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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都市报》报道，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19日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人以及领导班子成员的任职决定——这就是说，2008年“两会”的最大亮点、曾经激起人们对未来多少憧憬的“大部制”改革开始进入到实施阶段。按照逻辑推理或者心理学规律，看到具体措施，接下来我们应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才对，但是，随着我对消息的理解，我不但没有欢呼雀跃，也没有奔走相告，却一下子愣怔在了那里，几乎完全傻掉了。
消息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干部新格局为“一正十副”，就是说，这个伟大的部要设置了1个部长、10个副部长！
怎么了？不正常吗？
不了解情况或许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得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有关情况了解一下：早在198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就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4人；各委设主任1人，副主任2-4人；在最近进行的全国党政机关新一届换届当中，从县到省，遵照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副职都有所减少……唯独作为“大部制”改革肇始之举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改革的副职不减反增，而且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国务院组织法》规定的最高限额的一倍还多。
显然，这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照原来的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副职人数，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把原来两个部的所有副职都安排为副部长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法律和政令在权力要挟下成为了软体，即使中央也不能不做某种程度的妥协！
这的确非常让我们吃惊。
是中央政府软弱还是诸侯们过于强大？怎么就会发生这种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发生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人民是继续表达希望还是唏嘘于失望以至于绝望呢？
是不是应当有人想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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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先生最近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政府无论在规模和占有社会资源上，都堪称世界之最，下面我从中引用一些对于我们的话题至关重要的数字——
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陈志武教授认为：“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陈志武教授将乾隆中期与我们目前的状况做了一个对比：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也就是说，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陈志武教授说：“那当然是小政府！”与“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外国如何？陈志武教授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政府的钱花都在哪里了呢？陈志武教授指出：“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所以——陈志武教授认为：“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本人之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置1个部长、10个副部长这件事面前大惊小怪，就是出自于这样一些数字对比。
然而，我的话还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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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思想开明一些的人，不管学者还是官员，大概都不否认我们的社会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这个定义，至少不会否认“中国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制度或者说体制，浅层，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单是1960年-1962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就饿死了三千万人，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深层，则遇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僵化的政治体制压抑了人的思想，压抑了人的创造性，人民的忍耐到了极点），作为被动选择，我们终于有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在农村有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有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对发展经济各种途径的探索。这方面，我们把“石头”摸准了，过了一段河。但是在政治体制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我们似乎摸不着这块石头（不承认我们以往所坚持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制度，更是一个失败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者说摸着了却不敢断定这家伙究竟能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就停在那里反复摸反复摸，拍拍这里捏捏那里，鼓捣了将近三十年，一直把这块石头摸得滑溜溜的不辨其貌了，也不知道该不该沿着它所指引的路径走下去——前面水太深，简直深不可测，一失足将成千古恨。有了这样的心态，当然过不了河。
然而此时我们已经站在河心了，社会矛盾聚积成一个又一个巨浪拍打着我们。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人民事实上处在“缺位”状态（政治权力缺位必然导致经济权力缺位），权力与资本迅速地没有任何阻碍地结合成了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也摸了摸那块石头，结果它们认为那不是一块好石头，于是拼命阻止人们摸着它往前走——目前我国全部社会内在危机都渊源于权力与资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蛮横的绑架操纵和敲诈勒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也就越来越具有学者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我记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前几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谈论过“最坏的资本主义”的问题。
权力与资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目前它们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影响和决定着不同阶层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大概会成为后人论说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重要话题，当历史进行最后言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在被后人赞赏的同时在某些方面遭受他们的羞辱，我们将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资格为自己进行辩驳。
吴敬琏先生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请注意“东方”两个字——陈行之注），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吴敬琏先生的话语非常温柔，然而他所谈到的问题极为尖锐和准确，这段话印证了他最近十年来在个助攻场合一再表示忧心忡忡的“权贵资本主义”终于在某些领域演变成了现实——这意味着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掠夺了本应当由人民享有的社会财富，掠夺了表面上“公有”实际上无主的国家资源，意味着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意味着权力掩盖下的资本肆无忌惮四制造的种种社会不和谐。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人民利用各种方式表达期望、失望以至于愤懑，是非常正当的，人民有权利质问他的领导者：怎么就会成了这个样子呢？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像一点儿样子呢？
于是，有了今年“两会”上热议的种种话题，有了让人们终于看到有一点政治体制改革味道的“大部制”改革，这的确是让我们热泪盈眶。更加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是，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会议上讲话指出，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人民有了巨大期望，官员、专家、学者以至于各路媒体，纷纷勾勒和畅想中国政治版图的美好前景，似乎有了这样一项改革，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会缓解，政府就会高效，社会就会和谐……等着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结果，我们等来了一个部设1个部长，10个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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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用文学作品说话的人，对于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都很陌生，谈不上见解，平时涉猎一些有关话题，也仅仅是文学思索范围以内恰巧触及了一些感兴趣的东西，既不内行也不专业，同时，这也不是我的思想兴奋点所在。然而，对于一个社会事件，我的正常反应还是有的：面对1个部长、10个副部长，我除了惊愕之外，更多的是忧虑：如果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这个东西，结果会好到哪里去呢？我们很是兴奋了一阵子的东西，难道仅仅是墙上画的一个大饼吗？
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吴敬琏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改革任务，不论是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还是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就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 “全能”的，政府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物，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就是说它要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过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性政府。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河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制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制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引文来自《商务周刊》，记者宁南2008年2月18日对吴敬琏先生的采访。）
我觉得吴敬琏先生把我们的忧虑和期许都表述得十分清楚了。
“1个部长、10个副部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性政府”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权力的巨大政治妥协，是“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最为具体的表现——当“1个部长、10个副部长”在全国各级政府的改革中成为常态的时候，民众必然会成为事实上的利益牺牲者，因为任何一个多余官员占有的社会政治资源（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官员如果腐败了怎么样）都意味民众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减少和流失，意味着本应当得到尊重的利益群体的利益不能够得到尊重，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和谐将会非常严重。
真的有这样严重吗？
今年“两会”期间，有消息披露说，目前31个中央部门中共有5074个下属单位164余万名职工。李金华指出，“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一个部门有100多个，整个国家机关有2000多个，阵营非常强大。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针对部、委下属单位中介组织的乱收费现象，李金华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就是说，我们上面所说到的那种情景并不是一种对未来不负责任的暗淡预测，它早已经作为事实存在并且非常有可能通过“1个部长、10个副部长”的方式广泛延伸，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生活的细节之中，进而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对比一下党中央的期望，对比一下被描述出来的未来蓝图，现实生活的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其恶劣的性质难道还不严重吗？
我认为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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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也许很难想象中央政府遇到的难处——诸如李金华所指出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都是在没有权力的地方硬是制造出一个个“权力场”的，哪一个不是好生了得？我们不相信他们是懂得孝道的，他们太强大了，他们极有可能很不尊重老子，遇到老子管教的时候撒泼打滚，又哭又闹……我们知道政治在一定条件下是妥协的过程，但是这里应当有一个限度，应当有一条红线，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来头，都不能逾越。
靠什么来制止？靠民众，靠宪政改革。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只要民众缺位，只要宪政改革不能被实质性启动，你就无法让“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服服帖帖，无法阻止他们进行掠夺，无法阻止他们不孝或者干脆要挟老子，让老子为他服务……如果有一天老子不成其为老子，“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无法无天到上房揭瓦的程度，那我们可就惨了。
可见，改革何其难哉！
这使我想起狄更斯（Dickens，Charles，英国作家，1812～1870）曾经写过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里充满了信仰，这里遍布着怀疑；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人们正在进入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们多么希望这个世界成为“最好的时代”、“智慧的时代”；我们多么希望这个世界进入“光明的季节”，去享受“希望之春”；我们多么希望所有人都“进入天堂”而不是“直下地狱”呀！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种希望能否变成现实——以“1个部长、10个副部长”面目彰显出来的所谓“大部制改革”， 开始让我们怀疑这种希望能否真正变成现实了。
(2008年3月28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