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江:迈向日常生活的传播学:论列斐伏尔思想中的媒介向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3 次 更新时间:2022-07-25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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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江  

内容提要: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传播学中长期处于边缘性的位置。在传播学思想史上,这一议题也处于被忽视状态。事实上,列斐伏尔最早开启了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开展媒介研究的先河,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媒介现象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列斐伏尔分析了媒介与生活意义之间的关系、媒介对人心理机制的操控、对人闲暇时间的占据、符号拜物教以及媒介功能化悖论所导致的“再隐私化”现象等,这些讨论即便在今天也具有十分深刻的批判意义。对列斐伏尔媒介思想的发掘,在数字化生存历史语境下给了我们关于传播学发展一种新的启示:关注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并且从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出发而非从媒介出发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恢复日常生活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开启一种迈向日常生活的传播学。

关 键 词: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  媒介  传播学理论



纵观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从杜威关于媒介与现代社群生活的讨论、帕克对报刊与移民生活的研究,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与时空、生活的零散讨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受文化研究与人类学影响而出现的媒介文化人类学对媒介与生活结构性关系的关注①,以及新世纪兴起的数字媒介与生活关系的研究,日常生活从来都没有游离出媒介研究和传播学的视野。不过,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所主导的主流传播学中,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议题长期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位置。


这种边缘性的位置,深刻地反映在传播学学科史、学术史的建构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现有的传播学思想史与媒介研究理论体系中,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研究图谱也处于主流传播学教材和思想史研究之外,一如有学者所说,以往传播学忽视了媒介研究的生活向度,“忽视了受众其实是嵌入日常生活脉络中的行动者(actor),无论信息接受或诠释行为都展开于日常生活实践中”②。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少有关于媒介与生活相关研究历史的梳理,较为主流的传播学教材或传播学思想史专著中,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也少有将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为专门内容来加以讨论,甚至于完全忽视媒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尽管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例如学科范式的惯性影响、学科知识史建构的偶然性因素以及关乎媒介与生活议题专门性研究成果的相对少见等都可能是造成上述境况的原因,但这些偶然性及历史性的因素却并不能够说明媒介与生活议题是次要的、从属性的和无足轻重的。相反,就媒介研究所处知识与思想的整体环境来看,作为人文社会学科重要基石的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明显的生活转向。日常生活/生活世界开始成为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赫勒、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思想家纷纷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基础性议题。


对于媒介研究和传播学而言,在众多讨论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的思想家中,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十分重要的一位。他不仅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建立了系统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而且还最早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对媒介进行了分析与批判。然而,相较于他的空间思想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影响③,他在《日常生活批判》(Critic of Everyday Life)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等著作中对媒介所展开的探讨,却很大程度上被传播学所忽视了。这一方面反映在迄今为止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没有列斐伏尔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很少有文章专门探讨列氏的媒介与生活关系思想。因此,借用Stanley Aronowitz的说法④,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家和城市学家的列斐伏尔,不仅是被忽略的哲学家,而且也是被忽略的媒介学家。


本文想要做的,是在媒介与生活关系长期得不到传播学重视的现状下,深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经典著作,发掘其日常生活理论中的媒介思想,并藉此寻找媒介研究的生活向度。具体来说,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列斐伏尔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媒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现代生活的运作逻辑和运行机制中,媒介处于怎样的位置?其又怎样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整体运行?在列斐伏尔的眼里,媒介会给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对于今天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而言,我们可以从列斐伏尔那里获取怎样的启示?


一、现代媒介、异化与生活意义的循环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人的现实生活是他媒介相关论述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媒介思想的价值关怀。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开篇,列氏就肯定了现代媒介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造与重建,诸如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是现代社会众多技术中的一种,现代科学技术渗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并从内部改造日常生活⑤。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闲暇时间的改造。


现代社会中,闲暇活动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而收音机、电视机等现代媒介,则是被创造出来为闲暇需要服务的,因此,列斐伏尔将这些媒介称作“闲暇机器”(leisure machine)。闲暇需要中既体现着闲暇的特征,又体现着作为“闲暇机器”的现代媒介的特征。闲暇与工作、家庭生活,被列斐伏尔视作日常生活的三种基本构成单元,闲暇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相互结构关联。他着重分析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的人和作为劳动者的人之间有了区别。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分开了。闲暇生活也与生产活动分开了”⑥,“一种全新的、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假日(holidays)——开始取代焦虑,成为社会中的焦点”⑦。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分离开来的工作与闲暇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工作是繁忙、艰辛、必须诉诸精力的,闲暇则给予现代人免于劳累和紧张,获取消遣、娱乐、休息的期待;工作与必然相关,闲暇则提供了自由的可能。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总是尝试寻求对日常生活单一、平淡、重复以及劳累等状态的突破。媒介恰好为闲暇时光摆脱单调和平淡提供了可能性路径。在列斐伏尔看来,媒介对单调生活的突破方式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的:


(1)反差机制。生活之所以平淡,在于生活的内容往往是重复性的,人们周遭的日常事项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媒介若要有效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与平淡,必然要与日常生活形成反差,给日常生活带来新鲜的、不一样的体验,才能向日常生活源源不断地输送意义。事实上,媒介所构造出来的拟态世界往往是日常生活的镜像呈现和反差呈现,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现代媒介中,“我们进入了巨大的虚幻反转形象王国,我们找到的是一个虚幻世界”⑧,正是在媒介中人们了解了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世界,满足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也由此,现代媒介以一种反转的形象构成了日常生活意义的补偿机制,成为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生活必需品。


(2)意义循环机制。媒介所构造起来的与生活充满反差的镜像世界并不是纯粹虚构的,相反,其往往以具体的现实世界和他处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指出了媒介与日常生活意义的生成、流动机制:借助于媒介的运作机制,日常生活构成了一个意义循环系统,日常生活需要意义的流入,媒介便将远处的世界、远处的日常生活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形成富有戏剧性的作品,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意义需要形成填充和补足。因此,通过媒介的中介和表征作用,外部世界也是内部世界,外部世界被巧妙地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外部世界也经由媒介的中转作用成了人生活意义的重要源泉。这种日常生活意义的循环,可以通过以下这段话清晰地体现出来,“广播和电视……通过从日常生活大背景下提取日常生活,凸显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表现它的不一般的特征,用意义强化日常生活,这些表达日常生活的艺术现在已经变成了高度熟练的技巧”⑨。


媒介对日常生活意义弥补的上述两种机制皆源自于媒介的中介属性,正是由于媒介的中介性,人们才可以通达由他处日常生活抽象与反转而创造出来的反差性/镜像性虚拟世界。在列斐伏尔的论述语境中,媒介的中介属性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其一,媒介充分拓展了人生活世界的外缘。媒介能够复刻世界、呈现世界的功能,使得人与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人不再是生存于狭小生活空间的人,而是成为像麦克卢汉所说的拥抱全球的一份子⑩,世界与历史开始以现时的方式走进人的生活之中,“大众传播工具制作出完整的历史,‘世界’本身,所有人都可以接近,大众传播工具把过去,甚至未来,都带进了现在”(11)。其二,媒介可以有效地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通过持续地改进大众传播方式和分布手段,这些技术传播了人类作品中最精致和最微妙的事物,一些人用毕生精力致力于那些辛勤劳动,那些作品中包括了时代与文明”,而通过汇聚与呈现这些最精致和最微妙的事物,“现代技术使人们的品味更加精致,提高了文化、教养和教育水平,把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带给了大众”(12)。


然而,作为批判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眼中更多是媒介这一意义循环实体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对于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日常生活批判的根本性思想来源,这一理论也同样影响了他对现代媒介的批判性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门阐释了工人阶级劳动的异化理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3)。列斐伏尔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在他看来,异化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而言的,而且是所有人乃至所有事物、所有活动都无法逃脱的必然宿命(14)。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媒介的活动,自然也不能摆脱异化的宿命。日常生活中媒介异化的表现在于媒介不是用丰富与深刻满足日常生活,而是用平凡和琐碎占据日常生活,媒介并没有将人带出日常生活的意义危机,反而造成了日常生活深度的丧失,让生活陷入新一轮的意义危机之中。在媒介异化的作用下,人们对意义的追寻与意义的虚无,构成了一种死循环,越是追寻,生活与意义之间的裂缝越大,就越令人匆忙不迭、迫不及待,仿若在不停地同时间赛跑,以至于使我们的社会从一种等候性的文化症候,走向即时性的文化景观(15)。因此,列斐伏尔说,“个人生活依然匮乏。用‘全球’来填充个人生活这个窟窿、这个裂缝,用纸糊上这个空白,掩饰绝望。时间塞满了,生活似乎就要爆炸了……‘塞得满满当当的,却还是空空如也’”(16)。


结合列斐伏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导致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异化的原因至少存在两种:其一,媒介内容生产的工业化和标准化。作为文化工业和内容产业的一部分,现代媒介中的内容生产越来越像工厂中的流水线,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讨论的那样,“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17)。表面上看,媒介源源不断地在提供着各种信息,但标准化、结构化的内容生产流程却使得其内容越来越同质化,对于受众来说,新闻和时事性话题在新鲜性和趣味性上呈现边际递减的状态,媒介中内容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消息’把观众淹没到了单调的新闻和时事性话题里,它们削弱观众的敏感性,销蚀观众求知的欲望……新闻不再包含任何一件真正的‘新’闻,所以,听众或观众接受的事件雷同得像缺少‘酒神’般狂喜的自然旋转舞”(18)。


其二,媒介被资本所役使,成为资本占据人们日常生活时间的工具。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异化,与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关联。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匮乏到丰裕的转变。在消费日趋成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不仅仅是劳动工作和生产活动,就连人们的闲暇时光和消费活动也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之中。作为一种需要的闲暇,既有着人之自然属性上的依据,又与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相关,“与劳动分化一起,现代工业文明既创造了对闲暇的一般需要,也在这个一般框架内,创造了分化了的闲暇的具体需要”(19)。以消费为典型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一切都处在资本的规制之中,“闲暇时光不再是可以依照自我意志自由选择的,而是被普遍性地生产和陈列出来:在家里看电视,去影院看电影,或外出旅游”(20),闲暇只是表面上与自由关联,而在更深层次上,依然被纳入到资本的控制之中,人们的时间被分割成片,而后被现代媒介出售给广告商,“日常生活发现人们像打包一样对待日常生活:一个巨大的机器抓住劳动者工作之余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像商品一样包装起来”(21),与消费连接起来的闲暇时光,和生产一样,被纳入到同一种社会进程,“消费经济吸收了生产经济,对生产力的剥削被包含在对日常创造性的剥削之中,从劳动者工作时间内和休闲时间内攫取的同一个动力推动着权力的涡轮”(22)。正是在这种资本所创造的、提供的、仿佛难以避免的生活方式之中,现代媒介以隐蔽的方式控制着人们的闲暇与自由(23)。


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要被社会形态所支配和决定,所谓现代生活方式也是被资本安排的,而媒介正是资本的控制逻辑在人们闲暇时光中的自然延伸。闲暇时光里,人们看似是自由的,但在自由的后面,却潜含着一条更加强劲有力的“绳索”;媒介消费活动中,人们看似不断地在获取意义,其本质不过是“用固定的需要取代欲望,用编织好的满足替代愉悦”(24),甚至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通过收看或阅读广告,为资本家创造利润与价值)。当人们沉浸在媒介所创造的意义世界中,人们因同质化的内容而感受到越发空虚和无意义,进而陷入异化的死胡同;而当人们蓦然清醒时,却发现“日常生活进入了市场和管理圈,日常生活成了一个小商务、一个家庭承包方,一个从属于市场和管理的主导力量”(25)。


二、媒介的心理操控与符号拜物教的诞生


如同前文所说,列斐伏尔认同人们生活的时间结构与生产/消费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工作时间对应于生产行为,而闲暇时间则对应于消费行为。但他并不认同其他学者对他所处时代的命名方式,如“丰裕社会”“闲暇社会”“消费社会”“技术社会”等,因为这些命名并不能准确和科学地概括时代的基本特征(26)。在他看来,法国等处于迅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转向确实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变化的重要特征。不过,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更多是经济生活层面的变化,在政治和社会结构层面,资本主义新阶段仍然采用了韦伯所说的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社会基础层面的日常生活,成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组织、控制的基本对象,而这种控制是在对人们消费活动的精准操纵中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斐伏尔把这一社会命名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


暂且不论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命名、解读方式和其他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列斐伏尔将这一阶段命名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显然有其合理之处。在他的语境中,“消费被控制”具有双重指向性。其中,第一重指向性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间陷入到资本主义的控制范围。如同前文所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通过支配人的劳动生活/工作时间实现对人的控制;而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不仅支配人们的工作时间和劳动生活,而且也开始将控制的手掌伸向人们的消费活动和闲暇时间,进而实现了对日常生活整体的完全控制。第二重指向性指的是人们的心理陷入到资本主义的控制范围。消费主义实际上与人的心理机制存在深刻关联。资本主义发现了人们心理的不满足,而后塑造出一种参差性的价值序列,并通过时尚、流行等引诱性的作用机制,在人的不满足心理与消费行为之中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是时尚还是过时,这是哈姆雷特问题的现代版本。时尚通过排斥日常生活而统治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不够时尚所以不能够存在”(27)。这两种指向性的背后都潜含着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实际上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因为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消费被控制”的社会实际上也是技术管理现代化的社会,是现代西方官僚政治兴起的社会,“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全方位的工具理性主义,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技术化制度化的控制”(28),不论是对日常生活时间的控制,还是对人们心理层面的控制,都深刻地反映着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对人的压制与剥削。


与此同时,这两种指向性分别反映出资本主义新阶段人的日常生活异化程度之深,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论是在时间层面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都被深深地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控制范围之中,而这种控制性关系正是通过“媒介”实现的。通过媒介,大量消费性的内容占据了人们的生活时间;通过媒介,资本主义塑造出了参差性的价值序列,也建立起时尚、流行等引诱性的作用机制,进而紧紧地把握住人们的心理,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消费导向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前一部分,笔者已经讨论了媒介对人们闲暇时间的占据,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列斐伏尔的思路着重讨论媒介对人心理的操控,及其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后果。


一般认为,像20世纪西方思想的整体趋势一样,列斐伏尔有关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理论也存在着鲜明的语言学转向。而这里所说的语言学转向,指的是符号及其承载载体——媒介构成了二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础性和支配性力量(29)。媒介之所以构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础性力量,源于媒介的可见化机制及其在人与整体世界之间的连接性作用。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由大量次体系(subsystem)组成的整体性世界(30)。次体系通过两种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种是物品对生活的直接嵌入或显现,另一种则是通过媒介抵达生活。通过前一种方式,日常生活得以有效建构;通过后一种方式,各种次体系呈现为一个整体性的世界,并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和想象。实际上,也正是在后一种方式中,媒介显示出了其控制人们日常心理的基本逻辑:(1)在媒介所呈现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反差,反差构成了对日常生活现状的否定,消费的欲望就诞生于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否定之中;(2)媒介所呈现的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差异性价值序列结构的世界,这种价值序列结构设定了一幅可见但却充满等级性的世界图谱,促使人们在每一种欲望达成后形成新的欲望;(3)媒介所呈现的世界处于源源不断的更新状态,人的心理也处于永远不满足的状态,媒介构成了对人心理而言稳固的引诱性牵引力,在其牵引之下,人的日常生活陷入到了难以抽离的消费陷阱之中;(4)媒介对人的心理的控制,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对时间控制的手段,在这种控制中,人不仅实现了对现时现下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而且实现了对未来的控制,由此,媒介与消费的合谋抹平了时间的差异,在使人陷入消费主义心理陷阱的同时,消除了蕴含在时间中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日常生活异质性的消失。


列斐伏尔认为,由媒介所建构起来的整体性的世界,是一种超现实的符号化世界,在这种符号化世界之中,社会现实处于不出场和缺席的状态,真正现身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是冒名顶替的、符号化替代的社会现实。与之相应的,是符号与现实之间关联机制的改变,在媒介所呈现的由符号勾勒的整体性世界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符号不必再需要与之相应的参照物,符号本身变成了对象和参照物,由此,参照物消失了(31),符号的关系遮蔽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遮蔽了现实世界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32),一种新的拜物教——符号拜物教笼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与符号构成了一种双向性的消费关系,日常生活消费符号,符号消费日常生活,“凡能够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靠符号,靠灵巧和财富的符号、幸福和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谓取代了现实,这就有了大量的替代物,大量的变形物,除了被旋转的令人发晕的漩涡所创造的幻觉外,什么也没有”(33)。这导致了日常生活中要素之间边界的消弭,物的消费与符号的消费、真实的消费与想象的消费、真实的需求和假装的欲望之间边界全都不见了(34)。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和启发了德波的情境主义理论——现代世界的本质是一个由景观构成的伪世界占据了真实世界的世界,在景观对生活无处不在的渗透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深层次地卷入到现代资本主义运作体系之中(35)。


媒介对人们心理的操控与符号拜物教的诞生,最终导致的是一个风格消失、零度状态的世界。资本主义通过媒介等方式侵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抹去了日常生活的风格,造就了同一化的现代生活。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充满风格的社会,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每一样物品、每一种细节都带有风格的烙印,例如工具、手势、习惯、言语等等。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塑造起一套统一化的秩序与模式,其通过流水化的生产以及对消费活动的深度渗透,促使人们的生活也逐渐走向统一化与同质化,人们的生活被纳入到一种表面上丰裕但实际上却受同一性完全支配的体系之中,以此,现代社会进入到了风格消失的时代,成了一个被“餍足型”消费逻辑引导着的焦虑不安的文化心理世界。(36)


与此同时,语言的风格也消失了,传统社会中意义丰富、生动活泼的语言在现代社会中蜕化成单调的、只是文字堆砌的宣传性话语。列斐伏尔认为,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关联被切断的语境下,语言本身构成了人们的消费对象,这样一来,关于语言的语言,也即元语言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因为正是元语言建构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意向体系,“在元语言组构的消费体系中,经验现实离我们越来越远,经验价值也就越来越不能提到消费议程上来”(37)。而指涉的消失、风格的消失以及元语言支配地位的确立,共同导致了一种世界的“零度状态”——“零点是社会经验的最低点,这是一个可以接近但从不能达到的点,总体上冻结的点……零点界定了日常生活——只有欲望生活和生存于日常性中”(38),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意义消失了,世界只剩下了一张漂浮不定的、毫无意义的“能指”这样的“股票”(3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将媒介所带来的问题与人的生存困境联系在了一起,媒介对心理的操控、符号拜物教的出现、参照物的取消,共同导致了世界风格的消失与零度状态。由此,世界意义普遍虚无化了,人成了飘零的、无根性的人。


三、“再隐私化”与现代媒介的功能悖论


当然,现代媒介给人带来的危机和困境,不仅仅体现在私人化的日常生活之中,实际上也体现在公共生活与私人日常生活的关系之中。媒介因自身独特的中介属性,将个人的生活世界与外部世界有效勾连起来,这本来应该推动个人走向公共生活。但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媒介的功能是矛盾性的,其一方面将人带入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将人转化成消极被动的个体而蜷缩在狭窄的私人空间,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再隐私化”。


对于现代媒介而言,连接人与外部世界并促进公共生活的开展显然是其重要的功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交往尺度是在不断扩展的。传统社会的日常交往常常囿限于较小的地域之中,由于交往能力的低下,人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是稀松的、低频率的,“他们可以熟悉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地方的风俗和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可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就只能想象了,而且既不能凭着本能去想象,也无法指望仅仅活着就能吸收有价值的知识”,“人们不仅极少注意公共事务问题,而且现有的注意力也只是局限于仅在眼前的事情上”(40)。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改变了上述状况,“现代报纸的出现,使新闻的阅读具备了现代性的体验,它将‘共同世界’嵌入进‘周遭世界’之中”(41)。个人与世界、个人与社会的连接,构成了公共性的前提,也成了传媒业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社会中作用与地位的前提,并成为现代新闻业及新闻学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基础(42)。


现代媒介对公共生活、公共世界的意义显然依赖于自身的中介属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公共世界与个人生活世界相互联系起来的前提条件在于:公共领域内所发生的各种事项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被带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现代媒介正好扮演了公共世界与私人生活之间连接通道的角色。列斐伏尔肯定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的这种角色,“电视让日常生活有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尺度”(43),“毫无异议,公共(政治的)生活已经渗透到了个人生活里,反之亦然,如今,个人生活充斥着一般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信息”(44)。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现代媒介在显现出自身对拓展人认知世界范围效力的同时,也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再隐私化”。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语境中,“再隐私化”的内涵和意义都与现代媒介的功能悖论有着直接关联:媒介确实连接了个人与世界,但媒介也造就出越来越多的“沙发土豆”(coach potato),使人越发局限在狭小的私人空间;一方面,媒介将人带入了公共世界,另一方面,媒介不过是将知晓公共世界的人固定在生活界域;人们仿佛只是在观看公共世界,但却从未走入公共世界;人们了解了世界,却遗忘了了解的初衷(45)。


列斐伏尔生活的年代里,电视、广播等现代大众媒介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再隐私化”显然也已经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其代表性作品《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就曾描述过现代媒介导致公共精神衰落的情形,“近三代美国家庭都是以电视为中心的。它是家庭生活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生活变得内向化,和墙壁之外发生的任何事都无所关涉”(46)。这种人退缩于家庭与私密空间的现象与此前人们热衷公共事务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的使用行为所伴生的是公共生活的繁荣,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是在共同阅读报刊的行为中诞生的(47),人们通过走上街头、走到广场、走进咖啡馆了解世界并开展公共生活。在这种今昔对比中,列斐伏尔慨叹现代媒介所造成的“再隐私化”现象的加剧及公共生活与公共精神的式微,“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相互作用,毋庸置疑,已经导致实际的和社会的生活‘再隐私化’,退回到家庭,换句话说,退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48),“家用设备是向世界打开了日常生活的大门吗?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家用设备强化了重复乏味的日常生活方面和线性过程,相同的姿势围绕着相同的对象,从而使日常生活更加封闭起来”(49)。


“再隐私化”现象之所以引起列斐伏尔的关注和忧虑,与其在社会层面所造成的后果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后果充分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再隐私化”导致了被动、消极、非参与性文化的加剧。麦克卢汉曾就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出过经典论断,即媒介是人的延伸,但这句经典话语似乎仍有另一半尚待补足:媒介使人原地不动。将人们“捆绑”在家庭空间和私人世界的现代媒介,在塑造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时代文化——其在现代社会中造就了一种被动的、消极的、观看性的,也就是非参与性的文化,“电视让每一个家庭去看世界奇迹,但是,恰恰是这种把世界当成奇迹来看的方式,引进了非参与和任人摆布的消极状态”(50),电视带来的是被动感知、被动观看、被动凝视,即时化的无线电波将世界迅速带到人们眼前的同时也消灭了世界,人们对公共领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了解,但行动消失了,人们除了凝视与观看却似乎什么都不去做,社会化的凝视替代了社会实践的积极意识,一切都在向相反的、离散的方向发展,人们仿佛可以凝视到全世界,但这种凝视却是一种无能为力式的、非参与式的虚假意识上的占有,“这些大众传播工具使它们的受众被动了。它们让它们的受众幼稚起来。它们以特定的模式——看点模式、眺望来‘表达’世界,带着我们已经踢掉和我们继续强调的模糊性:不参与到一个虚假的存在中”(51)。


其二,“再隐私化”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处于一种连接性孤独的状态。在列斐伏尔眼中,将个人“捆绑”在家庭空间和私人世界的不只是广播和电视,网络也会导致日常生活的“再隐私化”。在1981年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时,也即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对互联网技术的乐观与憧憬时,列斐伏尔便预言网络社会中人们将会出现连接性孤独的现象,“处在虚拟空间中的个人原子或家庭分子在那里接受和送出消息……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使用者丧失了公民的尊贵,……使用者丧失了社会本身和社交能力。这种孤独不是旧的个人主义的那种存在性孤独,而是一种被消息淹没至深的孤独”(52)。处在无限连接中的人们依然是孤独的。这种前瞻性的预判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了多数人可知可感的现实,“现代人的孤独不再是指因时空隔离产生的精神落寞,更是指向在一起‘独处’所呈现出来的生存困境:一面是人际关系连接极度便捷,一面是人际关系实质极度萎缩”(53)。当我们通过网络与整个世界连接时,我们常常感受到的并不是心有灵犀与心意相通,而是一种全新的在一起的孤独;我们并没有体会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而是一如既往的交流的无奈(54)。


其三,“再隐私化”仍然体现着权力与资本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和规训。在现代媒介技术的后面所隐藏的,是更为深层的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列斐伏尔认同福柯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权力的匿名化、隐性化与生活化,“权力,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场景中,以看不见、温和的方式自动地像机器一般运转起隐性塑形机制”(55)。信息是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信息蔓延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当信息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的基石的时候,其也成为被权力渗透的对象,成为社会控制或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通信和信息的进步毫无疑问地一直都有利于中央权力和中心政治控制”(56)。所以,列斐伏尔并不认同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导致某些技术乐观主义者眼中的“伊甸园”,“我们不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是在谈论一个技术官僚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而且在谈论一个科学神话,一个电子广场的神话和令人不安的计划,该计划把用于工作场所内部控制的‘检查’延伸到了比企业要大得多的空间里,对那里实施政治和警察控制……”(57)。而当权力介入到信息技术中时,在列斐伏尔看来,一种可能的结果将是,“国家干预不可避免地推动‘使用者’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个人不仅被新的媒介文化取缔了参与的积极性,也被干预性力量压榨了参与的空间。


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体系中,“再隐私化”实质上也反映着媒介的异化现象。在现代媒介的自我功能矛盾和功能悖论中,异化发生了。媒介异化了,媒介本该架起个人走入公共生活的桥梁,但却将个人带入更加孤独、更加被动的境地;日常生活也异化了,日常生活本该更加丰富多彩和富有创造性,但却陷入了一种猎奇和观看外部世界的循环往复之中;行动异化了,行动本该在交往中发生,但却被湮没在了观看的行为之中;交往也异化了,交往本来该走向外部世界,走向所谓的“全球化”,但却越发停留在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之中;人异化了,人本该更加丰富多彩,但事实上却更加孤独了;甚至于连“再隐私化”也异化了,“日常生活的‘再隐私化’去掉了来自国家和历史的异化。再隐私化让建立在日常生活背景中的个人生活‘隐私化’,从而把隐私化推向更深的程度,于是,再隐私化异化了”(58)。


四、结束语:迈向日常生活的传播学


讨论过列斐伏尔的媒介思想之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传播学思想史上审视列斐伏尔的思想方位与历史地位。在传播学的思想地图中,列斐伏尔有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他的媒介思想不像传播学经验学派那样高度重视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及其对现有体制的维护和改进功能,也不同于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在塑造人类社会形态上的探讨。从学术路径来看,列斐伏尔的媒介思想被归入批判学派似乎更为妥当,但他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以及威廉斯和霍尔等伯明翰学派学者又有不同。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文化工业背后的社会运作方式的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与社会关联机制的研究,他更多是在日常生活的视域内来观察媒介和思考媒介的,作为一个率先开创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思想大家,他也同时开创了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开展媒介研究的先河,他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西方的受众研究和文化研究,为后世更好地探讨媒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资源。而这一点,足以令列斐伏尔在传播学思想史上占据一种不应当被忽视也无法被忽视的显著历史地位。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对媒介所展开的探讨如媒介与生活的意义危机、媒介对人心理的操控机制、符号拜物教、现代媒介的功能悖论与“再隐私化”等话题,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依然深刻且富有解释力,他所预言的“大赘言”在这个时代也几乎成了肉眼可见的事实,“全球时代会是冗余达到不可思议程度的时代,那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会在厚颜无耻地利用了所有的人间话剧之后泯灭它们……它会是一种封闭回路……没有沟通,没有燃起激情的信息,事物的特征不复存在”(59)。今天,人们越发生活在一个无法逃避的符号化、抽象化与非本真的世界之中,生活的意义危机在信息饥渴症、生活信息冗余与意义熵增化等现实问题中不断加剧,这些现实生活中媒介所导致的困境与意义危机,也促使我们必须要重视媒介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探讨。也因此,对列斐伏尔媒介思想的发掘,在数字化生存历史语境下给了传播学发展一种新的启示:关注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并且从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出发而非仅从媒介出发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恢复日常生活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进而开启一种迈向日常生活的传播学。而这种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传播学,将为传播学提供一种全新的、基础性的研究视角,也将在人的存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等根本性层面为传播学奠定合法性根基(60)。


当然,这样一种新的历史任务,绝不仅仅意味着去关注日常生活的局部,也不意味着要将日常生活加以割裂来进行考察,恰恰相反,传播学应当将日常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分析和反思,这一方面在于只有作为整体,日常生活才成其为日常生活,在过去的传播学当中,实际上已有零散的关于媒介与局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要素的讨论,但是讨论日常生活某个部分或某种要素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构成日常生活的传播学,其只能是该部分或该要素意义上的传播学,因为对于局部和要素的关注,往往将研究引向专门化而导致整体性视角的缺失,一如有学者所说,“任何局部的研究往往易于将人们引向专门化甚至抽象化,从而忽视了将这些人为提取的方方面面重新置入其所属的那个日常生活的整体,以促进对这个整体本身的反思和批判”(61)。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人赖以生存的整体,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开展传播学研究,才有可能恢复人在传播学中的中心性地位。与此同时,在媒介给人带来深层价值困境、信息陷阱与意义危机的当下,也只有将媒介放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才有可能解答那些关乎人之存在与安身立命根本的媒介问题与传播现象。


①Kirsten Drotner,"Ethnographic Enigmas:'The Everyday' in Recent Media Studies," Culture Studies,vol,8,no.2,1994,pp.341-357.


②自国天然:《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介:一种实践分析取向的出现》,《新闻界》2019年第6期。


③迄今为止,国内外传播学界对列斐伏尔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的空间思想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较为系统地运用他的空间思想讨论媒介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如Stephen Monteiro,"Rethinking Media Space," 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vol.28,no.3,pp.281-285;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李耘耕:《从列斐伏尔到位置媒介的兴起:一种空间媒介观的理论谱系》(《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1期)。


④Stanley Aronowitz,"The Ignored Philosopher and Social Theorist:On the Work of Henri Lefebvre," Situations:Project of the Radical Imagination,vol.2,no.1,pp.133-155.


⑤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⑥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8页。


⑦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53.


⑧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2页。


⑨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2页


⑩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11)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28页。


(12)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28页。


(1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14)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14页。


(15)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载于布莱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


(16)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14页。


(17)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8页。


(18)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1页。


(19)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页。


(20)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54.


(21)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4页。


(22)鲁尔·瓦格纳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3)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


(24)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566页。


(25)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570页。


(26)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60.


(27)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165.


(28)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29)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30)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79.


(31)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113.


(32)列斐伏尔关于参照物消失的讨论,受到了他的朋友罗兰·巴特的影响,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提出,“感知某物所要表达的意义,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语言的分解:意义只在于指称,而所指的世界不过是语言的世界”,参见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33)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108.


(34)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35)参见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37)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38)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185.


(39)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108.


(40)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90页。


(41)涂凌波:《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42)参见Mark Deuze,"What is Journalism?: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vol.6,no.4,2005,pp.442-464;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43)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1页。


(44)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37页。


(45)参见Ajaya Mali,Alienation and the Media in Henri Lefebvre and Jean Baudrillard.Master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Delhi,2009,p.59.


(46)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页。


(47)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48)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37-238页。


(49)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594页。


(50)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1页。


(51)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28页。


(52)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665页。


(53)林滨、江虹:《“群体性孤独”的审思:我们在一起的“独处”》,《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


(54)吴飞:《媒介技术演进脉络的哲学考察》,《新闻记者》2018年第12期。


(55)张一兵:《遵守纪律: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5期。


(56)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664页。


(57)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663页。


(58)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14页。


(59)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03页。


(60)在《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一文中,胡翼青认为,只有重新理解传播及其技术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与社会、物的关系,讨论传播与人存在的意义,才能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传播理论,才能与哲学元理论发生关联,才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话。参见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61)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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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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