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散文研究去向何方

——以东西方《孟子》研究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10: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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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朱熹的《孟子》文章学的研究,强调其解读实践对我们从事散文研究的启示,即从章句进入,并超越章句,经过文章学的途径,进入理解和阐释,这一方法体现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意法论”精神。在与东亚《孟子》研究的比较中可见,朝鲜时代的《孟子》解读多从义理着眼,重“意”轻“法”,而日本的文章学又不免重“法”轻“意”。通过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梳理,以及与东亚和欧美批评传统的比较,本文旨在凸显“意法论”的现代价值。今日的散文研究或可循此方向继作探讨。

  

   关 键 词:散文研究  《孟子》  东亚视角  西方汉学  意法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一百多年前,中国学术发生并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文学领域中,最根本的“转换”就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借用鲁迅的说法,“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①。其在当时较为确切的含义,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也就是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以来“Literature”的意思。以此对比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于是就有了“杂文学”之“恶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山坡上回头一瞥,我们会发现“杂文学”的观念竟然是这四十年来欧美理论界的“时髦”,让人不禁有白云苍狗之叹。在人文社科领域中,观念的变动不居是个常态,既无需惋惜,也不必嘲弄,但观念变化导致的学术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反省并试图解决。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观念,包含三大文学体裁,即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学(主要是小说),这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所以,百年前中国学术界“纯文学”观念的获胜,就意味着十九世纪欧洲文学观念的获胜。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文学观中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俗文学、白话文学等,成为研究者眼中的“新贵”和“宠儿”,而以“载道”为使命的“文”,以“应用”为功能的“文”,用真德秀的话说,就是“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的“辞命”“议论”“叙事”“诗赋”之“文”②,占其主流的四分之三几乎被逐出文学范围,至少也如一旧日的“破落户”般风光不再。即使有少数人为之鸣不平,但怎么听也是一曲“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③。散文,也就是“辞命”“议论”“叙事”的古文研究的萧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反映了“纯文学观念的一个盲点”④。

  

   毋庸讳言,百年来的文学研究,不夸张地说是东亚学术。除去文献的辑佚考据,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这些代表了现代学术的种种“典范”引导了中国学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扫描文学研究的版图,也很容易发现,传统散文研究既是色彩最为黯淡的一块,也是外来影响最为稀薄的一块。谁也不会否认,欧美文学史上曾有过散文大师和杰作,比如法国文学史上蒙田的《随笔集》,英国文学史上培根的《随笔》,美国文学史上爱默森的《文集》等,却罕有与之相匹配的研究业绩。我曾读过一些欧美学者专门传授“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指的是关注文本解析的批评,也有人译为“实用批评”)之“金针”的著作,有些还出于名家之手,它们或专析某种体裁,如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与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理解诗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如何读诗》,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如何读小说》,这固然不会有涉及散文解析的内容;或兼综数种体裁,如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文学的理解要素》,约翰·佩克(John Peck)与马丁·科伊尔(Martin Coyle)《实际批评的技巧与方法》,托马斯·福斯特《如何读文学》,也往往只是分别示例解析诗歌、小说、戏剧文本,不见散文的踪迹。以解读西方文学经典为使命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2000年出版了《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解读了众多经典之作,有小说(短篇和长篇)、诗歌、戏剧,唯独没有散文。从上述极为大概的描述中,不难获得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印象,我们无法从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觅得“灵丹妙药”。

  

   那么,散文研究去向何方?

  

   古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最高的位置,历代文章论资料也极为丰富,虽然在数量上不如诗话,但远远超过词话、曲话。然而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学批评的时候,几无例外地对传统文学批评文献的“含金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低估,“杂乱破碎”成为一张醒目而又易于随手张贴的标签。这一认识上的误区也导致实践中的盲目,不失精华的古代文论也就如深闺丽人,纵有其动人美貌,却难免“门前冷落车马稀”。尽管有一些学者呼吁,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奏效。经过二十世纪理论风暴的冲刷,也经过百年来中西文学批评的交流(尽管不平衡),我们终于到了可以较为冷静、客观地看待中西文论的长短,并且在实际批评层面展开讨论的时候。我总觉得,如果要讨论东西文学传统的差异,最好将欧洲与东亚作比较;如果要进一步辨析东亚诸国各自的特征,最好在汉文化圈内作比较。在这里,不能缺少东亚世界的视角,她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个理论工具。这也就是我反复提倡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⑤。

  

   本文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试图通过欧美和东亚三国对《孟子》文学解读的比较,为今天的散文研究探索一条可行之途,也使西方汉学家获得一个了解“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⑥的机会。如果能够进而引起西方文学批评家的注意,通过中国反思自身,如法国学者朱利安(Franois Jullien)之所倡导者⑦,那就更令人期待了。之所以选择《孟子》,亦非随意之举。首先,在传统学术的分类中,《孟子》是由子部上升到经部,而非“纯文学”⑧,就文章而言,属于议论文。如果文学性较弱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属非文学的文本都能够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剖,对文学性稍强的文章就更容易处理。其次,《孟子》的文章从宋代以降受到学者重视。随着朱熹《四书集注》的流行,《孟子》在东亚地区也产生较为普遍的影响,其中的研究共性可以视作汉文化圈的特色,而不仅是中国的特色,并由此形成了东亚的解释传统。第三,尽管《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并不因此必然地决定此书在东亚地区广泛流传,由于接受国各有其特定文化的精微差别,对《孟子》的评价也出现分歧,借此有助于理解汉文化圈各国的同中之异。

  

   二、从文章学看《孟子》

  

   在唐代以前,《孟子》只是儒家典籍之一,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都将该书列于子部儒家类。其由“子”到“经”的升格,始于中唐,而至宋代完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⑨在传统的“尊经”观念中,文学需要“宗经”:一方面,后世文学皆出于经;另一方面,一切文学又当本于经。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荀子》,至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而有较为全面的阐述。然而具体到某一部经典,从文学视角予以解读,《诗经》之外,首推《孟子》;从文学视角解读《孟子》,首推朱熹。

  

   解读《孟子》,贵在用孟子之法,首先要“知人论世”,确定《孟子》的作者。《史记》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⑩,它究竟出自孟子之手,还是由其弟子汇集,前人意见不一。韩愈重视孟子,以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11),但他认为《孟子》“非轲自著”(12)。朱熹从文章学角度着眼,认定其出于一人之手,并且很可能就是孟子本人,其《答吴伯丰》云:“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13)又云:“《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亲作,不然,何其妙也!”(14)尽管这不是文献学的考证,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熟读”,对文章“笔势”的体悟。曹丕说“文以气为主”(15),韩愈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16),“文气”就是作者经过修养的生理之气在文字上的呈现。若文气通贯,凝练而有意味,就绝非纂集而成。这看似玄妙,却具有文章学和生理学的客观依据,体现了“文学考据学”的精义。

  

   朱熹特别强调《孟子》所蕴含的“作文之法”,反复陈说了以下观点: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此书不特是义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读,亦知作文之法。

  

   某因读《孟子》,见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间架。(17)

  

   这里用到的“是甚”一词,即“是什么样的”意思,与“次第文章”相连,意谓“是何等规模的妙文”,极显其赞叹之情。以上数语蕴含若干意思:首先,“作文之法”的获得,要以“熟读”文本为前提;其次,读《孟子》,不仅要关注“写什么”(即“义理”),更要关注“怎么写”(即“作文之法”)。作者有不同的“说法”,读者也就应有不同的“读法”。《论语》是语录体,《孟子》是大段文章,文本形式有异,召唤着与之相应的“读法”。朱熹说:

  

   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贯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18)

  

   三国时代董遇恪守“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之法,教学效果却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19)。可见,关键不在使蛮力“读书百遍”,还在“如何读”,即对不同的文本采用不同的读法。《孟子》就该“首尾通贯熟读”,以得其文章脉络。朱熹注释《孟子》,就特别留意其“血脉通贯处”,他说:“大抵某之解经,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自以己意说道理也。”(20)因此,从文章学读《孟》解《孟》,朱熹算得上第一功臣。

  

这当然不是说在朱熹以前,就没有人看到这一点。认识孟子的文章家身份,始于韩、柳。韩愈眼中的文坛“豪杰之士”,自古以来不过“五子”,依次为“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21);他赞赏王埙,着眼于“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22);柳宗元自述其“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的六大来源中,就有“参之《孟》《荀》以畅其支”(23)。至北宋苏洵也从文章学角度表彰《孟子》,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恭维欧阳修的文章,就是以孟子、韩愈为比较对象:“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疎畅,无所间断……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24)惟苏氏其时地位不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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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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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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