可逆的影响，特朗普试图让这些议程推行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大，司法等纠正机制更晚生效，从而在未来长周期内通过量变刺激质变，实现渐进性目标。其二，对于那些非现实极端议程而言，特朗普可能也清楚其目标的非现实性，但却要坚持以“欲得其中，必求其上”的原则来“做牌”，即以非现实或非理性政策来给对方形成空前巨大的压力，迫使对方为避免“最差情形”而主动接受“次差情形”，进而确保美国实现投入最小化、获利最大化的交易性目标。无论是渐进性还是交易性目标，本质上都是被特朗普极端议程扰动后产出的“低垂之果”，可以让特朗普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
（四）对内针对矛盾焦点，引入外部力量。特朗普的对内极端议程基本上选择从一些矛盾焦点议题入手，以期形成联动的“寒蝉效应”。例如，特朗普宣布限制的出生公民权问题就是多年来美国移民政策争论中的焦点议题。一方面，出生公民权成为美国人口结构中外来移民比例增长的根源所在，特朗普需要予以全面彻底的回应。另一方面，民主共和两党或不同政治阵营在出生公民权问题上的立场基本处于对峙状态，特朗普坐拥必要且足够的关键支持。又如，特朗普及其“政府效率部”先将矛头指向的国际开发署也是因其所具有的多维度指标意义。第一，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最为典型地代表了特朗普及其“MAGA派”强烈反对的对外过多投入、承担过多负担的形象。第二，国际开发署本身长期背负着消极民意，为特朗普提供了操作空间。近期民调显示，至少六成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对内投人太少、对外援助过多，而且美国民意普遍高估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数额。第三，国际开发署在价值观上更接近民主党，同时在美国国内也不具备与重大利益或关键选民群体的直接联系，特朗普完全可将其视为党争议题推进，不会招致重大反对。同时，特朗普在推动对内极端议程特别是针对联邦政府的部分议程时选择创立“政府效率部”，其本质是直接引入政府外部的反建制派力量来制衡政府内部的建制派力量。必须看到，特朗普对联邦政府的极端议程显然是为了“抽干华盛顿沼泽”、冲击“深层国家(deep state)以及实现“MAGA派”的政策目标；而其引人来自高新科技公司的新锐力量为其政治操作披上了以现代企业科学高效管理方式、以大数据算法及人工智能技术来更新政府的光鲜外衣。换言之，“政府效率部”等力量正在成为特朗普及其“MAGA派”对抗传统建制派或传统“深层国家的新一代“深层国家”。
（五）对外双边互动，多议题联动。与第一任期相类似，特朗普目前推动的对外极端议程虽然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涵盖多项议题，但在美国与每个单一国家或地区之间还是逐一形成了在多议题或跨议题上多重交易的场域。一方面，特朗普要确保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与对方“一对一”双边互动，持续保持以势压人的“独大”；另一方面，特朗普要确保美国在与对方单独互动时同时涉及多个议题，不仅有关于双边事务的对外议题，而且还有联系到美国国内事务的对内议题，试图实现各议题之间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交易。特朗普做交易所涉及到的这些议题，一部分是客观上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更多的则是特朗普以商人的交易思维故意“做牌”设置的议题。特朗普将这些虚虚实实的议题编织成多重交易的议程网，将多个国家或地区网入其中，确保这些国家或地区要在多个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比如，针对墨西哥，特朗普看似只推进了关税议程，但实际上是通过关税为杠杆驱动涉及到经贸、移民、毒品乃至《美墨加协议》等问题上的交易。再如，针对欧洲，特朗普要做交易的范围则广泛地包含着乌克兰危机、乌克兰资源、经贸关系、购买格陵兰岛及欧洲未来防务责任等一系列议题。又如，全面推进的所谓“对等关税”也有预先为美国与相关方的潜在交易增加压力或筹码的“设局”意味。
二、特朗普极端议程的内外成因
特朗普的内外极端议程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内外成因。在客观上，美国国内权力结构及其所处的国际权力结构提供了足够的基础与操作空间，甚至导致了制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的消失。在主观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表现出的各种特有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其原有风格与偏好，导致其更易剑走偏锋。
（一）内外事务上总统权力的持续扩张。就国内权力机构而言，美国总统权力几乎始终处于渐进扩张之中。究其根源，在于美国联邦宪法制定之时不希望总统成为“帝王”，而是要接受国会约束，因而联邦宪法第一条通过详细的列举赋予国会颇多具体权力，而第二条则仅赋予总统拥有行政权。不过，经历了时过境迁的历史变化，当前的国会受限于有些已变得未必重要的列举权力，总统却不断重新定义着行政权。基于宪政框架为总统扩权提供的天然条件，美国国家发展及其国际角色变化带来了迅速且急迫的现实需求，在联邦层面不断抬升掌握资源且可快速反应的总统权力，逐渐形成了所谓“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特别是国家危机或战争之际，总统权力得以最大化，并在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典型例子如南北战争期间的林肯、面对大萧条和珍珠港事件的小罗斯福、越南战争期间的尼克松，以及美苏争霸高潮时期的里根。“9·11事件”后，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帝王式总统”更是受到所谓“单一行政权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的影响而被再度强化。事实上，在不同政策议题上，每一位美国总统都热衷于测试其权力限度，只要国会和民意不反对，“帝王式总统”就会成为常态。即便面对各种制度限制，总统还可以以行政权的特殊性为借口衍生出总统行政令、总统紧急权力、总统赦免权乃至总统特权等权力工具。即便这些衍生权力的使用直接触及司法争议，但司法纠正的后置性也完全可以给这些议程留下产生“先斩后奏”的空间与时间，产生不可逆的实际效果。由于司法纠正具备一事一议的程序性特征，总统可以反复抛出单边行政议程，使得司法部门难以迅速逐一纠正，从而确保政策议程发挥实际影响。
在对外决策方面，“帝王式总统”的角色同样鲜明，甚至更为显著。美国联邦宪法第二条确定了总统涉及对外事务的明确权力，但总统作为对外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其权力并非单纯来自宪法授权，而是随着美国立国以来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确立的。虽然在越南战争之后，总统外交权力有所下降，国会与民意等因素介人其中，但经历了反恐战争及如今的大国博弈，总统几乎仍在现实外交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最典型的体现当属总统对外征收关税的权力。虽然联邦宪法第一条确定国会具有征税权，但进入20世纪以来为提高在全球谈判中的效率与灵活性，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1962年《贸易扩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等逐渐扩展并确立了总统调节经贸关系甚至直接对特定国家加征关税的权力。原本意在简化贸易协定流程的做法却导致了关税权力的彻底失衡，导致总统几乎独揽本应属于国会的经济政策核心权力。
（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相对“独大”。美国总统在内外权力中“独大”，其治下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处于相对“独大”的状态。在当今国际权力结构中，面对推进极端议程的美国，能否给予其必要限制和有效纠正，对国际社会而言是挑战和考验。虽然世界秩序持续巨变，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仍保留着单极状态下的相对位差与比较优势，当前美国所面对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能否领导而是愿否领导。特朗普对此已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其极端议程不仅加速解构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还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向包括其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各方极限施压。面对美国肆意的极端议程，国际社会能否合力反制仍有待观察：与其政经联系密切的西方国家可能不太容易实施长期彻底的有效反制；其他大国出于自身发展与战略稳定等总体考虑也不宜予以全面升级反制；同美国具有实力差距的各国各方因大概率不能集体行动而无法合力反制。反制的相对有限乃至缺位有可能助长特朗普的对外极端议程，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测试负面运用美国力量的限度。
（三）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特殊性。除了内外因素，再次返回白宫的特朗普自身也展现出一些不同于第一任期的特征与倾向，导致其最大化地利用总统扩权以及美国国际地位来推进极端议程。其一，如今的特朗普已深度控制了共和党，使得共和党在理念立场和精英构成上都明显“特朗普化”。其结果是在党争极化的背景下，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及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对其极端议程构成必要制衡。其二，进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在心理动机维度上已具有极为突出的“遗产导向”，希望在任期内尽全力做成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时不我待地实现一些“可以载入史册”的所谓“成就”从而提升自身的历史定位和声誉。面对当前的美国，特朗普更倾向于抛出并追求非现实的极端议程，试图促成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所谓“突破”。其三，理论上无资格再次连任的特朗普大概率彻底失去了选举周期的压力与限制，这直接导致其在扩权上顾虑更少、主观性更强。而特朗普自身对美国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及内外传统的不屑一顾也使得其更易推行极端议程其四，特朗普在对外决策中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一任期“合伙人团队”的“助手团队”。作为最终决策者，特朗普几乎不受团队成员影响和限制，展现出一种信马由缰的状态，更可能推动极端议程。典型事例即“接管加沙”的相关言论。2025年2月4日,特朗普在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时当场宣布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区。这一非现实极端议程此前从未在其团队中得到任何讨论酝酿，完全是总统自说自话，这是特朗普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直接体现。
三、特朗普极端议程的影响与前景
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以来推进的内外极端议程仍在调整之中，其总体影响与前景难以全面评估，只能结合其第一任期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事实发展审慎地做出一些推测。
就对内影响而言，特朗普的极端议程总体上为“MAGA派”或保守派坚持的政策取得渐进性效果创造了一定可能性。第一，涉及到限制出生公民权等两党重大争议的极端议程测试了民意、开启了司法程序。这些行政令所涉及的基本都是共和党或保守派阵营长期酝酿的政策议题，的确会因民主党或自由派阵营的司法起诉而在一段时间后甚至迅速被叫停。不过，极端议程一方面有机会验证出民意中事实上存在的以往不易表达出的支持声音，另一方面也正式开启了围绕相关争议议题的司法斗争，最终到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时也未必就彻底没有任何延续下来的机会。事实上，截至2025年3月中旬，至少三个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已裁决叫停特朗普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但特朗普政府转而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以期实现某些突破。
第二，裁撤联邦政府部门、削减联邦政府雇员以及减少相关项目等极端议程可能具有“实验主义”的渐进性效果。因触及范围有限，这些做法目前面对的阻力有限。随着“政府效率部”未来有可能触及美国联邦政府更为核心部门及更深层次利益，必然会引发更多司法争议，最终绕开国会立法来实现联邦政府机构裁撤、雇员削减等几无可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罗伯茨法庭”(Roberts Court)被认为持有相对保守立场者占优，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涉及到联邦政府分支权力制衡这一最基本原则问题上无条件地倒向特朗普。面对这一现实，特朗普目前的做法至少是瘫痪某些机构，令其难以正常运转。未来即便暂时无法推动裁撤等相关立法,特朗普执政期间也完全可以将这些机构的职能最小化，目的就是让美国两党公众都切实看到、切身感受到在“教育部没怎么管”“国际开发署不怎么运行”的几年当中,美国的内外议程以及各州的相关具体事务仍有序运转。基于实验主义的历史基因，届时更多美国民众就有可能会逐渐接受这些机构的裁撤，这种民意的渐变将为未来某位总统真正完成裁撤目标打开机会之窗。
第三，由“政府效率部”执行的极端议程能削减的空间有限，但其削减得越多，可能实现的效果就越显著。按照马斯克最初的说法，“政府效率部”将在2026年7月4日即美国独立250周年之前削减一到两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截至2025年4月中旬，“政府效率部”对外宣称已削减1550亿美元，而其公布数字始终被质疑虚高。以2025财年为例，联邦支出预算达7.27万亿美元，在避免触动社会福利并确保债务利息的前提下，理论上有调整空间的只有1.88万亿美元左右的自主性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照此计算，“政府效率部”自称已削减部分(1550亿美元)仅占全部自主性支出的约8.2%，似乎仍大有空间。但必须看到的是，在自主性支出中，8800亿的军费已占约47%，其他部分则是联邦政府各部门日常运行、发挥必要职能所需的开销，涉及到各部门的所谓核心利益，能削减的空间极其有限且难度极大当然，如果“政府效率部”能够在有限时间内通过各种极端手段，真正实现可观规模的削减并将新的支出构成列入新财年预算决议案和拨款法案的话，未来政府在不具备经济持续快速向好、联邦财政收入激增等积极条件时，也很难迅速恢复相关部门已被削减的支出与规模，很难将自主性支出迅速回调。这是财政惯性的体现，大概率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对外影响而言，特朗普的极端议程有可能部分实现交易性效果。第一，对于与美国政经关系密切且处于美国安全体系之下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关税等议程可能最初会引发它们一定程度的回击，但最终还是会促使其与美国谈判并做出调整或妥协。虽然特朗普被认为具有“避战”倾向且大概率不会对外动武，但对于那些美国的邻国与盟国及深受美国影响乃至控制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更难承受美国施加关税带来的严重利益损失。即便明知特朗普大概率会反复无常甚至变本加厉，在巨大利益压力下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只能接受多次妥协。
第二，对于面对领土、管辖权或资源控制权等非现实极端议程压力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为尽可能避免非现实目标成为现实，它们虽然在表态上会坚定且强硬，但只要有其他议题还可交易，就大概率会在实际操作中与特朗普进行不对等交易，并最终接受特朗普提出的各种其他的现实目标。虽然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但即便特朗普本次执政期间最终不能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吞并格陵兰岛，但在丹麦继续留有主权的情况下，可预估的是，美国将会把对格陵兰岛的实际控制最大化。
第三，无论是现实极端议程还是非现实极端议程，对于被美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乃至对手的国家而言，与美国长期博弈已成为其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些国家必然针对特朗普的极端议程予以回击反制，以此捍卫自身正当的政经发展权益；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不排除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实现各方都可接受的新安排。
第四，加征关税可能进一步改变联邦财政收入结构，导致对外高关税再次成为美国的所谓“常态”。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联邦财政的关税收入从2018财年的约413亿美元增至2019财年的约710亿美元，随后始终保持高位，甚至在2022财年一度达到约1000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关税在2018财年联邦收入中占比约为1%，2019财年后其比例始终处于2%左右。随着特朗普继续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产品加征关税，关税收入的总数及占比极可能将继续增长。在美国联邦财政支出持续走高、赤字激增并债台高筑、加征的关税并未严重累及美国自身经济的情况下，未来接替特朗普的新一届总统及其政府有一定可能性保持既有收入结构，未必会对已实施关税做出重大调整，所以特朗普加征的关税颇有可能在未来得以延续。
此外，非现实极端议程为特朗普提供了测试外交团队忠诚度的良机。典型事例即特朗普提出“接管加沙”这一令人费解的非现实极端议程。虽然随后特朗普个人也做出了暗示改变主意的模糊表态，但其外交团队成员还是纷纷公开背书，甚至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中东期间全力兜售该议程。这效果至少帮助特朗普暂时测试了其新组建的外交团队成员是否言听计从。尽管特朗普推行的极端议程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其中一些可能还会被延续，但从长远的前景看,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第一，特朗普极端议程公开推动限制出生公民权、大量遣返无证移民等做法毫无疑问将加剧党争极化与社会撕裂。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多元文化倾向身份政治的民主党人在2024年败选后旋即陷入立场、路线与代际等维度的深度调整，已出现了质疑身份政治、要求回归平民主义的呼声。面对特朗普白人至上倾向的极端议程，必须直面对峙的民主党人事实上可能难以寻找出淡化身份政治、回应中下层群体的新道路，进而会迟滞两党政治的新一轮整合。
第二，特朗普通过“政府效率部”来推进极端议程的做法绝非长久之计。一方面，“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政府多个部门职能、雇员及项目等的极端做法极大干扰了联邦政府的正常运作，影响到政府必要的监管服务等职能，进而可能导致在美国经济、社会等公共领域因政府角色缺位而引发的公共事件乃至社会危机，直接殃及公共利益。届时，特朗普及其“政府效率部”将遭遇民意的不满和反对，相关议程不得不被叫停。另一方面，“政府效率部”自身的运作似乎具有去监管、提高效率的理性目标和算法驱动的科学导向，但其本质上是特朗普及其“MAGA派”实现“内部政变”的斗争工具。这就意味着，未来当“政府效率部”越来越多地触及到特朗普及其派别的核心利益即“刀刃向内”时，相关议程也大概率难以延续。
第三，特朗普的极端议程将持续扩权的总统权力最大化，利用“帝王式总统”的行政权将党争极化推向极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重大政策议题不受政党轮替影响的美国政治传统。未来，当民主党人再次出任总统时，完全可能也对行政权极端扩权，彻底推翻共和党政策，尽全力推进本党所有议程，甚至对共和党政敌加以政治迫害或司法追杀。这种所谓“竞争性独大”的局面将从根本上侵蚀美国政治原则、加速其衰败。
在国际层面上，特朗普极端议程必然加速美国全球力量的调整，刺激现行全球秩序的瓦解与演进。一方面，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的极端议程延续战略竞争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与盟友等关系密切相关方的“推责争利”，这种美国主导体系内部不断积累的严重分歧必然加速现行秩序的变化乃至瓦解。正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采访时提到的“回到多极世界”的说法，特朗普想要的是一个美国不再承担任何国际责任但仍因“独大”而获利最大化的强权失序的“多极世界”。只为某一个国家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丛林”显然与当前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共同前景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的极端议程已明显显现出某种追求独善其身的历史倒退。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将战略聚焦转向拉美地区或与北美洲相邻近的其他地区（如格陵兰岛乃至加拿大），提出了领土、管辖权或资源控制权等非现实目标，颇有在美国外交中凸显“周边”概念的意味。其本质意图即将美国外交退回到追求相关地理或势力范围有形扩展的“地区主义”阶段（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正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美国快速发展为当时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的国家、对外保持高关税、对拉美和亚太地区扩展影响力，又尚未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中首次迎来的所谓“帝国式荣光”。而这恰恰是如今誓言要以当年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为榜样的特朗普所认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所应有的昔日“盛况”。特朗普希望重现这种“盛况”，妄图将世界秩序倒退回130年前，这种极端做法必然无法令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结语
特朗普的内外极端议程反映出其再次执政后的某些趋势与倾向。对内，这是由“帝王式总统”行政扩权所驱动的“小政府”的经济民粹主义与价值观保守主义。对外，这是一种在无形维度（如国际领导力、国际机制与组织）收缩却在有形维度（如领土、管辖权及资源控制权）扩张的、杂糅着“门罗主义”与“冷战思维”的交易型单边主义。
这些趋势事实上源自再次执政的特朗普的认知变化。一方面，特朗普明确理解美国自身问题的根源所在。以往强调外部归因的“本土主义”正在弱化，而“敌在内部”的判断正在增强，他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在于自身变革。另一方面，特朗普明确理解“让美国再次伟大”难以一蹴而就，于是转而渐进式推进对内事务，交易式推进对外事务，尽可能留下更多执政遗产，以塑造未来。
特朗普的内外极端议程的确摆出了一副给美国带来重大变革的架势。但就历史经验而言，牵动这个国家方向的重大变革基本上都发生在外部危机（如战争）或内部危机（如内战或大萧条）等关键背景之下。究其原因，事实上是内外危机促使美国碎片化的国内力量快速聚集，并最大程度地形成足以持续推动变革的合力。在当前尚不具备类似量级的内外危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又孤注一掷的情况下，如何能形成变革合力？或者说，特朗普的极端议程难以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变革，而针对特朗普极端议程的深入反思才有可能触及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