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对中共历史地位的经典表述。所谓“开天辟地”，首先意味着中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若将视角从意识形态转向组织形态，这一判断仍然可以成立：中共是中国第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系统和强大动员能力的现代型政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外学界关于中共革命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然而，这场革命之于中国历史进程与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仍非既有论著所能穷尽，它不仅为中国迈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奠定了主权前提和制度根基，亦深刻重塑二十世纪乃至当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因其影响之深远、面相之复杂，反思中共革命的起源、动力与后果是一个常谈常新的学术命题。本文主要从组织形态出发略陈浅见，并尝试在比较视野中反思中共革命的独特路径和内在逻辑。
一、起源
在中共自己的历史书写中，关于党的创建主要强调三个因素：一是历史背景，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奋起反抗和不断探索的过程；二是思想准备，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三是阶级基础，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在此过程中，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前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之起源，有必要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辨析和补充。
就历史背景而言，旧制度的危机和崩溃是革命发生的前提，这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中提出的经典命题，后来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又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中通过比较历史分析，进一步阐发了旧制度的结构性危机如何为革命创造条件。中共革命的发生，同样适用于这一基本论断。在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上，中共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有所不同：君主专制这一沿袭两千余年的旧制度，在中共诞生前十年的辛亥革命中已被正式推翻。但旧制度的崩溃、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危机的解除，继之而起的北洋政府始终未能真正整合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更遑论应对列强侵略、军阀割据、财政破产、社会失序、民生凋敝等重重困境。正是在这种旧已去、新未立的权力真空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底层反抗此起彼伏。没有旧制度的危机和崩溃，就没有革命的发生和成功。辛亥革命如此，国民革命如此，中共革命亦是如此。中共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正是因为其所面对的旧政权——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妥善回应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所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无意间预告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命运的走向，它所指涉的并非王朝更替，而是中华文明在外力冲击下的总体性危机，这是理解中共革命不可回避的历史前提。
就思想准备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是中共建党的必要条件，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创建者所接受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列宁创造性发展、具有鲜明俄国特色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即后来所称的列宁主义（Leninism）。这一区别对于理解中共的政党性质和革命道路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宏大的理论视野和历史依据，却并未就落后国家的革命策略和无产阶级政党作出详尽规划。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明确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革命策略和实现路径。所以，尽管十月革命后不久李大钊等人就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中共建党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却要等到1920年春夏之交：在实践层面，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备和成立；在观念层面，则以9月《新青年》改版重刊和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为主要标志。此外，蔡和森于8月13日、9月16日从法国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明确提出以俄为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在内容和结构上皆与后来中共一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二大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高度相似，堪称中共建党的核心文本之一。
就阶级基础而言，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的成立当然要以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状况，恐不宜过高估计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对建党发挥的实际作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总数不过二百万人左右，仅占全国四亿人口的千分之五；主要分布于沿海通商口岸的几个大城市及铁路、矿山的外资或官办企业中，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彼此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中共建党前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政治行动也极为有限。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唐山等地工人的政治性罢工主要是为了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而非基于对阶级使命的自觉认知。显而易见，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完成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其政治潜能远不足以转化为现实的组织力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建党前后撰写的文章，也并未将工人阶级问题置于核心位置加以认真讨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生存处境和政治诉求都着墨甚少。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敏锐地指出，是列宁主义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工人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将他们引向列宁主义。
可以说，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制度想象和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思想潮流，是推动这批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动因，在这里，观念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和早于阶级的力量。辛亥革命之际，中国人借鉴模仿的主要蓝本是法国大革命，而在十月革命发生后，很快出现将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进行比较，并认为后者才能代表时代潮流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法国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俄国革命则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李大钊说，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国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法国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俄国革命才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发生在国情与中国相似（专制历史悠久、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也使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产生强烈共鸣，这些都是促使知识分子选择走俄国道路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引入也使建党先驱完成从代议制政党到无产阶级政党（或如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说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到“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观念转型，为中共创建提供了最直接的蓝本。不用说，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又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反战浪潮密不可分的。
必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是一回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则是另一回事。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如果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一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中共的成立无疑会晚很多，中共革命的面貌也可能完全不同。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后，把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和推动各国成立共产党确立为核心目标之一。苏俄从1920年春正式开始对华工作，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会几个系统既各自行动又相互配合，从不同方面为中共建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派遣全权代表魏金斯基（Grigori N. Voitinsky）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直接推动建党筹备；派遣代表马林（Hendricus Sneevliet）和尼科尔斯基（Vladimir A. Neumann，化名Nikolsky）来华，与上海早期组织成员多次交谈，推动中共一大召开并列席会议；尤为重要的是，为中共一大和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绝大部分经费支持。若无共产国际在组织、干部、经费和策略上的系统性介入，中共的诞生将经历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和中共创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石川祯浩通过绵密的文献考证指出，日本是五四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最重要的知识中转站。例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施存统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几乎都曾留学日本；李大钊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依据河上肇和福田德三的文章写成的，他本人也曾积极参加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译自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的日文版本，而非德文原著；大量马克思主义术语如“剩余价值”、“无产阶级”、“辩证法”等，也都来自于日制汉语。1920年夏天以后，当中共创建者的关注点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建党工作开始实质性推进时，英国和美国取代日本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新青年》改版后新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大量译自欧美杂志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最大来源是位于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的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封面设计上完全模仿在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The Communist），登载的文章同样译自《苏维埃·俄罗斯》等欧美社会主义刊物，这些文献推动“国际化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向中国输入。
还有一个很少被关注但值得一提的外部因素，就是基督教的影响。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早年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在武昌中华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同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有很多联系，深受青年会献身精神的感召和组织活动方式的影响。1917年8月，恽代英应武昌青年会邀请参加庐山夏令会，亲见其“办事的活泼、立言的诚挚、律己的纯洁、助人的恒一”，深受触动和启发，回校不久即仿照青年会的做法，发起成立全国最早的进步青年社团之一互助社。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在活动形式上也模仿青年会，如开会时先静坐五分钟、每人报告自助助人经过、散会时诵互励文，这些做法都和基督教的祷告、反省极为相似。这种以团契为纽带、注重人格互信和自我修养的组织形式，为其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向布尔什维克式组织转变提供了实践基础。
最后，尽管五四知识分子和中共皆以破旧立新的反传统形象而著称，中共革命其实与中国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创建者对传统思想文化并不陌生，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往往也有意识地对传统思想资源加以利用。以李大钊为例，其早期思想中的“青春”意象、循环论色彩，以及“气运”、“人心”等传统概念，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并未被简单放弃，而是融入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范畴重新诠释，由此构建具有辩证法色彩的“循环进步观”和“能动的唯物史观”，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际网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扩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利用宗族关系和同乡关系发展党员、开展活动是很普遍的现象，早期的各种社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皆有同乡聚集的特征。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从城市知识分子运动转向农村革命的过程中，乡村教师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播火者”角色，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乡土，与当地宗族和乡里社会具有天然的血缘、地缘联系。
二、动力
在西方学界关于中共革命的研究中，革命何以发生、何以成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终极性问题，学者对此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看法。1949年后的十余年间，受冷战影响，“阴谋论”在西方学界大行其道，认为中共革命是苏联策划的世界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中共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夺取权力并进行集权统治，中国国民党则因为美国援助不力和对苏联的外交让步而遭到失败。
二十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围绕中共革命何以成功，形成几种代表性的解释模式。詹隼（Chalmers A. Johnson）首倡“农民民族主义”模式，认为日本人的侵略和奴役激发了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共产党利用这种情感赢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以塞尔登（Mark Selden）为代表的“群众路线”模式，强调中共通过灵活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参与实践，唤醒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释放出乡村社会中的巨大革命潜力。片冈铁哉认为农民与中共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组织化控制能力，克服了农民狭隘地方主义的局限性。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认为社会问题是革命的前提，民族问题是革命的催化剂，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政党则是促成革命的主观力量（工具和行动者）。在此问题上，陈永发和斯考切波的看法形成有趣的对照。陈永发在探讨华东和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中共动员策略的重要性，其书名《制造革命》（Making Revolution）既可以理解为中共通过动员农民而“制造革命”，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经由中共动员而去“干革命”。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则主张革命是发生（happen）而不是制造（make）的，由各种内外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结构性危机，才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笔者的看法是，从革命何以发生（起源）的角度观之，以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核心的国际因素、外部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不能低估建党先驱的主观能动性）；从革命何以成功（动力）的角度观之，则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民众动员和革命策略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从党自身来解释中共革命的动力机制和成功之道，答案或许在于，中共第一次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力的组织结构与有效的民众动员真正结合起来。一个革命政党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动员民众、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来扩张力量和保持活力；与此同时，又须将其控制在特定的范围和轨道之中，不能让党自身被民众参与的汹涌浪潮所淹没。
先看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共理当把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作为发展党员的基本对象，但受制于近代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众所周知，中共的创建者基本上都是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正式建党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中，仅有四名工人，其他皆为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的123名党员中，工人占19%，知识分子及其他成份占81%。1923年6月全国共有423名党员，工人所占比例仍然只有25%，知识分子及其他成份占75%。直到国共合作，尤其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中共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宣传动员并从中大量发展党员，工人成份才迅速上升。大革命期间发展的党员中，工人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学生和农民。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全国近58,000名党员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工人成份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
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由合法转入地下，主要活动空间由城市转向农村，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也由工人转为农民，从1927到1949年，农民始终在党员队伍中占据最大比重。这一转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的意识形态形成张力，却恰好与乡土中国的现实阶级结构相契合。正是依托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农民阶级的政治觉醒，中共得以从乡村社会汲取源源不断的支持，最终取得革命成功。
再看组织结构。中共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构建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社会的严密组织体系。其特征尤其体现在基层组织的广泛性与渗透性，党组织不仅扎根军队，“支部建在连上”，更以惊人的广度和密度延伸至基层乡村社会。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1938年后形成“分局→区委→地委→县（工）委→分区委→支部→小组”这样复杂的组织链条；到抗战后期，党员人数已占根据地总人口约千分之四至五，党支部在村庄的覆盖率已达到约20%。不仅如此，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这个组织体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统一。每一个基层支部既是政治动员的前哨，也是社会控制的节点，使中共获得远超一切旧式政治组织的穿透力和动员力。
与此同时，中共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中，在各个层级确立了以党统政、以党统军、以党统群的同心圆式权力结构。陈永发对此作过清晰的描述：中共在县以下的社会基层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即政权、军事、群众团体和党部。县以下的政权系统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要设置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团体要设置农民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妇女抗敌会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背后则是党的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根据一元化领导原则，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和群众组织。党组织负责制定路线方针和重大决策，政权机关负责行政事务和政策执行，军队负责武装斗争和保卫根据地，群众团体负责社会联络和民众动员，形成一个以党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相比，中共的组织网络覆盖更广、扎根更深、效率更高，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制使党能够集中资源应对复杂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强大的韧性。
最后看民众动员。前述西方学者的解释模式其实都承认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得到农民支持，农民支持又是与中共动员密不可分的，只不过，他们对中共如何动员农民、农民何以接受动员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不妨把中共革命何以成功的宏大历史追问，置换为中共如何动员农民这一具体研究议题。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湖南等地发动农民，却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与之交换，是一种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利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动员乡村民众，取得显著成效，也出现了过度动员的负面情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是事实上的执政党，此时的民众动员主要诉诸民族主义而非阶级话语，呈现出显著的整合性、妥协性色彩。国共全面内战时期，中共重拾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诉求，动员重心从民族回到阶级，一度中断的土地改革被重新启动，一度掩盖在统战旗帜下的怨恨式动员也再度发挥关键作用。
中共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无论以阶级还是民族作为号召，始终把动员民众、获取支持作为第一要务。大致说来，中共力图获取的民众支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参与性支持，包括参与群众运动、参加群众组织，进而参加党组织；认同性支持，即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服从（行为上）、认同（心理上）和感激（情感上）；物质性支持，包括物力支持（主要体现为田赋和公粮）和人力支持（主要体现为参军和支援前线）。
在革命进程中，中共发展出三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手段。一是利益导向的动员，遵循互惠交换的逻辑，中共以资源再分配的方式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农民则以提供种种支持作为回报。二是身份导向的动员，通过阶级划分将复杂多元的乡村社会关系改造为地主与农民二元对立的刚性结构，进而塑造一种新型的政治身份与统治秩序。三是情感导向的动员，不管各个时期的斗争目标是谁，调动民众情绪（无论是民族情绪还是阶级情绪）以激发其对敌人的仇恨和对中共的感激，都是和利益分配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加重要）的动员工具。各种动员技术的娴熟运用和因时因地制宜，帮助中共不断赢得民众的参与性、认同性、物质性支持，不断巩固和扩大其军事优势、政治优势，如此聚沙成塔，革命之成功遂一步步变为现实。
三、方位
比较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共革命的历史方位，借助三种不同维度的比较，可以对中共革命作进一步思考：历时性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之比较，共时性的国共两党之比较，以及跨时空的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之比较。
首先是历时性比较。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和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中共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场革命既有不同的性质和目标，又有前后继替以及不断递进的关系。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汉人国家为号召，首先呈现为种族革命的面貌；其结果则是终结帝制、建立民国，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国民革命对外要“打倒列强”，属于民族革命的范畴；对内要“除军阀”，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革命进程中对底层民众进行动员，发动工农运动，具有初步的社会革命性质。中共革命延续和发展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诉求；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社会经济变革，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社会革命；同时又引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在民族、政治、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叠加阶级革命，使革命的内涵更为丰富、目标更为彻底。
早在民国初年，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革命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地解决各种问题，而需要不断发动新的革命。孙中山在民国肇造后曾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打算致力于修铁路、兴实业以富国强国；但是以宋教仁遇刺为转折点，他很快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先后发起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二次护法运动，最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准备开展国民革命。梁启超更明确指出：“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凡以革命立国者，未或能避也。” 这一段话，堪称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精准预言。
其次是共时性比较。1921年成立的中共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从形式上看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与传统政治组织判然有别的现代政党，都是有一个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意识形态政党，都是在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下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以至有学者称它们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但在相似的组织外表之下，两党有着大不相同的组织内蕴。从社会基础来看，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所谓民族、民权、民生，其指向皆为一国之中的全体民众。然而，这样的全民政党在理论上既不可能，在实践中更难落地。国民党在改组之前固然没有什么社会基础，改组后仍然是有全民之名而无全民之实，其社会基础始终局限于城市地区和社会上层，在乡村地区基本没有影响力。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借助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将广大农民纳入“我”方阵营，极大地拓展了党的社会基础。从组织结构来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为区党部和区分部，受县党部节制，管辖范围通常为一个到数个乡镇。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支部，除了少量机关支部外，绝大多数农村支部以村庄为单位设立，其上有分区党委，分区之上才是县党委，在组织层级上显然更为深入、贴近底层民众。从组织运作来看，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以党治国”在县以下所托无人，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和前文所描述的中共组织形态形成鲜明反差。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确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广泛社会基础，得以在乡土中国如鱼得水、自由发展；建立数量众多、组织严密、运作有效的基层组织，得以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党的命令和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并能在实践中认真执行，得以通过惩戒和威慑对党员进行有效控制。正是这些优势，导致国共两党强弱有别的组织力和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共在现代政治史上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实现了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内聚力与代议制政党的广泛群众基础合而为一，并顺应中国现实，主要从农村而不是城市、农民而不是工人那里汲取能量，从而成就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革命。
最后是跨时空比较。斯考切波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作了明确区分，在她看来，只有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的革命，才能称作社会革命；相比之下，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只有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三场革命符合社会革命的标准。斯考切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在起源、过程和结果方面都显示出重要的相似性：都发生在由官僚系统所支撑的君主专制国家，旧制度都面临着权威衰落、农民反叛、外部军事失败的结构性危机；革命过程中都呈现出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的特征；革命之后都建立了更加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大国地位和潜在能力也都得到提升。
笔者认为，除了三场革命的共同特征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两两之间的相似性，以及每一场革命的独特性。先看两两相似的共同性。首先，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发生在具有长期超验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因素在革命的发生和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场革命都是以首都和大城市为中心的，在革命成功、新政权建立之后，才将革命者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架构扩展到全国范围。其次，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俄两国在革命胜利之后都建立了执政党全面嵌入国家权力结构的党政体制，建立了国家力量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相似性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文化上，例如对平等价值的强烈偏好、对人民主权的坚定信念、对暴力革命的正当性辩护、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只争朝夕的急切心态，等等。
再看每一场革命的独特性。法国革命发生在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革命观念与实践皆深受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影响；革命前夕的旧制度仍是君主专制体制，却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公民社会；法国革命又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相结合的原发型革命，可以说是“大革命”的源头；革命成功以后虽然经历诸多曲折甚至复辟，但最终确立了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俄国旧制度的一大特征是农奴制传统，与中国和法国自由农民占据人口多数很不相同；俄国革命是首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视为法国革命之后的另一种原发型革命；具有最显著的速成特征，从二月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代议制政府到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仅仅经历了半年多时间，即便算上作为预演的1905年革命、革命之后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也不过十七年。相比之下，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体现在：革命之前君主专制已经存在两千多年，远远超过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理念和方式皆深受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具有次生型革命的特质；革命的重心在农村而不是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士兵，本质上是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革命；具有最显著的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的特征，除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三场革命，1949年建政之后仍然长期延续革命风格，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告一段落。
四、小结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创建已有105年，执政已有77年，改革开放已有48年。1949年前后、1978年前后的历史特征各不相同，但不同阶段之间仍有清晰可辨的接续关系。首先，革命年代为当代中国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使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重新获得独立和统一，为现代国家建构奠定了根本前提。其次，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在革命和建政过程中将自身嵌入政权结构之中，形成党和国家、党和政府高度整合的党政体制，建构了一个以党为核心和中轴的国家权力结构。再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和以治国理政为中心的执政党，性质不同、任务有别，但在组织结构和政治风格上一脉相承，中共始终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常态化、制度化的治理方式与非常态、运动式的动员方式相结合，也一直是实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有效途径。进入后革命时代，革命遗产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运行与社会生活，理当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反思中共革命的起源、动力与后果，以便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坐标和发展走向。
文章来源：李里峰：《中共革命的起源与动力》，《二十一世纪》2026年8月号，总第2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