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海外学界的江泽民研究经历了从时事政治评论到专业学理分析、再到当前向多元纵深发展三个阶段。议题主要聚焦江泽民的领导风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江泽民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等内容。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中国学研究的兴起，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江泽民研究逐步展开，研究主体更趋多元化，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中心叙事。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江泽民及相关问题的评价日趋客观理性，但有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认知偏差。对此，中国学界应加强与海外特别是全球南方学者的交流对话，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理论创新与话语重构。

关键词：海外江泽民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4期

今年是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海外学界围绕江泽民的执政理念、执政实践、历史贡献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展开了探讨。本文在系统搜集整理海外学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学术脉络和议题等进行评述，以期为国内学界更为全面地把握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学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一、海外学界江泽民研究的学术脉络

自1980年代末起，江泽民研究开始进入海外中国研究的视野。其研究议题、分析方法与视角整体上随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演变、国际环境变化以及海外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变而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海外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时政评论与趋势研判：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兴起（1989—1997）

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此为标志，海外江泽民研究正式发端。在研究的起始阶段，海外学界对江泽民其人其事了解有限，研究资料多依靠港澳台及海外媒体的新闻报道。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前，海外学界对江泽民的领导风格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普遍持审慎观望态度。一方面，江泽民在中央层面的任职经历相对不足，并据此认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走上领导岗位，有利于更务实有效地解决“中国改革中的具体问题”。可见，早期海外江泽民研究带有明显的时事政治评论与趋势研判色彩。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海外学界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前景的种种顾虑逐渐减少，对江泽民的评价也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变，认为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报告表明，他有能力推动中国改革和开放。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尽管仍有学者质疑江泽民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能否像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有能力掌握全局”，但多数海外学者通过研析中国报刊文章和报道改变了他们的成见，认为江泽民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和克制”并“继承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即便一些立场相对保守的学者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高龙江（John Garver），在考察了江泽民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后也坦言，江泽民执政后“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海外学者对江泽民的认知与评价经历了从仅仅依赖港澳台及海外媒体报道到主动参考中国官方信息和中文资料、从审慎观望到逐步肯定的转变。

（二）学理化转向与专业化探索：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发展与深化（1997—2012）

1990年代中期后，得益于中国官方资料的披露及中国学界学术成果的日益开放，李成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白霖（Lynn White）等海外学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行为主义政治学与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特征与行为模式等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们提出，江泽民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中国政坛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领导层实现了从革命型干部向专业化、技术化精英的代际转型，有利于中国以经济改革和科学技术发展驱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海外学界对江泽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逐步跳出时政评论的风格，开始朝着更为学术化的方向发展。

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国际社会对江泽民本人及其施政理念与政治实践了解日益深入，海外学界的研究进一步向人物研究与政治史相结合的方向推进。1998年，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基于中国政府的公开文献和媒体报道，结合对相关知情人士的访谈，出版了《边缘之虎：江泽民与中国的新精英》一书。作为海外中国学界较早专门聚焦江泽民研究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系统考察了江泽民等人的生平经历与政治主张，指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稳定优先”的务实改革方针，维护了中国改革的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澳大利亚《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等学术期刊先后推出研究专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进行了总结与回顾。以此为契机，海外学界开始把江泽民的执政理念与政治实践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面对国内改革转型攻坚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压力，江泽民凭借其在电子工业部和上海工作时形成的灵活务实的作风，确保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健康稳定运行。

21世纪伊始，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海外江泽民研究的整体路径也相应地出现了新变化。从方法演进来看，海外学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同中国学界交流合作并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广泛引用中国文献与学术成果，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视域的拓展。就研究内容来看，一方面，海外学者从政治稳定、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及对外战略等不同角度，对江泽民的执政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另一方面，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海外学者也展开了多角度解读。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德明（Lowell Dittmer）借鉴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政治发展理论，尝试对江泽民的治国方略进行系统性理论提炼。他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融会贯通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并从稳定优先、渐进改革、扩大开放、审时度势与制度整合等方面对江泽民的执政实践作了系统性阐释。这种从经验现象描述到学理化分析的转变，反映了该领域研究已展现出明显的理论建构与体系化特征。

2004年以后，国际社会的关注重心转向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海外江泽民研究在成果数量上出现阶段性回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美国作家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为纠正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以大量口述、访谈与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撰写出版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该书对江泽民的的个人经历、执政理念、历史贡献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回应并修正西方社会对江泽民及中国发展的误读的作用。2005年前后，《江泽民文选》等著作被陆续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发行，为海外学界深入了解江泽民的政治思想和政策主张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学者间的交流对话。

2008年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展现出的经济韧性，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反思“历史终结论”和西方现有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海外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道路的整体讨论迅速升温。海外学者通过对比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及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这13年间中国逐步形成的“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发展方式，视为“中国模式”形塑与定型的重要阶段。这股热潮客观上带动了海外江泽民研究由人物与政策层面的分析进一步向对发展道路讨论的深化，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纵深发展与版图拓展：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多元延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以及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对中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支持力度，国际社会不断形成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热潮。

为更好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与施政特点，海外学界对江泽民在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史中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审视与阐释，肯定了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海外学者指出，在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与物质基础。不难看出，受益于中外学术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深化，海外学界对江泽民的评价开始超越过往偏重实践分析和短期观察的取向，其立场及价值判断也日益转向宏观历史视野下的结构性定位。

新时代以来，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另一重要新趋势是，研究版图由传统西方国家学界加速向非洲、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学界扩展。非洲学界的江泽民研究发端于21世纪初，并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截至2026年4月，非洲数据库Sabinet African Journals、African Journals Online等已收录25篇（部）非洲本土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者分布南非、尼日利亚、加纳、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受益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深化，以及非洲中国研究的整体发展，当前非洲地区的江泽民研究方兴未艾。非洲学者综合运用中非两地文献资料，并应用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重点围绕21世纪前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江泽民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贡献等与中非合作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展开讨论与分析，指出经济上的平等互利是中非南南合作的重要基础。非洲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奥宾纳·伊罗安亚（Richard Obinna Iroanya）指出，江泽民坚持“务实性”的对非政策，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是非洲国家能够接受中国投资并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政治前提，鲜明展现出非洲江泽民研究立足本土的实用主义导向与现实关切特征。

相较非洲学界，拉美学界的江泽民研究则积淀更为深厚、成果更为丰富，且更具本土学术特色。拉美地区主流学术文献平台Redalyc、Scielo、La Referencia等共收录114篇（部）相关研究成果，研究版图覆盖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及古巴等拉美主要国家。凭借1960年代以来建立的专业化中国研究传统，进入新时代以来，拉美学界的江泽民研究议题与分析视角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开始广泛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及一手中文文献，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发展的角度出发，围绕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贡献及其政治经验的当代价值等进行阐释。在拉美学界看来，一方面，江泽民继承并捍卫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确保中国的发展战略实现了有序的代际传承；另一方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索成为了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之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奏与历史源头”，其经验值得拉美国家借鉴参考。总体而言，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非洲和拉丁美洲学界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学术视野，有利于打破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研究格局。

二、海外学界江泽民研究的主要议题与内容

海外学界围绕江泽民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江泽民的领导风格；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四是江泽民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的外交工作等。此外，海外学界还十分关注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现代化等议题。

（一）对江泽民领导风格的研究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江泽民最为突出的执政特征在于“政治稳定”与“政策灵活务实”的有机统一。面对冷战结束后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通过强化制度运作、组织协调，以及有效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与国家的稳定发展。

在宏观决策层面，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指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采取理性且审慎的“渐进式改革”，成功应对了国有企业改革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双重风险挑战，且有效避免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兼顾了改革与稳定。委内瑞拉学者伊斯梅尔·阿马斯（Ismael Armas）也认为，江泽民巧妙化解了各种危机，使中国共产党在稳定了国家局面的同时，展现出适应21世纪全球化新形势的执政能力。

在治理方式与领导艺术层面，墨西哥学者玛丽亚·阿吉拉尔（María Aguilar）等人从法治建设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之道，认为这不仅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彰显了江泽民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政治智慧。库恩和傅高义（Ezra Vogel）充分肯定江泽民的个人领导素养，认为江泽民学识渊博、文化修养深厚，“是一位聪明成熟的政治人才”，这使其在作重大决策等关键时刻能够保持从容。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国内改革方面，海外学界普遍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英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认为，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其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改革与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定性，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难点领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等认为，在“抓大放小”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借助合并、重组、租赁、承包等方式，推动国有企业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激发了国内经济的活力。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学者对江泽民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前提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进步。海外学界还横向比较了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转型路径，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历史传统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外部国际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国际参与方面，海外学界广泛认为，1997年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在国际危机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被包括拉美学者在内的多国学者视为江泽民任内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他们认为，此举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推动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国内改革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三）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内涵及创新意义，海外学者借助比较研究、文献梳理等研究方法加以阐释。

部分海外学者从国际环境出发，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苏珊·劳伦斯（Susan Lawrence）等人认为，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重大挫折、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的外部动因。日本学者藤野彰（Fujino Akira）从理论传承的角度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非“全新理念”。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定位，早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便有类似表述。俄罗斯知名学者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等人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出发指出，改革开放20年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新变化，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应了这一变化，有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向“代表中国社会整体利益”与“团结中国各民族”的执政党转型。

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Dali Yang）等人指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并列为“生产要素”，同时允许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学者也肯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助于吸纳新的社会阶层、巩固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观之，海外学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关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语境，也重视其理论传承与原创性贡献，并兼论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深远影响。

（四）对江泽民的外交与国家战略思想的研究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冷战结束后，江泽民的外交工作为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营造了安全有利、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为中国迈向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指出，冷战后，一方面，江泽民在对外问题上坚决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与霸权主义行径；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又能够保持“战略克制”，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冲突，有效降低了外部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和各项改革的影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日本中国问题专家天儿慧（Amako Satoshi）等人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江泽民继续奉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妥善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暴等国际危机，并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创建，从而为中国赢得了相对有利的战略空间与发展机遇。非洲、拉美地区等全球南方学界重点关注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他们认为，江泽民在21世纪初确立的互利共赢的“走出去”战略是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大国外交”的“早期版本”。这一战略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拉开了中国在相关地区投资布局的序幕。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著作《论中国》一书中对江泽民的战略眼光与外交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江泽民拥有“足够的世界视野”，致力于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基辛格还表示，正是在江泽民任内，中国日益承担起更为重要的世界角色，并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同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融合起来。

（五）对其他议题的研究

除上述议题外，海外学界还关注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军队现代化等议题。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刘易斯（John Wilson）指出，中国政府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阐述科教兴国战略，开启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这些举措有益于推动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日韩等国学者考察了世纪之交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称赞其有利于“平衡改革开放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倾向”，对促进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对江泽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工程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举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价值”。库恩、天儿慧等学者还对江泽民提出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江泽民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更是中国现代国防体系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1990年代中国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予以了关注。另有少数海外学者在缺乏对中国制度背景与具体国情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罔顾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把“引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简单等同于“变相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据此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错误解读。此类观点折射出海外研究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与认知偏差。不过，整体来看，海外主流学界对江泽民本人及其治国理政实践的研究及评价仍以理性分析与正面肯定为主，保持了较为客观的学术立场与严谨的方法论取向。

三、海外学界江泽民研究的特征及未来展望

经过30余年的积淀，海外学界对江泽民的研究已由早期的时政评论与趋势研判，逐步完成了学理化、专业化转向，目前正朝着多元化、纵深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关注度持续提升，海外江泽民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中共领导人研究”的范畴，而是被纳入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其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权重与学术价值也不断提升。具体来看，海外学界的江泽民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21世纪以前，海外学界对江泽民的研究较多依赖境外媒体报道、外交情报资料等，研究带有浓厚的时政观察与趋势预测色彩。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兴起、中外学术交流加强，海外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引用一手中文文献和中国学者的成果，并在研究中融入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不但增强了海外江泽民研究的学理支撑与实证底色，也推动了海外学者的讨论由人物与政策层面的分析，转向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阐释的综合性研究。不过也应看到，尽管海外江泽民研究整体上趋于客观理性，但部分学者受西方传统政治学范式和冷战思维认知的影响，往往把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社会稳定等一系列成就，归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胜利”或“技术治理下威权韧性的结果”；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党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片面视为“威权体制控制力的强化”。这种带有明显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理论预设使部分研究深陷“理论先行、材料后置”的窠臼，难以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也让部分研究者很难突破前人设定的概念框架，制约了海外江泽民研究理论原创性的提升。

从议题内容来看，鉴于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中国既面临国内经济社会转型衍生的一系列内部压力，又需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严峻外部挑战，海外学界对江泽民的研究不单是对其本人执政风格与政治实践的考察，更是旨在阐释“中国何以能够在内外压力下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重大课题。海外学界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稳定优先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与意义、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与战略调整等多项政治、经济、外交领域议题，这些研究既构成了海外江泽民研究、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学术角度推动了国际社会更加公正客观地评价江泽民本人的历史贡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研究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受益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的深化，海外江泽民研究的版图也由欧美、日韩等海外中国研究传统深厚的地区，扩展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其中，非洲地区的江泽民研究立足中非关系合作发展的现实需要，应用对策研究的色彩更为明显；拉美学界则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及其对拉美国家社会转型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反思与现实关照间形成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事实上，非洲、拉丁美洲江泽民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垄断海外中国研究的话语霸权，推动了海外江泽民研究朝着更加多元化与“去西方中心化”的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学界应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互鉴，同时坚持以我为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在海外江泽民研究领域进一步强化学术引领与议题设置。一是在学理阐释与话语建构层面，当前海外江泽民研究仍存在“就事论事”的碎片化解读倾向。对此，国内学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逻辑，深化学理阐释与理论辨析，以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主动回应海外中国研究的认知偏差与理论误读，推动包括海外江泽民研究在内的世界中国学研究的范式创新与话语重构。二是在区域学术能力建设层面，当前非洲、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的江泽民研究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受学术资源、平台建设及语言环境等的限制，仍存在中文文献储备不足、本土问题意识薄弱、理论原创性欠缺、专题研究深度有限等问题。对此，国内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南方的人文学术交流、资源数据共享、平台机构共建以及青年学者联合培养等，助力其提升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和专业化水平，形成更具本土关怀与南方视角的研究范式，丰富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理性认识和深度理解。

［杨新新：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