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读者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薄弱环节。普通读者史料被系统性忽视的根源有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形成的学科建制；二是文学读者研究的抽象化、理论化倾向；三是史料的零散化、隐匿化、非标准化特征。读者史料的匮乏使得文学史被简化为文学生产史，读者研究的视角、逻辑、研究方法都有待提升。数字时代读者与文学的关系产生了根本性变化，读者细分与分化成为重塑文学生态与重构文学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时代读者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应遵循可靠性、原始性、完整性的原则。深化读者史料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整体性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多样化叙事还原当代文学史的复杂生态；深化对文学动态过程的理解，以生活史与心态史的视野拓展文学史研究；构建多元的文学评价体系，推动研究方法转型与学科范式革新；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依据，提升阅读推广效能。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史料；数字阅读；读者分化；全民阅读
21世纪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读者或受众问题的科研项目和论著逐渐增多。但就已有成果而言，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空泛的观念铺陈与粗疏的现象梳理层面，尤其缺乏切入文学现场与动态进程的实证性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笔者认为，一是研究者大多在观念上并没有真正重视读者，而是将作家视为决定性力量，将读者视为抽象的、模糊的、可有可无的、无名或化名的存在。二是已有研究在史料挖掘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依据的大都是经过筛选乃至改写的、公开发表的读者意见，或者作家自述的读者反馈，有的学者甚至将评论家、作家、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的专业意见扩展为所有读者的意见。三是已有研究往往将读者问题置换为阅读问题。研究读者问题当然无法回避阅读主体、阅读过程、阅读经验和阅读方式，但读者问题和阅读问题毕竟有明显的差异。聚焦以作家、批评家为主体的阅读行为，很可能夸大阅读的作用，使得文本的客观性被悄然消解。当“怎么都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限制时，学术研究共同的讨论基础也可能被掏空。以“阅读”取代“读者”，会使得研究脱离真实读者的具体情况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构造出偏离实际的抽象的理论模型。当然，读者与阅读密不可分，脱离具体读者的阅读行为处于悬空状态，与阅读活动分离的读者也无法真正地参与文学的历史进程。
一 被系统性忽视的普通读者史料
近年来，研究者日益重视对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的区分，但需避免把“读者接受”简化为专业读者的批评与鉴赏。在“十七年”的文学语境中，文学期刊办刊者设置读者栏目、尤为重视工农兵读者的阅读反馈，将坚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原则作为办刊的指挥棒。当时的出版方重视读者的阶级，认为属于同一阶级的人的美感、趣味具有这一阶级共有的审美特征。正因如此，“十七年”文学出版物的读者来信栏目常常被冠名为“人民来信”。到了20世纪80年代，回归本体、重视个性成为文学发展的新趋势，专业读者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的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部分“纯文学”作品在探索“怎么写”和“向内转”的过程中，背对普通大众，创作逐渐蜕变成精英化、小圈子化的文字游戏。另一方面，伴随港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的涌入，通俗文学产销两旺，《今古传奇》《故事会》《啄木鸟》等通俗文学刊物在当时都有巨大的发行量。在80年代的文学场域中，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及其各自持有的通俗趣味、精英趣味几近相互隔离，缺乏必要的对话与交流。值得反思的是，在考察80年代文学读者时研究者普遍缺乏分类和分层意识，极易将不同类型的读者混为一谈。
在文学研究中，普通读者史料长期被系统性地忽视，诸如普通读者的书信、日记、私人笔记等材料曾被弃若敝屣，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首先，这与长期形成的学科建制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整理、校勘、阐释经典文本是研究的核心任务，总体上来看其叙述灌注了精英化的文学趣味，体现出服务并弘扬精英文化的价值取向。更进一步说，这种忽略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盲点，还是一套深植于学术传统、行业规则和身份认同的筛选机制。学院化的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在于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专业门槛与学术壁垒，可以运用普通读者没有掌握的专业方法，提供与普通读者有明显差异的见解，即使英雄所见略同，也要用有别于普通读者的专业术语表达出来。从维护专业权威的角度而言，专业研究者对普通读者材料的忽略是一种职业惯性。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院派研究者掌握的文学史观和细读法，针对的通常是文学经典或精心写作的文本，而普通读者的材料泥沙俱下。当专业研究者面对残缺的涂鸦、零碎的手记时，其本能反应是这些史料不值得深究，他们缺乏沙里淘金的耐心。往深里说，文学背景的研究者还可能会产生方法论上的惰性与焦虑，缺乏现成的理论工具去分析这类庞杂的材料。文学学科的学术训练中，学者往往以专业性、规范性为目标，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精细的过滤系统，也习以为常地排除了这类“无关”的材料。
其次，文学读者研究的抽象化、理论化倾向，使得从事读者研究的学者也低估了普通读者史料的价值。从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受众研究、文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兴起，读者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学者大都倾向于将读者予以理论化、抽象化、符号化，像沃克·吉布森提出的“冒牌读者”、迈克尔·里法泰尔提出的“超级读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隐含读者”、斯坦利·费什提出的“有知识的读者”、安伯托·艾柯提出的“标准读者”等概念都表现出这一趋向。这种理念化的逻辑推演无形中强化了学者们对真实的、经验化的、具体的读者史料重要性的低估，促使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只是粗糙的、同质化的素材。正因如此，普通读者的反应通常被认为难有深刻的、独创的见解，与文学、审美离得有点远。尽管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普通读者长期被忽略这一问题，但文学的阐释权并没有让渡给普通读者，标准阐释的裁判权还是被掌握在文学史家与专业批评家手里。布尔迪厄主张趣味有文化区隔的功能并具有排他的属性和内涵。在他看来，“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别的实践证明。当趣味要为自己提供充足的理由时，它就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专业批评家对精英化的、高雅的、纯粹的阅读的推崇，容易忽略乃至贬抑普通读者消费化的、通俗化的、娱乐化的阅读。其倾向于以精英趣味将文本意义的生成纳入秩序化、规范化、权威性的阐释框架，避免意义的生成被普通读者不可控的、杂乱的、随性的阅读所干扰。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跟观念与实践的脱节有关，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仅仅依靠大量阅读与田野调查，还是难以把握读者的整体面貌与复杂结构。
再次，普通读者史料的零散化、隐匿化、非标准化特征，增大了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难度。与作家手稿、媒体档案、官方文件相比，读者史料极为分散且多为只言片语。在纸媒时代，读者评价的书写与传播介质形形色色，有写在作业本上的，有写在日记本上的，有散落在课本、图书、报刊字里行间的，有投递给媒体机构或作家的读者来信，还有未行诸文字的课堂讨论、会议发言、私下闲谈。以读后感、日记、批注形式呈现的私人阅读笔记颇为隐蔽，要么藏在书架或抽屉里，不为外人所知，要么被随手废弃。而口头交流有即时性与易逝性的特征，难以被记录和保存，无法汇聚成公共议题。书信交流也有滞后性与封闭性，仅编者或作者可见，传播范围狭小，作为零散样本不具备统计学的普遍意义。读者材料汗牛充栋，但能够被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有幸发表的还可能被编辑处理过，譬如节选、改写、转述等。报刊版面多被专业评论家占据，普通读者难以获得平等的表达空间。从《新青年》的“双簧案”到冯雪峰化名“李定中”投书《文艺报》事件，都折射出“读者来信”有可能是一种编辑策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七年”到20世纪80年代，刊印于内部报刊的读者材料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有不少珍贵的读者意见散见于各级作家协会、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编印的油印材料中，这些内部材料被用于交流工作情况，或者印发给会员、通讯员，属于不公开发行的“非卖品”。如《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报》1951年第41期刊发了读者魏迟的来信，其中指出了《保卫和平》杂志在译文、译名、编排、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认为“土耳其大诗人希克梅特的谈话被译得支离破碎，不能表达原意”。
读者史料是读者研究得以深化与创新的基石，读者史料的匮乏不仅会导致当代文学读者研究的停滞，还会固化当代文学文本阐释与价值判断的成见。首先，文学史叙事如果忽略了消费与接受的维度，那么就会成为有所缺损的文学生产史。读者在主流性学术生产中处于结构性边缘化的位置，很多文学史研究将读者作为勾勒时代背景的点缀，普通个体通常被包含在“广大读者”的公分母之中，只是文学史书写中含混、模糊的背影，并没有作为具象的、鲜活的、能动的主体参与文学演化的历史进程。在研究文学经典化进程时，文学史家倾向于选择批评家的论断与权威书刊的著述作为佐证，而普通读者的感悟与言论被习惯性地视为可有可无的边角料。这种视野与史料的双重缺失会带来双重后果：一是关于效果史的判断缺乏说服力。研究者往往只能依据公开发表的专家言论来推测作家作品的影响力，这就使得在文学批评中遭到冷遇、却真正受到普通读者热爱的作品被排除在外，逐渐形成雅俗对峙的鸿沟，雅俗互渗、转化的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导致精英化的自我强化。忽略读者史料和读者的作用，会使得研究被限定在一个小众化的精英圈层内，研究者以先入之见遴选“经典”，然后证明研究对象就是经典，却忽略了经典必须在与不同时代读者和广阔社会空间的对话中经受检验这一事实。卡尔维诺就认为阅读经典时应当与作品进行直接的对话，“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
其次，读者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与文学读者有关的史料是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大多以“作家—作品”的二维关系为中心，作家史料与作品史料是重中之重。目前，研究者掌握的读者史料以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读者来信为主，忽略了发布于电子媒介的读者史料；就纸质材料而言，忽略了对内部报刊、油印材料、手写材料的挖掘。在文学类型方面，研究者普遍重视雅文学、纸媒文学的传播接受与读者反应，对俗文学、网络文学的接受状况与读者构成所知甚少。在读者的地理分布方面，重视居住于大城市的读者，忽略了乡村与边缘区域的读者，而对海外读者研究的不足也导致了国际比较视野的缺乏，难以在文明互鉴中凸显本土读者的独特性。在读者类型方面，重视评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记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的意见，忽略了普通读者的意见。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相比，其视野更为生活化、社会化，倾向于从外部视角解读作品，而专业读者的视野更为艺术化、形式化，侧重于从内部视角评判文本。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编选的《读者意见摘录》中，齐礼认为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的报告文学《最幸福的人》“歪曲真实”，“没有高空作业合格证的人一律不准登塔工作，在塔上不准吸烟。但这篇特写中的六级工老工人，三班班长老杨头却‘大腿搁二腿悠闲地抽起烟来’还笑着给‘我’送上一枝。不仅如此，这个老工人竟然把不准登塔的‘我’带上高塔，还要在塔上开现场会”。可见，普通读者善于发现作品中的常识性错误。研究者只有兼顾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的意见，才能够多角度、多层次评估文本的质量与价值。
再次，逻辑上倒果为因与以偏概全现象较为常见。在缺乏史料支撑的前提下，对读者的研究难以细化，研究主体可能将作品的市场效果直接归因为创作者的主观设计，并以文学的流行趋势反推其综合价值，或者以市场成功作为文学史评价的核心标准。这种研究不仅忽略了创作的复杂性与传播接受的具体路径，也忽略了读者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用接受现象逆向推导社会心态，将读者对某一风格、题材、类型的偏好扩展为普遍的社会心态的反映，忽略了其他中间变量的作用。而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往往源于用碎片化、局部性的史料来进行整体性把握，将某一时期的读者反馈扩展为长时期的接受模式，忽略了时间维度与接受过程的动态变迁，导致历史视野的缺失。现有的文学读者研究成果多为抽样式的横截面研究，忽略了对阅读风尚的物换星移、读者群体的历时变迁、不同代际之间的阅读差异的动态跟踪与长期走势分析。在历时维度，当代读者与文学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文学的制度设计、媒介形态、读者的教育状况与文化水平都会制约文学阅读，目前对这种关系的演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共时维度，关于不同类型文学的读者构成、不同群体读者的文学阅读状况等问题都缺乏高质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最后，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目前对读者的研究大多没有摆脱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研究理念，通常借助读者评价来观察作品与作家的另一个侧面，缺乏对读者接受过程、反馈渠道以及对创作的实际影响的系统性考察。当文化研究、书籍史等跨学科领域向读者史料投以热切目光时，传统文学研究却因其方法论固化所形成的理论盲点而显得应对迟滞、态度漠然。这一现象背后，关涉的是学科范式自身的深刻困境。文化研究始终关注权力关系在文化实践中的运作，通过对不同语境中受众的考察来发现被遮蔽的问题。书籍史将书籍视为贯穿生产、流通与接受全过程的文化商品，借书登记、私人批注、藏书目录等边角料，在其视野中恰恰是重构阅读史与思想史的细碎拼图。在深挖读者史料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有机结合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与方法，有针对性地运用数字人文、数据统计、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文学读者研究大有可为，其深度与广度都将得到显著的拓展。
二 数字时代读者的深刻变革
在媒介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联合推动下，新的媒介生态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改变了受众注意力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分布，受众对媒介产品和媒介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变动，有些需求在衰退，有些需求在增长。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一方面，新的网络文学平台催生了新的文类，改变了创作方式与阅读方式；另一方面，印刷媒体在网络平台的冲击下进行各种尝试，以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就文学读者而言，面对新媒介、新内容不断丰富的考验，新的受众特征逐渐被建构起来。数字阅读表现出平台化、社交化、视听化的特征，阅读行为与模式从单一的视觉感知转变为综合运用听觉、触觉等多感官联动的身心体验，以趣缘为纽带的阅读社群借助知识传播和社会互动构建新型人际关系，而技术赋能使得虚实相生的、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全场景阅读成为现实。
第一，从印刷时代到互联网时代，读者与文学的关系产生了根本性变化，总体上从静态解读向动态参与转型。就互动机制而言，印刷时代的读者不管是写信或发表评论，都具有滞后、单向回应的特征。作品发表或出版后，虽然再版时作者可能会对内容进行修订，但文本相对稳定，是一种静态的完成品，读者习惯在封闭、固定的文本边界内进行阐释与评价。进入互联网时代，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是即时且双向的。网文作者根据读者评论修改大纲、调整结构成为常规操作，读者以“段评”影响叙事细节的情况更为常见，创读互动本身已经成为网络文学阅读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少网络文本具有流动性特征，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品，可能因读者反馈而随时变化，有时由评论、同人图文等构成的副文本因承载了更多情绪价值和社群黏性，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原著。当副文本比原著更好玩、更能满足情感需求时，附属内容就凭借鲜活的互动形式反客为主。就权力结构而言，印刷时代的作者有较大的自主权，普通读者很难介入创作过程，往往只能揣摩作者意图。互联网时代的读者可以通过订阅、打赏倒逼作者调整创作进程，还可以通过同人创作等反馈方式强化对作品和人物的解释权，引导作者和评论家尊重读者共识。就接受模式而言，印刷时代读者的阅读是较为私密的行为，尽管也有座谈、研讨等交流方式，但读者与作品的交流，总体上是一种孤独的精神对话。互联网时代读者的阅读逐渐向公开的社群活动过渡，读者通过贴吧、粉丝群、书友圈分享自己的体会，将文本视为多义性的素材库，借助边看边评、二次创作、划线批注、播客领读等方式，从被动阅读变为主动阅读。
在互联网迅速改变媒介格局的大背景下，读者的显示度与话语权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随着粉丝经济模式的发展，读者的付费阅读和打赏、月票和推荐票等投票功能可以直接决定一部作品的商业价值。网文平台借助“打榜”机制，以类似众筹的方式来强化受众的选择行为，吸引读者用真金白银将喜爱的作品推上排行榜，获得更多的曝光率。读者意见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并倒逼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及时改进，成为重塑文学发展格局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从2024年11月开始，读书博主“抒情的森林”在小红书上晒出文本对比图，指出多位作家的创作存在“机械复制”的问题，在文学创作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026年1月5日，“一五老师”在抖音等平台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经典常谈》的编校质量提出批评，详细列举了书中9.2万字篇幅中的49处硬伤性错误，人民文学出版社快速反应，1月6日深夜22点21分在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信》，并对四个版本的《经典常谈》进行下架处理。就此而言，文学读者不再是单纯的文本接受者，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全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合一成为新的生态模式。
第二，读者与作者的界限不再分明。读者与作者的身份融合成为数字时代文学生产的突出现象，媒介技术革新与大众文化受众参与模式的重构，推动了文化的平权。互联网的力量深刻重塑了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推动了从“读”到“写”的立体变革。在网络文学生产中，读者可以通过章评、段评等实时评论，推动作者调整情节走向与风格类型，读者的“催更”压力还会影响作者创作的节奏。此外，不仅仅满足于阅读的读者通过写同人文、写作“番外”、绘制角色图、制作衍生视频等方式，助力文本再生，转型为作品的共创者。其中的优质内容能够反哺原作，如读者社群在自发讨论中形成的独特的“梗文化”，不仅能够丰富作品的内涵，还会推动叙事类型的演进与新变。全民共创共享的生态空间为实现读者从“消费者”到“创造者”的主体重塑提供了温床，助推了“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的崛起。网络媒介降低了传统文学发表与出版的门槛，提供了“人人可及”的创作与发布平台，文学作品不需要经过编辑与评论家的专业把关就能公开发表。技术赋能带来了创作工具的革新，作者不再依赖纸笔，用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创作的全过程。如七旬老人王玉珍通过手写、语音转录的方式在小红书上发布作品，写出了《我恋禾谷》一书。社交媒体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发表空间，新的传播技术让“大众写”成为现实。在网络空间里，读者与作者的身份界限不再是固定的，他们既可以是阅读内容的读者，也可以是参与生产内容的作者。
互联网在赋予大众发表意见、创作上的相对平等的表达权时，也重塑了读者的阅读偏好，为“素人写作”打开了广阔的需求空间。在电视娱乐频道、短视频平台、网络短剧中展示的要么是你死我活、逆袭反转的剧情，要么是以假乱真的表演式生存或浓妆艳抹的精致生活。过度同质化的内容难免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最近几年，快递员王计兵、爆破工陈年喜、育儿嫂范雨素、菜场大妈陈慧的作品都受到广泛关注，他们笔下那些带着生活粗粝感的故事，可以满足读者对“真实”的渴望，他们的生命体验与读者高度重合，引发读者对平凡人、身边事的情感共鸣，“素人写作”成为连接处境相同的群体共同情感的精神桥梁，使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你我交融”的默契与信任。“素人写作”让文学回归生活本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自我与时代的记录者。在印刷传媒主导的时代，素人作者需要经过专业人士的发掘或媒体的推介才能被外界看见。在网络空间中他们可以直接将作品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只要内容有特色，就能实时获得点赞、评论和转发，形成直达读者的传播闭环。正是即时性的正向反馈成为激发素人作者持续的创作热情的动力。
第三，读者细分与分化成为重塑文学生态与重构文学格局的重要力量。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受众细分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从许多新的传播者那里选择特定的媒介内容”，而受众分化是指“同样数量的受众注意力被分散到越来越多的媒介源中”。在创作层面，写作者日益重视根据年龄、性别、圈层、兴趣、媒介习惯匹配读者的分众写作，网络文学类型化机制的形成就是典型体现。文学网站通过“男频”“女频”的频道区分，通过内容分类与栏目设置，将这种分化趋势进行类型化、标签化、规制化的设置，借助算法推荐塑造和固化读者的阅读习惯。而读者的即时反馈对作者创作的影响更深更细，既能促使作者深耕特定类型，又能以变化的趣味推动类型的发展与新变。也就是说，更为精细的读者需求的分化是创作内容分类机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市场动力，而文学、影视、游戏的类型化是适应受众细分、满足分众需求的生产机制，在注意力竞争中能够精准定位，降低受众的选择成本，快速匹配目标受众。网络文学的类型体系就是读者需求的分类体系，读者分化与文学类型化双向互动，形成了渐趋稳定的生态循环。
读者细分与分化不仅体现在读者自觉寻找适配自身趣味的内容，还体现为对同一内容的不同的观察角度、评价标准。如普通读者与歌迷对邓紫棋跨界创作的科幻小说《启示路》的评价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以粉丝为主要受众的《启示路》“恒藏版”定价298元，首发日的销量就超过了20万册，2026年1月还入选银河奖初选名单，引发争议。豆瓣读书上有些读者对作品提出质疑，读者“爱玩的过路人”就认为“我承认作者的歌很好听。但是……本书只能算披着科幻外衣的爱情玛丽苏小说，除非你是这位的粉丝……”同样值得注意的案例是获得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刘楚昕长篇小说《泥潭》。作者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对已故女友的深情追忆打动了很多读者，使得小说的预售量就突破了40万册。但这本书在“豆瓣读书”的评分维持在6.6分左右，有些读者的评论颇为犀利。读者“放开那只路易吉”说：“对象跟风买的，抱着不辜负纸质读物的心态看了下去。可读性太差，故事本身的乏善可陈才需要这种故弄玄虚的跳脱描述进行包装。”由此可见，数字时代受众的分化表现在多个层面。其一是圈层分化，粉丝对作者身份的认同先于作品本身，其中包含了不少从众性的“伪读者”，而看重文学性的读者的评价更为客观；其二是随着评价标准的分化，受众的共识度弱化，粉丝看重情感认同价值，普通文学读者更看重审美价值与文本完成度；其三是传播机制分化催生了圈层壁垒，或圈层内共情、圈层外淡漠，使得同一部作品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接受景观。正如亨利·詹金斯所言：“粉丝对媒体文化的接受不可能也不会在完全孤立中进行，而是一直为其他粉丝的活动所塑造，同时也起码部分由与更大的社会文化社群相互动的欲望所驱动。”
研究网络时代的文学读者，其意义已不再限于传统的接受美学范畴。网络时代，读者成为连通创作、传播、消费的关键环节，必须将读者置放于文学整体生态之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更透彻的把握。读者不再是沉默的接受者，而是新的文学生态的参与者与建构者，读者研究的核心任务是重新理解人在数字时代的情感表达、审美趣味与生活方式。印刷时代读者研究的主要依据是留存于纸面的言论，而网络时代除了分析读者文本，还可以对读者的点击、收藏、评论、打赏等行为进行动态描述与量化考察。全媒体时代作家与读者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并以多种方式参与文本的意义共建，这种共创实践使得文本形态呈现出动态化特征。网络文学创作在连载、改编过程中以流动版本的形式不断迭代，在文字、声音、影像、游戏等形态间进行多模态转化。这让文本以超链接方式不断外溢，成为庞大叙事宇宙中的一块拼图，意义在不同形态、不同媒介的流动中拼合与变异。也就是说，忽略读者环节，就无法理解新型创作模式与文本衍生系统的运作机制。读者在社交媒体与阅读平台留下的互动痕迹，作为读者情绪的公开表达，为研究者观测社会心理提供了一个原生态的社会情感数据库。阅读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催生了基于趣缘关系的各种阅读小组、俱乐部、粉丝群，帮助读者寻找价值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因而，研究读者群体不仅是理解文学生活的必经之路，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亚文化的形成机制与代际特征。
与印刷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的读者史料在生产者、载体形式、获取方式、历史价值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印刷时代读者史料的生产主体大都是知识阶层，受限于较高的书写门槛，普通人留下的痕迹较为稀见。而数字时代只要拥有网络账号，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记录者，正所谓雁过留痕。书面的读者史料通常是读者主动的记录，而在线的读者史料可能掺入了被平台算法和媒体架构诱导产生的无意识痕迹。印刷时代的史料研究手段是考据、钩沉、细读，而数字时代应当借助数据挖掘、量化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化方法，才能从海量信息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在网络时代，纸面化的读者意见日益罕见。早期的文学网站榕树下、天涯社区文学版大都已关闭，所有的信息灰飞烟灭。社交平台的读者信息纷繁芜杂，容易被淹没，而且存续时间也不稳定。研究者面对网络空间海量的读者意见，遴选、辨别、保存都有更大的难度。梁启超认为：“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同时代人如果不自觉地发掘并存留网络史料，后来者很可能连信息残片都难以获取。近年来网络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很多史料和研究是基于纸质印刷文字材料展开的，如果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对此时网络文学特质的把握可能会出现偏差。此外，现有的史料研究中，不少资料是转载而来，出处不明，内容也不精准，缺乏深入现场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也缺乏基于问题意识的甄别、处理”。读者史料的挖掘、保存、整理、研究，又是网络文学史料工作最为薄弱的环节。不管是数字时代读者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对数字读者的研究，都是略显荒芜的领域，亟待拓展与深化。
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为读者即时交流拓展了表达空间，也为研究者收集读者意见打开了方便之门。面对海量的、碎片化的读者意见，研究者如何捕捉、筛选与辨析，这是新语境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在搜集、整理、保存数字化的读者史料时，应当遵循可靠性、原始性、完整性原则。可靠性是史料工作最基本的要求。研究者需保持材料的本来面貌，不能轻易改动原文。在整理读者原生评论、同人创作、弹幕、私信等内容时，如受限于篇幅或隐私原因需要进行删节，应有明确标注，不能凭个人好恶掐头去尾，避免误导或干扰后来研究者的判断。确保原始性有利于还原史料的特定情景，除了挖掘并保存文本内容，还应复刻其载体信息，诸如内容发布的时间、平台界面以及相关的互动数据。对于数字化的读者行为痕迹，截图、录屏或保存其后台元数据都是可行方法。研究者应当积极地寻求与平台的深度合作，从而掌握更全面的数据，构建多维度的数据体系，培育系统性的数据思维。完整性是指数字史料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呼应的特性。要体现完整性，就不能对材料进行孤立地、割裂地考察，而应将数据置于具体的时空之中，纳入特定的讨论串、话题标签、某一文化事件的序列中去考察。在采集史料时，应当详细地记录采集时间、提供者、背景信息，建立可供核查的完整的档案信息。做好网络时代的读者史料工作，还应当注意法律与伦理的边界，避免侵犯个人隐私与著作权。在处理读者私信、社交媒体上的非公开内容时，要特别注意隐私保护，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应当经当事人同意后才能公开披露。普通读者发布的评论、同人作品等内容同样拥有著作权，研究者使用时应当注意权利边界。
三 读者史料发掘与研究的多重意义
读者史料的深入发掘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是局部的，还具有基础性、整体性意义。它不仅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与突破口，可以丰富史料研究，而且打开了一些新的学术层面，推动了文学观念、研究范式和历史视角的革新，将文学研究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惯性模式推向一个更开放、更广阔、更鲜活的文化场域。
其一，以多样化叙事矫正单一化叙事，还原当代文学史众声喧哗的复杂生态。传统文学史书写往往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批评家意见、文学奖项和主流媒介舆论为依据，为作家作品划分等级，串联起文学史的历史线索，这也使得其评价标准带有明显的精英化向度。传统文学史对读者的关注，往往是侧重勘察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如何影响读者，却忽略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形塑。“有时候，这个过程会颠倒过来，对一本书的读者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该书的判断”，读者史料与读者视角的引入，为改变文学史的单向度评判带来了可能性。一方面，可以展现“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普通读者的日记、书信、阅读笔记、网络留言、座谈会记录、读书报告以及图书馆的读者数据、读者评价，能够生动地揭示作家作品在具体时空中的真实接受情况。另一方面，可以呈现文学评价、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与群体差异。不同地域、职业、年龄、教育背景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会有明显的不同，譬如西部、农村背景的读者对《平凡的世界》的认同度，就明显高于东部、城市背景的读者。笔者曾在主讲的一门选课人数超过200人的通识课上进行过五轮课堂调查，这一结论得到反复印证，而且不少西部地区县中的校长或语文教师还把《平凡的世界》作为励志读物列入学生必读书目。
读者研究作为一种思维与方法，能够拓宽作家作品研究的视野。以阅读为中间环节，研究作为读者的作家的阅读经验对其创作的影响，考察一部作品与作者其他文本、其他作家的作品之间或隐或显的互文关系，能够揭示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看重文学主体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呼应，忽略了作为读者的作家、批评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多元互动。如果作家只关注创作本身，缺乏与文学经典、同时代作品、非文学读物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其创作有可能陷入自恋、自闭的状态。曼古埃尔认为，阅读是一种隐喻，“说我们阅读——世界、书本、身体——是不够的。阅读的隐喻转而招来另一种隐喻，要求用位在读者的图书馆外面、但同时也是在读者的身体里面的意象来加以解释，好让阅读的功能和我们其他的基本身体功能联结在一起”。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没有读者就没有作者，没有阅读就没有创作，创作本身也是对自我、世界的另一种阅读方式。
其二，深化对文学立体化、多样化的动态过程的理解，以生活史与心态史的视野拓展文学史研究。读者史料可以生动地呈现一部作品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反应，还原文学传播的细枝末节以及文学与社会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文学的立体化与多样化进程，体现为创作、传播、接受和文本形态等多个维度的融合与拓展。这个进程贯穿古今、持续演进，其核心在于生产、传播、接受诸环节的交互作用，多向推动创作主体、表现形式、题材内容与接受方式的不断丰富与蜕变。这一进程并非线性替代，而是作者与读者在时代土壤中共生、碰撞与创新的结果。
文学生产并非以作家完稿为终结，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与反馈才能被激活，并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获得其社会生命。读者史料为这一动态过程保留了鲜活的佐证。读者的认可与表扬、批评与误读，都可能影响作家后续的创作或再版前的修订。纸媒时代的不少作家都很重视读者的意见，在互联网环境下读者深度介入网络文学创作的案例不胜枚举，读者成了看不见的“共创者”。另一方面，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会因时而变。有些此前被埋没的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及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的作品。也有一些此前炙手可热的作品被读者冷落，譬如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读者中刮起一股旋风的港台言情小说，在进入90年代以后就逐渐沉寂。而且，不同时代的读者在解读同一部作品时，其重点和方式都会有所不同，这也反映出读者的整体性改变使得文本意义具有流动性与生成性。约翰·菲斯克在研究电视内容与受众关系时说：“电视的多义性不仅仅指文本建构时必然的庞杂性，也是指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观众激活其潜在意义的多种方式。”正因如此，读者史料为我们考察时代精神变迁，提供了独特的观察窗口和精神标尺。
读者反应以文学作品为信息源，是嵌入具体历史情境的群体化、社会化行为，可以折射社会心理的变迁与集体无意识的沉淀。研究者通过分析某个时期读者普遍热衷或排斥的作品类型，可以洞察这一时期的社会关注、精神渴望、群体焦虑与价值取向。从读者个体或某一群落入手，通过实证性分析，可以更为细致地考察文学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譬如读者的阅读经历如何影响其婚恋观、职业选择、人生道路，文学作品在知青点、工厂车间、村落、网络粉丝群中如何被理解和讨论。在史料采集的基础上，结合具有针对性的读者调查，可以让文学研究从“审美史”“精神史”扩展为“生活史”“心态史”。
其三，构建多元的文学评价体系，推动研究方法转型与学科范式革新。专业批评家的评价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价值标尺，文学评论家与当代文学史家往往双位一体，而且专业的文学批评成果作为当代文学史的初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经过必要的修正，可被整合、吸纳、转化为文学史叙述。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不单纯地依靠美学判断的验证与形塑，而是外部环境、时代趣味、专业意见、读者大众交互作用的结果。普通读者的意见不仅是专业文学批评重要的参照系，可以检验批评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而且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反向的调节作用。以先锋文学为例，尽管其出现之初迅即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热烈回应，但过度的形式化策略与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路数使其在普通读者中反响寂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余华、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的创作逐渐回归写实，这种转型当然与文学市场、作家观念的变化有关，但普通读者的反应也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力量。专业评论家的养成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和批评实践，但若仅重视学理性的研机综微，也可能导致批评的滞后性。对于新媒介、新文类、新风格的感知与接受，专业批评家通常会静观其变，有时难免会表现得有些谨慎或傲慢，而年轻的普通读者往往更为敏锐，往往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新生事物，有时则难免随性乃至草率。正因如此，批评家与普通读者的意见应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专业批评在提高和引领上有优势，普通读者则在发现新动向、反映社情民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视普通读者为发掘“另一种经典化”的研究路径带来了可能性。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文学的经典化更看重官方的、专家的意见，普通读者通常被遮蔽，偶尔被提及也只是作为陪衬的背景板。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有一些作品尽管长期被文学史忽视，但仍在几代读者中悄然流传，持续产生影响。对读者史料的深度发掘，可以帮助我们打捞出“隐形的经典”，使文学史的谱系变得更为丰富。
读者史料分散、庞杂、琐碎、不易保存，搜集整理都有极大的难度，急需系统性、抢救性的发掘与数字化处理。读者来信、留言等材料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表演性、情境性，而且有些材料为化名之作，甚至是怀有特殊目的的违心之作，这就要求研究者在采信之前应当结合其他史料进行交叉验证。面对分布不均衡、碎片化的读者史料，研究者应避免以偏概全，更不应该夸大其词，应重视跨学科融合，借鉴社会学、传播学、历史学、心理学的理论，引入量化统计与定性分析等方法。在读者史料采集和研究中数字人文方法大有可为，研究者可以对网络空间里海量的读者留言、弹幕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将传统方法无法读完的海量文本转化为可以细致分析的“结构化数据”。通过文本聚类与主题建模，能够在百万级数据中识别读者关注的重点，避免幸存者偏差，实现从抽样阅读到“全景计算”的转换。弹幕不仅是闪动的文字留言，更是读者接受的时间轴上的行为留痕。数字人文方法能够将弹幕闪送时刻与视频画面进行精确对位，捕捉情绪峰值出现的准确节点。如果能精准关联IP地域、用户等级、发送设备等元数据，可以勾勒出发言读者立体的群体画像，实现从文字分析到多维耦合的跨越，提升研究的精度。在此基础上，将史料挖掘与方法更新结合起来，进而建立有效的分析模型，将碎片化的读者反应整合进综合性的文学史叙事。
其四，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依据，提升阅读推广效能。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简称《条例》）于2026年2月正式施行的背景下，研究文学读者已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论题，更是落实国家文化战略、提升全民阅读质量的关键切入点。一是可以为精准施策提供理论依据。《条例》特别强调要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留守人群、残疾人的阅读权益，这些读者群体恰恰是文学读者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对这些群体的深入研究能揭示其阅读动机，了解其审美偏好和接受习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更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二是引导文学教育的创新。《条例》明确要求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应当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拓展阅读内容，丰富精神世界。目前中小学的文学教育普遍存在以讲代读、以练代读、以答题套路替代课文理解等现象，而大学的文学教育侧重讲授思潮流派的传承、文学史线索和基本概念，学生难以沉下心去通读、细读原典，在写作课程作业和学位论文时表现出明显的“二手文献依赖症”。高质量的文学阅读应该摆脱生硬阐释与机械拆解的循环，贴近自己的生命体验，以熏陶与创造为目标，提升对语言的感受力以及与人、时代、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表达力和创作力。三是助力“思考型社会”的建设。《条例》以建设“书香社会”为最终目标，文学读者研究可以精准反哺阅读推广，聚焦读者是谁、读什么、怎么读、为何读不进去等问题，探讨如何用深度阅读替代浅层快感，破解青少年沉迷刷屏、特殊群体存在阅读障碍等难题，让阅读真正适配不同的读者，通过文学阅读涵养家国情怀，以阅读实践培育深度思考。
读者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其意义不止于补充细节与转换视角，同时是一场深刻的“转身向外”的创新，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对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的聚焦，转向对文学如何在老百姓心中落地生根的探寻。它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不仅是创作史和批评史，更是一部浩瀚的、长期被忽略的、应被认真对待的国民精神生活史。通过倾听读者的声音，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学的力量所在，探触人情冷暖、感知一个时代的心灵的广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