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和山地文明等。同时还延伸出了地缘性、移动性、族群性的诸多形态。这些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础和基因。虽然中华文明总体属于农耕文明，但各种类型的文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呈现出融会贯通的特点，尤其是海洋文明，包含着三种态势：边缘性自我存续、与各种文明相互融通，以及通往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式样板。中华海洋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的类型迥异，形成了包容—和平的“自我逻辑”。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拓展海洋文明。
一、引 言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了突出的文明特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和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种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海洋文明独具特色，她并非“地中海模型”，而是中式海洋文明的“自我范式”，遵循着一种与世界其他海洋文明完全不同的逻辑：一方面与江河型农耕文明相互对接，另一方面保持边缘性“自我蓄力—蓄势待发”的态势。不仅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海洋线路遗产的悠久性与独特性，而且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特别是在15世纪初期，“中国曾经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核心地位”，尤其在“海疆”，引发了一连串轰动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郑和七下西洋，形成了我国重要的海洋文明遗产，特别是独特、友好的“互贡—互惠”外交特点。我国当下正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同时也在持续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相关工作；而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也为中国海洋文明乘势勃发提供了契机。
二、边缘性海洋文明的“自我存续”
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总长度约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约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约1.4万公里。但在漫长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中，海洋文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主要以江河流域为背景（如黄河流域的“麦作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皆以农耕文明为主导，致使我国海洋文明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处于“边缘性”的“自我存续”状态。
传统封建王朝“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延伸出对“海疆”的“内外”两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海岸通过两个层面和海洋世界联系：一个是非法的民间贸易，另一个是国家允许的朝贡往来。比如明朝的永乐皇帝虽然仍旧严格执行惩罚民间贸易的命令，但朝廷却系统性地扩大了第二个领域的范围，不仅像从前一样允许朝贡使团入境，而且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了对国家主导的海上交通的支持。”这也表现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在历史上海禁政策下的不同作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并非完全相同，比如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都实行海禁政策，程度有所差异，针对的目标也不同，但“海禁”总体上属于国家“专制性政治”范畴。清政府自一开始推行海禁，到中期转向有限开海，再到后来的对外贸易管控持续收紧，整体表现出大一统体制下对沿海与海洋事务的刚性管理态度。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终于决定师夷长技以自强，一边不得不打开门户学习西方技术，一边仍力图守护原有体制与海防秩序，由此形成了在开海与海禁之间反复摇摆的悖论性海权意识。
而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民，由于“天高皇帝远”，且田地奇缺，比如福建几乎没有平坦的土地耕作，他们只能以“海”为“田”，因此，人们习惯性地用传统的农耕模式对沿海地区生计模式进行解读：大海之于闽人犹如耕田之于中原人。所以大海不是边疆、不是边界、不是天涯，而是沿海人民在自己的“海洋家园”讨生活的独特方式：他们不仅要打开家门谋生（讨海、做买卖），更要懂得守卫家园，这使得闽、粤人深谙“出—守”的家国情怀。最近火爆上演的《给阿嬷的情书》便是以“侨批”的方式将这种情怀加以表达。在这个过程中，闽人以海为生，将造船术、海外交通和商业贸易等与“生态—生计—生业”相结合，历史性地形成了一些海洋事业上的优势特色，比如海上交通和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造船业。如同制作农具进行耕作一样，“以海为田”形成了“以船谋生”的传统。
以福建为例，从历史的时序来看，福建特色海洋事业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闽越族群，由于生活于“山海”的地理环境，古代的闽越民众依托滨海环境形成“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成为当地海洋活动最早的历史源头。汉代闽江口分化出通往南海、北方的南北两条近海航路，连江出土的樟质西汉独木舟实物佐证了早期成熟的独木舟制作技艺。三国孙吴于建安设置典船校尉、在温麻船屯开展规模化造船，造出配设压舱石的方尖底海船。公元269年吴国自建安发兵海路征伐交趾，凸显福建的海上军事区位价值。隋代福建海路通达台湾，大批台民迁居福清。唐代时依托成熟的跨洋航路，福州、泉州崛起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凭借水密隔舱等先进工艺，泉州乌船更是以优良航行性能享誉海内。五代时期福建开辟甘棠港，福州设立榷货务管控舶商税收，泉州摆脱中转港定位，直接开展远洋商贸。两宋是福建海贸的鼎盛阶段，1087年泉州创设市舶司，通商范围覆盖亚非四十余国，南宋时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泉州商贸规模超越广州，“福船”也成为一种代表性表述。元代泉州跻身世界级大港，马可·波罗对其盛景多有记述，1280年泉州造海船达三千艘，船体多层加固、密封隔舱的造船工艺进一步升级。明代福州成为中琉册封往来的核心始发港，长乐太平港作为郑和船队驻泊据点。福建就地打造宝船、征调人力，福船品类丰富、体量宏大，代表同期顶尖造船水准。清代整体受阶段性海禁政策掣肘，海上商贸发展几经起落，福州依旧维持着省内首要造船中心的地位，但长期禁航与林木资源损耗、成本抬升等问题持续拖累造船产业。整体而言，福建海洋事业自先秦萌芽，历经汉唐至元的持续壮大，在明代步入发展顶峰，清代受海政影响发展趋于曲折，逐步形成以泉州、福州为双核心，远洋商贸与传统造船协同发展的地域特色海洋体系，也是我国古代海洋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福建独特的造船业传统。
历史经常扮演魔术师的角色。尽管中国的海疆地处边缘，却在某个时段、某些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表象上出人意料，却又符合逻辑。比如我国明代开拓海洋的事迹竟然走在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前面：“人类对海洋的空前关注，奇迹般地同时出现于15世纪。明成祖意外地成为领跑者，紧随其后的才是改变世界的葡萄牙王子恩里克。葡萄牙是欧洲大陆最西端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小国，大明是亚洲东部的超级大国。”“一代又一代先民们对海洋的探求，终于在大明王朝铸就令人惊叹的伟业。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空前绝后的大明船队从太仓驶向海洋。六百年后，‘7月11日’大明王朝的那场盛典，成为了当代的中国‘航海日’。”也就是说，中国完全可以、可能成为海洋强国，因为其在历史上曾经充当过世界海洋文明的先行者，甚至连昭彰于世的欧洲海洋文明也未可及，由此成就了中华海洋文明的自我逻辑。
从功能和工具层面看，郑和下西洋（七次）的历史业绩正是建立在先进造船技术的基础上：“郑和船队中的巨型宝船，主要建造于南京宝船厂。宝船厂集中了全国的优秀造船工匠，不仅分工细密明确，造船的生产设备也比较先进，加以有国家雄厚的物力财力作后盾，造船不惜工本，就能及时完成明朝廷下达的建造宝船的命令，并能保证宝船质量符合远洋航行的要求。当时福建也是重要的建造宝船的基地。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又据清乾隆《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太平港。’”明代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节点。洪武末年，明朝在对外邦交层面已然陷入严峻困局，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朝贡贸易”也在时间、货物、航路、港口等方面作了严格限制。虽然在明朝的永乐时期出现过阶段性的“开放政策”，但总体上仍管制严格，对民间依然实行“海禁”，致使沿海民众以独特的民间“讨海方式”自我存续。
概而言之，中国的海洋在“一点四方”的政治地理形制中地处边疆。由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决定了我国的海洋文明没能成为历史性的主导文明；致使其长期处于“自我存续”，即边缘性“自我发展”态势。然而，中华文明的“中心—边缘”具有独特的交融性，表现出官方—民间、对峙—融合的独特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性需求，“边缘”可以成为“中心”。这也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的海洋经济正在演绎着这一规律。
三、中华海洋文明的通契机理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被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之“致中和”。因此，虽然古代封建王朝时期海洋文明总体上不受重视，但却包含着“和平通契”的机理，即可以与不同的文明形态相互包容。具体表现在中国—海外、官方—民间虽各自表述，却能相互融通。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行动，却将沿海的民间女神妈祖随身携带，体现了官方远航行为与民间海神信仰的融合。在七下西洋的航行中，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途经马六甲，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却从未离开过妈祖，妈祖护佑郑和完成了“下西洋”的伟业。因此，郑和（代表官方）与妈祖（代表民间）在整个海洋线路中总是相伴而行。这种沿海民间出海的“护身符”也成为官方远航的一种“护国符”。
笔者曾经沿着郑和下西洋的“海洋线路遗产”考察了许多线路点，包括江苏太仓的刘家港、福州长乐、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还三度前往印度洋的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妈祖的身影。其中有一个现象非常鲜明：郑和下西洋属于封建帝制的官方行为，而妈祖则属于海洋性民间信俗，二者却相互融合，天衣无缝。令人称奇的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聚集地，郑和三宝与妈祖天妃不仅同频同框、平起平坐，民间甚至将郑和三宝转化为“土地公”，将妈祖海神奉为“天妃”。
地中海（欧洲海洋文明）的海神是男性波塞冬，中国的海神却是女神妈祖。妈祖原名林默，公元960年诞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她因为救助海难而献身，年仅28岁。当地民众为了纪念她，遂以民间的方式奉其乘神龙升天，进而奉为海上保护神妈祖，形成了原生性“地方信俗”。据宋代的文献史料记载，妈祖自幼聪颖灵悟，成人后识天文、懂医理，她急公好义、助人为乐，做了很多好事，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敬，成为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从北宋起，乡民们在湄洲岛上立庙祭祀，随着渔民、船工和华侨的传播以及历代朝廷的推崇，“妈祖信俗”逐渐走向世界，迄今全球有1万多座从湄洲祖庙分灵的妈祖庙。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妈祖信俗”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使妈祖的故乡湄洲获得了一张世界名片。
虽然封建王朝历史上对海洋文明并不重视，但王朝的统一治理需要掌控海疆。历代王朝采用的一个重要方略就是借助民间信俗，使得“官方—民间”能够长期协作，化为“传统—正统”。妈祖也陆续被诸朝帝王敕封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据统计，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共有14个皇帝先后敕封了妈祖36次，1684年妈祖被册封为“天后”。按照清代的册封制度，册封“后”是女性最高级别：依次是“（皇）后、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甚至康熙皇帝还将妈祖与孔子、关帝等一同列入清朝地方的最高祭典，规定地方官员必须亲自主持春秋二祭，行三跪九叩礼，列入国家祀典。一位民间女神获得历代帝王敕封次数最多、封号名号最多，历史上独一无二。郑和与王景弘七次下西洋，每次都要对妈祖顶礼膜拜，修庙立碑，其后明清两朝册封使更在所乘舟船中供奉神像，逐渐形成了“封舟开航”之前举行隆重官事祀典，归航后相继著录天后显灵应事，因袭定例。
有一个历史事件非常具有说明性。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为纪念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归来，明成祖朱棣为刚落成的南京天妃宫之纪念碑撰写了碑文，开宗明义向世人道出有志于发展与海外诸国关系的宏愿：
仰维皇考太祖高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版章。中外怀柔，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或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兢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
永乐皇帝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先进的大国，对“海外诸番国”负有教化的责任。而对“夷习”的教化所借助的文明基因却是海洋文明的代表——妈祖。
这说明，中华海洋文明的官方—民间“契合融通”成为一种传播力量，航海者在走向海外时，也将妈祖带到了全世界。可以这样说，今天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妈祖文化从产生至今经历了1000多年，其传播与福建航海者及商人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华侨中，妈祖成了他们崇拜的神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妈祖信徒达2.5亿人之多。海外各地的华人聚居社群大多有着共同的特征：不少妈祖庙宇除了供奉祭祀，还兼作同乡会馆、商事议事的场所，既是当地华人开展联谊、文化交流的核心据点，也是漂泊在外的华侨维系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妈祖信俗”在中国海洋文明中形成了一个既横跨世界又同时作为华侨社区凝聚认同、维系情感的网络体系，成为海外华人社群重要的精神文化纽带。今天，世界各地每年都举办各种与妈祖有关的祭祀性民俗活动和纪念性学术活动。
概而言之，中华海洋文明有着自己的演化路线。虽然“沿海”在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中属于地理上的“边疆”，但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表征，海洋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特别是农耕文明形态互为交错，蕴含着独特的“对走通契”机理。同时，通过海洋线路走向海外，成为中华海洋文明独特的文化景观。
四、“陆丝—海丝”相贯通的中式文明
不言而喻，对于生活在海疆的民众而言，“靠海吃海”的便利与风险是并存的，也是矛盾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封建王朝海洋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双向性和矛盾性：开海与海禁的交替。具体而言，虽然农耕文明表现出“小农经济”的内向性，但“天下中国”却被赋予帝国“管理天下”的外向性使命，即要对“藩属贡国”实行教化管理；这也形成了历代封建政治的脉络。尤其到了明代，“与宋朝及元朝不同，中国明朝时期禁止海外商船入港，但是允许朝贡国使节所乘船舶入港。关于明朝认可的海外朝贡国，据《正德大明会典》卷九十六‘朝贡一’记载，东海、南海之番属国有高丽国、暹罗国、琉球国、占城国、真腊国、安南国、日本国、爪哇国等。另据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五‘朝贡一’之‘东南夷’记载，朝贡国有朝鲜国、日本国、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爪哇国、彭亨国、百花国、三佛齐国、浡泥国、须文达那国、苏门答剌国、西洋琐里国、琐国等。”
这里涉及我国海洋文明一个重要的关系转化机理：即《禹贡》中的“朝贡”原是以农耕为背景，以粮食为“兑税”——以“禾”“兑”赋。然而，在与那些“海外番国”的外交政治中，“贡献”也就变成了礼尚往来的“互贡产品”：互通有无、相互惠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重要的“海洋线路遗产”，这也成为丝绸之路的由来。“丝绸之路”原是德国人说起的，此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meine Reise-Ergebnisse）一书。丝绸之路指陆路的和海洋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个阶段：“在楼兰被废弃之前，大部分丝绸贸易已开始从海路运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镇。”这便是李希霍芬所提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而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重要的是，丝绸之路不仅交易了中国的特产，也成就了中式外交上独特的“贡献”形制。
泉州作为最重要的出口（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遗留了大量的海上线路遗产。宋元时期，特别是在元代，泉州扼地理之显要而成为对外贸易、海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盛极一时的海洋重要港口。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外国人纷至沓来，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叙利亚、也门、亚美尼亚、印度、爪哇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中有商人、传教士、教徒、旅游者、水手、骑士，也有王子、贵族和使节等。泉州海外贸易之兴盛，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所体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了他抵达时的情况：抵达宏伟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出名。船舶装载商品运到这里后，再运到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泉州自归元后，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政策。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多元民族关系等因素外，还鼓励外蕃贸易。不仅交通驿站遍布中国境内，而且贯穿欧亚大陆。及至元末，泉州的海外贸易空前兴盛，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比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提到，最早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为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在中国最早的居留地是福建泉州和宁波。
逻辑性地，传统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物质文化遗产”，即中国的产品，也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陶瓷便是代表。“陶”的本义为：从高坡上取黏土而制作，从“土”。传统的农耕重“土”，“陶土”于是成为陶瓷的原料。世界公认，陶瓷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中国瓷器对世界文明史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从英语中china（瓷器）与China（中国）存在的渊源关系便可窥见一斑。“china”之说与“中国”之称有多种意思，考其词源，有“瓷说”“茶说”“丝绸说”等。特别是16世纪以降，伴随着中欧直接贸易的开展，中国的瓷器大量输入欧洲，这些来自中国的器物因此被人们称作“China ware”或“China porcelain”。这也是古代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国”的原因。瓷器传入欧洲以后，上流社会赋予其十足的“艺术”和“审美”功能。在欧洲，特别在17世纪、18世纪形成了“中国风”，与迷恋中国艺术品，诸如瓷器、家具等联系在一起。而福建的德化瓷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洋”的代表性瓷器。
作为“海丝”的重要口岸，泉州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促进了历史上的空间伸展，包括地理空间、交通线路空间、海外华人华侨移动空间、货物贸易空间、外交政治空间、文化交流空间、民间文化传播空间等，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海洋文明的中式海洋文明范式：西式文明以 “竞争博弈” 为内在逻辑，中式文明则以 “包容共生” 为根本底色。聊举一例，中东之所以在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冲突和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使中东成为历史的“火药库”。而泉州在历史上汇聚了众多的宗教，包括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犹太教等，且留下了许多派别的痕迹；但不同信仰群体一直和谐相处，从未发生过因宗教冲突引发的战事。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概而言之，海上丝绸之路使得闽、粤等地在海外贸易、交流中成为中国与海外文化互动的最前沿，两种文化在交错中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形成了特立于世的文化。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丝绸之路（包括“陆丝”和“海丝”）为背景提出的。虽然“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于2014年才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中华文明一直在海洋“道”——“所行道”上奔跑。
五、小 结
地理常识告诉我们：地球海洋面积和陆地面积的比例约为71：29，说明海洋是至为重要的资源和家园。但海洋的力量巨大，而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缓慢，导致对海洋的认识迄今仍然非常有限。同时，海洋是一种资源、一种能源，因此，海洋也成为西方国家一种文明的渊薮、一种拓殖的工具、一种发展的方略。然而，不同的文明基因决定了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和利用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方式和实践体系。
中华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部分，包含着开拓与和谐的机制。历史上我们也曾经作为世界海洋文明的“领跑者”，今天我们又在世界海洋经济的线路上“赛跑”。2026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我国经略海洋、开发海洋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序开发利用海洋。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洋经济进入加快发展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同时也在探索中华海洋文明的自我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内陆向海洋推展。中华海洋文明没有西方海洋文明中的“拓殖尚武”基因，却包含着“和平包容”的因子；并以“五缘文化”（血缘、亲缘、地缘、神缘和业缘）为纽带，贯通“陆丝—海丝”，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今天，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从河流文明走向海洋文明。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海发展的战略构想为指引，做好向海发展的大文章。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