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常生活并非城市发展的剩余空间，而是连接文化意义、现代性体验与城市社会结构的关键场域。20世纪以来城市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日常生活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学理解城市的重要入口，而基于时间与空间分析框架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则为这一研究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国内现有关城市日常生活的经验研究总体上仍偏重空间实践，对于时间维度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宏观历史发展的目的论时间或由重大事件所组成的事件性时间，基于“日常时间”的社会学想象仍未得到很好发掘。文章就此提出“日常时间性”这一分析视角，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节律、惯例重复、身体安排与微观秩序，并不只是结构变迁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城市历史与文化得以生成、积累与展开的重要基础。重访城市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时间安排，以及其所附着的意义结构、情感经验与行动资源，关注这些日常安排在历时性维度中的延续、断裂与重组，对于理解中国城市的现代性经验、都市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微观生成机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学价值。
黄思奕，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日常生活是城市社会学研究中最难以界定却又最为关键的对象之一。它如同社会生活中的“暗物质”，无处不在，却又难以被直接捕捉。研究者一旦真正进入田野，总能在街巷、社区、菜市场以及种种琐碎而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发现它隐约而持续的存在。
日常生活虽然发生于城市的时空框架之内，却也在这一框架之中生成了自身独特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相较而言，日常生活的空间维度在既有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这是因为，城市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空间形态，都市与乡村、城市与山野之间最剧烈、最直观的差异，往往首先体现为客观空间结构的重塑。社会理论也因此敏锐捕捉到城市空间对于都市生活既具有约束性又具有建构性的双重特征。
然而，与空间研究的丰富积累相比，关于时间与时间性的社会理论发展却相对缓慢。尽管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同样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一变化长期以来并未得到与空间转向相匹配的理论回应。在经验层面，日常生活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结构之中展开，这些结构由微观节奏、社会时钟、共享事件、节庆仪式以及周期性的社会惯例共同构成，它们塑造着个体对于生活秩序的感知与实践。在理论层面，我们也需要发展一套更具解释力的时间性概念，以描绘和捕捉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所生成的特殊时间经验，尤其是那些日常惯例的形成、延续、断裂与变迁，以及个体如何在这些时间秩序之中理解自身、组织生活并感知世界。
由此，本文围绕三个彼此关联、层层递进的问题展开：城市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为何最终会指向日常生活？分析城市日常生活，需要建立怎样的时空框架？而在这一框架之下，中国的城市日常生活研究又存在哪些局限，以及怎样的理论推进空间？
这三个问题将文化、日常与时空三个核心概念组织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析体系。其中，城市文化构成研究的核心对象，日常生活则提供了进入城市经验世界的重要切入口，而时空框架则为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与解释路径。换言之，本文并非仅仅倡导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经验现象加以描述，而是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时空结构的分析，进一步理解城市文化如何生成、运作与变迁。
何以文化，何以日常：城市研究的视角转换
城市研究的主流路径经历了几次重要转换。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路径将城市视为竞争性的有机体，认为城市空间的演化是个体生存竞争的结果，“同心圆结构”则是一种城市空间功能的理想类型。政治经济学路径则从资本积累、阶级关系与国家权力出发，揭示城市空间生产的结构逻辑。两种路径在解释城市的空间物质形态与权力运作机制方面贡献颇多，但它们也有共同的局限，即城市生活的体验性与象征性，是他们视角下城市中的“剩余”。
正是这一共同的理论局限，推动了城市研究的文化转向。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城市并不存在一种可确定且始终如一的发展韵律，要从总体上找出主导城市发展、城市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内部不平等结构的统一规律，实际上十分困难。一方面，关于城市体验与日常生活复杂性的理论讨论取得了重要进展；另一方面，学界也开始对既有的政治经济学城市分析框架产生不满，从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父权制等概念的解释力变得有限。有学者描述了当时时代精神的转折：“现代主义、同质性、理性、大规模生产、宏大叙事以及空间，都已经死去。唯有后现代主义、多元共存、权力与欲望、小规模分批生产、本土叙事、本地风格建筑以及场所才能永生。”文化转向所强调的，正是城市中那些长期被忽视却深具意义的维度——“话语、象征、隐喻和幻想”，正是通过这些文化机制，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才不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人们也由此理解、感知并经验城市。这一转折并非西方独有，在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城市更新改造等领域，国内学界同样开始转向日常经验、地方感、情感结构以及象征意义等问题，试图从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层面，重新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
文化转向的核心，在于重新理解城市的本质。城市不只是资本流动的容器或功能分区的产物，更是人们感知、想象、叙事和意义建构的场所。拉班指出，过去关于城市生活的诸多经典阐释，大多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上，试图以秩序、结构和功能来理解城市。然而，真实的城市生活却并不遵循完全理性的逻辑。在拉班看来，城市首先是一座由符号、图像、表面与一个个瞬间所构成的城市。它不断变化、持续流动，如同一座风格大卖场（emporium of style）。人们在其中穿梭、观看、消费、表演，并通过各种日常实践不断赋予城市新的意义。城市由此不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对象，而成为一种持续生成中的文化经验。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文化的高度多样性和异质性，会使城市变得破碎且难以解读。从齐美尔到沃思，无不认为城市的个人主义、差异性和流动性导致了陌生感和匿名化。“城市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具有高度差异的生活方式构成的，在那里往往只有最微弱的交流、最极端的冷漠和最广泛的宽容，有时也会有最激烈的冲突，而且常常形成最鲜明的对比。”但城市的异质性并非只有负面的作用，桑内特就认为混乱本身恰恰构成了城市的重要价值，“假如所有的冲突都消除了，那么城市生活中令人兴奋的东西便无法维持——与小社区的生活相比，大城市的生活有可能提供更大的自由和多样性”。这些判断的具体立场虽有所差异，但它们共享着一个重要共识：城市的“难读性”并非一种需要被彻底克服的问题，而恰恰是城市本身最基本的属性之一。
换言之，城市中的异质性越强，有关意义的解读方式就越多，对城市的真实体验也就处于密织的隐喻意义的网络之中。意象和符号的堆积把经验切分或割断，构成城市的是物质性与象征性的交织。因此当下如果我们要解读城市生活，就必须解读城市的各种隐喻，而城市文化正是一种“活隐喻”，甚至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经验密布的文化。
如果城市的意义不在于其静态的物质形态或宏观结构，而在居民日常实践所生产的感知秩序与象征世界，那么文化就不可能是固定的存在。有学者指出，城市文化权力的释放“不会被认为是潜在的结构，而是逃逸线，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建设世界的一种激情的积累”。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观点解读为，城市文化不会成为一种新的“结构”，而是表现为城市居民在日常互动与实践中持续生产的动态积累过程。文化在当代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新的重要角色，这个角色的具体承担者和舞台，正是城市中的万千普通居民以及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正是在此，“日常生活”在城市研究中的价值才真正显现出来。不难发现，相关研究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方式本身就存在相当大的张力——有人强调文化多样性与冲突的积极意义，有人强调文化的非理性和碎片化，有人侧重对话语和象征符号的叙事、解读。而只有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才能捕捉和把握现代城市文化的复杂性。由此，日常生活获得了一种方法论意义，它不仅是承载文化意义的沉淀，也使复杂的现代性经验得以被感知、组织和再生产。正如巴特所说：“城市文本是随着个人历史的变迁被阐释和重新阐释的。通过从多种多样的城市使用者——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户’——身上搜集城市故事，并将其片段式的阅读拼凑到一起，人们或许就有可能洞悉城市与它的‘语言’。”进入城市的日常生活，目标正是重构城市研究的问题意识，从结构与制度的运作机制转向意义与体验的生成过程。
时间与空间：城市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进路
要充分把握城市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始终无法绕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维度。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时间与空间构成了理解城市日常生活的两条核心理论进路。城市中的行动、交往、记忆、情感与秩序，既发生于特定的空间结构之中，也展开于具体的时间节奏之内。
诚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城市的发展来衡量的”，要研究城市中的文化与日常生活，在理论层面的靶子往往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审视。海德格尔、巴什拉等学者则提供了一种较为浪漫化的回应：他们以“诗意地栖居”“空间的诗学”来应对现代性对内在经验的侵蚀，但这种指向绝对空间的乡愁式浪漫，反而模糊了现代性对日常生活时间与空间的真正冲击。
当我们将通过时空框架分析日常生活的视野真正放置于城市之中时，就很难不想起列斐伏尔。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既是资本主义异化最为剧烈的竞技场，同时也是人们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差异性与创造性实现逃逸与抵抗的可能空间。他始终把城市当作人们“运动、意外、可能和交汇之点”，因此，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便成为最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对象。他用空间概念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已经众所周知，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他也曾强调要使日常生活回归人类真实的生活状态，重拾日常生活的深刻性，就要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与时间定位中寻求人类发展和日常生活的联系。
列斐伏尔也在方法层面为这种时空分析作出了注脚。他倡导“回溯-前进法”，先以参与性田野描述特定区域，再把共时与历时的分析结合起来为对象定位，最终在整体结构中追问变迁的动因与未来的可能。这一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试图揭示“历史性”并不是一种抽象存在，而是如何通过空间并在空间之中，成为连接日常生活与结构性变迁之间的重要中介。
列斐伏尔有关节奏的论述很好地融合了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分析。他认为，节奏正是通过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诞生的，是社会时间实际作用于日常生活的方式。而节奏分析要从自己的身体入手，日常生活节奏的分析是诉诸身体的一种反抗。而身体也是空间实践的基本要素，“呼吸、心跳、口渴、饥饿……均属于人的身体的‘自然节奏’，人们借此肯定及体现身体的变化存在和生活的意义”。要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革命，就要恢复完整的感性身体并且与重新使用空间联系起来，实现循环和线性节奏之间的平衡，寻求改变现存时空关系的可能。
应当说，他的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域。稍显遗憾的是，他的重心始终放在批判资本主义秩序对日常生活节奏的压制上，对具体时空下日常行动又如何反过来维系和再生产社会结构，则着墨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对日常的“例行化”定位则能够在这方面提供借鉴。
“时空”是贯穿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主线，他借由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描绘现代性下日常生活的图景。吉登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基本属性，一切社会互动都是嵌置（situated）在时空之中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时空界限的弥合，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正在将我们的社会分离成多个并行的时间化空间。现代社会的时间与空间是一种抽象化、标准化了的坐标，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制度。借由把时间和空间的尺度进行标准化和统一化改造，现代社会串联了原本割裂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全球”的想象，促进了人们在地理上的迁移和流动。现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超越物理的现实而对许多人类行动加以准确协调，这些行动与在‘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是直接相连的，而不是前现代时代，要经由地点这个中介”。
吉登斯这一理论框架的直接贡献，是把时空分析与文化分析内在地连接在一起，时空性揭示的不只是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也是文化本身的存在方式。时空性意味着文化是变化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绝对，文化是时空中伸延的联系而非孤立的实体，还意味着文化是由过程性的关系所构成的事件而非客观给定的事实。
而吉登斯认为，“日常”这个词所涵括的，恰恰是“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时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征”，各种活动“日复一日地以相同方式进行它所体现出的单调重复的特点，正是社会生活循环往复的特征的实质根基”。“例行化”（routinization）在此是社会再生产的机制：正是通过日常行为的重复，社会结构得以在时间中稳定延续。台湾学者吕绍理因此认为，“例行化”和“领域化”（regionalization）是观察并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切入点。日常生活史的基底是人的各种行动和意图，而人的实践的先决条件则是每个人身体的“在场”，这又包含了身体所在的空间位置，以及身体出现的时间点。
然而，吉登斯的框架对于时间的理解仍相对单一，主要停留在结构性与例行化的层面，对于不同类型时间之间的张力，以及日常生活自身的变迁，缺乏更深入的分析。“时间化空间”的理论取向，使不同地方的经验差异容易被化约为同一条现代化轨道上的不同位置，空间的异质性也在时间的线性叙事中悄然消失。吉登斯将日常生活中的单调重复视为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但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完全解释现代城市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所不断生成的活力。
马西对这一点就有着更加清醒的判断。她认为，在现代性之下空间被想象为一种“非连续的多样性”，“静态的同期性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动态的同时性”，即同期差异被概念化为时间序列。换言之就是把空间上的差异转变为时间上的先后，世界的历史只存在一条轨道，就是“先进”国家、民族、文化领头的故事，空间性的现实重要性、多元叙述的可能性，都丧失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意识到“此地”空间是空间叙事相会或拥有各自时间性的轨迹形成排列组合的地方，是连续不断的相会、种种交织和相遇层层积累建造出一种历史的地方。马西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深化了列斐伏尔关于循环时间对抗线性时间的论断，强调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时间性。
马西主要强调空间的异质性，事实上时间维度亦如此。在充满异质性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和重视不同群体可能完全并行的生活叙事。可以想象，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并非在单一均质的时间轨道上推进，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各自的时间节奏，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也遵循着性质不同的时间逻辑。工作的时间、家庭的时间、身体的时间、记忆的时间，彼此交叠、偶尔冲突，共同构成日常生活时间结构的实际面貌。在此，日常生活是时间与空间的异质性得以共同显现的场域，人们在特定的空间里，按照特定的时间节奏，重复着习以为常的实践，这种重复是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方式，但更是多样的文化意义积累沉淀的过程。
由此，如果我们从城市日常生活的视角提问，或许可以从“这里有什么空间”和“这里有什么历史”，转为追问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里，人们的时间是怎样被安排的，这种安排如何形成，在不同群体之间有什么差异，又在城市变迁中经历了何种重塑，人们怎么看待这种时空安排，如何为日常赋予意义。这样一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把有关时间和空间的讨论放回了具体的社会行动层面，也把城市中的人从相对于现代性的被动位置和泛化状态，变为一种主动的、具象的行动者姿态。
在理论谱系的延展中，德·塞托为城市日常的时空分析框架补入了行动者这一维度。他区分了“战略”（strategy）与“战术”（tactic），城市规划者的战略以共时的空间秩序为基础，将城市日常生活纳入理性管控，而普通人的战术则是机动的、时间性的，不断在既定的空间秩序中寻找缝隙，以即兴的偏移和挪用重新书写城市和生活的意义。这意味着“战术”的行动者不占有空间，只是在时间中流动地使用空间，因此战术的力量正来自时间，能够在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制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与列斐伏尔“从身体入手”的主张形成了不期然的呼应，但把重心从结构批判转向了日常行动者的主体性。
事实上，本节所提到的四位理论家并非处于同一条传统的理论谱系之中，但由于他们共享着相近的问题域与分析取向——即从时间与空间的视角出发，批判并建构城市日常生活的意义——他们常常被相关经验研究共同视为重要的理论灵感来源。我们会看到，列斐伏尔把城市日常生活定位为时间与空间交织的场域，吉登斯说明了这种交织如何在例行化的日常中再生产为社会结构，马西则揭示了线性时间对空间异质性的遮蔽，德·塞托呼吁我们把分析的重心放回那些在时间中穿行于城市的具体的人。
另一方面，他们的分析却引发了一种未曾预料的后果：尽管他们都认为时间与空间是一对不可分离的概念，甚至在理论上更多地区分了不同形态的时间——无论是对线性时间“霸权”的批判，还是对日常时间流动性及其能动性的强调——真正更为后世学者所关注的，却往往仍是他们关于空间的论断。在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相关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这种理论偏好的延续与确证。
国内城市日常生活经验研究的空间偏向
城市日常生活研究自现代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以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从现有成果来看，列斐伏尔受到了国内外城市日常生活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推崇，其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尤受重视。城市的空间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街区、公园、购物广场这种“活的”空间，也可能是地图、规划文件、出版物或其他文化形式中对城市空间的再现空间。有学者研究城市中的咖啡馆，发现它能够提供人们与“既不是私密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是来自我们工作中的伙伴”的邂逅，进而解除我们日常城市生活中的匿名状态，提供给城市居民、每日的远足者、观光客以及其他人有关环境和日常事务的价值。此类研究揭示了城市空间如何塑造人与人亲密的氛围以及对群体的归属感，与咖啡馆相似的空间分析对象还有博物馆、艺术馆乃至城中村的村史馆等。
这类对特定场所的细读，最初多由国外研究提供思路，而在国内，相关研究虽同样不在少数，却更集中地落在社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单位之上。这使得在国内，社区研究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既有对邻里政治的日常生活实践分析认为，在生活政治与制度政治之间正是行动者的主体性空间；也有认为应当通过构筑社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促进基础社会的重构；还有学者研究城市的非正式空间中弱势群体的日常实践、空间塑造以及与政府的互动。这些研究的共同路径是深入特定社区的物理空间，观察社区的日常实践从而透视权力网络与社会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关注社区街市（比如菜市场、茶馆、夜市等）的日常实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空间也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有学者运用列斐伏尔的生活节奏概念分析了“豆瓣”网络社区中的“仪式感” ，也有学者强调，研究网络空间应当注重线上和线下的整体日常生活。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以城市的特定场所或空间类型为基本分析单位，田野调查天然倾向于捕捉可见的空间场景。这种方法论上的偏好，自然而然使理论分析框架也朝向对空间的重视。
虽然学者常常从列斐伏尔处获得启发，却并没有把列斐伏尔有关城市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彻底消化。尽管这种空间偏向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缺乏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的思考，就会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与背后的社会情境失去准确的定位。这造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日常生活更突出显示为一种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交错，人们在实践中也有着很强的遵循旧例的偏好，研究者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却总是突出空间与事件的关联，缺乏历史性和时间感。
以菜市场研究为例，可以更具体地看到这种局限的表现。现有研究对于菜市场的空间形式与氛围变迁、人群构成以及社会交往的描绘已经相当详尽。然而，菜市场在一天之内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的节律变化，以及不同时段活跃群体的特征及其背后的社会映射，却很少成为独立的分析对象。近年来围绕菜市场存废与改造所展开的讨论，其核心恰恰体现为两种时间逻辑之间的冲突：菜市场所代表的是一种高频率、分时段购买，并同时承载公共社交功能的生活模式；而大型生鲜超市与网购平台所代表的，则是一种一次性采购、按需配送、效率优先的时间逻辑。二者所满足的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日常时间结构。退休老人、全职主妇、通勤上班族等不同社会群体，围绕菜市场所形成的日常时间节奏差异，折射出城市居民时间秩序的分化。而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空间分析框架，很难得到充分呈现。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社区研究之中。不论是此前主流的单位社区，还是当下的商品房社区、商业社区，都不仅具有特定的空间形态，同时也包含着相应的时间制度安排，例如人们的作息节奏、出行模式等。这些时间安排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在社区空间中的相遇与错过。然而，现有大量研究在描述社区空间格局与共同体关系时，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开始强调具身感触的重要性，却仍然忽视了时间秩序的差异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与启发。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仍然更多从空间维度展开，分析特定空间中的日常生活结构以及人们的行动方式。时间在现有研究中并非完全缺席，只是其呈现方式相对有限：它或者被作为城市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或者以打断日常的特定事件形式出现。这实际上隐含着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提到的一种对于时间的特定预设，即将城市发展理解为一种单一的线性进程，而日常生活在这一叙事之中，仅仅被视为结构变迁的承受者，而非变迁过程本身的参与者与生成条件。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正如赖立里和张慧提醒我们的那样，“日常”的“日”指向每日或周而复始的时间性、重复性，其中包含线性和非线性时间；“常”指向常规或平常，其中既包含平常之“物”，也包含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把日常生活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剩余”和“承受者”的视野，补充仍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时间分析维度，以把握日常生活时刻处于生成、变化之中的动态特征，从而呈现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性。
近年来，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已经出现不少关注城市时间的研究。有的以“等待”为线索，剖析时间结构如何生产权力，又如何在主体的体验中被反向赋义；有的深入平台劳动过程，揭示算法如何以配送时限重塑骑手的劳动节奏，制造出一种“虚假自由”的实践体验；也有研究倡议从时空间行为入手，把社区生活时间的节奏、活动时长与时段结构作为理解社区的关键。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在城市生活中时间并非不可经验的，但就总体取向而言，它们大多把时间当作某一特定对象来处理：或是一种待解析的体验，或是一种被算法操控的资源，或是设施配置所要匹配的参数，等等。遗憾的是，他们尚未透过“时间”看到“时间性”的问题，真正把“日常时间性”提炼为一种贯通的分析视角，去追问日常的重复与惯例本身如何生成意义、承载结构。本文要补足的，正是这一层理论自觉。
三种时间性：重访城市日常生活的时间维度
日常生活的经验必然包括了时间的组织维度，对日常生活的理论化也自然包含了某种对时间性的预设。但需要强调的是，日常生活研究的时间视角并非等同于研究暗含的时间性逻辑，时间是一种经验概念，例如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时间性则是一种理论概念，指理论分析如何组织对时间逻辑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不一定是经验上可见的，但只有关注时间性，才有可能意识到经验层面的时间维度是重要的。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研究中的时间性仍然缺乏明确的概念框架，这要求我们先厘清既有时间性概念的谱系与局限。
时间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格森提出的“绵延”（durée），他指出体验上的时间有别于时钟上的时间，这种体验时间以人的直觉和记忆作为认知方式。“绵延”强调的是人的时间意识流动的整体性和持续性，是不可被简化或还原为时间刻度的。正是这种对于经验层面“时间”概念的反思和类型学建构，启发了社会理论中的“时间性”概念。即将时间维度本身作为理论对象，进一步讨论社会理论在解释经验现象的过程中，如何预设或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时间结构。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可以区分三种典型的时间性。首先，大多数研究所采取的时间性来自结构性的分析视角，即将抽象结构的线性变迁逻辑套用于日常生活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目的论时间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在这种共享的线性时间框架下，社区或街区的变化，往往被统一纳入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位制到市场化、从乡村到城市化的发展叙事之中。
其次，另一些研究则转向关注具有偶然性的事件，并将事件本身作为时间性的核心，例如拆迁、政策调整、突发公共事件等。相应地，研究与分析也围绕事件展开，这种理论视角可以被称为“事件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
而第三种时间性则不同于前两者，甚至可以说，它恰恰位于前两者所关注的结构与事件之间的缝隙之中，本文将其称为“日常时间性”（everyday temporality）。这种时间性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惯例化、重复出现且不断延展的部分，它展现了日常生活如何适应结构变迁，并使偶然性的事件得以成为可能。日常时间性所关注的，是居民在日积月累之中的生活之“变”与“常”，它要求研究者能够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行为与观念之中，敏感地捕捉日常生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所谓目的论时间性，和本雅明所批判的现代性的“均质空洞时间”（homogeneous empty time）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在这种时间观之中，时间被理解为均质的、可量化的、线性向前推进的空洞容器，历史则沿着这条轴线单向展开，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序列。安德森在分析民族国家诞生时借用了这一概念，并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同时性”想象，正是建立在这种均质时间观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时间观在城市研究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具体表现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个别经验案例始终受到某种抽象历史逻辑的支配，而这种逻辑又被视为存在于经验案例之外。目的论时间性倾向于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具有方向性、发展性与线性特征的过程，将“农业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变”或“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化”视为一种历史规律，并进一步通过判断某个案例处于这一时间进程中的特定阶段，来解释具体的经验现象。这种时间性有助于研究者看到旧乡村与新城镇之间的差异，也能够启发关于阶段性发展的思考。正因为它带有一种回溯性的眼光与历史宿命感，这种时间性不仅组织着大量研究的叙事框架，也常常深刻塑造着政策话语。
然而，借用休厄尔的批评，目的论时间性总是提供一种天文学式的解释，即一个星球的位置和运动只是因为它处在系统的特定位置，或受到某种物理定律的支配。这种时间观的问题在于它把变化理解为单向的、目的性的，没有真正关注到日常生活中复杂的、偶然的、非线性的部分。它容易将经验现象视为历史阶段的脚注，而不是看到日常生活如何支撑和建构起历史的洪流。
事件时间性则以偶然的事件为中心组织研究，为目的论时间性提供了重要的修正。休厄尔指出，历史性事件能够真正改变社会结构的轨迹，正是这些重要的事件使历史走向下一个阶段。时间并不沿着既定轨道匀速前进，它会在事件的冲击下断裂、转折、重新出发。这一视角在城市研究中打开了新的空间，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仪式、自然灾害、城市建设、制度改革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深刻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形态，而要理解这种变化，研究者必须深入经验现象本身，探寻这些事件得以发生的条件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由此，事件不再只是历史阶段的例证，而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内在深度的、历史条件偶然结合的结果。换言之，事件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时，事件时间性的局限，也恰恰来自它对“事件”本身的高度关注。理论化的工作往往集中于事件这一关键节点，从而容易忽视事件之前与事件之后那种绵延不断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事件的承受方：它被事件打断，又在事件之后重新恢复与重建。再次借用休厄尔的例子，在讨论巴士底狱事件时，他主要关注巴士底狱事件如何在种种偶然条件的累计上爆发，最终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于是，他自然地忽略了在巴士底狱事件之前，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如何使特定的历史条件成为可能，以及巴士底狱事件之后，原来的日常生活是否仍然可能。换言之，事件时间性虽然修正了对时间的线性预设，将事件与断裂引入分析之中，但它依然主要将日常生活定位为时间力量发生作用的场所，而非时间本身的生产者。
因此，在宏观的线性进程之外，在偶然的事件断裂之外，我们还应当发展一种新的时间性概念，用以关注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绵延背景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意义。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日常时间性。日常时间性与前两种时间形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理论关注点的转移，而这种转移，也使日常生活重新获得了主动性。目的论时间性与事件时间性，本质上都属于城市生活的“外部”时间，它们通过历史发展的阶段逻辑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形式作用于日常生活，而民众在其中更多只是相对被动的承受者。相比之下，日常时间性则是一种“内部”时间，它运行于居民自身的身体节奏、习惯积累与意义沉淀之中。相应地，理论化的过程也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如何为历史阶段提供基础，如何促发并承载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在每日重复的生活节律中，不断积累对于城市生活可能性的感知与判断，逐渐形成了应对下一轮变迁的行动资源，并在例行化的日常之中，为尚未到来的改变作出准备。历史逻辑支配着日常生活，事件冲击着日常生活；但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本身也在不断累积为历史逻辑，并最终结晶为历史事件。
比较典型地遵循日常时间性展开的研究，可以参考王笛的《茶馆》和魏明毅的《静寂工人》。《茶馆》 虽然是一部历史研究作品，但其写作并非以宏观历史时间线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核心轴线，而是从茶馆这一都市日常空间切入，关注茶馆中的贩夫走卒如何经营与交往，如何安排日常的饮食与娱乐。值得注意的是，茶馆的意义恰恰沉淀在它的时间节律之中。清晨开门的头道水、晌午歇脚的茶客、午后摆开的牌局与评书、入夜方散的尾声，构成一套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节奏。正是这套看似平淡的时间安排，把不同身份的人按时段编织进同一空间，也使茶馆得以在政权更迭与城市改造的反复冲击中延续。在现代，当外部的事件性时间试图重排这套节律，例如规定营业时段、整顿摊贩、改造街区等，茶客们又以各种细微的方式把旧有的节奏延续下来。
因此在这种视角下，我们所看到的，是成都街头巷尾不断展开的日常生活行动。正是这些发生于具体时空中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或阻碍了地方历史洪流及相关事件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延续至今的日常生活，又如何逐渐沉淀为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地方文化。
《静寂工人》 则是更为典型的当代叙事。作者细致描绘了台湾基隆港码头的现代变迁，这种变迁并非通过宏大的历史叙述来呈现，而是通过清晨忙碌的装卸工人、货柜车司机、摆摊经营早餐的家属，以及夜晚餐饮娱乐产业中的女性劳工和工人家庭中的子代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人物来展开。在这里，码头工人的劳动时间从早期相对自主、随货轮装卸而起落的节奏，逐步被货柜化、自动化的工业时间所取代；早餐摊与家外茶店的营业时段，也随之盛衰。也正是在码头、早餐摊、家外茶店等空间中的日常安排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才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台湾社会经济在20世纪所经历的剧烈变迁。
作者真正捕捉到的，并非某一桩可供标记的历史事件，而是一整套日常时间秩序的悄然瓦解过程。正是这种微观时间节奏和生活安排的变化，让宏观的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变得可感、可读。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会发现，进入日常时间性的视角，意味着把分析的焦点从“发生了什么”转向“什么一直在发生”，又“如何不再发生”。
在日常时间性之中，经验现象的魅力恰恰在于其同时具有“差异”与“重复”的双重特征。即便某一类型的日常生活不断重复出现，我们依然很难对其特点作出完整概括。这种“难以概括”的特征，恰恰说明了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它既包含重复所带来的稳定性，也包含在重复过程中悄然积累的变化性；它既受到社会制度的规定，又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被居民以隐微的方式调整与改写。因此，日常时间性驱使研究者去关注微观事件秩序如何生成、维系并被重新改写，尤其是在时间本身以一种具有意义的方式构成日常生活框架的时候。泽鲁巴维尔在关于社会生活时间表与隐藏节律的研究中指出，作息安排以及一日、一周的时间结构，本质上是社会制度、权力关系与文化规范的时间化表达，但其中同时也蕴含着不断变化、走向下一阶段的动力。因此，关注这种日常时间性秩序，是理解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的一条关键路径。
这一理论立场在中国城市经验的语境下具有独特的解释价值。一方面，中国在数十年间完成了西方百余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的日常时间始终面临持续的外部重组压力，不同时代的时间秩序彼此叠加并存：既有单位制遗留下来的时间习惯，也有市场化时代形成的新节奏，两者在同一代人，甚至同一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共存与碰撞。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时间流转也越来越多地被抽象为社交媒介中的“时间线”，日常生活的碎片在这种虚拟时间线上被重新组装。数字时代的城市居民，正在经历另一重时间秩序的重组：线上与线下的时间相互渗透，日常时间的碎片化趋势与重新整合的努力同时并存。因此，日常时间性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仅能够激发我们重新理解现代时间性的理论价值，也能够使研究者在经验田野之中，更多地从日常生活的时间维度获得分析灵感。
结 论
本文从城市研究的文化转向出发，回答了日常生活何以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场域，进而回顾并评述了经典的、基于时空分析框架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谱系，以及国内关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典型经验研究。我们发现，时间，尤其是日常生活层面的微观时间秩序，在城市日常生活研究中尚未获得与空间同等的重要分析地位。本文希望借由从理论层面重新理解时间性，进一步推动经验研究对城市生活时间体验的关注。更进一步地，本文区分了目的论时间性、事件时间性与日常时间性三种理论视角，并强调日常时间性在城市生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不同于社会学传统中偏重结构的分析视角，本文呼吁研究者更多关注城市中的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的重复与惯例之中积累意义、形成行动资源，并为可能发生的变迁作出准备。当然，理论上区分这三种时间性，与将日常时间性真正操作化为一种能够进入田野的分析框架之间，除了以“附近”作为方法之外，或许仍有待进一步思考。
本文尝试勾勒若干可供后续田野操作的分析维度，但这一视角的解释力，仍有待更多经验田野的检验。其一是时间节律的类型，即把居民的日常时间拆解为工作、家庭、消费、社交等若干并行的节律，分别考察它们各自的周期、时段与强度，以及彼此之间的重叠与冲突。其二是时间惯例的稳定性与断裂点，即追问哪些惯例在结构转型中得以延续，哪些遭遇中断，断裂之后居民又以何种方式将其修补、改写或替换。其三是群体间的时间秩序差异，即按年龄、职业与家庭结构等维度，比较退休老人、通勤上班族、全职照料者等不同群体的时间节奏，揭示同一空间内并行而异质的多重时间等等。围绕以上维度，研究者既可借助时间日志、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材料，也可在历时比较中捕捉节奏的重组。如此，日常时间性或许能从一种理论视角，转化为一套可以直接指导经验研究的分析纲领。
需要澄清的是，以上可能的操作维度与既有研究对城市时间的处理有着根本取向上的不同。正如上文提到的，以往研究多把时间本身作为对象，测量它的长短、节奏或被支配的程度，而在日常时间性的视野下，节律与惯例只是切入口。真正要追问的是，这些反复发生的时间安排如何在普通人生活中沉淀为意义，如何被转化为应对结构变迁的行动资源，又如何在被打断时重新被组织和赋义，从而维系生活的连续。换言之，经验层面的操作化目标不在于描摹时间，而在于经由时间去把握普通人生成意义的日常过程。
向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反观，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日常时间与时间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城市研究的充分重视？部分原因或许在于，社会学天然更容易对“发生了什么”感兴趣，而较少关注“什么一直在发生”。相比于日常生活中的重复与累积，历史的断裂与剧烈变革更容易成为问题意识的来源。然而，城市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正是由那些“一直在发生”的事物所构成的。未来的研究或许更需要培养一种对于日常的敏感，一种愿意在平淡无奇之中停留足够长时间的耐心。这样的敏感，可以指向许多具体的现象，比如新职业群体模糊的上下班界限和不分昼夜的忙碌，当代青年的熬夜与拖延，老年人的广场舞与候诊，流动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往返奔波，以及数字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即时与等待。这些在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不断展开的新面向，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如果我们透过日常时间性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或许能获得更有解释力和想象力的结论。因为这些习以为常、日用而不觉的生活琐事，往往正是社会结构最深处的投影，也是更大变迁得以萌发的土壤。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