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2期（总第403期）
作者：王乐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
摘 要：清末科举新章将“中国政治史事论”置于首场，史学一跃成为举业首重之学。这一变革不仅缘于史学能彰显尊王大义、维系名教纲常，更因在经世致用思潮下，“时务”已被视为“史学之一种”。科举新章将中西大政置于历史框架下进行考察，淡化了“西学”的异质性，巧妙地将其转化为可在科场中讨论的“经济时务”。当传统学术体系面临“所学非所用”的深刻质疑时，科举改制以史学为枢纽应对大变局，这不仅是清末政学两界应对世变思维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知识体系在面对“古今中西之争”时的一次积极调适。
关键词：科举改制；中国政治史事论；史学转型；经世致用；时务
在明清科举体系中，史学虽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一般位居末场考核，且并不决定考生的去取。1901年，清政府推行科举改制，宣布废除八股、停止诗赋、裁撤誊录，并出台新章规定头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清代科举素重头场，新章一经颁布，史学一时间成为影响考生去取的举业首重之学。深重的时局危机与“所学非所用”的质疑，不断要求清末科举制度对新学进行吸收与接纳。1898年张之洞起草新章之初，也曾拟将西学列为首场考试内容——“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第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那么，为何在1901年正式改制时却将史学移作首场考试内容呢？
1901年的科举新章仅实施两科，便随科举制度一同停废，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策论文体被后续的优拔贡、新式学堂、大学和民国文官等考试制度不同程度地承袭，而且广大读书人出于应试目的，在科举新章指挥棒下开始广泛涉猎中西史籍与各类新学，其阅读边界与思想视域均大大扩展。对清末科举新章的既有研究聚焦于制度沿革、西学引介和末科进士群体等议题，成果丰硕，但多更偏重第二场的西学内容和会试问答。已有学者指出，如果重返历史现场，考官与考生的精力与策略将势必主要聚焦于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明清科举系统中，又以乡试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竞争尤其激烈，素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剖析乡试、会试章程与“中国政治史事论”问答，解析史学何以在科举改制中取代八股与西学，跃居首场考试；进而探讨在晚清“古今中西之争”的变局下，科举新章如何以史学强大的经世传统与知识包容性，为尚未定型的新式学科提供了一个过渡性框架，将西学、时务等新兴学问暂纳其中，从而在制度与观念层面回应时局之变。
一、移作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方案确定
1901年出台的科举新章，实为清廷在时局艰危之际，为急求通达济变之才而推出的救时之法。清代历次科举改制的经验和晚清朝野议改科举的方案，为清末科举改制提供了重要参考。嘉道以降，知识界有关科举改制的设想层出不穷，废除八股、调整场次、改策为论等改革设想逐渐走向成熟。戊戌变法前后，变革科举是维新人士变法主张的重要环节，以“论”形式考察史学和提前史学场次的倡议越来越多，方案也愈加具体可行。
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准备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关于如何分场、据何命题，各方展开了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场次安排上。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日部臣奉上谕详议章程的情况。他提出的方案是首场试四书义、五经义，次场试史论，三场试时务策，并特意强调时务策“不必定讲西学。凡田赋、盐漕、钱法、水利、兵刑之类皆是”。如此一来，既能确保改制名正言顺、导向端正，又能有效甄别考生的真才实学。其实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于《时务报》率先陈述科举变革三策。其中“下策”最为稳健，主张在维持现行取士之法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略变其取士之具”，即拟在乡试、会试中将史学单独置于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康有为则提出将乡试、会试分为两场，时务试于首场，史学与四书、五经一同置于第二场。不过，这些议案并未得到光绪皇帝的明确表态。
相比之下，礼部遵旨详拟的章程更值得注意。礼部遵循康熙年间旧例，拟改为两场考试，乡试、会试首场命题定为“四子书论一篇，经论一篇，史论一篇”，次场策问五通。在礼部方案中，史论虽被拟纳入科举常科的首场考试，但仍位于“四子书论”和“经论”之后，并非首场考试唯一内容。
然而，戊戌时期得到光绪帝最终认可的方案却并非礼部此稿，而是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上奏的《妥议科举新章折》。在该折中，他们明确提出“三场顺序互易”与“随场去取”两项关键主张，并获得光绪皇帝谕旨批准：
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对比张之洞、陈宝箴方案与礼部初案，二者不谋而合之处是均将“史论”提于首场，不同之处在于对“史学”的场次安排与名称上：张之洞、陈宝箴建议将史学独立置于首场，拟称“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礼部则将“史学”置于“四子书论”与“经论”之后，共同在首场考察，并使用旧称“史论”。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最初的改革设想并非如此。从他给陈宝箴的信中可知，他原本的构想是：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第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第三场为经学，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规定“每场皆有去取”，“既可得通才，又不废《四书》《五经》文”。但若按此安排场次，考生若未能通过首场“时务策”的考试，便丧失了后续参试资格。
史学移作首场，源于陈宝箴回信所提出的史学“著尊王之义”的重要作用：“变法原重时务，第俗情专事吹求，似不如以国朝政治、史学移作首场，著尊王之义，而以西人政学为第二场。”礼部据此拟定详细的乡试、会试章程，明确规定“第一场论题五道，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第二场策题五道，凡西学各类均在其中，第三场经义论题两道。此时，戊戌时期科举新章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虽然戊戌年科举改制随着政变失败无疾而终，但其改试策论已在一些省份的岁科试中得以短暂实践，且大大影响了读书风气。如梁启超所言：“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庚子事变后，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科举改制势在必行，必须废除空洞的八股，转而讲求时务，并在保留经义内核的同时，确立史学作为经世实学的重要地位。1901年新政再启，张之洞与刘坤一会奏改革科举，基本沿用了戊戌年张之洞“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至此，史学位列首场的清末科举新章正式出台。尽管科举新章在制度设计上标榜三场并重，然而受偏重首场的传统积习牵制，在实际录取考生时，“中国政治史事论”一场的成绩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会通中西：以史学调节士习与时务的冲突
科举内容与场次的争议，其实反映了传统士人对西学冲击下正统政治文化秩序失序的普遍焦虑。新章既要考察时务，又要维护人心风俗，史学放在首场考察，目的之一就是缓解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调节变法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辛丑年的科举新章基本沿用了戊戌变法期间的科举方案，但是确定首场考察史学后，考试的名称却出现了细微变化。在各方商讨的过程中，“中国”二字已经逐渐凸显，“国朝”二字则开始悄然隐去。史学场曾拟称作“史论”“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等，最终正式名称被确定为“中国政治史事论”，并在此后各种官方文本中被沿用。名称的更改实际上代表了政治话语的实践转向，投射出了在面对世界秩序格局剧变时，清政府内部政学系统的冲突与革新。除名称上避讳康梁一党外，“中国政治史事论”之名的确定还有另外两重因素的影响。
其一，首场考试的“中国政治史事”是在与第二场考试的“各国政治艺学”相对照中出现的。“各国政艺”纳入科举考察范围后，须以“中国”固有学术与之互鉴参照。以往科举章程并不强调“中国”二字，默认均在传统学术体系下出题。甲午至戊戌时期，梁启超曾提出“中外史学”的命题方式，康有为在奏折中也强调了“中国史学掌故”的重要性。这些科举议案虽有区分“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之意，却并未明确提出规制和解释，也就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戊戌年礼部仍沿用了前代“史论”的说法，首场考“四子书论一篇，经论一篇，史论一篇”，此处的“史论”对应的是“经论”和“四子书论”，三者均属本国传统学术系统。
换言之，以往科举章程中，一旦提及“史”则默认为以“本朝”为中心展开叙述，亦自然延续中国之脉，自不必赘述“中国”二字。国门洞开以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天朝”走向“万国”，历史观念和学术系统也随之变化。在科举场次名称中使用“中国”，缘于1898年张之洞提出的第一场考“西政西学”，第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的草案。1901年科举新章正式颁布时，将“时务策”或“西学西政”等笼统的说法均改为正式称呼“各国政治艺学策”。该方案首次在科举制度设计中将“中国”与“西方”并置，意图选拔“中西兼通”的人才。张之洞所设计的新章框架，呈现出远超以往科举议案的中西对照性。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唯有1902年湖北乡试首场考试的题目使用了“中国”一词：“强国之道，财政为先，试取泰西理财之法，参以中国情势，通盘筹画，分别其缓急利病之宜，以浚利源而裨国计论。”题目以“中国”对应“泰西”，二者相互参照，展现了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探寻吸收西学合适方法的设计意图。
其二，“国朝”字眼的消失映射着清廷统治力量的衰微。“国朝”一词在科场中有明确的规范准则，不仅指代“本朝”，更有尊崇清廷统治之意。《钦定科场条例》明确将“国朝”规定为必须单抬书写。在科举考试中，抬头格式与避讳体例一样，具有尊君亲上之义，若有违式，不仅考生会被罚停考试，考官也会被一同处罚。这种严格的书写格式要求甚至内化为士人的本能，如钱玄同回忆起年少学做科举文章时，即对此等款式十分熟悉：“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年少的他还曾因见一部日本人写的史书没有抬写清朝皇帝的名字而感到莫名难过。科举程式对读书人的无形规训就在于此。相较而言，“中国”二字并不需要抬写，指代的是国家而非清廷。“中国”代替“国朝”这一微妙的变化，实际在无形间将皇权的威势隐去了。
新章以时务为重，却又要防止青年学子离经叛道、惑于报论“邪说”。在这种新旧中西之间形成的对立、紧张中，被移至末场考试的四书五经已有“不废而废”的意味。要继续维系“尊王之义”，稳定统治秩序，被列为首场考试的“中国政治史事论”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它既要能对时务大事进行回应，又要确保考生的传统根柢，从而实现“镕经铸史”与“切于时用”的结合，缓解谈论时务与维护正统之间的冲突。这一改革取向，在各省乡试的命题、答卷和批语中有明确体现。
首先，就考试命题而言，考官多选取影射时务的史事，不仅要求考生追溯其源流，更在于以中国史事为基点，引导出中西政制的比较视野。“中国政治史事论”一场要求考生论述古今政治得失，但对“国朝政治”的参考范围与出题方式始终未作明确规定。《续增科场条例》仅模糊表述：“国朝掌故，书目繁多，讲实学者尤宜切实讨论，藉以援古证今，应听考官酌举命题，不必定以专书。”这种制度上的模糊性导致部分考官倾向于保守命题，一般以《御批通鉴辑览》为主要依据，避免触及本朝史事与人名之忌讳，多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审慎心态。在此背景下，清末科举新章两科乡试的“中国政治史事论”题目，仍以汉、唐、宋为主，元、明亦占有一定比重，其他历史时期的题目则相对零散，数量有限。
尽管“中国政治史事论”的题目多取自前代，但其目标仍为回应当下的时务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试题直面本朝政治，甚至明确要求进行中西比较。如1902年湖北乡试题：“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之宗旨论”和“强国之道，财政为先，试取泰西理财之法，参以中国情势，通盘筹画，分别其缓急利病之宜，以浚利源而裨国计论”。此类试题非但不避时务，更在中学考场中引入西学内容，要求考生贯通中西，因而在士林中引起广泛关注。两届新章的各省乡试试题中，仅有几题直接涉及清朝的舆地、边防、理财等问题：1902年，福建乡试的“筹边防论”，湖南乡试的“理财论”；次年，河南乡试的“中州形势论”，云南乡试的“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之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论”。由此可见，“国朝政治”虽未在制度上明确其出题范围，却在实践层面与“中国史事”相互贯通，形成“古今一贯、古为今用”的命题路径。这不仅未削弱本朝政治在科举中的重要性，反而借助历史经验的援引，延续并强化了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涵。
其次，从考生答卷上看，考生既要明西学，又不能“主张过甚”，尺度不易把握。尽管科举新章将史学置于首场，颇具“经史易位”象征意义，然细察答卷可知，史仍依附于经，未脱康有为所谓“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之范畴。新章以“中体西用”为内核，而“中体”之根本在于经、史，即便在风气最为趋新的1902年湖北乡试中亦不例外——经史之学仍是书写答卷、回应西学挑战的基点。考生刘邦骥于唐宋强弱比较一题中，虽借用他阅读的《日本国志》史事将唐代藩镇与日本幕府相比较，然其立论核心仍在申明“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赞扬高山彦九等人“以尊王之义激励人心”。房官对此大加赞许，批其“胸罗史纬”，“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动”，可见考官所肯定者并非仅中外比较之方法，更在于其坚守纲常的立场。
清末科举改制虽倡导讨论时务，但其根本目的仍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与传统科举“禁谈时务，方端士习；力遏新学，方正人心”的逻辑一脉相承。改八股为策论，意在使士人熔铸经史，将时务西学纳入可控框架，而非动摇经学根本。浙江乡试考官唐景崇所提的“四等批卷标准”颇具代表性，他将“经术湛深，博通中外”者列为上选，强调行文须“根据经史，确守绳墨”；并指斥落卷中不乏“震于泰西富强之说”之作，反映出清廷对西学冲击的警惕。按此标准筛选出的中选试卷往往呈现出既贯通中外，又能恪守经义、对抗“邪说”、驾驭西学的样貌。
最后，就房官评卷而论，考官评语体现出由注重辞藻华丽向讲求经世致用的显著转向。例如1902年，顺天乡试杨朝庆获房官批语“借古鉴今，发运透辟”，河南乡试胡诗培亦被评“于当下情事动中肯綮”；1903年，浙江解元刘焜因“茹古含今”获考官李家驹嘉许，蒋希周更因“五艺考古证今，识解博通”获唐景崇激赏，被评“融会新旧”。相较于从前的八股评语侧重“文律韵语、清新俊逸”等修辞标准，“中国政治史事论”的评语更注重考生对古今之变的贯通能力与对现实问题的洞察深度。这一评判标准的转变，正与新章所倡导的“博涉古今”“明习内政”的取才原则相契合。
通览新章乡会试首场试题，可以看出将史学放置于首场显然具有深意：意在借史学贯通中西、融汇新旧，不仅提供接纳新学的知识框架，更肩负着整顿人心、匡正秩序的使命。从清廷的考量出发，史学不仅能接引西学、讨论时务，更在于“史即经”，可“著尊王大义”。通过科举考试的实践，“通史致用”实际承担了传统“通经致用”的功能，使史学不仅可以与经学一体，还能进一步衔接时务与西学。将史学置于首场，实则是将敏感的“西政、西学”议题纳入传统史学框架，淡化其异质性，转化为可被接纳和讨论的“经济时务”，从而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近代化的合理方向。
三、贯通古今：出题意图在于时务而非史学
在晚清世变日亟的背景下，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史学统摄时务的学术认知与实践路径。朱一新曾明确提出，“时务特经济之一端，亦即史学之一种，分之无可分也”，他强调“经济即在经史中，加以阅历，乃有把握”，否则不过是纸上谈兵。姚模进一步阐明，“所谓时务者，审当时之权宜而先务之”，其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势而转；当前的时务要端集中于“广储人材以资富强”“开矿产、兴商务以致富”“精制造、修军旅以致强”三个方面。此时所热议的“经济”“时务”“政治”，均指向济世经邦、治理国家的范畴。以史学统摄时务的理路，在清末科举改制与知识重构中得到具体展开。
在这一脉络下，“中国政治史事论”正是将“政治”与“历史”加以贯通的具体实践，所考内容就既有过去的史论，也有当下的政论。学政吴郁生则认为，经世之学“不通乎古则无体，不通乎今则无用”，尤重时务的变化。他指出，不仅货币、赋税、盐务、军事、边防、水利等传统政务，与道光、咸丰时期相比也已大不相同，而且诸如关局税厘、交涉通商等新兴政务“皆先时所无”。基于此，他建议科举改制之际，应修“政治之学”专书，以供官员和学子参考。吕思勉年少读书时恰逢科举改制，受此学风影响，喜读《经世文编》一类书。据他回忆，当时所谓经济之学“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并“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新章主要设计者张之洞的史学观也非常有代表性，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今日史学切用有两端：“一事实，一典制”，史实应择取“有关今日鉴戒者”，典制需考察“可资今日取法者”，凡不切用于今日者皆应搁置。这一古为今用的史学观可对应到他所设计的科举新章中，直接指导了科举新章以史经世的实践路径。“通经史”的最终目的是“达时务”。其实，阮元早有“稽古之学”与“政事之学”不可两分的论断。政治须从历史中推源求据，昔日之政成今日之史，今日之政亦为未来之史。这种“以史为鉴”的认知方式，要求考生论述时务时在历史纵深中获取合理依据。可见，科举新章以历史眼光审度现实问题的思维，及其以史学统摄庞杂新知识的方法，非凭空而来，实有其深厚的历史脉络与学理依据。
“中国政治史事论”虽脱胎于清代科举三场策问中的史学题目，但不论是文体还是内容上的改变，皆旨在更直接地服务于时务讨论。在文体上，它采用了较为自由的“论”的文体，以减少体裁格式对内容表达的约束。末科探花商衍鎏曾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举例解析“中国政治史事论”文体，他以其兄商衍瀛在1903年会试卷《管子内政寄军令论》为例，分析道：“此论分三段，第一段总发题旨，论管子强兵之作用。第二段将军令寄内政之善处说出，实作全题。第三段推开说，挽回本题以作收束。”一般“中国政治史事论”的答卷体裁就如该卷样式，相较八股文体来说确实较为灵活自由。担任过会试考官的恽毓鼎则认为，改用“论”体的好处是使士子“镕经铸史，畅所欲言”，有根柢者学识见长，空疏者无从着手，“诚善制也”。
在内容上，考生往往选择联系时务作答，“援古”是为“证今”。科举新章不以时务为讳，要求考生依据史事抒发各自的见解，以解决当下危机。皮锡瑞在科举改制拟章期间重读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云“‘策则诸史、时务亦然’，是史学必兼时务，朱子亦明言之。又云‘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是廷对尤重时务。近以时务为讳，何欤？”皮锡瑞此语道出策论题在改制后的最大不同：讨论时务。
“中国政治史事论”题目出处通常不会晦涩偏僻，基本可以从《御批通鉴辑览》《御批通鉴纲目》等书中找到出处。《御批通鉴辑览》等史书在科举改制后均热销一时，尤其新出现的石印、铅印小册更便于考生旅途携带或场中夹带。多部讽刺小说对科举考场中抄袭的描写均十分生动，如《官场现形记》：“史论题目是大家晓得的，总出在《御批通鉴辑览》一部书上。”再如小说《九尾鱼》亦刻画了考场中翻查《御批通鉴辑览》的情形。
当基本史实不难厘清时，考生胜出的关键在于立意的高远与阐释的精妙。试举数例以作说明。1902年，湖北乡试题目要求分析唐宋国力差异，解元汪哕鸾突破传统框架，进行全球比较。他认为：印度“亡于无国力”，犹太“灭于无民质”，“英之商务，何以遍于地球也，则国力为之也；俄之铁路，何以遽及于西伯亚也，则民质为之也”，并系统论述外交、国力与民质的互动关系。同年，山东乡试围绕秦代货币制度命题，考生孙丹黻直指晚清币制困境，提出金、银、钱三级币制改革方案，并主张“推广矿务，以裕财源”。边患议题尤为士子所关注。1902年，江南乡试以元代西征为题，解元曹清泉巧妙联结古今，提出依托蒙古、新疆的制俄之策，“倘能坐烛于几先，绸缪于未雨，增屯垦，募民兵，用元人戡定之成谋，席元人布置之方略，一旦天心助顺，人事转机，则中国所以制服俄罗斯者，固即在用新疆、用蒙古”，其西北地理见识获得考官“思深虑远”的评价。这些题目虽蕴含明确的价值导向，却没有预设标准答案。新章鼓励考生在史实准确、尊经守节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发挥议论，“不徒搬运史事为工”。
“中国政治史事论”以求富强为主基调，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儒学、礼法、法律、君德、名臣、官制、科举、学校、币制、税则、赋税、农政、改革、兵政、中兴、外交、商政等方面史事，其框架内涵颇近似晚清流行的《经世文编》类书。《金陵卖书记》记载，科举改制后购书者所求最多之书除《御批通鉴辑览》外就是《经世文编》。但是，与《经世文编》通过增设“洋务”门类或将其融入传统目录以接纳新知不同，“中国政治史事论”采用了以史学包容古今中西的办法整合新知。晚清学者俞樾曾敏锐地指出，随着时事发展、世变益繁，《经世文编》的分类也随之变化，“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设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新事务已非旧有分类所能涵盖，面对知识膨胀与分类争议，“中国政治史事论”暂将西学、时务等学问纳入史学的经世框架，以此应对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此法暂时跳出了繁琐的门类之争，成为急于选拔“通才”最为稳妥的方案。
科举新章中考察史学的目的并非追求纯粹的学术考辨，而是旨在回应紧迫的时代命题。时人对“不读史书”的忧虑，其深层所指其实是若不通晓历史“掌故”，便难以真正洞察当下“时务”。新章榜眼左霈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应考前每日读书的情况：考前，他所读次数最多之书就是新章规定的《御批通鉴辑览》，多达130余次，并“抄时务书”120余次。此后他出发赶考，在途中有机会购阅新书，阅《西洋史要》《欧洲财政史》《世界地理志》的记录日多。由此也可以看出，科举新章施行后，“中国政治史事论”的出题意图显然是在时务而非史学。这直接促使读书人积极拓宽阅读视野，关心天下时务大事，从而在制度层面引导了开耳目、启民智的社会风气。
四、余论：世变下的中学与西学、史学与时务
1902年是正式实行科举新章乡试的第一年。该年，皮锡瑞在日记中对科举、学堂、中学、西学、史学与时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析，认为“策论列经义之前”的原因是策论可以博通古今中外，是应对世变的有用之学：
或又谓学堂但宜教西学，若中学，人皆知之，何待教？为此说者，殆以能作时文即足以尽中学，不知时文为经义之遗，充其量只能发明经义。今之世变为前古所未有，必须博通古今中外之学，方为有用。方今功令以策论列经义之前，正为此也。译学、算学固在所重，而史学、时务尤当讲求。
科举新章所谓“古今中外之学”，史学为“古”，时务为“今”，中学为“中”，西学为“外”。在“前古所未有世变”的限定条件下，古今中外学问中最应讲求的学问是以“译学”“算学”为代表的“西学”，“史学”和“时务”也提至同等重要的地位。清末科举制度改革中，史学虽还有经学附庸之意，但其趋向明显是逐渐转而与时务古今贯通、与西学中西会通。科举远非单纯的选官程序，实为国家进行社会整合、贯彻统治意志的关键机制。相应地，科举考试中史学与经学、西学、时务等领域的关系格局变动，不仅关乎学术知识体系的内部调整，亦是统治策略变化和对外部政治环境的直接回应。
皮锡瑞这一论述的重要性还在于：他驳斥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错误观念，即将八股文等同于经学，经学即为旧学，旧学则完全归属于科举制度；而新学完全等同于西学，学堂只重西学。此种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而且对后人审视这段历史产生了误导，从而产生了新旧两分、科举与学堂对立等判断，最后这个过程被简单地总结为“废科举、兴学堂”与“重新学、轻旧学”。此种片面且简单的论断不仅忽视了科举的改制及其与学堂的合流，割裂了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早期的近代化进程，更无法合理解释民初史学、文学格外繁荣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将清末科举改制与其向新政学体系的转型纳入考察视野，就显得格外必要。不论是守旧者还是趋新者，史学均可为其所用。像皮锡瑞这样将“有用”视作判断学问价值核心标准的观点，在清季社会颇具代表性。在晚清“满汉中西新旧”的复杂形势下，在科举、学堂、留学并举的变革中，史学就是因一“用”字，在各类学问中有了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史学之所以成为新章首重之学，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是会通中西，“中国政治史事论”承担了接引西学和维护统治根基的双重任务。陈宝箴建议将史学移作首场的直接原因即其可“著尊王之义”。传统中国，政教相维，政治合法性深植于文教与道统之中。科举改制虽废八股，经义犹存。科举改制以“中体西用”为纲领，但“体”之所在，仍依托于经史所构筑的合法性基础。科举场次名称上的争执也显示出晚清士人在应对中西新旧冲突时，从“洋务实政”到“时务新政”的思想走向。此时，已成功吸纳了西学与洋务思想内容的“时务”概念，在晚清已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中国政治史事论”的问答过程中，原属西学范畴的新兴事务，经“史学”这一传统学术桥梁的嫁接与转化，其外来的异质性得以减弱，其“中西”“新旧”之争的色彩渐褪，转而更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这一方案经由朝野反复磋商而成，折射出晚清政学两界理解与回应世变的主流认知方式。
二是贯通古今，科举改制虽以时务为要务，然时务之内涵并不囿于西学，亦是史学之一种。科举新章以“中国政治史事论”考察时务，不但为时务论述提供了历史纵深，借助史学的整体性视野，统摄那些难以归类、不断扩张的新知范畴，而且也使其在古今参照中获取合法性，巧妙地将中西之争转化为古今之续。传统史部之学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所有“人类智识之记录”，俨然具有代表与“今”相对应的一切“古”的含义，这与几乎同时发生的新史学思潮中“析史以通群学”的认识是一致的。在传统读书人的观念中，“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在现代学科体系尚未明晰之前，以“析史”之法快速把握各类知识，正符合国人的认知习惯。因此，无论首场之史学，抑或二场之西学，其根本目标皆在于应对现实危机。“中国政治史事论”试题以自强求富为宗旨，广泛选取中国古代治国、改革、军事、外交等史事，借古喻今，中西互鉴，力图从传统资源中开掘出与近代世界对话的路径。史学因而在科举新章中处于中西、新旧之间的交汇点，承担着融贯与平衡古今中西思想的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政治史事论”力压“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成为科举考试首场，这一安排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在近代知识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史学以其独特的包容性融会古今中西，进行了一场自我重构与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学制的确立，史学的独特地位逐步消散，成为分科学制下的诸科之一。然而，当后人引述梁启超之语“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时，往往将史学简单归为中西皆有之学科，从而遮蔽了史学转型背后曲折乃至反复的过程。回顾科举新章“史学场”的设置，能使我们观察史学转型的眼光更加全面立体。传统史学蕴含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基因，当时不仅承担了沟通中西之用，更为融贯古今之器，在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容纳了中西知识系统间的差异，史学提至科举首重地位的必然性亦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