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19世纪前60年的苏州士绅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息息相关，也与咸同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即如何应对太平军和西方的挑战密不可分。承平时期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和昂贵高古的金石收藏与研究构建出一个特别的社会交往群体，这一群体在隐居和出仕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而乱世期间解决现实问题的紧迫需要又引导他们对算学的关注和对西学的吸纳。冯桂芬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校邠庐抗议》表征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更新迭代，但过于夸大和抬高冯桂芬，会掩盖其思想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也易遮蔽苏州士绅群体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冯桂芬 经世致用 金石学 算学
追溯冯桂芬的研究史，学者多从1937年黄淬伯所著《七十年前之维新人物——冯景亭》算起。该文视冯桂芬为“中体西用”张本的说法，仍广为学界接受。在纪念冯桂芬诞辰2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傅德华、于翠艳将冯桂芬研究史提前到1898年陈鼎的《校邠庐抗议别论》。陈旭麓指出，冯桂芬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已超过龚自珍、魏源，由此才被张之洞引为同调。吕实强提出，冯桂芬并未以中体西用自限，也倡导社会制度层面变革。冯凯亦将冯桂芬看作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家，这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熊月之认为，冯桂芬以唯善是从的态度来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朱维铮把冯桂芬看作晚清洋务的首要理论家，《校邠庐抗议》则是洋务设计方案的汇编。
冯桂芬生前并未刊出《校邠庐抗议》，其身后名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内中缘由值得一探。本文力图通过考察冯桂芬所在的苏州社会环境与人际网络，展现苏州本地的特色学问与经世致用思想资源的持续迭代关联，呈现苏州与上海士人之间的知识互动，从而理解以冯桂芬为代表的苏州士绅群体承平时耽于隐、乱世时勇于思的心路历程，厘清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困境。
一、 “隐君子”与“干济才”
苏州园林甲天下，是现代人对繁华姑苏的赞叹。对于生活在此的清代退休官宦和本地世家子弟来说，那就是宅第别业而已。此处可静心读书，也能安置藏书和金石字画，还是心灵疗愈的桃花源。
稳坐苏州簪缨世家首席的是“贵潘”。潘家首隐者潘奕隽乃潘世恩大伯，“年才五十，引疾归吴下”，酷爱梅花，是延续至今的文人雅事“邓尉探梅”的推手。潘世恩和潘祖荫祖孙二人的科场佳话已成传奇，其实潘世恩四个儿子中有三人因过早隐退而被人遗忘；举人出身的长子潘曾沂在33岁告病还乡，未再复出。隐于凤池园和西圃，“杜门数载，不与尘事”，同时又极其关注“乡闾疾痛、国家大计”，有意识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把握平衡。
韩崇是潘曾沂隐居期间的密友，韩家也是“江南名族”。韩崇于1833年50岁时归隐，比潘曾沂晚了八年。他是吴大澂和汪明銮的外祖父，以金石和古籍收藏闻名一方。其兄韩崶官至尚书，为“沧浪五老”之一。五老都是致仕或隐退的京城高官或地方大吏。苏州与其他地方的区别，正在于其隐君子的数量和影响力，全国无出其右。讲求经世致用的江苏巡抚陶澍有意加强与隐君子的互动，后者的时务策顺畅进入同城最高官员的视野。
潘曾沂的社会网络力道强劲，林则徐是他初做京官时的挚友，两人既是宣南诗社的活跃分子，也是讨论苏州重赋问题的伙伴。乡居的潘曾沂给林则徐写信，建议推广区田法和推荐朋友发明的新农具。林则徐的后任陈銮、贺长龄更是不敢怠慢潘曾沂，曾经联袂造访，竟然吃了闭门羹。冯桂芬盛称潘曾沂“论漕赋、区田数篇，尤东南民命所系，可见诸实用”。隐君子与干济才并不构成冲突。
同样是举人出身的潘曾绶趁父亲潘世恩年高致仕的机会，同步解组归田，绝意仕途。冯桂芬称其任京卿“为词人、为才士”，丁忧居家则“为恬退君子”。其实潘氏兄弟的隐退受到潘世恩的影响，早在1817年，48岁的潘世恩就“陈情乞养”。苏州“贵潘”的隐，并非都是被动。京城朝中有人、苏州山里隐居的潘家子弟也非一般地方士绅，而是可以歆动政、学两界的“贵绅”。
这样的“贵绅”还有董国华。他是1808年进士，与贺长龄同科，是后期宣南诗社的组织者，社友包括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和潘曾沂，除了吟诗，他们也在一起讲求经世之学。1837年，董国华从广东雷琼道任上辞归，购买了康熙年间巡抚慕天颜的慕家花园。辞归的原因是与广东督抚邓廷桢、林则徐存在政见分歧，“论粤事初议即以肇兵端为虑，惜嶰翁、少翁之不听也”。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苏州归隐人，官场老资格，自负干济才，潘世恩夸他“况今大吏扶轮手”，两人都是钱大昕的学生。潘曾沂也称道董国华的“绝大经纶”。然而即使没有政见上的分歧，董国华已久有归田之念，甚至与弟弟定下“偕隐之约”。
潘曾沂、韩崇和董国华的归隐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战后多有官员规避风险而辞归。与前述两位堂弟兄不同，潘世恩侄儿潘遵祁在35岁已中进士，是周寿昌、阎敬铭、何秋涛和文祥的同年。他于两年多后的1847年“遽引疾归里，辟馆邓尉香雪海下”。潘遵祁还带着小三岁、同为京卿的弟弟潘希甫同返故里。
与“贵潘”、韩崇、董国华相比，冯桂芬的财力虽略显逊色，但其父经商致富，他也有归隐的资本，而他早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内心已倾向于放弃仕途：
桂芬服阙已逾年，初意不复出山，故应石梧宫保惜阴书院之聘，客金陵十阅月。既而家君意以近游而离，转不如就养而聚，遂以冬末决策，侍奉北行。
有榜眼名头加持和两江总督李星沅赏识，冯桂芬在丁忧期间受聘南京惜阴书院教席，单从收入的角度看，仕途未尝不可放弃。之所以北上，乃是迎合其父心意。其再一次萌生退意，是在父亲去世九年后。在沪觅食的王韬也耳闻，“冯君旅食京华者，已一载余矣。赋闲无事，铨补不及，浩然有归耕之想”。这一次，冯桂芬乃被迫而退。两次丁忧耽搁五年，在乡团练又耗费五载。这一年，冯桂芬已虚龄50岁，正是老友韩崇、潘曾玮退隐的年纪。他曾感慨道：
余好读书，未尝一日废业；性迂，未尝与一曲宴。自谓无足奇，人辄交口称之，余滋恧焉。至生平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万钟千驷不能易吾节；吏事次之，少贱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窃自谓不居人下。
冯桂芬自负有干济才，还有操守，仍落得不得不退隐的下场，实在意气难平。这与潘、韩、董归隐的心态迥异。他还接连吟诗两首，第一首的起始句是“生来傲骨独崚嶒，阅尽崎岖气倍增”；第二首的结尾句是“不惜身心集荼蓼，要使狂澜挽既倒”。中间的诗句是对东南民生凋敝的悲愤，也是他父亲未了的心愿——为江苏人减赋。归隐时的冯桂芬对时局多有不满，他是隐君子诸友中最入世者。尽管如此，他也在苏州光福镇修建了取自倪瓒画名的“耕渔轩”作为别业。
潘曾沂归隐十余年之前，龚自珍写过一篇《尊隐》，视京师为“鼠壤”，其朝士则“偷活”，山中之民或“大傲若折”，或“大瘁若息”，他们都不是龚自珍心目中理想的隐者。而苏州“贵绅”隐于省城，倒是符合“大隐”的古意。历代苏州人的园林宅第都不乏取“隐”字为名，清代就有“蕉隐”“槃隐草堂”“渔隐小圃”等，隐于市的苏州“贵绅”，对地方事务甚为关切，甚至积极介入：潘曾沂大做慈善，韩崇专注于金石收藏和研究，董国华探索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冯桂芬则在琢磨经世致用传统的同时，逐渐接触和发现西器和西学的新题材。这是在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上的突破，也是冯桂芬反复表彰“隐君子”并赞叹他们具备“干济才”的用意所在。
二、 金石学与算学
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引发两个效应：一是宅第园林易主，如网师园、留园、耦园、拙政园。不少辞官或退休的外省人落户苏州，如同治年间真率会七子中的吴云、沈秉成、李鸿裔、勒方锜皆非土著，还有游离于隐君子之外的盛康、俞樾等人，也在苏州买地置业。二是金石和书画的易手。“贵潘”、韩崇、吴云的金石藏品在兵荒马乱中丢失，又趁低价买进。这一世变也让顾文彬后来居上，成为苏州书画收藏家中的巨擘。同光时期，潘祖荫和吴大澂在京师所推动的金石热，其基础是乾嘉以来苏州士绅的金石交易、收藏、鉴赏和研究活动。“贵绅”中的庸俗者用金石来附庸风雅，财资雄厚者用于保值，学者则用来研究。嘉道之际，山东任城的钟鼎彝器在当地“求百钱一钟不得，乃鬻诸莒州，为小儿玩具，有江南估客得一枚，货于苏市，有知之者云，此周齐侯镈钟也，索值千金矣”。苏州是一个点石成金的地方，收藏、研究热，既成就了金石生意，也促成了金石社会网络的形成。
尽管不收藏不研究，闭门礼佛的潘曾沂却也是行家，“可谈金石犹余事”。其弟潘曾玮是苏州重要的金石收藏家和研究者，其留下的文字透露出道咸时期苏州金石之学与乾嘉学派的关联：“迨至国朝金石之学蔚起，著者如翁覃溪、王述庵、钱辛楣、阮文达皆博雅君子，记载辨说，班班可考，诚为好古者涉猎之渊薮矣。”翁方纲不是南方人，但与黄丕烈、潘奕隽多有往来。青浦人王昶乃退休高官，时常往来于苏州、青浦之间，视金石学为大学问，“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钱大昕也是金石学名家，坚信“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年纪最轻的阮元则成为嘉道年间金石学的集大成者，且对因禁烟被黜的忘年交林则徐深表同情。
潘曾玮、吴云、冯桂芬三人都是辞归的官员，同时也是金石学同道。失意的吴云选择落户苏州，在听枫园内日与钟鼎彝器对坐，“所居与余邻，每叩君斋，辄见君帘阁据几，左右铅椠，无一刻之辍。其勤如此，求之青矜组带中犹不多见”。让好友冯桂芬佩服不已，而吴云亦推崇冯桂芬的学问，尽管冯桂芬并不以此见长：“谭金石之学者，如广陵散矣。冯林一、潘玉泉、顾子山均在上海，弟不出户庭，此数君者常来晤叙也。”在吴云眼里，苏州友朋中可与之谈金石学的第一人是冯桂芬，王昶所谓“博学君子”重视金石学的判断，在冯桂芬身上得到验证。
潘曾玮的类似记录也印证了吴云的叙述，且朋友所谈不只是金石，还涉及西方国家：“景亭、平斋、子山、顺之、秉斋诸君时晤，午桥仍在远翁幕府。承询泰西一节，其患不在目前而实可忧，和且不可恃，遑论剿乎？”潘曾玮所列举的朋友依次为冯桂芬、吴云、顾文彬、潘世璜和秉斋（不详），午桥是张丙炎，与阮元同乡，也是扬州收藏名家；远翁应是林则徐同乡郭柏荫，此时也在办理团练。两个名单中的冯桂芬都位居榜首，说明无论谈金石还是论时事，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金石圈的朋友谈论“泰西”，并否定了盲目排外主张，苏州人金石学研究的视野有所扩展，对西人西器的认知也在深化。苏州被太平军攻占后，这些人逃到上海，在“借兵助剿”策略上达成共识，并积极推进其落地。
苏州的金石学大家还有韩崇，他不在上述名单的原因在于年岁已高，其实也是此道中人，也有“干济才”。在苏州沦陷前夕，他主动找到已潜逃出城的苏州知府吴云，并嘱咐外孙吴大澂代拟“郡绅公启”，主张“请借夷兵”。
苏州的学人赋予金石多重意蕴，潘曾玮赠吴云诗句“金石交情翰墨因”；吴云的另一亲家翁顾文彬吟诗怀友——“因缘文字金石交”；潘曾玮悼吴云挽联上阕为“抱经济才、负博雅名、富金石书画缘”，将他的济世才干、道德风骨、朴学学问与金石收藏联系起来。
苏州人借助于金石学编织社会网络，隐身于园林里的金石收藏、鉴赏和研究，表征了金石学的小众和金石学人的崇实学风，与“贵绅”的气质和地位相匹配。金石还寓意“金石之寿”，江南人体质纤弱，潘曾沂、潘遵祁、冯桂芬、吴云皆体弱善病，与金石亲近也承载着延年益寿的寄托。最重要的是，金石学是他们心目中的实事求是之学。他们随时应变，由金石学而导向算学，进而介入西学。同光年间由“清流”所歆动的京师金石热正是咸同时期苏州金石热的回响和再出发，后一辈金石学的中坚仍是苏州人潘祖荫和吴大澂，并不是巧合。
吴中还有一门传统而小众的朴学——算学，清代为畴人立传的最著名者乃阮元，他揭示该学问“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1874年，李鸿章指出，冯桂芬“喜畴人家言，师事李申耆、李尚之两先生”。李申耆即李兆洛，《显志堂稿》里的两篇相关跋文中都以“武进李氏”相称，表明两人并无师生之谊；李尚之即李锐，为阮元幕宾，也是《畴人传》的实际共同主编。但冯桂芬八岁时，李锐已去世，显然他不可能是冯桂芬的老师。
李兆洛是常州人，乃魏源眼里与另一位常州人前辈庄存与一样的通儒。李兆洛“论学无汉宋，惟以心得为主，而恶夫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也”，这是魏源看重的经世致用。而李鸿章误把冯桂芬算作李兆洛的学生。其实李兆洛所通的是“兵农礼乐、河漕盐币”，用其后辈同乡周腾虎的话来说：“至于天文历律象数舆地之学，悉讲求而得其会通，然皆适兴而已，非为专家之学也。”这是从魏源的反面指出其经世致用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与冯桂芬的学术追求并不合拍。
李锐是苏州人，尤其擅长算学，他在编纂《畴人传》中所起的作用，凸显苏州人在嘉道时期算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他是钱大昕执教苏州紫阳书院时的得意门生，钱大昕“生平未尝轻许人，独于锐则以为胜己”。之所以如此褒奖，除了李锐专业上的突出成就，更在于他对待西方算学的态度。康熙时期的苏州算学大家无疑是王锡阐，但钱大昕不认可这位乡贤，反而推崇安徽算学大师梅文鼎：
足下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仆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书读之。顷下榻味经先生邸，始得尽观所谓《翼梅》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逻巴之说，而引而申之。其意颇不满于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识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
钱大昕身处盛世，有用西学不为西人所用的底气，尤其不能容忍江永、戴震师徒盲从西方算学，故力挺梅文鼎。李锐之后，苏州的算学传人已难以为继，算学重心已转至浙江，徐有壬和李善兰为其顶流。冯桂芬盛赞梅文鼎“盖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者也”，正是钱大昕算学立场的一脉相承。从金石学到算学，冯桂芬始终追随着钱大昕和阮元，强烈的民族情绪难免成为他吸收西方算学的障碍。变化出现在咸同之际，1859年冯桂芬辞官归隐，1861年逃难抵沪，正是生活动荡、事务繁杂之际，冯桂芬的研究兴趣却转向算学，并且是“西算”：
岁己未，余引疾归，同年徐钧卿方抚吴，曩在都门同治算学者也。先是，余以大小户均赋事为佥壬所忌，中蜚语，甫白，绝口不挂时事。至即与钧卿约，非数学不谈。适见李壬叔所译《代微积拾级》一书，以疑义相质，钧卿曰：“是法，壬叔外，鲜能精晓。书中文义语气，多仍西人之旧，奥涩不可读。惟图式最（皆）可据，宜以意绎图式，其理自见。余（事）公冗，未遑卒业，君既（颇）闲，其有意乎？”
原来冯桂芬起意写作《西算新法直解》，乃出于徐有壬的建议。冯桂芬因介入家乡事务而受挫，试图以算学研究疗愈经世挫折，将算学研究导向经世实践的新入口。冯桂芬欣然领受徐有壬的建议，表明他已意识到这门学问的新高度。徐有壬和李善兰算学成就的新颖之处，在于承认西法胜于中法，李善兰对此有充足的自信：“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乎后矣。”李善兰以新时代的算学宗师自居，得到王韬的认可，因为王韬也已洞察中法之弊，在于“墨守成法”，西法的价值，在于“推陈出新”：
中外算术，古时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今西士航海东来，与海内畴人家讲以新法，译各书，明古今历算之源流，代有沿革，嘉惠后学不浅。
这样的立场，无疑站在了钱大昕和李锐的对立面。在苏州存亡之际，负有守城之责的江苏巡抚徐有壬竟然认定挚友李善兰的算学造诣可以拯救危局。李善兰的外甥崔敬昌回忆道：
四方谈算学者，必首数舅氏名……迨庄愍（指徐有壬——引者注）抚吴，相约入佐戎幕，以疾未果。嗣金陵大营震撼，庄愍喟然曰：“测量推步，精其术可以通兵法，壬叔在此，岂遂作退守计乎？”
在徐有壬眼里，李善兰的算学既是学，也是术，而且是能够解决军事问题的术，算学已是经世致用的关键工具，把学看作术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对龚、魏思想的拨乱反正。冯桂芬在给苏州举人马钊所写的传记里也强调算学对于提高将帅军事素养的重要性：
君于武事颇土苴侪辈，高自标置，虽于向忠武、张忠武亦多不满，卒皆如所言。博览群籍，先尝为畴人之术三年，演弧三角三边求角一术，心动得怔疾，顾性所喜，不能废也。
中兴名臣与硕学大儒亦重视冯桂芬的学问及其用途，左宗棠赞道：“君著述甚富，堪裨实用，算学尤邃，称于时。”吴云突出冯桂芬“晚益致力于算术小学，冥心孤诣，于西法尤多创解”。俞樾也发覆“其意则在务为当世有用之学”。无论官员还是学者，一致肯定的是冯桂芬经世致用的方法和路径，即以学问为基础，再将学问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学问不问西东，有用就好，这正是咸同经世致用的新面相。
三、 “夷场”上的西学
上海开埠之后，那些科举不顺或厌恶八股的江浙沪读书人，如王韬、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等，选择进入墨海书馆，应龙田、龚橙则成为英国驻沪领事馆的雇员。王韬不断记录西人新闻纸、照相术、路灯、电报，逐渐认识到洋器的基础是西学：“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然后笔诸书册……故技艺之精甲天下。”他不忌讳与英国驻沪机构里的华员往来：“是月中应雨耕来，自言曾至英国，览海外诸胜，余即书其所述，作《瀛海笔记》一册。”这些江浙地区早期掌握西方知识和人脉资源的年轻人，本无缘于官场，但太平军的来临，迅速提高了他们的重要性，成为官员和士绅极力笼络的对象。
最先来沪的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里的江苏人，他们同样也是因科场蹭蹬而另谋出路，成为封疆大吏的宠儿，随着太平军定都天京、逼近苏州和上海，他们频繁来沪：
同星侪至洋人能照人小影者楼上。……同星侪、远林、子迎至各夷馆游览。
偕星侪至利名行，阅玩洋器。星侪买自来火手枪一，价四十番银，长约尺许。……又买风雨阴晴表一。
该日记作者乃常州人周腾虎，常州被太平军攻占后，他迁居苏州，“屡困场屋，平时复厌薄科举，急思有用于世”。与王韬不同，他有官场人脉，太平军兴起前，他已被林则徐招入幕府；常、苏被占后，又稳坐曾国藩幕宾首席。1853年，他首次游历上海，“镜帆言大营火药告罄，促余至洋行商量”。1857年，周腾虎带妻弟赵烈文在墨海书馆购买《六合丛谈》，又专门给潘曾玮“寄夷人新辑《六合丛谈》二本”。可见，苏州隐君子西学的部分来源是上海。同年，一直侍奉父亲的冯桂芬长子冯芳缉看到西洋镜画，虽未完全理解，仍感叹透视法的奇妙——“真乃咄咄怪事！”这一年，他还到上海探望父亲门生管嗣复：“与谈多外夷奇闻，盖渠新馆上洋夷酋处也。”1858年，周腾虎与赵烈文再次赴沪，“采集夷事《遐迩贯珍》全部。弢甫屡得屡散，余数年来仅而得全，为吴子登庶常索观不还，乃以转借邓随帆观察”。两人不仅自己吸收西学新知，还乐于向官员和士绅传播，以至于借出去的杂志无法收回。在苏州被占之前，西学书籍已传到京官和地方官手里，也流入潘曾玮这样的隐君子家中，自然也会在他的一众老友间传阅。
在太平军攻占苏州并逼近上海时，王韬、蒋敦复、龚橙等人，既是周腾虎和赵烈文急于联络的对象，也是避难沪上的冯桂芬、吴云、潘曾玮等人了解上海、接触西人的中介。这一时期，投帖谋职的方式也发生变化，赵烈文把龚橙推荐给曾国藩，王韬把蒋敦复推荐给上海道台丁日昌。1859年，王韬给周腾虎的一封长信里，畅谈应对西方的办法：
其一曰火器用于战。
其二曰轮船用于海。
其三曰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今所用通事，半皆粤、浙市井细民，未识立言之体，西人素轻藐之，以犬马相蓄。……兹必于各口通商处设立译馆，使左贰杂员入其中，壹心讲肄，以备将来，或酬对远宾，或译月报。
王韬希望借助周腾虎将此信呈给曾国藩，未曾奏效，却得到冯桂芬的欣赏：“尝见余致周弢甫书，极为叹赏，以为近来谈西务者，当以此为左券。”王韬在信中揭批西人“素工心计，最为桀黠”。蒋敦复给各路官员上书，反复强调需要购买西人火器，同时又宣称西人非我族类，绝不可信，“吾之不用外夷，有时不能不借外夷，亦有时不能不防外夷，能用外夷而不为外夷用，抑亦可以借外夷防外夷矣”。其与王韬引为同调，也与冯桂芬学习西算的心态相类。
王韬的第三策——“设立译馆”，在三年后变为现实。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脱胎于王韬，又超越了王韬，并把算学塞入必学课程。
在苏州被攻占前，冯桂芬从未去过上海，但已有信息渠道，其门生管嗣复“博雅好经术，一时耆彦方闻之士，多折行辈与之交，又研算术窥代微积之略”。冯桂芬阅读了1856年第2、3号《遐迩贯珍》刊登的慕维廉《地理全志》节录，1857年《六合丛谈》又连载慕维廉的其他地理学著作。冯桂芬读了美国传教士袆理哲1856年刊印的《地球说略》，有所疑惑，“又属及门管生嗣复询之夷士，益得其详”。利用这些新知，冯桂芬纠正了魏源《海国图志》中乱标的欧洲国家名字，指出其出错原因在于“不知而作之”。在“制洋器议”中，冯桂芬进一步批评道：
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
冯桂芬直斥魏源是策士，读了西书，却仍固守“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陈旧套路。冯桂芬要把经世致用落到实处，即把如何应对西方建立在通学问的基础之上。既然要走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路，就必须从学习西学开始，“采西学”是“制洋器”的必由之路。从金石学到算学再到西学的不断探索，无论是多有硬伤的《海国图志》还是平实可靠的《瀛环志略》，都已不能满足冯桂芬新的经世致用思想的需求。在批评魏源的同时，他已建立起《校邠庐抗议》的内在逻辑，并在撰写该书之前通过各种可靠渠道获取信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冯桂芬就已开始通过管嗣复打探中英交涉的内情：
额勒金之弟将驻扎京师，津门合约，英主已行盖玺，现从英国赍至，并无更改章程之说，外边纷纷臆度者，皆谬谈也。
这是管嗣复写给冯桂芬的私信，被王韬录入日记。冯桂芬的信息来源正是墨海书馆里的中国人，通过管嗣复，王韬与冯桂芬的互动也变得频繁：
逮先生归自京华，予居海上，管君小异时为予称道先生不置，屡以予平日所论议邮寄吴门，如《致周弢甫征君》诸书，俱蒙先生许可，谓可当洋务嚆矢。余亦时以欧洲近事转告先生。
王韬的议论，也通过管嗣复传给冯桂芬，两人已建立充分信任。王韬写给周腾虎的信，先请冯桂芬把关。墨海书馆、曾国藩幕府和苏州隐士的两地三边互动，在这封信里得到生动呈现。新学问、新知识、新思想观念在这样的互动中传播、接受、消化和积累，最终转化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想。
有了前期的铺垫，冯桂芬1860年逃往上海后，体验了更多洋器，对其大加称赞，尽管此时冯氏父子仍然称上海为“夷场”：
又至惇裕洋行……兰卿导登其楼，广且洁……满铺氍毹，炉火方炽……大镜光照一室，四壁挂洋画，其人物生动如真。……坐良久，几令人不忍舍去。既出，又至保仁行，但入其庭，庭甚广……又至泰妥银行，则百货充牣，无不悦耳可爱，如入波斯宝库，惜价昂，但可供眼饱耳。
苏州人严兰卿是惇裕洋行的买办。作为沪上另一类与西人朝夕相处的人群，买办是冯桂芬了解西方的一个渠道。苏州造日用品已是国内顶级，而西洋产品更胜一筹，颇受冯桂芬赞赏。对洋器的欣赏引发对西学的兴趣，对西学的吸收促发《校邠庐抗议》内容的扩充，涉及“驭夷”“洋器”“西学”的题目应是冯桂芬迁居上海后补写的文字。王韬称冯桂芬“罢官后究心西学”，所指正是这一时期。苏州士绅来沪的保留节目之一便是参观洋行，1867年，冯芳缉引导其师俞樾“同观泰西人新造屋一所，并观鲁麟洋行屋”。吴云在19世纪70年代答复著名山东金石学家陈介祺：“用洋法缩照彝器及书画各图”，“此事南中已数见不鲜”。1875年，吴云还前往上海西医牙科诊所就诊。从纸面上获得的西学新知，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得到了验证。
道咸年间的科举盛名掩盖了潘家的商业活动，除了在苏州的酱园生意，潘家的商业网络已延伸至上海、烟台等沿海城市，并与西人有业务上的往来：
现与宝顺洋行宋达泉商定，所有信件即由彼转送不误。
再，吾弟如有办事稳练及精通算法，或于关务熟悉者，抑能说外国话及能翻外国字者，吾弟可选择二三人，讲明束脩（每月二十四两，官饭），可付与一书来烟台，以资指臂。
此信写于潘祖荫担任山东正考官的1861年。作者潘霨是其族哥，由捐纳进入官场，时任天津知府，同时照拂潘家的生意。信件传递的安全和迅速对于生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潘家选择的是英商宝顺洋行。潘家的生意涉及外贸，急需“精通算法”“关务熟悉”的新式人才。
还有苏州的收藏世家顾家，也早与上海建立了生意上的联系，“二十五日从天津发六号信，托上海惇裕洋行严兰卿寄苏”。这位买办严兰卿既是冯桂芬参观洋行的导游，又是顾文彬邮寄信件的经手人，可见苏州人社交网络互动的频繁和高效。暂居沪上期间的冯桂芬，虽然没有如潘家、顾家在口岸城市的生意网络，但同样体验到了上海洋楼的舒适和洋器的精致，这样的视觉冲击如同强催化剂，糅合进入他头脑中早已储存的西方见闻和西学新知，推动了《校邠庐抗议》的快速产出。
四、 冯桂芬的经世致用
青年冯桂芬被林则徐推许为“国士”，任京卿时又得座师潘世恩密荐——“以君与林文忠同荐”。俞樾惋惜冯桂芬未得大用，否则“必将赫然为中兴名臣之冠”。而冯桂芬未尽的才学、才干，都沉浸在其经世致用之作《校邠庐抗议》里。
此书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其写作动机都在1000字左右的序言中，开篇约600字逐条列举时弊，证明摒弃“三代圣人之法”是时弊产生的原因，之后的400字，道出生平志向、挫折、遗憾和不甘：
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无言责，怀欲陈之而未有路。惧遂泯没，爰以避地暇日，笔之于书。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存之以质同志云尔。
所谓“读书十年”，应指1850年丁父忧回籍守制，至1860年苏州失守。这期间，冯桂芬借助于管嗣复、王韬、周腾虎等之手得以读到《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虽家业荡然，警报迭至，府君犹日手一编不置。”旅居沪上又迅速完成《校邠庐抗议》的写作，冯桂芬获得大量的新信息和新知识，落笔时仍然归之为“杂说”和“夷说”，可见他心中储存“有年”的“三代圣人之法”，终究无法撼动。
冯桂芬撰写《校邠庐抗议》正是年过半百前后。这是古人的一个重要心理年纪，立功无望，立言紧迫。这是不在其位者的“抗议”，墨海书馆的管嗣复、王韬、蒋敦复，英国驻沪领事馆的应龙田、龚橙，曾国藩幕府里的周腾虎、赵烈文，还有苏州园林宅第里的“贵潘”、董国华、韩崇等，都是这样的不在其位者，冯桂芬自觉身负执笔的使命，为江南地区长期思考如何应对西方的“同志”代言。
这样的紧迫感，似乎还来源于家庭变故。冯桂芬兄弟四人，两个哥哥幼年夭折，四弟死于未娶之时，他成为家中唯一男丁。两个哥哥名字排的是“信”字辈——信孚和信衡，自冯桂芬起，冯氏改变起名规则，其弟名兰芬也遵循新规，其用意不言自明。冯桂芬“体素弱，幼时即有咯血症”。身体的紧迫叠加局势的紧迫，使他明了说真话的风险和“三代圣人之法”的不足，但他终究未能再向前跨出一步：
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这段话，长期以来被不少学者解读为“中体西用”论的滥觞，也有人看作避免政治风险的烟幕弹。冯桂芬思想的魅力，恰恰是他的自我矛盾，因为那也正是时代的矛盾所在，冯桂芬的困境，也正是时代的困境。他喜欢洋器，拿来西学，然而他避免与“夷人”交往。1856年，在曾国藩幕府的郭嵩焘公差来沪，次日便主动探访墨海书馆，拜见王韬、李善兰、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给予他们正面的评价。尽管有门生管嗣复和朋友王韬在墨海书馆任职的便利，但冯桂芬从未前往探访。《冯申之先生日记手稿》所存19世纪50年代内容仅见1857年部分，这一年冯芳缉前往上海，既未登门墨海书馆，也未拜访王韬，一页纸上记录的只是管嗣复案头的“奇石”。就目前史料判断，冯桂芬对儿子在沪活动没有相关叮嘱；即使是在冯桂芬客居上海的日子里，尽管“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馆，藏书甚多”，但他最终并未前往。
《校邠庐抗议》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三代”！还有与该词具有类似含义的“圣人”“周官”“周礼”。那时热衷金石学的人，大多有一个上古三代梦——“室有尊彝在，居然三代民”。这是潘祖荫1872年在京城金石聚会上的吟诗，19世纪60年代初在沪滨奋笔疾书的冯桂芬，也是这样的心情和观念。
如果只是坚守“三代圣人之法”的执念，冯桂芬就不会具有今天这样高的历史地位。《校邠庐抗议》的迷人和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尽管“三代圣人之法”无处不在，同时西学的新鲜内容也处处可见，比如首篇“公黜陟议”,通篇议论的是官员的选拔，“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收尾却杀了一个回马枪：
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匦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骎骎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
那是一个尚未派遣过官方出国考察团的时代，冯桂芬已在赞赏美国的总统制及地方选举制度，发出“谁谓夷狄无人哉”的惊天一叹，这本该是戊戌变法时期的话题。接下来，“兴水利议”指出英国强盛的原因在于“惟能涉重洋，不远万里，垦田拓土”；“罢关征议”以英国为例抨击粤海关的腐败贪婪；“筹国用议”呼吁开矿和禁烟；“收贫民议”夸奖荷兰和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兵额议”主张“仿造洋船”；“停武试议”建议聘请洋兵驾驶兵轮。这些散落在议论内政中的外国话题才是冯桂芬对于西方整体认识的“马赛克”，如果全部拼凑在一起，那个“三代圣人之法”就被砌入墙内。这不是冯桂芬有意为之，恰是其思想矛盾不自觉的展现。《校邠庐抗议》的文本差异，既有冯桂芬在世时的修改涂抹，也有后人的删订取舍，而最终反映出的是冯桂芬及其时代的内在矛盾、冲突与困境。
《校邠庐抗议》所涉及的话题，既有器物层面，也有制度层面。长期被误读的是第二十七篇“收贫民议”起笔的两句话——“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如今这两句话已被镶嵌在冯桂芬故居的墙上，变为他主张在政治制度和思想层面全面学习西方的证据。脱离文本关联而抽离出来的“金句”注定是误读。陈义过高，其实是对古人的不尊重。冯桂芬想要表达的是中国三代本有完整的社会救济制度，被后世舍弃，却重现于荷兰和瑞典这样的“夷国”，可谓礼失而求诸野。两“金句”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本篇的议题；这里的“法”，指的是办法，并不是法律或制度。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一篇的叙述顺序——先讲西方，后讲中国，这在全书中属于独一无二。冯桂芬做过慈善并遭人诬陷，他感叹的是个人做慈善之难和国家出面救济穷人之高明。
强调“三代圣人之法”，并不表明冯桂芬彻底复古；提出“鉴诸国”，也无法证明冯桂芬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标明西方话题的议论只有三篇——“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标题本身已清晰呈现出他思想的矛盾：论欧美器物，冯桂芬用褒义字“洋”，这里的洋器只是指“西洋船炮”；论欧美人，他依旧用贬义词“夷”，书中触目可见“夷人”“夷者”“夷场”“夷礼”“夷书”“夷语”“夷字”，似乎又回到魏源时代；论欧美之学，他用的是中性字“西”，只是指示地理方位而已。19世纪60年代前后，正是欧美人极度反感“夷”字并最终将禁用该字写进了条约，而成书于同一时期的冯桂芬仍然不为所动，其心态又回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从人的层面贬之为“夷”，从器的层面崇之为“洋”，其实正是他的“三代圣人之法”在作祟，也是成书后他一直不愿刊行的决定性因素。曾国藩婉拒撰写前言，密友的反复劝阻，也就成了他顺势而下的台阶。
把三代作为改良政治的样板，并非始于冯桂芬。在他之前，至少已有先行者如王莽和王安石，在他之后，不乏继往开来者如康有为。对冯桂芬历史评价的不断加码，难免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之嫌。如果仔细考察冯桂芬的声望发达史，其实《校邠庐抗议》一开始受到冷落，最早读到此书稿的曾国藩的即时感受是：“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之后未见他与身边的幕僚如赵烈文和不在身边的周腾虎谈论此事，其后续《日记》中再也没有提及此书。与此同时，曾国藩复函冯桂芬，婉拒了他的求序请求：
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是以操笔辄止，不克报命，亦遂不复以一笺相酬答。盖始则过于矜慎，继则益之内疚，冀有道者能亮之也。自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
“矜慎”有之，“传钞日广”也是事实，但“矜慎”的理由并不在此信札，而在其日记里却有“多难见之施行”的疑惑；“传钞日广”的功劳也难以算在曾国藩头上，因为复函冯桂芬后的两年时间里，并未发现他对《校邠庐抗议》的揄扬和推广。到了洋务运动已渐次开展的1864年，即便两人两个星期内五次面晤“久谈”，曾国藩明显回避与冯桂芬讨论《校邠庐抗议》，只是在最后一次见面后的日记里留下“记数语于冯景亭所著议四十篇之首”，扑面而来的是冷淡。既然向曾国藩“献策”碰壁，那就没有公之于世的必要。吴云的劝阻“立言不免稍激”，就变得顺耳。至于说“后曾文正公索观稿本，击节叹赏。同人咸促锓版，先生卒秘匿不出”，前两句近乎讹传，后两句则是事实。放弃刊刻的是冯桂芬本人，李鸿章1862年在私信中宣称“冯敬亭亦知洋情而胆不足”，其实是皮相之见。如果说在19世纪60年代初吴云的担心和李鸿章的揶揄还有道理，那么，在太平军被镇压之后、洋务机构和项目渐次铺开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刊刻《校邠庐抗议》的政治风险已归于零，那位以倭仁为楷模的理学家李棠阶在乡居20年之后重返京师，于1865年读到《校邠庐抗议》的反应竟然是“多可采”“尤裨时用”，证明冯桂芬仍然不愿刊印的原因绝非“胆不足”。
到了“清流”踊跃建言的19世纪70年代中期，冯氏兄弟将小部分的《校邠庐抗议》内容放入《显志堂稿》中印行，反映的未必是已去世的冯桂芬的愿望。作序的是风头正健的“清流”代表人物之一陈宝琛，他的评价比曾国藩平实而具体：“大旨明法以善世，求行法，非求变法，其有变者，必其有以行者矣。”表明李棠阶的断言并非虚幻，言论环境进一步宽松。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翁同龢便把此书进呈给光绪帝，理由是此书“最切时事”。戊戌变法前对《校邠庐抗议》的推崇，无非在于证明康有为是冯桂芬的思想继承人，其效应则正好相反。冯桂芬的知己，还是看似狂狷的同乡王韬：“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绝无虚骄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王韬点明冯桂芬心仪的是西学，以“西学”救“中法”之敝，这才是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在19世纪60年代应对世变所给出的答案。尽管这个答案本身充满内在矛盾，它仍然成为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指南。
余 论
限于篇幅，本文聚焦的只是苏州最具代表性的“贵潘”、韩崇、董国华、吴云、顾文彬和冯桂芬，不得不放弃对曹载奎、张丙炎以及与苏州来往密切的周边地区金石名家如王昶、张廷济，甚至更远的如山东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收藏家、学问家交往的梳理，这是一张更为庞大和密集的社会网络。19世纪60年代前后由金石学转向算学和西学之后的社会网络仍然以苏州人为中心，扩展到上海、常州，甚至南京和杭州周边。在苏州这样的繁富之地，新思想观念的生态根深叶茂、多姿多彩，冯桂芬只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整个江南地区士绅的生活样态、思想观念嬗变的缩影。
倘若没有太平军的到来，苏州士绅仍然沉浸在园林宅第和金石字画的太平小世界里。本文开头将从嘉道至咸同时期苏州士绅的思想观念嬗变概括为“承平时耽于隐、乱世时勇于思”，看上去像文学形象化的装饰，尤其是后一句的“勇于思”，到底何所指呢？首先指勇气，为什么思考需要勇气？两次鸦片战争中太多的南方士绅被指控为“汉奸”和“间谍”，与王韬有交谊的晚辈苏州人谢家福就直指龚橙为“奸细”、王韬为“汉奸”。江南地区以冯桂芬为代表的士绅的艰难思考，最终融入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中兴伟业”，前者躲在了幕后，后者站上了舞台。冯桂芬乐于隐身，这是隐君子的心态，也是与王韬、蒋敦复、周腾虎、赵烈文之异趣所在。最后想说的是“勇”的第二层含义，苏州士绅的思考，终究缺乏突破的勇气和定力，冯桂芬从学入手，落实到求，最终归于经世致用，止步于献策，其实凸显的是他陷于魏源思维模式的矛盾，这也是后来的托古或复古派难以摆脱的困境。此后的苏州士人未能接力向前，直到戊戌变法前，困扰冯桂芬的思想矛盾和困境并未得到解决，苏州籍的高官潘祖荫和翁同龢只是满足于做“太平宰相”，面对19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窗口，翁同龢拿出的仍然是《校邠庐抗议》，并以谕旨颁行推广，这不是冯桂芬的荣耀，而是苏州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