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致《清华周刊》编辑、致清华大学校刊社、致王楷元等三通佚简为《朱自清全集》所失收，是朱自清彼时彼地工作、生活、写作、交游情形的真实记录，可以借此一窥朱自清为人处事的“真性情的所在”。综合初刊本、朱自清日记等资料，对《朱自清全集》已收的一封“致××”函进行补正，可考定受信人为朱自清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吴庆鹏，写信日期为1941年12月9日。

关键词：朱自清佚简；清华校刊；王楷元；吴庆鹏

1998年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11卷收入朱自清的书信286通，是目前朱自清书信收录最全的集子。全集出版后，出版界、学界陆续披露朱自清致罗香林、朱之彦、程千帆、逯钦立、金荣轩、韦集、郭绍虞、王平陵、游国恩、柳无忌、容庚、陈梦家、中央宣传部编审室、陈立夫等亲朋好友或组织机构的书信二十余通[1]。笔者查阅民国报刊时，先后见到《朱自清全集》未收、《朱自清年谱》未曾著录的朱自清佚简三通，兹辑录于此，略作稽考。同时对全集已收的一封“致××”函进行补正，以确定本信的收信人与写作日期。

一、致《清华周刊》编辑函

1928年12月5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7期刊出《中国文学会启事》，宣布中国文学会将于本月7日晚在前工字厅召开成立大会。12月10日该刊第19期“校闻”栏内刊出一则简讯《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 朱自清先生讲演》，谓本校国文学系教授与同学组织的中国文学会已于本月7日晚召开成立大会，杨振声等教授出席，朱自清发表讲演，讲题为《杂体诗》。朱自清本次的演讲由希和（疑似笔名，真名待考）记录，12月15日刊载于《清华周刊》第30卷第6期。文前有记者按语：“此题为朱佩弦先生在中国文学系会演讲词。记者难免有模糊失真之处，此文又未经朱先生校正；如有错误，记者请朱先生原谅，读者原谅。”[2]本篇演讲现已收入《朱自清全集》第8卷。

其实，同年12月22日《清华周刊》第30卷第7期在署名“白情”的短篇小说《重载》之后刊有一封朱自清的来函。由于这封信没有被编入本期目录中，不仔细翻阅刊物便很容易被忽略。这也是本函长期没有被学界注意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兹将全函照录如下：

编辑先生：

在《周刊》第六期上，见到希和先生所记我的“杂体诗”讲辞。记得很好，且有补正之处，颇感。但尚有几条阙误，兹举出如下：

1.那晚所讲，大致以皮日休杂体诗序（《全唐诗》第九函第九册）为根据。

2.（一）项中的“嵌字诗”是“从诗的文字发生的杂体诗”之一种，与“析字诗”为同列，不相隶属。

3.同项“嵌字诗”例第四句系“鱼梁鸿雁几时来”。落“鱼”字，想系手民之误。

4.同项“猪头三”系歇后语的例，非歇后诗的例。

5.（四）项甲中，“庆云兹”，“兹”乃“发”之误。

那晚讲辞，匆匆准备，颇有弄错的地方，后承诸同事告知，兹并附述于下：

1.（一）项中的藏头诗，如《水浒传》中吴用在卢俊义家留下的反诗：七言四句，每句首字，依次分嵌“卢俊义反”四字。这其实应入“嵌字”类中，不必另列。

2.（二）项甲，改诗例中。“不明才[3]主弃”，“才”，“财”通，无庸改字。

3.（三）项丁，九字诗，坚觚[4]集引中峰和尚作云：

“昨夜西风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拗。野寺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

4.同项戊，宝塔诗，正名当作一字至£[5]字诗。文[6]稹有此种诗，前言白居易，系误记。兹录一首为例：

“茶，香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5.十七字诗起于明代（见《坚觚集》）不应列入。

朱自清，十二月十七日。

从这封来信可知，朱自清对希和记录的演讲词总体上是满意的，并给予了“记得很好，且有补正之处，颇感”的较高评价。确如希和所言，如实、准确地笔录学术演讲难度颇大，“难免有模糊失真之处”，而且记录稿交由刊物发表时，也可能遭遇手民之误，与原稿存在出入，造成偏离演讲者本意的现象。朱自清显然仔细阅读了这篇演讲词，进而在12月17日写下了此函。在信中，他将演讲中的阙误一一作了说明，坦言演讲是以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杂体诗序》为依据。根据演讲结束后清华同事提供的意见，朱自清还承认自己“颇有弄错的地方”，并作了补充阐述，纠正了若干误记之处。本函的主要目的是对演讲《杂体诗》的内容进行补正，体现了朱自清治学态度的务实与严谨。由于这封信的特殊性，若将来入集时宜置于演讲《杂体诗》之后，以全面反映朱自清有关“杂体诗”的学术观点。

二、致清华大学校刊社函

1935年9月26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685号刊登《二十四年度常设委员会一览》，公布了1935年度清华大学常设委员会名称与成员，其中图书馆委员会、《清华学报》编辑委员会和演说辩论委员会均由朱自清担任主席。《清华学报》编辑委员会人员最多，除主席朱自清外，陈寅恪、杨遇夫、俞平伯、闻一多、王了一、浦江清、王力山、吴宓、叶公超等40位学者之名赫然在列。10月10日，该刊第689号“启事”栏中以《来函照登》为题刊出朱自清给校刊社的一封来函，兹酌加标点，整理如下：

迳启者：九月廿六日校刊所载《清华学报》编辑委员名单内漏列钱稻孙先生及刘叔雅先生之名，即希补列为荷。此致

校刊社

朱自清启 十月八日

1933年9月至1935年9月，《清华学报》编辑部主任为吴景超。1934年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显示，朱自清已是编辑部成员之一。1935年9月2日，朱自清的日记出现如下记载：“见梅校长。同意担任学报编辑。”[7]这里是指朱自清答允梅贻琦校长出任《清华学报》编辑部主任（编辑委员会主席）一事。当天日记还记有每期文章构成和收稿日期。当时的《清华学报》是季刊，每年出四期。其中第四期收稿日期为“七月末至八月二十日”。此后，编辑部主任由朱自清担任，至1937年7月第12卷第3期。据1935年10月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687号《出版事务所启事》，第10卷第4期于10月1日“如期出版”[8]，编辑工作当是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进行的。既然朱自清9月2日才接任编辑部主任，《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显然还是由“旧班底”编辑的。因而，1935年10月《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刊出的编辑部主任仍为吴景超。该期公布的编辑部名单共计35位，内有钱稻孙、刘叔雅（文典），但与前述《二十四年度常设委员会一览》相比，未见叶崇智（公超）、吴达元、杨业治、蒋廷黻、王化成、陈达、李景汉、萧蘧等人。另一方面，1935年9月下旬新一届的《清华学报》编辑委员会可能尚未最终敲定，清华大学校刊社遂无意中将钱稻孙、刘文典遗漏。第10卷第4期的下一期是第11卷第1期，出刊于1936年1月。该期登出的编辑部成员共有43位，恰好是《二十四年度常设委员会一览》中的名单加上钱稻孙、刘文典。

《朱自清全集》第11卷收有朱自清1936年12月5日致函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表示本年度《学报》编辑“拟照社会科学办法，只请数人担任”[9]，经与冯友兰商量妥当，暂拟的学报编辑名单为朱自清（主任）、闻一多、陈铨、冯友兰、雷海宗、潘光旦、萧公权。这与1937年出版的《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至第3期上的编辑部名单完全一致。可见，朱自清作为《清华学报》编辑部主任，对编委会成员的聘选具有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三、致王楷元函

朱自清病逝后，生前好友纷纷撰文悼念。1948年10月7日《武汉日报》副刊《文学》第1期刊载署名“楷元”的《文学作品的口语化——追念朱佩弦先生》，盛赞朱自清“二十多年以来，他除了担任大学的讲席以外，不断努力于语文各方面的诸种问题，想使精粹的白话，可以胜任愉快地抒情说理写景，做到文言所能做到的一切”的艰苦工作与杰出成就。文中说：“南北奔走，他给我的信札，多半都遗失了，从残存的几通中，影印一纸在这里，让爱慕朱氏的人，玩赏他的手迹。”文末所附“朱自清先生遗墨”（见下图）即是朱自清写给作者一通信札的手迹。

《文学作品的口语化——追念朱佩弦先生》一文现收入《长向文坛瞻背影 朱自清忆念七十年》一书，但朱自清手迹未收。书中对王楷元作有简介：“王楷元（1909—1980），名嗣曾，笔名万柳，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曾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七中学、武昌博文中学、中央大学、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师专等校。曾在重庆《大公报》、成都《新民报》、湖北省文史馆、开明书店等任职。1944年与朱自清结识。因任出版机构编辑缘故，与叶圣陶、朱自清、吴宓等来往频密。著有《人和书》等。”[10]廖太燕的《不应被遗忘的作家、编辑王楷元》一文对王楷元的生平著述作了更为详尽的介绍[11]。不过，由于王楷元的资料颇多散佚，《人和书》不易得见，两处关于王楷元的信息还可予以补充。据熊寿农《论散文——并介绍散文作家王楷元》一文，王楷元最初崭露头角是在重庆《新民晚报》（即《新民报晚刊》），后来也给作者与颜悉达创办、汪应文主编的重庆《今文月刊》写稿，笔名万柳、楷元、木皆、王谢、中道等[12]。经查，《今文月刊》不仅有署名王谢、木皆的文章，而且刊有署名王楷园的多篇书评，与王楷园散文集《思想的散步》（长江出版社1949年版）内的同题文章内容一致，说明王楷园即王楷元。

值得一提的是，王楷元写过多篇评价朱自清的文章。目前所见的首篇是1946年11月11日登载的《佩弦背影》（署万柳），作者写道：“展望中国的文坛，文章写得细腻生动，刻划入微，一字一句都要仔细斟酌，不肯草率下笔的，只有朱佩弦（自清）和叶圣陶两位先生。”[13]文中提及1945年8月14日，朱自清曾抄写杜甫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赠予王楷元。早于《文学作品的口语化——追念朱佩弦先生》，王楷元还写过一篇悼文《敬唁朱自清先生》，发表于1948年8月17日《武汉日报》的《今日谈》副刊（署楷元）。据此文记述，作者住在成都时经叶圣陶的介绍而认识朱自清，开始互访往来。朱自清感于王楷元的诚意，为其主编的刊物“用专题连写了很多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外东消夏录》”[14]。《外东消夏录》经王楷元编辑后，连载于1944年9月2日至6日成都《新民报》晚刊。9月9日的朱自清日记曰：“王楷元送来几份《新民报》。我的短文被删去一段并作了修改。”[15]

回到朱自清致王楷元函，信文内容不长，兹释读如下：

楷元先生：

日前承教，甚快。最近未至西南城，故未能奉访，下周第四日或第六日上午当往陕西街有事，届时当来访谈也。匆覆。即颂

撰祺

弟朱自清顿首

因印刷字体较小，信末另有几行小字，无法辨认，只能暂付阙如。信中的“陕西街”是成都的著名街道，可知是朱自清在蓉城所作。1944年7月中旬至9月底和1945年7月至8月底，朱自清在成都消夏。因而上述朱自清函作于这两个时间段内，具体日期尚待考证。

四、对“致××”函的补正

《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236页是一封“致××”函，为便于讨论，转录信文如下：

××：

十月七日的信收到了。你的努力很值得钦敬。我的书手边一部不剩，从四川寄也不易。好在这部书就要由商务出版，出版的地方在重庆，贵阳大约不久也可以见着了。假如他们寄给我的多，我可以送你一本。至为文章，一时我不敢答认，为的是文债太多，得还个差不多才能接受新的。这一点请原谅。再说我到此后胃病复发，精神很不好，工作的效率大为减少，这就更难了。

我在这里半星期住城，半星期住乡下。走一趟得两点多钟。我的书籍等等都放在乡下，工作也多在乡下。昆明比从前更繁华了，但是花钱的都是商人司机；这儿是他们的世界。我今年教一门宋诗，一门散文研究；后一项是新课，准备颇费时间。贵阳生活程度也高了，大概比这儿总该好些罢？

（下略）

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16]

“我的书”处有页下注：“此书为《精读指导举隅》。本信载1942年11月《贵阳文协》第25期《作家书简》。”经查核，这封信以《作家书简》为题刊载于1941年12月24日贵阳《贵州日报》副刊《文协》第25期。刊物编者在“我的书”后添加了一则按语：“此书为《国文精读举隅》”，《国文精读举隅》实系《精读指导举隅》，朱自清、叶圣陶合著。原信刊出时确实将受信人姓名抹去，代以“××”，但信末并没有出现落款“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朱自清全集》编者将本信的发表时间与刊物名称都写错了，并将弄错的发表时间置于信末，给读者造成了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假象。

为了对收件人进行考证，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文协》副刊的情况。《贵州日报》的《文协》由“文协”（全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编辑，创刊于1940年3月21日，1942年7月27日出至第31期后停刊[17]。“文协”贵阳分会正式成立于1940年2月18日。同日，贵阳《贵州日报》《中央日报》特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成立大会特刊”以示庆祝。谢六逸《贵阳分会筹备的经过》向读者报告了“文协”贵阳分会从筹备到成立的经过，除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外，李青崖、王亚明亦参与了分会的筹备工作。蹇先艾在《一个新的战斗的堡垒——文协贵阳分会成立的意义》一文中透露了贵阳分会的工作计划：“今后我们预备推进的工作，第一步是出版分会会刊，其次如座谈会，文艺通信网，农村工作团，战地访问团之类，也将要徐徐设法组织，这就看我们社员的如何努力，并有赖于社会人士的辅助了。”[18]

学者秋阳在《一代文宗谢六逸》中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并推定与蹇先艾、张梦麟三人组建贵阳分会，创办会刊《文协》，亲任主编，同时还主编《抗建》、《文史》和《社会研究》等多种刊物。”[19]这里的《文协》显然即指《贵州日报》的《文协》副刊。依此观点，谢六逸是《文协》副刊的主编。秋阳在其《谢六逸年谱》《谢六逸著译年表（1919—1945）》中均将1940年3月21日《文协》第1期未署名的《创刊词》判为谢六逸的文章[20]。谢六逸可能是《文协》早期的负责人，但1941年后，《文协》的具体编辑事宜由吴庆鹏、王伴石轮流负责。二人都是大夏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应系“文协”贵阳分会会员。1941年4月29日、5月30日《文协》第14期、第19期刊登的《稿约》第七条云：“来稿请寄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吴庆鹏收转。”[21]9月29日，该刊第22期《征稿启事》第五条曰：“来稿请寄贵阳大夏大学王伴石收。”[22]与朱自清的《作家书简》同期刊出的还有一则《文协小启》，第一条征稿信息云：“赐稿请寄贵阳大夏大学吴庆鹏收转。”[23]可知，吴庆鹏此时担任《文协》的编务工作。再查1941年12月9日的朱自清日记，恰有“竹 庆鹏 梅校长 七哥”的写信发信记录，其中“庆鹏”当即吴庆鹏。9日昆明的信最迟于23日寄至贵阳，费时半个月左右，符合抗战时期的通邮情形。12月8日的朱自清日记有“晚为庆祝日美宣战而饮酒，并食点心，致胃病发作，夜不成眠”的记载，与信中“我到此后胃病复发，精神很不好，工作的效率大为减少”[24]的描述相呼应。由此可证，这封信的收件人正是吴庆鹏，写作日期可断为1941年12月9日。

吴庆鹏的生平资料并不多见，仅《清季民国贵州史学研究》“吴庆鹏的历史研究”一节对其生平作过介绍，现撮述如下：吴庆鹏，字奋天，广西人，生卒年不详，暨南大学文学学士，曾任广西省立武鸣中学教师。1941年赴大夏大学任教，并为文史研究室编《文史》半月刊。1943年任《学而》半月刊主编之一，1944年任《新年代》主编，编有《高中国文》（文通书局1942年）和《贵州名贤传》（文通书局1944年），著有《唐宋散文史》（贵州熙民印书馆1945年）。在贵州期间，还曾任省立铜仁师范学校校长[25]。

根据《马芳若日记——西南联大私人纪事》等新见材料，可对吴庆鹏生平再作一些补充。首先，吴氏曾是长沙临时大学（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的借读生。1937年12月印制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生名录》中载有吴庆鹏的信息：吴庆鹏，广西武鸣，二十，男，暨南，中二，借[26]。可知吴庆鹏是广西武鸣人，生于1918年，战前是暨南大学学生，战时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中二”指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吴氏1942年写过一篇《蒙自杂记》，专门记述他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学习生活的岁月。文章写道：“抗战开始的那年，我从上海回到内地来，随着长沙‘临大’迁云南，改‘联大’，那时的文法学院就设在蒙自。”[27]吴庆鹏约于1936年秋考入暨南大学，抗战后由上海回内地，进入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至8月间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学习。巧合的是，朱自清1939年也写过一篇《蒙自杂记》。师生两人的同题散文2018年被收入《南渡流难寄山河——西南联大服务边疆志》一书[28]。其次，吴庆鹏曾受业于顾颉刚。1941年11月8日，吴庆鹏致函顾颉刚，信中有“忆前在云大听授上古史时，吾师尝云今之‘商人’（即做买卖者）一词源于商朝遗民”[29]之语。据《顾颉刚年谱》，谱主1938年12月始“任云南大学‘经学史’、‘中国上古史’两课”[30]。据此推测，吴庆鹏是朱自清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后来则转入云南大学就读，抑或在该校旁听过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课。如蹇先艾一文所述，建立“文艺通信网”是“文协”贵阳分会的工作计划之一。作为分会会刊《文协》的编辑，吴庆鹏不仅面向本地读者办刊，而且积极与旧师朱自清等寻求支持。最后，吴氏1940年12月起任大夏笔会会长[31]，1942年冬与柳明合编贵阳《时事导报》的《文林》副刊，后任主笔兼贵州教育厅编审[32]。1943年与董每戡、杨友群等共同编辑《暖流》月刊。吴庆鹏曾撰写《怎样加强贵阳的文艺工作》《推动贵阳的文艺工作》等，通过写作、编辑、教学等活动为民国时期贵阳文艺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首句可知，吴庆鹏1941年10月7日曾有一函致朱自清，可惜今已佚失。吴氏显然曾向朱自清约稿，因此后者以“文债太多，得还个差不多才能接受新的”和胃病复发为理由婉言谢绝。《精读指导举隅》1941年2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系四川教育科学馆主编的“国文教学丛刊”之一，1942年3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1年3月1日和9日的朱自清日记分别有“西南印刷厂送来二十本《精读指导举隅》，我花费很多时间从这本到那本地阅读”[33]和“包扎十本《精读指导举隅》寄赠朋友们”[34]的记载。重庆商务印书馆的《精读指导举隅》出版后，朱自清是否寄给了吴庆鹏，尚待考证。这一封《作家书简》成为朱自清与吴庆鹏多年师生交谊的一个注脚。

结语

鲁迅曾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写道：“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35]蹇先艾则这样论述现代作家书简的价值：“一方面读者可以藉此窥见各作家不同的风格；另一方面，可以略知每个作者的生活，思想，性格与兴趣。根据日记与书简，往往不难发现一个作家真性情的所在。”[36]本文钩沉的三通佚信便是朱自清彼时彼地工作、生活、写作、交游情形的真实记录，读者可以借以管窥朱自清为人处事的“真性情的所在”。即使是致清华大学校刊社一类的公函，也如朱乔森在《朱自清全集》第11卷《编后记》所言，“表现了他对工作、对朋友的负责和认真”[37]。对“致××”函的考证则提醒我们，即使是已整理入集的作家书简，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利用者有时也可能需要核查原刊（初刊本）甚至手稿（若存在的话），以便还原书信文献和所涉史实的本来面貌。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作家演讲文献整理与研究（1912-1949）”（项目批准号22CZW04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江苏现代重要作家佚文整理与研究”（2022SJYB2107）。

注释

[1]参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罗香林论学书札》，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胥编《朴庐藏珍》，中华书局2013年版；朱洪涛《朱自清的两则佚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23日；李朝平、周长慧《朱自清致柳无忌佚简考释》，《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汤志辉《关于〈荷塘月色〉中“月夜蝉声”的论争——兼及朱自清的两封佚信》，《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第4期；童一菲《朱自清佚信与〈经典常谈〉的出版》，《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2期；沈卫威《傅斯年、许地山、朱自清三封信背后的国家语言战略》，《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3年第1期等。

[2]朱自清、希和：《杂体诗》，《清华周刊》1928年第30卷第6期。

[3]“明”“才”应互换。

[4]“觚”疑为“瓠”之误。

[5]原刊如此。

[6]“文”疑为“元”之误。

[7]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8]《出版事务所启事》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5年第687号。

[9]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10]徐强编：《长向文坛瞻背影 朱自清忆念七十年（下）》，广陵书社2018年版，第1113页。

[11]参见廖太燕《不应被遗忘的作家、编辑王楷元》，《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23日第14版。

[12]熊寿农：《论散文——并介绍散文作家王楷元》，《武汉日报》1946年4月30日第5版“鹦鹉洲”。

[13]万柳：《佩弦背影》，《武汉日报》1946年11月11日第10版“今日谈”。

[14]楷元：《敬唁朱自清先生》，《武汉日报》1948年8月17日第8版“今日谈”。

[15]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16]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7]《文协启事》，《贵州日报》1942年7月27日第4版“文协”。

[18]蹇先艾：《一个新的战斗的堡垒——文协贵阳分会成立的意义》,《贵州日报》1940年2月18日第4版。

[19]秋阳：《一代文宗谢六逸》，《贵阳文史》1998年第4期。

[20]参见秋阳《谢六逸评传》，贵州民族出版史1997年版，第434页、第463页。

[21]《稿约》，《贵州日报》1941年4月29日第4版“文协”。

[22]《征稿启事》，《贵州日报》1941年9月29日第4版“文协”。

[23]《文协小启》，《贵州日报》1941年12月24日第4版“文协”。

[2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25]参见陈永霞《清季民国贵州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第76-77页。

[26]马芳若：《马芳若日记——西南联大私人纪事》，四礼堂2021年版，第139页。

[27]吴庆鹏：《蒙自杂记》，《贵州日报》1942年5月6日第4版“文协”第29期。

[28]参见龙美光编《南渡流难寄山河——西南联大服务边疆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5页。

[29]吴庆鹏：《吴庆鹏先生来书》，《责善半月刊》1942年第2卷第20期。

[30]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页。

[31]汤念亮：《大夏笔会之回顾与前瞻》，《贵州日报》1941年4月21日第4版。

[32]参见编者《编后》，《贵州教育》1943年第10期。

[3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34]同上，第104页。

[3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36]蹇先艾：《编者的话》，《贵州日报》1945年3月26日第4版“新垒”。

[37]朱乔森：《编后记》，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