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类型学；历史感；历史社会科学。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6 年第 4 期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借鉴和双向奔赴，堪称近百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引人瞩目的跨学科尝试之一。在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学）和行为主义革命（主要体现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催生的普遍化、模式化、非历史化等倾向的自觉反拨，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经典历史社会学传统。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蒂利（Charles Tilly）、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曼（Michael Mann）等所谓“第二次浪潮”的历史社会学家，共同塑造了以比较历史分析为核心的宏观社会学研究范式，深刻回应了现代性的核心议题。相比之下，历史学的社会科学转向出现得更早一些，由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洛赫（Marc Bloch）、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领衔的法国年鉴学派克服传统政治史与事件史的局限，引入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以长时段和总体史视野揭示人类历史的深层结构。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发展，如今的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把历史当作社会理论的案例库，也不再满足于把社会科学当作历史叙述的辅助工具，而试图在问题意识、概念建构和因果阐释中同时融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优点。真正做到这一点当然并非易事，能同时得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认可的研究并不多，相反时常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在历史学家看来，社会科学家喜欢用当下的概念和范畴去解释过去，容易犯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谬误；过于依赖二手资料，对原始史料搜集不力、考据不足、理解不当；过于追求普适性的因果机制，以模型和变量牺牲了历史事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在社会科学家看来，历史学家长于史料挖掘和史实叙述，却不能从中提炼出一般化的规律和机制；强调档案等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但对其普遍存在的分布偏差等问题缺乏方法论反思；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游移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难以给出可证实或证伪的假说。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却并非必然如此。笔者想在重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就社会科学的类型学（typology）与历史学的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能否以及如何有机结合，略陈浅见。
一
让我们从韦伯说起，他在方法论上首倡“理想类型”（Idealtypus）和“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将历史考察与社会学理论深度融合，对理性化、科层制、宗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等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剖析。有意思的是，堪称历史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却长期遭到缺乏“历史感”的批评，在很多人看来，韦伯过于依赖理想类型的建构，缺乏坚实的历史实证基础；以西方经验套用和评判非西方文明，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资本主义兴起归因于新教伦理，是一种偏颇的一元论和观念决定论；对中国文明的分析呈现出静态特征，忽略长时段内的时序变迁和制度演化。这些批评意见当然并非无中生有，但对韦伯的方法论和历史观多少有简化、误读之嫌。诚如韦伯著作最重要的中译者之一康乐所说，身为德国著名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得意高足的韦伯，“绝不会天真到认为人类社会——无论是哪一个——有毫无变迁之可能，中国当然也不会是个例外”。只是韦伯的学术旨趣和历史学家们不一样，他要探寻的并不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有何演变，而是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异于近代西欧的社会。韦伯著作中也绝不缺乏历史细节，例如《中国的宗教》以非常具体的货币制度、行会制度、行政制度开始其论述，书中涉及大量史实，只不过这些史实是被编织在其比较宗教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并为之服务的。细读韦伯著作，不难发现，他总是努力将简单而严整的类型建构与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韦伯明确强调社会学与历史学具有实质性差异：社会学“乃是建立类型概念，并追求经验事实的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旨在“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历史学则“致力于对那些个别的、具有文化显著性的行动、结构和人格进行因果分析与解释”。为了实现诠释性理解、探寻普遍性规律，社会学家需要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即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离出某些基本特征，建构出尽可能展现“完备之意义妥当性”的概念单位，进而形成逻辑一致的“思想秩序”。和一般性概念相比，理想型（或译为“理念型”）概念在形塑研究对象和提供可能解释上具有“导引”想像力的功能，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普遍化与个殊化之间建立可操作的桥梁。
理想型堪称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标签，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无穷灵感，也招致了脱离现实、缺乏历史感的严厉批评。实际上，韦伯本人对理想型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差距有着清醒认识，并在其方法论阐述和具体研究中发展出多种策略来弥合这一差距。
首先，理想型的意义在于超越琐碎的历史表象，以把握特定历史现象的核心特征。纯粹的实证史学澄清了大量历史细节，却不足以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理想型将分散的经验要素整合为系统的思维图像，使研究者得以从纷繁材料中识别出结构性关系，在此意义上，理想型分析比朴素实证主义史学更能触及历史的本质。韦伯从不讳言，理想型概念“必然是相对地缺乏实质内容，并以此作为其成立的条件”，所以有时也称之为“纯粹类型”，这种类型“就像那基于绝对真空的前提所计算出来的物理反应一般，不太可能会在现实中存在”，社会学家只能通过考察某个历史现象与社会学概念之间的“距离”或“近似程度”，才能较好地理解和“安置”这一现象。理想型“愈是尖锐而明确地被建构出来，意味着它愈远离真实的世界”，但“反而愈能够善尽其责，达成它在型塑专门概念、进行分类和启发上的功能”。
他在围绕社会行动、宗教、支配等问题进行理想型建构时，也从未将理想型等同于经验现实。以比较宗教社会学为例，韦伯的做法是从西欧近代历史演变中抽离出一些他认为是促成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因子，将其有系统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西欧资本主义形成的理想型；然后检视其他文明的相关成分，将其有机地构筑成那个异文明的理想型；进而对两种理想型加以比较，为“近代资本主义为何只在西欧产生”这一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这种透过表象直达本质的理想型方法，使不懂中文的韦伯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极具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观点。例如，他以非人格化（即所谓“切事”）作为现代科层制的核心特征，从而与帝制中国以家产制、王权支配、人格化为特征的官僚政治区别开来。如今盛行的一种看法，即因为秦汉以降的中国已经具备官僚政治、财政体系、常备军等要素而将其称作“现代国家”，在此洞见面前不攻自破。再如，他以理性化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从而与传统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御用商人及包税者所构成的政治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曾经风靡一时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进行这样的区分后便失去了魅力。
其次，韦伯构建的理想型并非彼此隔绝、不可转化的封闭范畴。他在处理资本主义、官僚制、理性化等概念时，始终强调这些类型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不同理想型在经验现实中往往相互渗透、彼此衔接，这无疑增强了理想型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适应性。在对社会行动进行理想型分类时，韦伯强调，实际的社会行动往往是在其“主观意义”处于半意识甚至无意识的情形下进行的，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主观意义经常只有一种“感觉”，行动的意义（不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只是偶尔会被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上来。社会学依据“主观意义的可能形式”来建构理想类型，“好似行动真的是在有意识的意义倾向下进行”，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必须在程度上、形式上“定位”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传统式行动是以固有态度对习惯性刺激作出的反应，但当习惯在不同程度上“被有意识地加以维持”时，就接近于价值理性行动了；同样，情感式行动是对非日常性刺激的无从控制的反应，但如果这种行动有意识地使情绪状况得以纾解，它便开始朝着价值理性化或者目的理性化的方向移动了。就宏观历史进程而言，未经思索的风俗习惯会被深思熟虑的理性考量所替换，这就是行动的“理性化”过程，但它既可以朝着有意识的价值理性化的方向变化，也可以朝着牺牲风俗习惯、牺牲情感甚至弃绝任何价值信念的目的理性化的方向变化。
再次，韦伯在具体研究中很少依赖单一类型学，而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域同时采用多种不同的类型区分。这一特征在其比较宗教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他首先以出世与入世、禁欲与神秘两组对立范畴为坐标，将世界宗教划分为四种典型形态：出世的神秘主义、入世的神秘主义、出世的禁欲主义和入世的禁欲主义。然后针对现实存在的宗教作了一系列区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基督教中的清教与天主教，清教中的路德宗与加尔文宗，其他宗教中的中国宗教与印度宗教，中国宗教中的正统（儒教）与异端（道教），等等。在研究中国宗教时，他首先就货币、城市、行会、国家、行政、法律、资本主义等“社会学基础”展开广泛的比较历史分析，然后对宗教的“担纲者”士人阶层进行深入探讨，最后才去考察儒教和道教的教义本身，在从社会基础到担纲者再到教义的逐层递进中，各个环节都涉及形形色色的类型区分。韦伯对于正当性支配的类型划分也是如此，他在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支配这三种理想类型之下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如将传统型支配分为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家父长制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并强调从纯粹类型到混合形态再到具体历史案例的层层推进。因此，韦伯的分类方法看似简单，实则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工具，这是其理想型概念能够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为重要的是，韦伯始终坚持多重因果的解释原则，反对将复杂历史现象归因于任何单一因素。韦伯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试图让社会科学摆脱线性的、单一的因果关系框架，用“可能性判断”代替“规则性知识”，进而主张一种因果多元论。在他看来，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诠释因缺乏任何验证的可能而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次上，我们只能根据经验规则判断前后发生的事件序列是不是“因果上妥当的”。因果解释只是意味着：“根据任何可被计算的、在理想情况下可被量化的几率规则，一个被观察的特定过程（精神的或物质的）会依序跟随（或伴随）另一个特定过程而发生。”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时，使用的是来自歌德的隐喻性概念“选择性的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它表达的是一种彼此呼应、相互选择、在特定历史时机中结合的动态关系，而非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单向因果关系。他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是要以宗教观念取代经济、法律、政治等其他因素，宗教伦理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多重条件之一。然而，韦伯学说在美国的主要传播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这种复杂的亲和性关系简化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帕森斯化的韦伯陷入了观念与物质的二元对立、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线性因果，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整体历史分析和多重因果机制却被遮蔽了。无论在具体观点还是方法论上，这都是对韦伯的一种误读。
二
如果说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分类和多重因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类型学与历史感之间的张力，那么英国政治学家芬纳（Samuel E.Finer）则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同样的目标。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也是社会科学领域历史感最为厚重、内容极为丰富且少有史实错误的一部典范之作。该书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政府过程为核心，研究对象涵盖了从苏美尔城邦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各主要政治体，按国别与文明逐一考察，其广度与深度均属罕见。《统治史》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家组织和军事、宗教、经济的互动关系，有着很深的韦伯思想的痕迹，尤其第三卷试图提供一个韦伯式的关于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兴起的社会学分析；但该书的研究方法和整体风格与韦伯著作大相径庭，如评论者所说，甚至不像是一部典型的历史社会科学著作，因为它并未围绕特定问题提出因果式的或互动关系式的解释框架。
芬纳对于自己绘制的这幅人类统治史画卷是颇为得意的，他在该书第三卷的“综述”部分写道，这本书具有音乐赋格（fugue）的味道：最初是描述各个独立的国家，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国家以及希腊和罗马；然后越来越各具特色的国家体制涌现出来，但往往是互相隔离、互不干扰地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对南美洲的征服和对东方的渗透，它们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模仿。“就像一首乐曲的赋格，先是一种政体，接着是另一种政体，然后是某些政体之间的转换，最后这些政体混合到一起，直到1750年，整个世界都几乎要采用一种国家体制，获得了一种普世性。”
和韦伯相似，芬纳对人类统治史的探讨是以概念和分类开始的；但和韦伯不同的是，芬纳对统治类型的划分主要来自对五千年统治史的深刻理解和归纳提炼，而非基于思想实验或概念先行。他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作比较归纳制度主义（comparative inductive institutionalism），其核心特征是从海量历史材料中对事实进行分类和归纳，从中甄别那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发明和具有代表性的统治类型。在全书开头的“概念性序言”中，芬纳明确指出该书系“政体之历史”，政体可以定义为“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结构，以及与这种统治结构之关系”。选择讨论哪些政体主要依据四个标准：“首先是历史上重要而强大的政体，其次是具有原型意义的政体，再其次是或多或少有所革新的政体，最后是具有明显变异的政体”。
韦伯的理想型追求简洁，直达本质；芬纳的分类则纷繁复杂，甚至叠床架屋，力求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再通过与历史现实比对删除其中从未或较少存在的类型。芬纳的分析框架以四种基本力量为核心，即宫廷（专制政治）、教会（神权政治）、贵族（精英政治）和广场（大众政治）。这四种力量都是比较纯粹的抽象模式，在人类历史中很难完全排斥其他力量而对政府进行全面控制，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混合型的，四种力量的两两组合便形成了六种混合式政体：宫廷/教会式、宫廷/贵族式、宫廷/广场式、广场/贵族式、广场/教会式、教会/贵族式。混合政体之下又可分为更复杂的亚类型，例如宫廷/教会式政体可以再分为强宫廷/教会式、宫廷/强教会式、宫廷/教会均衡式。然而，政体类型只是芬纳系统探讨统治史时诸多变量中的一个，他总共列出了四组基本变量：一是疆域，可以分为城市、国家和帝国；二是政体类型，可以分为十种，其中五种在书中得到重点讨论；三是有没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可以分为三种；四是对统治者职权范围有没有程序性或实质性约束，可以分为四种。理论上讲，芬纳的分类体系涵盖了多达3×10×3×4=360种可能的类型。这一分类系统显然并不满足于四种纯粹类型，而是通过不同变量的排列组合尽可能覆盖所有逻辑上可能的政体形态，再返回历史经验中去检验哪些类型确实存在过、哪些从未出现，这和韦伯那种直接针对特定问题建构理想型的做法是非常不同的。
在剔除掉逻辑上存在但实际上未曾出现过的类型后，芬纳论述的每一种统治类型都有历史上的真实对应物，这和韦伯的理想型也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韦伯的理想型在历史现实中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对应物——资本主义的纯粹形态、官僚制的纯粹形态、理性化的纯粹形态，在任何具体社会中都无法完整呈现。芬纳的分类则不同，宫廷、教会、贵族、广场四种力量及其混合类型，都有相应的历史案例可供对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分类体系是从现实中提取、又可返回现实中验证的经验范畴。
芬纳区分了统治史/政体史与政治史，前者关注的是普遍的、抽象的制度形态和统治形式，需要采用类型学方法，强调特定统治形式的“发明”；后者处理的则是个殊的、具体的政治过程和事件序列，需要彰显复杂性和历史感，梳理这些统治形式发生、演化和传播的过程。但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史上出现的制度或观念一旦固化下来就成了统治史意义上的原型，为其他政治体所借鉴、模仿或改造。例如，民族主义意味着每个自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族群都有权独立存在，国民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统治。这种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从未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普世性的形式被提出来，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却一直鼓舞着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成为帝国的掘墓者。将统治史意义上的特定发明置于现实的政治史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统治类型之间的演化逻辑。例如，由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两个原则所界定的民族国家出现后，便宣告了教会和贵族作为统治者的终结，从而把可能出现的政体数量减少到了只有两种，即广场式政体和宫廷式政体。这时候教会和贵族并没有消亡，而是降格成为强大的压力集团，他们可以影响统治者，但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直接统治。
书中对特定统治形式之“发明”的论述，展现了作者对历史进程超乎绝大多数政治学家的真正的尊重。他在纵览数千年政治史的基础上，识别出一系列统治形式首次出现的历史情境：亚述发明了帝国，波斯发明了世俗化帝国，犹太王国发明了有限君主制，中国发明了官僚制、科举制和常备军，古希腊发明了城邦、公民和民主，罗马共和国发明了权力制衡和共和政体，罗马帝国发明了法治，中世纪欧洲发明了封建制、代议制和组织化教会，英国发明了君主立宪制和竞争性政党，法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美国发明了成文宪法和联邦制，如此等等。但芬纳反复强调，列出这份发明清单绝不意味着统治史的发展是按照一种线性模式演进的，相反“这是本书最不愿意给人留下的印象”。他指出，有些统治形式的首次出现也是最后出现，它们是独一无二、没有历史的；有些统治形式曾经长期存在，但最终走向“死胡同”、退出了人类政治舞台，例如城邦政体和封建制度；有些统治形式会不止一次地被发明，例如中国最早出现官僚制，并不意味着西欧的官僚制源自于中国，事实上后者对它进行了“二次发明”。书中关于各种统治形式之发明、再发明、传播、断裂、倒退、消失的精彩叙述表明，作者所秉持的方法论既是类型学、谱系学的，也是发生学、考古学的。
《统治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尽可能复杂和详尽的历史叙述来对冲类型学可能带来的过度简化和非历史风险。该书卷帙浩繁，中译本多达1800余页、140余万字，只有开头近百页的“概念性序言”和各部分的简短导言侧重于类型区分和理论阐述，全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篇幅都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和地区实际历史进程的经验性描述。以中国为例，书中共有五章专门讲述先秦、秦汉、隋唐、明朝和清朝的统治史，篇幅达200多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没有涉及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内容，这一选择并非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忽视或无知，而是基于作者在导论中明确提出的案例取舍原则。芬纳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制度上多为汉制的延续与调整，缺乏足以改变统治史进程的制度创新；宋元时期文化成就斐然，但在政府形态和统治方式上并未提供与之前的汉唐、之后的明清截然不同的类型。芬纳略过这些时期，恰恰是因为他在类型学框架下判断它们对于统治史这一主题的贡献有限，因此，这并非历史感的缺失，而是在类型学引导下做出的有意识取舍。
三
除了韦伯和芬纳之外，历史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重要学者，也无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面对并处理类型学与历史感之间的平衡问题。由于学科背景、理论立场和研究目标的分殊，他们在分类与历史之间的取舍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取向。
帕森斯和艾森斯塔特等结构功能主义者，可以归入结构性过强而历史感太弱的行列。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以构建涵盖一切社会系统的普遍分析框架为目标，其AGIL（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模型具有高度的演绎性和形式化特征。历史现象在其理论体系中只能充当例证材料而非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如前所述，他深受韦伯影响，却在阐释与传播韦伯学说的过程中，将韦伯对历史情境的敏感分析置换为超越时空的结构分析。艾森斯塔特作为帕森斯的学生，虽然在经验研究上更贴近历史，其代表作《帝国的政治体系》也确实处理了横跨欧亚非的大量帝国案例，但该书的分析框架本质上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延伸。他致力于从不同帝国的经验中提炼共同的体系特征与动力机制，其目的不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或政权在时间上展开描述”，也不是“运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单一具体社会的历史”，而是“对可以在不同社会之中发现的一种共同类型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这种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发展的某些模式或规律”。
摩尔和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家，从历史叙事、分析和比较中提炼类型，较好地平衡了类型学与历史感。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处理英法美、德意日、中俄等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三条不同道路，其分析框架以土地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之关系为核心，他的类型不是先于经验分析而设定，而是在对各国历史的梳理中逐步浮现出来的。这种从历史中归纳类型的方法，使他的著作保持了庞杂和富有弹性的特点，也因此受到了缺乏逻辑严谨性的批评。摩尔的学生斯考切波在方法论上更为自觉地强调系统的比较历史分析，她对法国、俄国和中国三场革命的比较研究，构建了一个以国家结构、国际背景和阶级关系为核心的解释框架（可以概括为国家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三种关系）。斯考切波更早地确立了明确的理论假设和分析维度，并在案例比较中加以检验，但她在每个案例中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历史追溯，以呈现革命的起源、过程与后果。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布洛赫等历史学家对类型学和比较方法的运用，主要是为了深化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理解，而非构建整全性的分类体系或提炼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通过对法国与英国、德国、美国的比较，揭示法国旧制度的特殊性和大革命的独特起源。书中使用的类型概念如中央集权、贵族、民主等，都不是严格定义的理论范畴，而是用来叙述历史和分析问题的工具。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对民主制与贵族制、美国民主与法国民主进行比较，同样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分析而非抽象的类型学演练。托克维尔无意建立一套关于民主政体的普遍理论，他更关心的是民主在美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如何运作、产生了哪些后果，以及这些经验对法国意味着什么。布洛赫在研究欧洲封建制时，围绕封建制的各个维度如土地制度、封臣关系、社会等级、国家权力，广泛征引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材料进行比较，但比较的目的始终是为了揭示特定历史情境下封建制的特征，而非封建制的一般规律。他在方法论上明确区分了比较法与一般化，比较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某种现象的特殊性，但并不导向普遍命题的建构。书中的类型概念如依附关系、封土制、骑士阶层等，都被用于组织和阐释丰富的历史材料，而非构建一个涵盖所有封建社会的统一类型。托克维尔和布洛赫都将分类和比较视为深化历史理解的手段而非目的，其方法论意蕴在于：历史现象的本质恰恰在于其独特性，而分类和比较的价值在于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辨识这种独特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分类问题。从政体类型到社会形态，从行动取向到制度模式，分类堪称社会科学概念化与比较分析的基本操作方式。脱离了类型学，社会科学便难以进行有效的概括、推论和理论建构。但分类也蕴含着风险，过于整齐的范畴容易遮蔽经验事实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相比之下，历史学的核心优势恰恰在于历史感，尤其体现在对具体时空脉络下事件序列、行为选择和偶然因素的敏锐把握。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似乎很玄妙的历史感，可以帮助研究者避免用抽象框架切割复杂现实，在历史细节中识别例外、悖论和多种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社会科学的解释力与学术境界，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在类型学与历史感之间实现良性平衡：类型学提供了分析的尺度，使历史比较成为可能；历史感校正了类型的边界，使历史比较不至于削足适履。这是历史社会科学的永恒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