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纪录片《遗珍归途：青铜的回响》完整披露了「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跨国追索的来龙去脉。一鼎、一甗、一簋、两盨、两壶、一霝（注），8件青铜重器组合完整、礼制严整，铭文彼此照应，凝结着春秋早期曾国的礼乐文明。这些青铜器曾因非法流失而漂泊异域，最终在文物、公安、外交等多方力量协同努力下重返故土。
追索流失文物 不止是物归原主
文物从来不是普通商品，而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明载体。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铸造精美、年代久远，更因为各器物之间关联紧密：鼎、簋、盨、壶各具其用，共同呈现出清晰可辨的礼制秩序。其整体价值，远非单件器物价值的简单相加。一旦这组青铜重器被拆散或流失，其承载的历史资讯便会遭到割裂，相关研究也将难以深入展开。
正因如此，流失文物的回归，从来不止是简单的「物归原主」，更是对民族文明记忆的修复与历史脉络接续。博物馆中的器物、遗址里的遗存、古籍当中的文字，共同构成一个民族追溯自身来路的文化坐标。文物一旦遭到盗掘、走私或非法交易，流失的不仅是器物本身，还有跟其相连的历史现场、文化语境和文明叙事。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能够顺利回归，得益于相关部门对关键时间窗口的精准把握。2019年初春，内地文物部门接到线索：日本某拍卖行即将拍卖一组疑似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拍卖前正是追索的黄金时机；一旦落槌成交，文物进入新的交易和持有环节，权属关系将更加复杂，追索的法律障碍与现实成本也会陡然增加。
面对迫近的拍卖日期，有关方面没有观望等待，而是立即展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律专家团队连夜研判，中国驻外使馆紧急约见拍卖行，严正申明中方立场；文物部门也同步派出专家赶赴日本，开展现场鉴定。72个小时后，相关拍品被撤拍。此后，文物、公安、外交等部门持续协同推进，历经5个月努力，终于为这批青铜重器铺平了回归之路。
由此可见，跨国文物追索涉及历史、考古、法律、外交、公安、市场交易等多个领域，需要各方密切协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可能令文明遗珍再度隐入国际文物市场的暗流之中。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回归，并非孤例。近年来，我国追索返还流失文物的工作频传捷报——2019年，意大利向中国返还796件文物艺术品，美国向中国返还361件（套）文物；2020年，流失英国长达25年的68件（组）走私文物重返祖国；2020年，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天龙山石窟佛首，也在撤拍后回归故里。此后，流失约40年的西周丰邢叔簋顺利回归；阿根廷向中国返还14件非法出境文物；意大利也再次返还56件文物艺术品。
跨地域与发展阶段的全球共同诉求
这些文物的回归路径虽各不相同，却共同彰显了中国维护国家文化权益的坚定立场，也印证了我国日益成熟的追索文物返还能力。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追索文物返还工作正从个案处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2025年5月16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文物返还接收仪式，国家文物局接收了美国史密森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五行令》、《攻守占》。这批帛书于1942年出土、1946年流失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的战国帛书，也是研究中国早期典籍形态与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其回归背后，是长达数十年的流失历史调查、证据搜集与外交协商。这表明，从个案追索取得突破，到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正愈走愈宽。
放眼全球，追索流失文物早已成为跨越地域与发展阶段的共同诉求，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孤立主张。意大利是其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其宪兵队文化遗产保护司令部（Comando Carabinieri Tutela Patrimonio Culturale）建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被盗艺术品资料库，并通过侦破跨国走私网络，先后促成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归还「欧弗洛尼奥斯陶瓶」（Euphronios Krater）、美国盖蒂博物馆归还「莫冈蒂纳的维纳斯」（Venus of Morgantina）。
希腊为索还「帕德嫩神庙大理石雕」（Parthenon Sculptures），已坚持40余年，还专门建成新卫城博物馆并预留展厅，以实际行动回应「原属国缺乏保存条件」的说辞。土耳其则善用文化外交，通过暂停考古合作等方式，推动「吕底亚宝藏」（Lydian Hoard）和「赫梯狮身人面像」（Hattusa Sphinx）回归。韩国兼采政府交涉与民间募款回购等方式，于2011年迎回《朝鲜王朝仪轨》等珍贵典籍。
法治乃最坚实基础
然而于全球范围，文物回归仍面对重重阻力。由于相关国际公约通常不溯及既往（non-retroactivity），殖民时期遭掠夺的文物往往只能通过政治协商追索。一些持有方仍以「普遍性博物馆」（universal museums）理念为由，主张继续留藏，或援引本国法律中关于馆藏「不可让予」（inalienability）的规定设置障碍。这恰恰说明，追索文物不止是法律问题，更是关乎历史正义、文化伦理的全球治理课题。中国的实践，是这一全球进程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追索返还文物的实践里，法治是最坚实基础。跨国追索往往面对流失时间难以查明、非法出境证据难以固定、各国法律规则不尽相同等难题。一些文物在海外市场几经转手，甚至被刻意包装成「流传有序」的收藏品；另一些文物则长期隐匿，时隔数十年才重新露面。这些现实困境，决定了追索不能仅靠道义呼吁，更需依靠严密、可信、完整的法律程序。只有将历史事实和考古判断转化为法律语言，将文化诉求落实为法律主张，方能增强追索行动的说服力和有效性。
资讯与科技能力，同样不可或缺。流失文物可能突然现身于海外拍卖会、古董商店、私人展览或网络交易平台，相关线索稍纵即逝。发现得愈晚，追索就愈被动；资讯愈零散，鉴定和举证就愈困难。意大利被盗艺术品资料库之所以屡建奇功，正得益于长期的资料积累与精细比对。
保护文物，还须坚持追索与预防并重。海外追索耗时长、成本高、难度大，最根本办法仍是从源头遏制文物盗掘和走私。要加强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馆藏文物的安全防护，健全基层巡查和群防群治机制，加大对盗掘、倒卖、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同时，应强化拍卖企业、古董商店和网络平台的来源审查责任。面对来源不明、纪录可疑的文物，市场主体不能只问价格、不问来路，更不能让非法交易借助资讯壁垒蒙混过关。
国际文物市场也亟须建立更有力的伦理规范。交易程序上的形式合法，不意味着文物来源具有正当性。拍卖机构、博物馆、收藏机构和私人藏家，都应切实履行尽职调查义务，不为来源不明的文物，提供交易、收藏和展示渠道。面对涉嫌非法流失的文化遗产，各方的第一反应都应是核查来源、停止流通，并推动返还。
文物无言，却见证文明、寄托乡愁。从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到天龙山石窟佛首，从丰邢叔簋到子弹库帛书，一件件漂泊海外的文明遗珍重返故土，接续历史记忆，维护文化尊严，彰显文明自信。各国对流失文物的不懈追寻也表明：让文物回到孕育它的土地，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良知。愿在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与努力下，每一次青铜的回响都能够被故土听见；每一件漂泊的遗珍，都能在法治与正义护航下，找到回家的路。
注：「鼎」是煮盛肉食的炊食器，后多为礼器、权力象征。「甗」是蒸食器，上甑下鬲，中有带孔之箅。「簋」是盛黍稷的食器，常与鼎配用。「盨」是盛黍稷的椭方形带盖食器。「壶」是盛酒或盛水的容器。「霝」为青铜器自名用字，或读为「瓴」，指盛酒水之器，说者不一。
（作者是澳门大学公共行政学教授、原文刊载于香港明报B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