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墨子刻教授的学术贡献涵盖中国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以及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他以独特的哲学视野重新审视清代官僚制度、新儒家的困境意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认识论乐观主义，以及中国传统与近代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在思想史研究中，他强调从一个时代的整体思想结构及其深层哲学预设来理解历史。其学术特色在于将历史经验、思想史研究与哲学思辨融为一体，在比较不同文明思想传统的同时，始终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这种兼具历史意识、哲学关怀与跨文明视野的学术姿态，构成了他留给学界最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清代官僚制度 新儒家的困境意识 认识论乐观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
恕我孤陋寡闻。直到看到彭国翔教授于2026年7月30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追忆墨子刻先生》，我才知道墨子刻教授已经离世。我随即上网查询，确认这一消息属实：墨子刻先生已于2025年10月17日辞世。得知这一消息，我既为学术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中国思想史学者而深感惋惜，也为自己失去一位相交多年的朋友而悲痛。
初识墨子刻：《摆脱困境》
我最初接触墨子刻先生的著作，是在留学和游学英美期间。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而我一直对韦伯关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缺乏超验价值，因而缺乏突破传统主义之内在动力的论断颇感兴趣。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认为，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与世俗秩序相适应的和谐，缺少清教徒式的“伦理要求”与“人类缺陷”之间的精神紧张（Inner Tension），因而缺乏冲破传统主义、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新儒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时，不禁为其新颖的论点和深刻的论证所折服。这部著作从根本上挑战了自韦伯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缺乏创造性转化能力的传统认识。作者从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发掘儒家政治文化，尤其是新儒家政治文化中所蕴含的创造性因素，并试图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中解释中国近代变革的文化渊源。通过对宋明理学文本的系统梳理，墨子刻指出，儒家思想内部实际上存在着极为强烈的道德焦虑和精神紧张。理学家所追求的是极其崇高的道德理想，如“天理”和“三代之治”；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人性缺陷和政治黑暗。正是这种“无限的高标准”与“有限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儒者陷入一种持续的道德“困境”。而儒家不断试图“摆脱困境”的努力，又转化为推动政治改革和制度建构的内在动力，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特征。
《摆脱困境》于1977年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美国汉学界曾围绕这部著作组织专题讨论，并出版相关讨论集。该书不仅直接挑战了韦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命题，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术界理解儒家思想、道德心理及其现代转向的方式。在《摆脱困境》出版之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往往受到韦伯传统以及冷战时期行为主义的影响，把传统中国理解为一个缺乏内在变革动力的相对停滞的社会。墨子刻则从一种可以称为“精神动力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所蕴含的变革意志和批判精神。
清代官僚制度研究
由于对《摆脱困境》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开始进一步关注墨子刻教授的其他著作。我从一家二手书店买到他的《清代官僚机构的内部组织：法律、规范与沟通视角》（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ve Aspec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这是墨子刻学术生涯中的奠基性著作，也是西方中国制度史和法律史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如果说1977年的《摆脱困境》主要着眼于思想史与社会心理，那么1973年的这部著作则深入到制度运作、行政法规以及官僚日常实践的微观与宏观机制之中。
这部著作同样隐含着与韦伯理论的对话，其重要目的之一，是挑战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专制停滞”之间的二元对立。韦伯曾把中国传统官僚制归入“家产制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认为它缺乏西方现代官僚制所具有的专业化、程序化和形式理性，行政效率有限，主要依靠皇帝个人意志维系。墨子刻则通过对《大清会典》《处分则例》以及大量行政档案的考察指出，清代官僚体系内部存在着高度发达而又极为复杂的法律规范、行政考核和纠错机制。它并非一个简单、僵化而无序的专制机器，而是一个在复杂规则和制度约束下运行的政治行政体系。
这部著作对西方汉学界中国研究的重要贡献至少有几个方面。首先，墨子刻系统发掘并分析了《处分则例》等行政法文献。在他之前，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法律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大清律例》等刑事法典（Penal Code）。墨子刻则把研究视野扩展到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和官僚纪律，从而填补了传统中国法律史和行政史研究中的重要空白。
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思想史”与“制度史”“行政史”之间的界限。墨子刻没有把官僚制度仅仅理解为一种冷冰冰的行政工具，而是把宋明理学、经世致用思想与具体的行政规章、公文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儒家道德观念如何转化为行政规范（Working Norms），并最终落实到官僚体系的日常运作之中。同时，他还借鉴现代组织行为学、行政学和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研究17至19世纪中国政治行政体系的运作，从而使传统中国帝国史研究得以与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展开更为深入的跨学科对话。
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对后来的清史和中国法律史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它促使学术界逐渐摆脱单纯从“帝国晚期如何走向衰落”的破败视角理解清朝，转而进一步追问：一个庞大的帝国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制度机制维持了两百余年的统治？
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官僚机构的内部组织》也为《摆脱困境》奠定了重要的实证基础。学术界通常把这两部著作视为墨子刻学术生涯中的“姊妹篇”：前者通过对清代官僚制度在规则与现实之间运作方式的考察，为后者关于儒者“精神紧张”与“道德焦虑”的哲学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史和历史经验基础。
北大共同教学
正因为对这两部著作有很高的评价，我一直对墨子刻教授怀有敬意。1994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我开始通过通信与墨子刻教授建立联系。2001年，我终于有机会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学一个学期。学期于9月初开始，我们共同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程，课程题目是“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and Evolu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课程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一次由教师讲授，一次由学生讨论；学生的讨论需要有事先的文字准备。
课程大纲由我和墨子刻教授共同商定，但他的贡献居多。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包括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由主义的危机等问题；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第一部分主要由我讲授，墨子刻也参加讨论；第二部分主要由墨子刻讲授。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克武教授恰好也在北京大学访问，因此也参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部分的教学。我也同样参与讨论。
课程共分为八个单元：“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Growth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Western Thought: Locke, The Federalist, and John Stuart Mill”；“The Rousseau-Hegel-Marx Tradition”；“Social Darwinism: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Evolution”；“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cept of Freedom”；“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art I”；“The Problem of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以中文为主。墨子刻教授的中文相当流利。当然，由于主要阅读材料是英文文献，我们也穿插使用英文授课。
我当时的日记记录了我对墨子刻讲课的印象。我写道：“墨子刻学术功底极为深厚，对西学有独特的理解，尽管有的理解我并非完全赞同。他对中国思想研究颇深，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在西方学者中是佼佼者。他强调中国近代思想与传统思想的延续性，很有特点。”
我还记下了他在教学方面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墨子刻教学极为认真。每次备课的讲义颇为详尽，讲课条理清晰，有深度。本门课要求学生期中、期末交两篇文章，期中由墨子刻教授指导并评分，期末论文由我负责。为了指导学生选题与研究，墨子刻每周设立两个半天的office hour，接待学生，认真与学生讨论论文选题、资料收集等问题。学生们写的文章，他逐字逐句阅读，并详细批注。这种治学、教学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怪不得西方著名大学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和人家相比，我们大学的教学水平相对逊色，更重要的是，辅导学生的认真程度差距较大。我自己虽然在教学和辅导中比较认真负责，也设立office hour，但指导学生的认真程度还是自愧弗如。”
在北京大学访问期间，我经常和墨子刻一起到北大西门外几家颇为简陋的小饭馆喝啤酒、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但学术问题始终是主要话题。在这些交往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墨子刻是一位真正意义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具有极为深厚的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功底，可以自如地谈论休谟、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他对阐释学的理解，颇具专业研究者的深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思想传统以及当代新儒家有十分深入的理解。能够在这两个思想世界之间自由往返，并将二者置于同一个哲学问题框架之中思考，是墨子刻学术个性中极为突出的特点。
《横跨太平洋的乌云》
访问北京大学几年之后，墨子刻教授于2005年出版了《横跨太平洋的乌云：中国与西方政治理论的僵局论文集》（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从结构上看，这是一部论文集，内容既包括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光谱的分析，也包括对西方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的讨论。在关于中国当代思想的部分，墨子刻既讨论主流意识形态，也分析不同思想光谱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新儒家唐君毅、台湾自由派杨国枢、香港学者金耀基等，同时还用相当大的篇幅评论我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本书也讨论了西方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包括John Dunn、哈耶克和罗尔斯等。
关于这部著作的宗旨和风格，墨子刻在序言中作了明确说明。他指出，他此前出版的两部著作——《清代官僚机构的内部组织》（1973）和《摆脱困境》（1977）——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继承了几位著名导师所代表的成熟的研究议题与方法，其中包括贝拉（Robert Bellah）、费正清、刘广京、史华慈和杨联陞。而《横跨太平洋的乌云》则体现了他个人更为独特的学术风格，即试图把思想史研究与对哲学问题的探究结合起来。他认为，这种研究取向也深受他的父亲、著名哲学家Arnold Metzger，以及母亲Ilse Metzger的影响。
《横跨太平洋的乌云》中最具穿透力的理论框架之一，是墨子刻用“认识论乐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Optimism）与“认识论悲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来分析中西政治思想的根本差异。
墨子刻认为，中国思想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论乐观主义”。无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新儒家，还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深层的思维结构上，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倾向。他们往往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倾向于认为，通过道德觉悟、理性反思或者科学真理，人类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洞察历史规律、宇宙真理以及具有最高权威性的道德原则。
与此相对，现代西方主流政治理论——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则更倾向于一种“认识论悲观主义”。它承认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人具有自利倾向，道德判断也可能受到局限，因此，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占有绝对真理。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秩序必须依靠法治、分权、权力制衡以及“同意”（Consent）等程序性机制来维系。
与这种认识论取向相联系，墨子刻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一种“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和道德至上主义的倾向。中国精英普遍相信，最高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道德上的完善以及具有客观性的最高真理，即“道”。因此，他们倾向于追求政治与道德的统一，通过“内圣”而达到“外王”，并把政治的核心任务理解为社会道德的提升与秩序的完善。这种思想倾向使中国思想家往往对现实政治中的利益集团博弈、妥协以及充满缺陷的宪政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把它们理解为较低层次的“功利”手段，而不是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由此形成的一种政治想象，也影响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自由等西方政治概念的理解。虽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民主”“自由”等西方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往往仍受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塑造。在这种意义上，民主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诉诸道德共识的政治形式，即期待一个拥有较高道德和知识能力的精英阶层领导人民，实现“天下为公”。
与此相比，西方现代民主更强调公开竞争、程序规则和权力制衡。它并不要求统治者成为圣人，而是试图通过选举竞争以及制度性约束，降低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深层的思想错位和相互误解，在墨子刻看来，构成了横亘于中美乃至中西之间的“太平洋上的乌云”。中美之间的冲突因而不仅仅是利益冲突，也包含不同的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和知识观（epistemology）之间的冲突。双方之间存在一种不容易被直接察觉、却影响深远的思想隔阂。
墨子刻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常常认为对方“不理性”、“不道德”、甚至“危险”？他的回答是，因为双方政治理论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基本假设，而这些假设通常又被各自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他把这种隐藏在政治思想背后的思想背景称为“话语”（discourse）。在这个意义上，墨子刻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试图揭示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背后各自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话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子刻对我的《自由主义》的长篇评析。全文三万多字，对《自由主义》的主要贡献和缺陷进行了细致分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尽管我在阐释自由主义时强调自由主义对认识论个人主义的重视，以及对认识论专断主义的拒斥，但墨子刻仍然敏锐地指出，我这本书的整体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中国思想中一以贯之的认识论乐观主义。
我从墨子刻教授的这篇评析中获益良多。它不仅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也对我的政治思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文章所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我一直未能将这篇文章在国内正式发表，尽管我曾请研究生将其翻译成中文。我也始终未能以书面形式正式回应墨子刻的批评。当然，我曾经当面与他讨论过这篇文章，对他的批评表示感谢，同时也对其中一些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
墨子刻先生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之间关于《自由主义》的对话。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南方人物周刊》于2025年4月19日有一个对墨子刻先生的专访。其中他还提到我的著作。他说：“好朋友李强有本书叫《自由主义》，我写过评论，在赞美他犀利的同时，也批评他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化了。他当时说，我要写文章反驳你，六七个月后，他说我没法反驳你。现在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像李强、萧功秦等等，已经认识到不是越自由、越民主就越好，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这种智慧，西方的学者很少有。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没有什么比人权更重要的了。”
《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
几年之后，墨子刻教授于201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又一部重要著作：《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现代文化互动时代的政治哲学论集》（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 Essay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Our Modern Era of Interacting Cultur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这是继《横跨太平洋的乌云》之后的又一部厚重之作，也是他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重要结晶。
在书的序言中，墨子刻开宗明义地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他把政治思想的研究置于四重语境之中。第一是社会学语境，即关注政治思想与社会环境、教育、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生活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是历史语境，强调思想的历史连续性。就当代中国思想而言，则特别强调它与儒家传统之间的连续性。第三是比较语境，关注中国近代思想一方面与西方自由主义共享诸多基本议题，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与西方自由主义产生分歧。第四是批判性视角，即尝试以一种“新黑格尔主义”的自由主义哲学作为规范性标准；在这一标准之下，不仅中国近代政治哲学没有完全达到这一标准，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形式同样存在明显不足。
如果说《横跨太平洋的乌云》主要关注中国与西方政治理论之间的认知冲突，那么《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则把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普遍化的层面：在一个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冲突的现代世界中，政治哲学何以可能？政治思想家又如何在学术理想与现实政治权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书名中的两个意象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象牙塔”（Ivory Tower）象征大学、知识、纯粹理论以及学术自治；“大理石城堡”（Marble Citadel）则象征国家权力、政治秩序和制度权威。墨子刻试图追问：政治哲学是否能够超越文化差异，同时又保持与现实政治权力之间的批判距离？
墨子刻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指向现代政治哲学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传统政治哲学往往隐含着三个基本假设：存在某种普遍的人性；存在某种能够通过理性发现的政治正义；哲学家能够站在现实政治之外，对政治制度进行超越性的评价。然而，20世纪以来，多元文化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对主义（relativism）以及文明之间的冲突，都对这三个假设提出了挑战。由此，政治哲学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不同文化传统相互影响的时代，政治哲学如何既避免西方中心主义，又避免文化相对主义？
墨子刻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哲学必须正视“文化嵌入性”。政治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脱离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的抽象理性产物，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经验、社会结构、宗教传统以及道德心理之中。因此，不存在一种完全脱离文化背景的政治理论。例如，西方自由主义背后存在基督教关于个人尊严的观念、罗马法传统、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及市民社会等复杂的历史来源。自由主义所强调的individual autonomy（个人自主）、rights（权利）和limited government（有限政府），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抽象原则，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就中国政治思想而言，墨子刻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长期围绕道德修养、圣贤政治、和谐秩序以及社会教化展开。它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往往不是如何限制权力，而是如何培养能够正确运用权力的人。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取向（ethical-political orientation）。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深层差异。《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延续了《横跨太平洋的乌云》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加突出权力问题，其核心关切之一，是如何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由此形成宪政（constitutionalism）、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和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等制度安排。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还强调知识的有限性。受到休谟、哈耶克、波普等思想家的影响，它倾向于认为，人类不可能掌握社会整体运行的规律。因此，政治制度必须能够容纳错误、允许修正，并为不同意见和利益之间的竞争留下空间。
与之相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更加突出秩序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符合道德原则的社会秩序。同时，它相信政治知识的可能性，相信经过教育、学习和道德修养，政治精英能够获得治理社会所需要的智慧。墨子刻把这种倾向概括为“认识论乐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optimism）。
《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中另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是对政治哲学家双重角色的讨论。墨子刻用“象牙塔”和“大理石城堡”来表达政治思想家的两种身份。一方面，政治哲学家追求真理、理性和普遍原则。以柏拉图、康德和罗尔斯为例，他们相信哲学能够发现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政治思想家又无法真正逃离国家、权力、历史和民族。这一点在黑格尔、卡尔·施密特以及中国儒家政治思想家的理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都不能不面对秩序、国家建构以及历史使命的问题。
于是，墨子刻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一个政治哲学家能否同时属于“象牙塔”和“大理石城堡”？他的回答倾向于肯定，但这种结合必须以保持批判距离为前提。政治思想家既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政治，也不能完全被现实政治所吞没；既必须理解政治，又必须保持对政治的哲学反思。
从学术贡献来看，《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它对比较政治思想史的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墨子刻试图把比较政治思想史从简单的“中国有什么、西方有什么”的比较模式提升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即考察不同文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政治秩序以及人的可能性。第二，它对现代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墨子刻认为，现代性并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西方现代性强调权利、自主和法治，而中国的现代性可能更多地强调国家能力、社会整合和发展目标。这为理解所谓“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分析框架。第三，它深化了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之后，墨子刻提供了一种更加细致的解释路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背后的政治认识论、道德心理和历史经验存在着结构性差异。
面对全球化时代公众舆论日益深刻地影响政治决策的现实，墨子刻试图捍卫一种“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的政治哲学。他主张，现代政治哲学应当放弃寻找某种绝对而普遍的政治真理的乌托邦式努力——这种倾向在中国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转而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努力影响并改善公共舆论和公众批评。在这一意义上，他结合韦伯的社会学视角，提倡一种以承认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哲学经验主义”，试图为现代多元政治理性之间的交流寻找基础。
总体而言，《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可以看作墨子刻对现代全球政治哲学困境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试图说明，在一个文化不断互动的时代，政治哲学既不能假设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也不能退回到文化相对主义。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同文明的政治经验之间建立一种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理解力的思想对话。
应墨子刻教授和出版社的邀请，我为这部著作撰写了封底荐语：“凭借对不同话语体系所作的深刻哲学探究以及严谨细致的经验分析，墨子刻教授不仅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解，也增进了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他对于现代中国关于良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理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理想之间关系的阐释，极具启发意义。我相信，这部著作必将对整个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With hi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and careful empir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discourses, Professor Metzger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Western political thinking.... He sheds great ligh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odern Chinese ideal of the good,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and th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I am confident this book wi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a whole and that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particular.）
书信与晤谈中的思想交流
2006年2月，我随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旧金山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期间，我与墨子刻教授几次见面，并应邀去他家共进晚餐。他住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住宅区，从那里步行到校园大约需要三十分钟。
这次见面，我们谈论的仍然主要是学术问题。他提到，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横跨太平洋的乌云》中，收入了一篇批评我《自由主义》的长文。我们讨论了文章的主要观点，我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我们谈论最多的，是美国政治。
他对美国政治有不少批评，对美国的现状也颇为忧虑。他认为，美国对自由和平等的高度追求，以及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纳入市场逻辑之中的倾向，正在削弱美国文明本身。不过，即使在这种明显的悲观情绪之下，他仍然保留着一丝乐观。他多次提到，中国和美国都是具有反省能力的国家，而具有反省能力的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他所认为的缺乏反省能力的伊斯兰主义力量。
这些年来，我和墨子刻教授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最近，我把多年来的电邮下载、整理，林林总总有两万多字。我们的讨论除了涉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之外，也涉及美国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关系。
墨子刻十分关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他在电邮中多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健康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的利益至关重要，对于全球稳定与和平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提出要“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墨子刻随即于2017年2月6日以“正确对待中国[大陆]与台湾”（Getting It Right With China And Taiwan）为题，投书《华尔街日报》，明确表达了对博尔顿观点的反对。他认为，试图挑战或修改“一个中国”政策的主张是“误入歧途的”（misguided）。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主张美国在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同时，应尊重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战略现实，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的对抗性路线。
但与此同时，墨子刻也认为，美中关系不能仅仅依赖像基辛格那样少数富有智慧的政治家的务实理解。这种关系还必须通过澄清人权和民主化问题上不可避免的争议所引发的哲学问题而得到加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精英需要克服在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时存在的某些误解。
墨子刻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同样十分担忧。他认为，美国自由派所倡导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和平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侵蚀美国文明的根基，并可能把美国引向混乱和衰落。在这一意义上，他赞同亨廷顿关于重塑美国认同的观点，也高度赞成特朗普的一些国内政策。
正是在如何评价特朗普的问题上，我和他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提出“美国优先”，并推行带有明显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我在通信中以“狭隘民族主义”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墨子刻对此颇为不满。他十分直率地写道：“尊敬的李教授：由于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我必须坦率地说：你最近的几封电子邮件让我深感失望。你把‘功利主义政治’（utilitarian politics）与‘道德关切’（moral concern）简单地对立起来，这实际上是退回到了孟子的立场，忽略了道德与政治之间关系所涉及的种种哲学、历史和文化上的复杂性，也因此无法认识到你对美国政治的理解本身所存在的局限。”
多年之后，随着我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和了解不断深入，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问题上，墨子刻的判断有其深刻之处。2025年12月20日，我给墨子刻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一方面表达圣诞问候，另一方面也表达我对他关于美国政治看法的认可。我在信中写道：“最近，我一直在更加密切地关注美国政治，尤其是现在我们能够收看CNN，可以更直接地了解美国政治的发展动态。通过这些观察，我逐渐认识到，你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完全正确。很明显，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已经对美国传统的文化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某种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来扭转这种衰落迫在眉睫。当然，任何保守主义的努力都会遭遇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巨大阻力。我会密切关注美国目前发生的保守主义‘革命’是否会成功。如果失败，美国可能会沿着欧洲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将看到西方文明的衰落。”而此时我并不知道，墨子刻先生已经于2025年10月17日离开了人世。我的这封邮件，最终成为一封无法收到回复的邮件。它也成为我对先生一个迟到的告别。
墨子刻的学术遗产
我和墨子刻教授交往多年。在我看来，他是西方汉学界一位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和深厚哲学素养的杰出学者。他的哲学根底之深，在研究中国思想的西方学者中尤为突出。正因为具有如此深厚的哲学训练，他对中国传统与近代思想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往往超越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叙述，而把思想史研究与哲学思辨紧密结合起来。这也许正是他的学术最值得珍视之处。
墨子刻在《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中有一篇自我评价，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和贡献作了概括。他把自己几十年的学术贡献概括为十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他挑战了关于儒学对商业态度的传统解释，展示了儒学对商业的态度实际上相当复杂，并非简单的敌视。他指出，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长，也体现为一种结构性转型，即政治权力与经济活动日益分殊。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第二，他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制度作出了富有创新性的分析。过去，清朝政府往往被视为一个缺乏专业化、僵化而腐败的组织，对商业问题缺乏敏感性。如今，西方汉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把清朝理解为一个受到多重制约的政治中心（an 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它以灵活而富有活力的方式运作，并且在许多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在处理包括商业问题在内的复杂事务时，也往往能够取得相当成功的结果。
第三，他在《摆脱困境》中对新儒家的“困境意识”进行了深入分析，反驳了韦伯关于儒家思想缺乏现实与观念之间精神张力的论断。
第四，他指出，前现代和现代中国思想中存在一个极为基本、同时又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思想倾向，即认识论乐观主义，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第五，他强调中国近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正如其他伟大的思想传统一样，儒学在近代经历了重大修正和转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彻底改变其最基本的理论预设。
第六，他在方法论上提出了重要的创新。他强调，研究思想史不能仅仅关注少数重要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也应该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思想结构，分析一个时代的道德理想、宇宙观念和其他基本观念，以及人们试图实现这些观念的方式。
第七，在后期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他超越了单纯描述中国思想史的路径，进一步追问当代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
我尤其认为，墨子刻的最后一点学术贡献值得重视。由于他的思想具有极为独特的哲学思辨色彩，一般思想史研究者或许并不容易充分理解他的独特贡献，更谈不上借鉴他的研究方法去探究中西政治思想背后的哲学基础。例如，他关于中西政治哲学中“认识论乐观主义”与“认识论悲观主义”的区分，就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沿着这一逻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追问：西方政治哲学今天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否也与其认识论悲观主义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而这种认识论悲观主义，是否又在某种意义上为墨子刻所批评的道德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些问题未必能够简单地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墨子刻至少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思想空间。
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学术界对墨子刻教授学术贡献的评价仍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至少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墨子刻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与近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他所开创和实践的研究方法，都具有值得认真重新审视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墨子刻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一批关于中国思想、政治制度和中西文明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学术姿态：既置身于中国思想的历史世界之中，又保持哲学上的反思距离；既尊重历史经验和经验材料，又不断追问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哲学问题；既努力理解不同文明各自的思想传统，又不放弃对这些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同文明相互接触、彼此影响，同时又充满误解和冲突的世界里，这种学术姿态尤其值得珍惜。墨子刻一生所面对的，其实不仅是“中国是什么”“西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不同文明以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道德心理和政治理性相遇时，人类是否仍然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也许，这正是墨子刻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而对我个人而言，能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认识这样一位学者，与他通信、讨论，在北京大学共同授课，并在多年之后仍然能够从他的著作和思想中不断获得启发，是一件值得珍惜的幸事。如今斯人已逝，而他的著作和思想仍在提醒我们：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不只是对过去的解释，更是对我们自身时代的不断追问。这也许是我所能给予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和令人尊敬的学者的最后敬意。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六十四期（第197-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