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不仅包含静态的内容挖掘，还应注重动态的文化传播。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至少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在传播技术上，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媒体的传播深度与新媒体的传播广度二者的优势互补；在传播模式上，注重官方宣传与大众参与的结合，吸引传播受众主动参与廉洁文化的传播，实现官方和大众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共创”；在传播手段上，注重将场馆展示和场景接触相结合，利用封闭场馆提升传播的“信息密度”，利用城市场景提升传播的“接触密度”；在传播效果上，注重短期的实时评价与长期的动态观测相结合，以为传播路径的动态调整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人的生活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之为人的重要表征，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古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将文化作为对自我和他者加以区分的“边界”。廉洁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2022年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针对错误思想观念影响，加大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力度，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推动廉洁文化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这标志着廉洁文化建设进一步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中国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想要让这些文化资源获得更有效的传播力，则离不开对传播路径的正确选择。与文化的内容建设不同，文化传播是动态、多样、有针对性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文认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在理念上从注重廉洁文化内容的挖掘转变为内容和传播并重。从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推动群众参与传播、融合场馆静态展陈与日常场景浸润、兼顾传播效果即时反馈与长期追踪评估等方面着力，全方位完善传播体系。
廉洁文化及其传播路径
廉洁文化建设的时代内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廉洁文化建设一般包括静态的内容建设和动态的传播建设，二者缺一不可。相较于内容，传播更加强调廉洁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传播奉行一种“行动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观念的内容无论多么优秀，都不会主动占领人的头脑，文化和观念只有通过传播才能扩散开来。得益于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对自己学说的传播。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充分说明这一点，1848年，《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以德文在英国伦敦问世，1920年，陈望道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正是通过翻译原著、组织学习、主办刊物、开设课程等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廉洁文化建设，表现在一贯重视系统宣传党的理论和纪律，持续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思想资源，充分注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廉洁文化资源，“廉”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论语》中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晏子春秋》中的“廉者，政之本也”。《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著名的“六廉”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从传播的视角来看，优秀的廉洁文化观念不会自动抵达人的头脑。当文化传播的基础发生改变时，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也会相应改变。
相较于古代来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播的整体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从传播的制度环境来看，中国古代“廉”的观念对于官员群体的影响，离不开当时独特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古代中国逐渐建立“道—学—政”一体的文官体制。这是一种独特的制度体系，正如许倬云所说，文官制度“成为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与韦伯“官僚制”有着本质差别，韦伯认为在官僚体系中，行政人员是高度工具化的，其在价值偏好上是中立的，甚至在精神上是“虚无”的，这是整个现代世界通过“祛魅”和“合理化”而形成的制度体系，是一种严格效率导向的工具理性装置。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则认同完全不同的原则——“君子不器”，即士大夫并不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而是集知识、道德和权力三者于一身。如艾恺所说：“理想的统治者都是通才，一个德才兼备的人，而不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制度体系——君子以德施政，皇帝和整个官僚体系的管理活动不能被单纯视为一种效率导向的理性化行为，其中还包含着彰显道德与良知的仪式性垂范功能。
传播场域的转换与廉洁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从传播的思想环境来看，传播所依托的整体价值观基础也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古代政治思想与更为宏大的世界观乃至宇宙观系统相连接。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中，“天”的观念尤为重要。在古人看来，“天”不仅是自然现象，所谓天人交感、天地相通，天与人是直接联系的，这使得“天”仿佛具有某种“意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天人感应论”更是将天与政治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天与政治现象高度关联的思维模式。比如，天命不可违，如果皇帝不依天命行事，天就会降下灾难以示惩罚。反过来，如果皇帝的统治顺应天意，天也会降下祥瑞，可以说天与政治的直接联系构成对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价值观约束。除了“天”之外，“道”和“理”等整体性价值观念也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类似的角色，篇幅原因本文无法展开论述。但毋庸置疑，古代士大夫群体对于“廉”的接受和对政治的伦理性把握，建立在更为深厚广阔的价值观念体系基础之上。
因此，同样的文化观念，在面临不同的传播环境和基础时，其对受众的影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廉洁文化建设中，不仅要重视对优秀廉洁文化资源的挖掘，还要注重针对不同层次和内容的廉洁文化资源，选择更有效的传播路径。对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而言，内容的挖掘和传播同样重要，后者甚至更为重要。文化传播路径的选择过程是对传播模式加以设计的过程，这种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复杂且繁多，本文主要针对廉洁文化的传播讨论其中四个方面的问题：传播技术的选择、传播模式的建构、传播手段的优化，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
传播技术的选择：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
就今天的文化传播而言，传播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传播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播模式、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例如，电视机的发明和普及，直接推动“媒介即讯息”理论的产生，人们意识到传播技术可能比传播内容更加重要。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传播迈入新媒体时代——将电视技术的“广播”模式转化为“互播”模式。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入媒体传播，推动媒介传播业态迈入智能化发展新阶段。由于传播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廉洁文化的传播也要快速适应新技术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变化，厘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功能与作用，以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从近期廉洁文化的传播发展状况来看，新媒体逐渐成为廉洁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传播技术的缺陷。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上有以下优势：一是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大众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二是更强的交互性和参与感，新媒体平台内嵌点赞、评论、转发等即时互动功能，受众也可以对新媒体中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三是突破时空限制，传播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书籍和电视等，受制于时空限制，在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上相对弱于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四是细分受众群体，支持对信息进行精准定向传播。
传统媒体的辩证审视。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在文化传播的创新力上，既有显著的优势，也存在局限性。笔者曾受邀观看某地推出的廉政类系列话剧表演，该系列表演是当地纪委监委在廉洁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创新举措。从现场观摩的感受来说，整场演出的艺术表现力很高，演员在演绎中的情绪饱满，叙事结构完整，价值观导向清晰明确。现场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演员极富感染力的情绪表达，并对剧本中的叙事产生深刻印象，笔者至今对其中专业性很强的金融贪腐故事记忆犹新。这种传播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传播范围比较狭窄，现场可容纳的观众人数相对有限。此外，线下舞台展演的传播成本整体偏高，就传播主体而言，完整演出需要承担包括剧本、演员、场地等多重高额制作运营费用；就传播客体而言，观众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与出行成本。
相较于话剧这类传统传播路径，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各种微视频、微短剧、人工智能短剧等，具备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些传播方式的制作成本、观众的观演成本较低，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范围也更广。例如，短视频平台凭借其低制作门槛、强互动性，以及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分发机制，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不仅使传统经典以轻量化、可视化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而且催生大量文化生产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联合主办，人民网承办的新时代廉洁文化微短剧征集展播活动，公布了20部优秀作品、40部入围作品，并在各类网络平台集中展播，集中展播作品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陕西省宝鸡市立足其周秦文化发祥地的独特优势，深度挖掘丰富廉洁文化元素，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赋能廉洁文化传播，累计原创廉洁微视频、微动漫、人工智能短剧等作品80余部。宝鸡文理学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出《周礼“六廉”》微视频，以数字视听生动阐释中华优秀廉洁文化内涵，让廉洁教育更具时代感与传播力。
传播模式的建构：注重官方宣传和大众参与相结合
在选择廉洁文化的传播路径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是一种多方参与的传播。传播路径，是一则信息从一个个体到达另一个个体的过程。因此，传播路径的选择首先需要明确传播者与受众的主体定位。传播可以是单向线性的，也可以是多元发散的。在单向线性的传播模式中，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可以被严格区分开来，主体主动提供信息，客体被动接收信息。但是在多元发散的传播模式下，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身份识别上是模糊的，传播的主体可以随时成为信息的接收者，而传播的客体也可以反过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这样一来，信息是同时被主体和客体共同建构的，且主体和客体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也被这种信息所改变，传播成为持续的社会互动，而不是单向的信息输入。
廉洁文化传播中宣传与大众沟通的有机融合。针对廉洁文化传播路径的设计和策划，需要将宣传与互动沟通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官方在传播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注重引导大众主动参与廉洁文化的传播行动。廉洁文化的传播本身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在初始的内容和形式设计方面，需要以官方宣传为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政治传播生态环境来看，国家（政党、政府）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在廉洁文化的传播中，相关内容除历史典故、革命英雄人物外，还包括党纪国法和反腐败典型案例。尤其是在典型贪腐案例传播中，案例的选择、案情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叙事结构等内容，需要宣传部门严格把关，避免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舆情风险。
舆论安全与大众参与式传播的内在契合。舆论安全与大众对于廉洁文化的参与式传播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在参与式传播中，廉洁文化的受众会实现身份的转换，成为廉洁文化的传播者，这不仅可提高传播效率，也能有效提升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因为身份的转变催生对廉洁文化的需求，而信息沿着需求的路径传播开来。大众在参与传播的过程中会对廉洁文化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出廉政主题系列宣传片后，各类新媒体平台普遍会出现完整影片的切片。与原片相比，这些切片视频不仅时长更短，信息密度更高，而且会选择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内容作为主题，因此这些切片视频的浏览量可能远高于原视频，可延伸廉洁文化的触达范围并有效提升传播效果。在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路径中，要打破单向的“官方发布—大众接受”的惯性思维，推动公众由廉洁文化的接收者转向共建共创者，使得廉洁文化的传播“接地气、贴民心、有温度”。
传播手段的优化：注重场馆展示与场景接触相结合
“场景”（context）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有学者认为随着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场景时代”已经来临。与传统传播手段不同的是，这些新技术会给信息受众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感。因此，传播学意义上的场景化传播是指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情境下，结合用户的具体需求与情感，将信息或服务进行个性化适配与精准推送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优势突出，目前比较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娱乐和消费等领域的信息传播。对于廉洁文化这种具有较高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传播内容而言，针对这类特殊内容的场景化传播路径，仍需秉持审慎态度开展系统性探索。
静态场馆展示的常态化与局限性。从目前来看，在廉洁文化的传播手段中，较为常见的是以打造单独功能区的方式，集成多种廉洁文化资源进行静态的场馆展示。这种传播手段相当于为廉洁文化宣传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文化空间，将各种类型的廉洁文化资源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或者封闭空间内，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短时间内对传播受众进行高密度的信息输出。但场馆展示在传播效果上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在受众离开封闭空间或者区域之后，相关信息和内容能够对其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难以形成清晰的结论。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因为场馆展示中某种特定类型的信息密度过高，会让受众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空间和文化相互绑定的感觉，就像我们要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去体育馆进行体育运动一样，人们可能会形成廉洁文化仅存在于教育基地的片面认知。场馆展示的另外一个局限是展示内容中象征手段的应用过于隐晦和复杂。在笔者走访过的许多廉政文化展览馆中，有些展区在内容设计中应用过于隐晦的符号，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详细解释，观众很难直接领略其中的“文化奥秘”，这也会限制廉洁文化的传播效果。
就廉洁文化的传播效果而言，仅依靠专门化的场馆展示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场馆展示虽然信息密度很高，但受众对廉洁文化的接触密度相对较低。无论公职人员还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廉洁文化宣传场馆的频率较低，公职人员也多依托单位组织的集体学习活动参与参观。但这并非意味着专业化、固定式的廉洁文化宣传场馆建设属于形式主义，而是该类线下传播模式本身存在难以规避的传播短板与局限。
“场景”理论及其对廉洁文化传播的启示。为了破解这种信息密度高但接触密度低的问题，我们可寻找一种信息密度低但接触密度相对较高的传播路径。受城市政治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城市治理研究中的“场景”（scene）理论可以适用于这种类型的廉洁文化传播。与传播学中的场景理论不同，城市治理中的“场景”指的是“一个地方的美学特征或文化风格，是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给居民或游客的体验、呈现表征以及各种有意义的整体性组合方式”。场景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但因为这个物理空间集合文化、创新、技术和人才，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消费、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因此场景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场景是从生产型城市向文化型城市发展的重要产物。与场馆展示相比，城市中的场景传播具有信息密度低、但接触密度高的特点。
就廉洁文化的传播而言，场景传播有利于推动传播模式从文化单向输出，向文化“助推”转变。在当今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将单一观念直接灌输到传播受众的头脑之中的方式已经不可取，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种“文化助推”的传播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提出，政府作为一种选择体系的设计者，应该通过设计更为用户友好的环境来引导人们作出更为合适的选择，他把这种模式称为“助推”。借助这样一个行为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廉洁文化的场景传播理解为一种“文化助推”而非文化灌输。许多研究表明，当受众在短时间内接受某种特定信息的密度过高时，会不自觉地产生审美疲劳，并且对这种信息的“灌输”产生抗拒心理。这里的“文化助推”并非严格的行为经济学概念，而是特指在廉洁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党员和领导干部实现“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场景传播的实践特征。实际上，许多地方已经率先开始尝试让廉洁文化走出“展示馆”，在城市的不同场景中打造新的传播路径。比如，西安利用公共交通对廉洁文化进行场景传播，“除建设传统静态展示场馆外，西安创新廉洁文化传播方式，以地铁、公交车为载体，充分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适宜快速传播的特点，推动开通廉洁文化主题地铁专列和‘清风古城号’公交专线，让廉洁文化宣传阵地流动起来，让市民游客在出行过程中感受‘润物细无声’的廉洁文化浸润，营造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社会氛围，开展深层次、广覆盖廉洁文化教育”。但在场景传播的路径设计中，还需要处理好“抵达与深入”这对矛盾。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信息只是抵达人群是难以实现传播目标的，比如，在公交车、广场、公园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对廉洁文化进行宣传，虽然能扩大传播的广度，但传播的深度相对不足。因此，场景传播还需要与场馆集中展示相结合，打造立体式、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传播手段。
传播效果的评估：注重实时评价与长期观测相结合
在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过程中，传播效果不仅关乎宣传工作的“抵达率”，而且关乎廉洁价值理念能否真正内化为社会共识与行为自觉。廉洁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嵌入过程，其效果不仅仅体现为认知层面的接受程度，也体现为制度认同与行为规范的内化水平。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并提出“以对象精准识别、内容精准生产、渠道精准搭建、效果精准评估为提升方向”。“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部署要求，也进一步强调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化与常态化推进，这意味着传播效果评估正在从经验判断走向制度化、精细化的治理工具体系。
廉洁文化传播效果评估中的“时间差”悖论。廉洁文化传播效果的评估之所以复杂，关键原因在于文化影响的显现具有显著的时间差特征。不同于政策执行效果可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量化指标加以衡量，文化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廉洁文化传播的最终目标，是改变受众对腐败的认知、态度乃至行为倾向，而这些深层变化通常不会在传播行为发生的当下即刻显现。因此，廉洁文化传播效果的评估，应当坚持短期观察与长期跟踪相结合，不仅要关注传播行为的“即时反应”，也要重视价值观念的“长远变化”。
数字赋能视域下短期传播效能的分析。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廉洁文化传播已经广泛嵌入网络平台与新媒体空间。公众行为数据开始成为重要的观察窗口。从短期来看，点击、转发与评论等行为可以构成对传播效果的即时反馈，这为判断内容触达范围与公众关注程度提供了现实基础。例如，在重要案件通报或廉洁文化宣传内容发布后，相关传播数据能够实现即时反馈，为传播效果提供初步判断依据。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已经尝试将评估嵌入传播流程，通过问卷调查与在线反馈相结合的方式，对宣传活动的知晓程度与接受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从而形成传播与评估之间的闭环机制。但仅依赖行为数据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为互动行为更多反映的是注意力分布，而非稳定的心理认同。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引入内容层面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用户评论与互动文本的语义识别，判断公众对廉洁文化内容的真实态度与情绪倾向。这类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纯数量指标的不足，使评估从“看见多少人参与”转向“如何理解传播内容”。
社会认知结构重塑的审视。如果说短期评估更多关注传播的可见性与扩散速度，那么长期评估则更强调价值变化的深层结构。廉洁文化的作用并不体现在即时反应，而体现在长期累积过程中对社会认知结构的重塑。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度化调查与持续性观测来把握其长期效果。例如，将廉洁文化传播效果评估纳入全国性社会状况调查研究。可以在定期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等大型社会调查中，设置廉洁度感知、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效能感等题目。相关指标长时段的数据积累，能够帮助我们系统性地了解廉洁文化传播的效果，这是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的最有力依据。此外，应针对特定人群开展持续跟踪性调查。大学生群体、公职人员群体、商业精英群体等，是廉洁文化传播的重点对象。调查可采取回溯性问题与前瞻性问题相结合的方式，回溯性问题引导受访者对照五年前的实际情况，评估当前廉洁文化建设状况，前瞻性问题则请受访者预判未来五年的发展走向，以此动态追踪公众廉洁观念的演变脉络。
大数据在廉洁文化评估中的应用。在方法拓展层面，可以通过引入大数据技术对新媒体平台进行长时段追踪分析。新媒体平台积累的海量用户数据，为观察廉洁文化传播的长期效果提供了丰富素材。围绕重大腐败案件通报、廉政题材影视作品等热点事件，进行长时段的用户评论追踪，同样可以发现廉洁文化传播效果的长期变化趋势。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构建廉洁文化指数体系。廉洁文化指数作为对廉洁文化建设进行动态刻画的量化工具，应综合反映公众的廉洁认知水平、腐败容忍度、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廉洁行为的自觉程度等多个维度。通过指数化表达，可以将分散的行为数据与认知信息转化为可持续比较的测量结果，从而为长期评估提供统一的分析尺度。这一转变并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指标优化，也是整个评估范式本身的调整，即将观察重点从传播过程中的“触达与反馈”，逐步推进至制度与文化层面的“稳定性与内生性变化”。
结语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廉洁文化的建设需要在厚植内容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只有在传播路径上实现系统性的革新，才能解决“内容丰富但传播乏力”的问题。为此，初步探讨新时代廉洁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可从技术、模式、手段、评估四个维度展开。首先，从传播技术上来说，需要深度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让传播技术的迭代红利切实转化为文化传播的实效。其次，在传播模式层面，需要突破“官方传播—大众接受”的单向惯性思维，转向官方与大众“价值共创”的参与式传播模式，实现大众在廉洁文化传播中的身份转换，使其成为传播链条上的扩散节点。再次，从传播手段上来看，要兼顾场馆展示的“信息密度”与场景传播的“接触密度”，在封闭空间内实现观念的深度浸润，在开放的场景中实现观念的广泛抵达。此外，在传播的效果层面，应秉持短期评价与长期观测并重的评估策略，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和社会调查等手段，为传播路径的动态调整提供实证数据支撑。总之，廉洁文化传播是一项动态的、多样化的系统性工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我们需在充分尊重受众认知规律的基础上，将抽象的廉洁理念转化为大众可以感同身受的价值共鸣。唯其如此，廉洁文化才能真正“入脑入心”，成为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文化基础。
李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权力监督与廉政建设、政治腐败的国际比较以及职务犯罪的大数据分析，主要著作有《腐败、政绩与政企关系——虚假繁荣是如何被制造和破灭的》《当代中国反腐败制度研究》《国外腐败问题研究：历史、现状和方法》。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