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概念提示着历史的进程。对基础性概念开展正本清源的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旗手科塞雷克（Rienhart Koselleck）将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世纪称为欧洲现代概念和知识体系形成的“鞍形期”（Sattelzeit），并阐发了“时间化”、“民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

在中国，百余年前梁启超即曾提出著名的“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关于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观念向现代演化的起讫时间，学界有过诸多论述，其中，张灏将1895年至1925年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之“转型时代”的看法影响最著。孙江指出，东亚世界早在东西遭遇的16世纪末即已酝酿着变化的契机，其后400年间的知识迁徙，可以概括为“宋学西迁”（中国知识传到欧洲并影响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自我和他者的方式）、“西学东渐”（16至19世纪西学知识传入东亚并与本土知识发生碰撞）、“东学入中”（甲午战后中国知识人移植日本化的西学知识）和“借鉴苏俄”（20世纪苏联化的西学知识成为导引中国革命的航标）等不同阶段和样式。总体看来，近代西方政治概念大多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陆续引入中国，经过甲午、戊戌、辛亥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助推，这些概念主要以日本为中介呈现加速传播态势，大量新名词、新概念逐步进入中国人的“知识仓库”。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醒目地呈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眼前。及至20世纪20年代，与中国革命相关的大多数核心概念，基本上都已获得人们所熟知的现代意义并广为接受和使用。

甲午战后的三十年，见证了中国思想转型与政治变迁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政治概念体系从多元竞争走向一元化和激进化，思想文化逐步进入“主义的时代”。概念史家所谓“鞍形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许多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过渡，出现了“发展”“进步”“自由”“平等”“革命”等“复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概念，例如，“进步”概念从表示具体事物之进步的前现代复数概念，转变成理所当然的抽象的历史进步，从而揭示了之前无法言说甚至难以想象的现代经验。种种“主义”概念的盛行和竞争，更是这种演变趋势的重要表征。自19世纪后半期日本人以“主义”一词对译西文词缀-ism以来，各种“主义”便成为东亚近代知识建构的重要载体。据语言学家考察，“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和扩张始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1898-1901），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主义”在中文报刊上出现，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则是“主义”大为盛行之年。

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已经明确出现了作为一种信念和原则并为行动提供参照标准的“主义”概念，但晚清论述中的“主义”大多具有多元的、灵活易变的策略性意涵，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思潮也是相对复调和相互竞争的。而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不同概念及其蕴含的政治主张的排他性越来越显著，“一个主义拯救一切”，以一元化、排他性的“主义”求得“根本解决”的观念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如陈独秀所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祁亦指出，“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学会的工作，便是训练使用各种“主义”的人。正是有感于“主义”由“救时的具体主张”变为“抽象的名词”而生发出“弱点和危险”，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民革命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三民主义已在形形色色的“主义”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成为中国人社会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政治概念/话语与政治实践的交互影响进一步突显，知识分子迅速走向“行动的时代”。政治理论家指出，以“主义”（-ism）为后缀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观念体系，往往具有显著的“行动导向”（action-orientated）和“群众导向”（mass-orientated）。所谓行动导向，是指它不仅描述和解释现实，而且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提出“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所谓群众取向，是指它以普通民众为动员对象，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词进行陈述，以“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的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是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要素”（factor）。意思是说，概念不仅被用来描述和再现政治发展过程，更具有引导政治实践、参与政治变迁的功能。科氏认为，概念为政治实践提供了“经验的空间”与“期待的视域”，前者是指概念对历史的表述和再现为现实政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和实践知识；后者是指概念勾画出未来的理想蓝图，既为政治实践者提供行动的目标和指引，又为政治精英动员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创造出基本动力。有了经验的空间和期待的视域，政治实践便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绵延之维中不断地汲取动力，而不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二十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走向激进、走向行动的时期，而不同阶层群体的行动方式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趋同性。

研究者指出，“革命”概念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以降，经历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词汇---日本译名‘革命’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迁衍过程”。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革命”概念在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思想界在短短二十年间经历了从“闻西学而骇”到“闻变法而骇”到“骇民主”再到“骇革命”的急剧变化。据数据库统计分析，“革命”一词在中文报刊上的出现频度在戊戌变法前后远远低于“改革”，1900年庚子事变后不断上升，在1903年和1906年达到两个高峰，1908年后又开始减少，到新文化运动特别是1919年后再度凸现，并在二十年代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峰。到这时，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变革模式在价值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在实践上是否具有必要性可行性，都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建党先驱自不必说，即便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曾提议“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在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三大党派的大力宣传下，“革命”一词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革命成为高于一切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进而出现了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对此后的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史基本概念的重要性体现为对社会政治实践的指导作用，或者说话语行动与实践行动的交互影响，因此，概念史研究不能止步于这些概念获得现代意涵并被用来“表征”历史变迁的定型期，还须进一步探讨这些基本定型的概念是如何指引政治实践、如何成为参与和引领社会政治变迁之“要素”的。在此意义上，20世纪20年代既是中国现代基本概念（尤其是与革命相关的基本概念）形成和定型的年代，也是这些概念由“表征”转向“要素”、由话语转向行动的关键时期。按照笔者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基本概念所作的初步类型区分，到中国思想“转型时代”告一段落之时，种种价值性概念（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主义”概念已进入定型和收敛状态，而多数身份性概念（如“人民”“群众”和“阶级”及其衍生概念）、制度性概念（如“苏维埃”“三三制”“人民民主专政”）、策略性概念（如“组织”“宣传”“团结”“改造”）和本土化概念（如“诉苦”“翻身”“翻心”）才刚刚进入活跃的生命周期。种种政治概念/话语之间的角逐到这时已可见到大致轮廓，政治概念体系逐步从多元走向一元、从复数走向“复合单数”，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在诸多主义中取得显著优势，“革命”和“运动”的政治实践模式和革命政治文化也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

近二十年来，一批学者将源自西方的概念史（Begriffsge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引入中国学界，尝试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重镇之一，自2014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从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视角深入探究中国现代概念与知识转型，尤其注重考察与中国革命相关的基础性概念及其政治实践，多次举办以概念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坊。研究院同人编辑出版的中、英文学术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已出13卷）和History of Transcultural Concepts: China, Asia, and the Global（Peter Lang，已出3辑），也为中国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表阵地和交流空间。

从2021年起，学衡研究院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及《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南京大学学报》《学海》等学术期刊合作，先后举办四届“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我们从前三届参会论文中精选十余篇佳作，汇编成册，以飨读者。书名即采用会议主题，以求简洁明了。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多数参会者为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其晋升职称或学位申请都面临巨大的发表压力，而论文集成果又不为多数学术机构所认可，故遴选文章时仅限于已在大陆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者。这些刊物包括《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史林》《学术月刊》《开放时代》《江苏社会科学》《人文杂志》《南京大学学报》《苏区研究》，均在相关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和良好声誉，这也印证了历届研讨会所达到的学术水准。

本书分为三编，各由四到五篇文章组成。

上编“概念·文本”，侧重概念所依托之关键文本的细读与比较。闵心蕙对梁启超名文《新民说》中的“新民”概念进行考辨，认为梁氏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呈现出“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这不仅承袭了《大学》所阐发的儒家思想传统，也蕴含着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宋逸炜综合运用法、俄、中文文献，对三十九份《国际歌》文本作对比分析，细致梳理《国际歌》的传播途径，并围绕对“Internationale”的不同解释探讨了《国际歌》象征意义的演化过程：从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颂歌，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再到中国革命中民族独立解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双重政治意涵。王瀚浩在考察布丹（Boudin）生平与著述的基础上，梳理其帝国主义论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的过程，进而概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及其在华译介情况，并对两者进行比较。指出唯物史观下的帝国主义论由日本和苏俄两个渠道大致同时进入中国，起初布丹的帝国主义论颇有影响，不久便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取代而湮没无闻。葛银丽细致考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藏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俄译本的主要内容、与原作关系、译者身份及其学术与政治影响，指出刊登该译文的《广州》杂志虽然印数不多，但其读者包括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广州苏联顾问、苏联的汉学家群体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可以帮助我们反观中国革命经验对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影响。

中编“概念·观念”，侧重概念所表征之思想观念的梳理与探析。侯竹青详细梳理中国共产党推进“无产阶级”概念中国化的历程，指出将无产阶级等同于现代产业工人的认知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张力，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农村中的雇农及其革命性问题，逐步将“无产阶级”的指涉对象扩展到雇农，并对“工人”的经济社会标准加以调整，从而构建出植根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概念。袁先欣深入探讨“民间”范畴之意涵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指出在对“民”之群集的界定和指称上，经历了从传统之“民”向国民、公民，进而向庶民、平民的转化；在对“民”的空间属性的想象上，乡村/农村和边疆地区逐步成为理解“民间”的重要空间；“五四”前后发生的“到民间去”运动，为中共“人民”构想提供了前提条件。蒋凌楠基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的视野，指出“苏维埃”概念传入中国的背后有两条思想史脉络，一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创新和职业代表制思潮的兴起，二是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政治体制的引入；细致探讨了这两种政治思想在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革命进程中的交汇与融通，以及对中国革命与现代制度转型的影响。谢丽萍和郭台辉从话语与事件互动的角度出发，梳理甲午战后政治共同体身份建构从“国民”话语向“阶级”话语转变的过程，指出民初共和政治的流产导致国民身份话语失去吸引力，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逐渐占据上风，这一转变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和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的社会动员和制度分途奠定了话语基础。叶培林和王建华梳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革命话语中与“浪漫”相关的概念群，指出建党初期以“浪漫”形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国民革命开始后又以之指称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自由散漫、堕落腐化等习性，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浪漫主义”开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被赞颂，这一演变过程蕴含着20世纪前期中国革命文化的深层脉络。

下编“概念·实践”，侧重概念所引领之政治实践的凝练与阐释。李里峰从思想观念与政治实践互动的视角出发，认为五四运动呈现出以民众为政治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强有力的组织与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特征，进而探讨五四运动如何在从甲午到五卅的“转型时代”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使群众运动成为精英和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并与“主义”话语相互激荡，共同塑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曹龙虎基于科塞勒克关于“基本概念”既是“指示器”又是“助推器”的假设，试图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背后的身份观念变迁和国家建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区分阶级、发动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革命，促进了一种以“阶级”为核心的新型身份观念的产生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建构方略的形成。谢任利用多语种资料探讨了“干部”这个新名词进入中共革命语境并发展为一个基本概念的历史过程，指出20世纪前期“干部”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法、德、俄、日、中五国之间复杂的跨语际传播和语义变迁；在国民革命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干部”概念的改造，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共早期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构想与实践。闾泽关注民国初年为数众多的政治组织“民党”，它们主要以社会和民间为活动平台，具有政党的形式与名号，亦不乏问政参政的意图，成为介于民间结社与现代政党之间的一种特殊存在。在当时的政治规则与生态下，民党难以在政治实践中有所作为，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曾经繁盛一时又很快烟消云散的历史命运，彰显了民初共和政治的内在张力。牛一凡考察“反动派”概念的早期生成过程，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这一名词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入中国革命实践，将其用作具有批判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国民革命的展开，革命阵营中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定义“反动派”概念，使之成为塑造革命对手方的有力武器。

概念史被引入中共党史和革命史领域已有十多年时间，在理论思考、方法探索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也以专栏形式刊发了多篇革命概念史论文或笔谈。但以专题论文集形式集中展示相关研究成果，此前似无先例，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激发更多青年学者的兴趣和灵感，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

本文为李里峰、王楠编《中国革命概念史研究》序言，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