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论群学相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23: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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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群学在战国末期诞生以后是否得以传承,其传承机制和绵延形式是什么,个中原委极为复杂,从“经世致用”可以找到正确答案。“经世致用”还影响到学术的存在和绵延形式。基于对荀子及其门生和后学影响、参与秦汉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的分析,考察由此开启的群学从元典向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和转型的“相态”演进脉络。从历史实践、社会理论和思维逻辑三个层次揭示了群学相态演进的实现机制,从而进一步证明群学的历史存在性和绵延性。基于此,可以揭示群学的存在形式何以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的原因,如何看待中西学科分化模式之异同,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价值选择问题。

   关 键 词:群学相态  经世致用  群学传承机制  学科分化模式  the phase of groupology(Qunxu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groupology  disciplinary differentiation model 

  

   中国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说法,已经成为“口头禅”。但是说来容易,真要理解,却不见得。就笔者而言,过去一直以为,“经世致用”不过是重在强调实用。近年来,在研究群学的过程中,才领悟到“经世致用”反过来还影响到学术的存在和绵延形式。

  

   我们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1]一书中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在《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群学的形成”[2]中又建构了群学元典的命题体系,从而证明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那么,群学在战国末期诞生至今已逾2200年,它是否得以传承?其传承机制和绵延形式是什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和分科模式与西方不同,因而自秦汉以降,未见哪一位学者自称“群学家”;宋代以后更有人否定荀子、批评群学。有人据此轻易得出结论:荀学沉寂了,甚至认为湮没了、中绝了。但也有一些人确信荀学并没有湮没:清代汪中就指出,两汉经学皆出于荀学[3]78;谭嗣同也认为,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4]。不然的话,“托古改制”的康有为从哪里找来了1891年在万木草堂讲授的群学,梁启超为何能理直气壮地称荀子为“社会学之巨擘”[5]1317?而严复、蔡元培等人则有群学专论,①钱钟书使用了“群学家”专称。②显然,他们认为群学自战国末期诞生以来是一直存在的。③诚如钱穆所言:“中国学术思想,自秦以后,仍然继续,并未中断。只是时代变了,思想也跟着变。从前可谓是诸子百家的分裂时期,而现在(指秦汉以来——引者注)则要求调和融通而归统一。”[6]这一论断,当然也适用于群学。那么,群学是怎样跟着时代变化的,是怎样延续的,其机制是什么?个中原委极为复杂,而“经世致用”可以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答案。

  

   一、经世致用与群学从元典到制度化演进的开启

  

   (一)荀子游秦及其对秦国制度建设的影响

  

   “经世”一词初见于《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7],“致用”则见于《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8]。可见,中国学术从根源上就强调经世致用,儒家尤甚。孔子周游列国,孟子也游说多国,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付诸实践。可是,大儒们尽管热衷于在诸国之间游走,企图一展抱负,却都拒赴秦国,称遵行法家的秦国为“暴秦”,视为虎狼,甚至以赴秦为耻。然而,到了战国末期,情况发生了改变,作为东方精神领袖的儒学大师荀子带头游历了秦国。荀子入秦,是在秦昭襄王时期,大约公元前269年至公元前262年之间,此时的秦国已基本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实力。历史文献上记载,荀子入秦境后沿途观察,并会见了秦昭襄王和秦相应侯范雎,但未被任用。于是,不少研究者据此就简单地用“未见用”三个字,否定了荀子对秦国制度建设可能发生的影响。加之这个问题曾被所谓“儒法斗争”等思潮所搅乱,确实难以厘清,今天从群学研究的视角,应该对此做何理解?

  

   第一,就儒法关系而言,如果绝对地将秦国归于法家一边,将“六国”④归于儒家和道家、阴阳家等各家一边,岂不是简单地将秦统一六国与拒秦统一的斗争同所谓“儒法斗争”画了等号?这个问题不搞清楚,难免落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所谓“尊法批儒”的一套——法家是推动统一大业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而是进步的;儒家是抗拒统一的,是崇古复古的,因而是反动的。实际上,对于秦国强盛贡献最大的昭襄王和秦始皇虽然重用法家,但是作为实践家,他们并没有“纯法”的标签,而是怎么有利于富国强兵他们就怎么干。如果他们不勤政为民,能得民心吗?如果不礼贤下士,能招揽天下英才吗?即便是征讨六国,也要声称“兴仁义之师”,否则岂不“师出无名”?确实,《荀子》书中记载,在回答秦相应侯范雎所问时,荀子指出秦国的“所短”是“无儒”[9]261。但这不等于秦国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儒者。昭襄王时期可能儒者有也不多,吕不韦执政和秦始皇时期是不乏儒者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其中多为儒者,且可在朝进言[10]259。据王国维考证,秦代博士有姓名可考的有7人,其中至少确知伏生、叔孙通、羊子等为儒生[11]。而在函谷关外的东方六国一边,并非没有法家,正是法家的头号代表人物韩非实为联合抗秦的主要策划者。足见“抗秦或助秦=儒法之争=反动与进步”这一套贴标签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秦相李斯提议“焚书坑儒”,被后世儒家所唾骂,李斯就被说成纯粹法家的实践家;秦始皇重用李斯,好像就纯粹实行法家之权、术、势。可是这样一来,不就等于把秦之所以能灭六国、顺应历史大势、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功劳,完全归于法家之一派?法家之外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之学岂不都站到了中华统一大业的对立面?这符合历史事实吗?至于历史事实,诚如任继愈所说:“孔、墨、老、庄、申、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天下(中国——引者注)统一,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他们从不同角度,代表不同的人群,为后来秦汉大一统提供蓝图做思想探索。”[12]165显然,尤其是对于战国末期的人物,非要贴上“纯儒”“纯法”的标签,把所谓“儒法之争”绝对化,对历史没有什么解释力,对后世(如“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的所谓“儒法斗争”)更没有什么好作用。

  

   第二,就荀子思想特点而言,作为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虽然坚持了儒家尊仁崇义隆礼的基本立场,但他并非局限于儒家,而是融会诸家。司马迁说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0]2348,在战国末期总结了儒、墨、道德各家的成败优劣,成就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大综合。

  

   荀子之所以能建此旷世之功,首先是因为他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的约一百余年间,诸子百家汇聚齐国稷下学宫这一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中心,稷下先生和学子们享受优厚的待遇,“不治而议”,自由讨论,相互辩驳,相互吸收,实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术创新圣地。其次是因为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10]2348,在长达数十年间主持学术大讨论,最有条件兼容并包,“诸家杂糅”,引领百家争鸣走向了百家融合。例如,儒家崇尚王道,反对霸道,而荀子主张王霸兼用;儒家重义而轻利,荀子却“义利兼顾”;儒家提倡礼治,而荀子提倡礼法兼治;儒家法先王,而荀子法后王;儒家尊天敬天,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等等。在孔孟“纯儒学”之后,实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综合,成就为战国末期无出其右的集大成者。被其后学们赞为“孔子弗过”“德若尧、禹”[9]510,可与孔子比肩,能与尧、禹相似。

  

   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思想大师,在实地考察了秦国之后,称赞秦国的治理,即便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古代比,也堪称达到了治理的最高境界: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梏,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9]260-261

  

   荀子赞赏秦国的民间治理形成了清风良俗,百姓朴实,无污秽声乐,无怪异服装,民众服从管理,很像古代的人民——这不是对其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充分肯定吗?官吏们严肃认真、恭敬节俭,敦厚可敬,忠诚守信,毫不懈怠,真像古代的官吏——如果没有优良的吏治怎么可能达到这种状态?士大夫们走出家门,进入公门,走出公门,回到自家,不务私、不勾结、不结党,明智通达、公正无私,真像古代的士大夫——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何来如此清朗的政治生态?朝廷办理各种政事当日办结,绝无遗留,以至悠闲得就像无事可办似的,真像古代的朝廷——这不是政通人和的最好证明吗?正因为秦至昭襄王这四世治理有方,才能不断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具有必然性的。“古之治”即夏商周三代之治,是古代圣王的治理,孔子赞为“郁郁乎文哉”[13]28,在儒家眼里是极盛之大治,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标准。而“秦类之矣”,如此高度的评价,不论对于秦国统治者和老百姓,还是对于东方六国的士人们,都必定发生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番言论出自战国末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之口,比秦昭襄王说多少话都更有震撼力和影响力。

  

   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就发生了直接的效果。前面提到荀子对秦相范雎指出秦国的“所短”是“无儒”。很快,秦国就采纳了荀子的意见,仿照荀子任职的齐国之稷下学宫,建立了“不治而议”的博士制度。秦制规定博士的职责是“通古今,承问对”,参与议政。钱穆认为“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14]。所不同者是“博士”纳入了官吏系统,是“吏”“师”合一的。“博士”虽不全是儒者,但这一制度的设立,是荀子对秦汉制度建设发生影响的直接证据。

  

   荀子在入秦前后,对春秋战国连年征战兼并中各国的兴亡原因做了深入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之道作了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荀子》一书的绝大部分篇章,从主题看,都是直接论述“王制”“王霸”“强国”“富国”“君道”“臣道”“致士”“议兵”等实际问题,与《论语》《孟子》相比,较少道德说教而更加贴近社会实践亦即更可“致用”;从论述的内容看,更加具有经验性,更加可以参验亦即凸显“实证性”。诚如章太炎在谈到荀子与孟子、子思之别时所指出的:“荀子专主人事,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人趣。若论政治,则荀子高于思孟。”[15]179荀子不做“超出人格”的道德说教,专注社会实践,尤其是“明施政之术”[15]177,懂得如何决策和实行,这就为后续入秦参政的门生和稷下学子们,提供了在经世致用上更具实际指导性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总之,荀子的言论和行动是经世致用的,发生的影响当然也是经世致用的。

  

第三,就群学研究而言,在讨论了所谓“儒法斗争”和荀子思想特点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评估荀子入秦对秦国制度建设的影响了。首先,荀子高度赞扬了秦国的国家治理、政治制度,而在当时的普遍舆论,是认为秦国不过是利用地理环境等资源优势和严刑酷法、对外征伐抢掠才强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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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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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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