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5期
“赃罚”特指对犯罪者非法所得财物的没收及财产性惩罚，其制度实践始终与吏治整饬、财政运作、惩治贪腐及社会稳定深度交织，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元代继承唐宋以来的赃罚传统，又将赃罚与纸币制度相结合，形成以赃罚钞为核心的赃罚体系。作为附加刑的重要载体，赃罚钞特指官吏犯赃没官钱财、违错罚俸及没官赎金等形成的货币形态赃罚，又称“赃罚钱”、“赇罚钱”，贯穿有元一朝，成为管窥元代政治生态、财政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关键切口。在元代特殊的制度语境下，赃罚钞的意义远超单纯的刑罚附属品：其来源与规模直接反映吏治清浊，管理体系关联监察与行政权力的博弈，用途涉及灾荒赈济、皇室祭祀、典章刊印等社会生活诸领域，而制度演变则揭示中国古代监察体系与财政制度的共生逻辑。正因如此，对元代赃罚钞的系统考察，不仅是元代法制史、财政史、政治史与社会史交叉研究的重要议题，更可为理解中国古代“以赃补财”、“以察治赃”的治理模式提供典型样本。
前贤对元代赃罚钞关注较少，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成果主要有二：李治安探讨元代肃政廉访司赃罚的来源及用途；唐梦芹考察元代官吏财产处罚中的赃罚没官问题，并简要分析其处罚范围、管理机制及用途。受论题所限，二者虽对元代赃罚有所探讨，但未触及诸多核心问题，相关论点亦有进一步商榷余地。此外，元代灾害治理相关研究也提及赃罚钞的灾害赈济用途。整体而言，既有成果尚未构建起元代赃罚钞研究的完整框架，对其管理体系的运作机制、社会影响的双重性及在古代赃罚制度演变中的历史定位等议题，仍存在研究空白。有鉴于此，本文立足已有研究，系统考察元代赃罚钞，探析其来源、管理、用途及社会影响，并从动态发展角度评估元代赃罚制度的历史地位。
一、赃罚钞的来源与规模
赃罚钞由“赃金”和“罚锾”组成，其中“赃金”占主导。元代法律语境下的“赃”，主要指侵财犯罪，包含三重意涵：一是官吏“纳贿”所得财物，二是官吏非法侵占及挪用的公私财物，三是盗窃所得财物。盗窃所得多属私有财产，官府审断后常判令“还主”而非“没官”，与“赃罚”关系不大；而官吏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的粮食等追没实物，亦不属于“钞”的范畴，故这两类情形均不在本文赃罚钞的讨论范围。因此，赃罚钞中的“赃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官吏取受钱财的籍没，二是官吏非法侵占、挪用公私钱财的没官。法律术语中的“罚”意为“赎罪”，故罚金与赎金常合称“罚赎”，指犯公罪而得以赎免的制度。元代违错官员的罚俸及因赎罪而没官的赎金，亦是赃罚钞重要来源之一。
官吏取受赃钱的没官，是元代赃罚钞最主要的来源。取受，即官吏“因事受财”，相当于今天的索贿受贿。元朝将官吏取受犯赃分为“枉法”和“不枉法”两类，并按取受财物数量多寡处以不同刑罚，依例断罪。但无论是枉法赃还是不枉法赃，官府在收缴相关赃物后，均需结合赃物来源及其具体取受情形判定“没官”或“给主”。《元典章》“定拟给没赃例”条对此记载甚详：
没官：
一，与钱人本宗事无理或有罪，买嘱官吏求胜、脱免，不论其事已未结绝，俱各没官。虽与钱人自首，亦合没官。
一，与钱人本宗事虽是有理，用钱买嘱官吏，要将对讼人凌虐重断，不遂其意，告发到官，即系行赇，亦合没官。取与钱人明白招伏。
一，营求勾当赃钱，及求仕人虽依理合用，当该官吏不曾刁蹬乞取，行赇疾早定夺，或要称意窠阙，因不遂愿，告发到官，即系行赇。
一，骗胁、科敛等钱，畸零不能给散，或不能尽见出钱人花名，随事议没。
给主：
一，与钱人本宗事有理，官吏刁蹬取受，告发到官，合给主。
一，被欺、诈胁、科敛等赃。
该规定明确元代取受赃物的具体情形与处理方式，体现元朝严惩行贿、保护被迫行贿者并重的法律原则。行贿人在案件中，属于无理或者违法行为，抑或有理，但只要是为谋求胜诉、获取私利而行贿，以及官吏巧设名目科敛钱财，或不能明确来源的钱财，皆没官处理；行贿人因官吏刁难被迫行贿或被巧取摊派之物，均归还原主。
需要注意的是，《定拟给没赃例》颁行前后，元朝对官吏擅权强取民财所得赃物的籍没存在差异，不宜将此类籍没赃物均视为赃罚钞的固定来源。胡祗遹《民间疾苦状》记载：“某前任河东按察副使，在任别无他能，惟不妄拘钱入官、吏人有罪杖而不罢一事，颇异于同僚。钱至，彼此俱罪者，入官拘收。滥官污吏以形势知术而强取民财，今复入官，是何异于滥官污吏之所为哉？”李治安、唐梦芹据此将“赃罚”界定为“元代台察官拘收犯罪官吏的钱财”，并将廉访司赃罚来源分为两类：一是“彼此俱罪者”的钱财，与《定拟给没赃例》中赃物没官的前三种情形一致，受贿官吏与行贿人均获罪，赃物没官；二是官吏以“形势知术”强取的民财，对应该条例没官第四种情形，处理方式为优先“还主”，无法还主则没官。《定拟给没赃例》与“赃罪十三等”、“赃罪条例十二章”一脉相承，颁行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后。而胡祗遹所述案例当在至元二十八年前（该年二月提刑按察司改肃政廉访司），反映的是元代前期按察司不加区分拘没此类赃物的状况，该做法被《定拟给没赃例》纠正。因此，官吏擅权强取民财所得赃物，并非全部籍没充作赃罚，亦非元代赃罚钞的固定来源。
官吏非法侵占及挪用的公私钱财，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籍没入官，成为赃罚钞的重要来源之一。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所奉圣旨明确规定：“诸仓官吏与府州司县官吏人等……所据盗粜粮价，飞钞轻赍，尽数追没外，正粮于仓官并结揽籴买人处依价均征还官。”此条文反映元朝在处理侵盗案件时对钱财与实物的区别对待：非法所得钱款全数追没入官；而原应上缴的正粮，则由仓官及相关揽纳、籴买人员依市价赔偿归还官府。大德七年闰五月，“甘肃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盗官钱十六万三千余锭、盐引五千余道，命省、台官征之”。大德十一年，章丘百户岳全与里正张世安借揽收税粮之机侵吞公款，刑部最终议定：岳全“拟断决三十七下，元克落钞两没官相应”，张世安“量决二十七下，克落钞数没官相应”。可见，对官吏非法侵占及挪用的公私钱财施以没官处置，是元代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做法。
违错官员的罚俸与没官的赎金，是元代赃罚钞的另一重要来源。罚俸作为对违错、渎职官员的经济处罚，在元代已成为制度较为健全的处罚方式，且主要以中统钞缴纳，如规定“诸随朝文武百官，朝贺不至者，罚中统钞十贯，失仪者罚中统钞八贯”。至元十年四月，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向御史台申文，提及泰安州将“管下司县官吏违错”的罚俸钞“作赃罚钱支用”，并称“系为例事理，乞照验”。对此，兵刑部议定：“府州司县官员过犯，申覆省部定夺。若有合罚俸钱，追征入官。”随后发文明确，将违错官员罚俸追征入官，充作赃罚钞；典史、司吏人等罚俸则允许“本处官司依公支用”，不入御史台系统。
赎刑是一种使用财物等形式替代或抵消刑罚的制度，其所产生的赎钞，在元代大多采用“没官”的处置方式。至元八年，大都路官员张世荣买休许顺成妻和速氏，省部拟定处置方案为“合杖八十，折赎铜一十六斤，每斤折钱二百文，计合赎钞三贯二百文没官”。大德七年，汴梁路平准行用库被盗，提调官达鲁花赤阿台因失于关防，刑部议处：“量情合决三十七下，却缘年已七十，依例追罚中统钞三十七两没官。”以上两例分属官员因公罪轻犯、年老而适用赎刑，省部在议处时皆强调赎钞须没官。然以整体观之，元代史料中关于官员轻罪罚赎的记载有限，该刑罚可能直接演变为行政处罚中的罚俸制度。如东平路虞城县达鲁花赤傅秃哥殴伤运司解子杨德案，法司原判“杖八十，赎铜一十六斤，折钞三贯二伯文”，而后刑部改为“罚俸一月”，中书省最终裁定“罚两月俸，一半没官，一半给付被伤人”。该案例说明，赎刑在实际司法运作中向罚俸转化，二者在功能与性质上相近。没官的罚赎钞两，须向上级部门输解。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以军户所弃田产岁入及管军官吏赎罪等钞，复输枢密院”。管军官吏的赎罪钞属于赃罚钞的一部分，最终须解送至枢密院。“延祐七年十月，刑部议得：‘年老笃废残疾之人犯罪，罚赎钞两，未追到官，钦遇诏赦，拟合革拨。外据追在主典之手者，起解。’都省准拟。”据此可知，即便遇朝廷颁赦，已追缴至主典官员手中的罚赎钞两，仍须起解上交。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走私盐、茶等非法经济贸易所得财物没官，在特定时期也充作赃罚钞。《吏学指南》释“犯禁”及其处理措施云：“应禁兵器、禁书、宝印之类，及私家违制并榷货之物，俱各犯禁，并合没官。”实际操作中，违禁没官主要集中在盐、竹、酒等国家税收的关键来源上。成宗时期出现廉访司将私盐、私茶“没官钱”作为赃罚钞的情况，但很快被纠正。大德元年九月，山南廉访司将裴成无引私茶没官钱“作赃罚解台”，西蜀四川道廉访司将景绍华私盐没官钱“作追到赃罚赴陕西行省”。户部对两案均以“已经造册，别难更改（或作‘卞改’——引者注）”为由认可既成事实，但明确强调“今后应犯私茶盐货，追到没官钱物，依例令运司结课（或‘作横收结课’——引者注）相应”。可见，中书省户部虽同意两个走私案件中，廉访司官员将犯禁经济贸易所得财物没官作为赃罚钞的结果，但都强调此类赃罚理应由运司收管。该原则早在至元二十九年便已确立。针对“扬州盐运司受财，多付商贾盐”的犯罪行为，御史中丞崔彧提出“追征足日，课以归省，赃以归台，斟酌定罪，以清蠹源”，获皇帝认可。盐运司官员受财属官吏取受犯赃，赃钱籍没“归台”充赃罚钞；而“多付商贾盐”属违禁经贸所得，追征“归省”归运司。因此，盐、茶走私等违禁经贸所得的没官财物，亦非元代赃罚钞的固定来源。
赃罚钞多寡直接反映元代吏治清浊。史籍未系统记载元代历朝赃罚钞数量，但据部分年份数据可管窥其规模。至元二十九年，御史台在给中书省的呈文中提到，桑哥任尚书省长官四年间，台察系统收缴赃罚钞“大略底有一十七万定”。至元三十年九月，朝廷“敕以御史台赃罚钞五万锭，给卫士之贫者”。奉使宣抚是元廷整顿吏治、监督地方的特殊举措，惩治赃污是其重点职责。大德七年十二月，朝廷派遣官员奉使宣抚，“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奉使宣抚官员没官钱财主要来源于官吏贪污的赃款。大德十一年，江南大饥，江南等处行御史台都事赵子英请以“独征贿积台者为钱犹数百万”的赃罚钞赈济灾民。至大二年（1309）山东大饥，御史台存有“赃罚钞五百万缗”（元制五十贯为一锭，缗即贯，合十万锭），康里脱脱奏请“出以赈孤寡老疾诸穷而无告者”。前人统计显示：“元廷的货币收入，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前在100万锭以下，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达到接近300万锭的水平。成宗朝基本稳定在400万锭上下，其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朝，突飞到900万锭以上，最大的增额应是在武宗朝实现的。”御史台用于赈济的赃罚钞金额动辄数十万锭，足见元代吏治腐败之烈。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大德二年至十一年常赋岁钞增额约为40万锭，而大德七年一次七道奉使宣抚收缴的赃罚钞数量，便超过十年常赋钞数增额的十分之一，亦印证当时官吏贪污的严重程度。
二、赃罚钞的籍没与管理
李治安、唐梦芹认为，台察官是元代赃罚拘收的主要负责者。但据元制，“诸官吏赃罚，台官问者归台，省官问者归省”。可见，以御史台为首的监察机构与以中书省为核心的各级行政机构，均有籍没和管理赃罚的权力。
首先来看各级行政机构的赃罚籍没和管理。前揭至元十年泰安州将“管下司县官吏违错”的罚俸钞“作赃罚钱支用”的案例，充分说明此时泰安州官员掌握一定的收缴及支用赃罚钞的权力，但权力行使受到台察机构的体察与监督。至大元年闰十一月，袁州路总管府收到来自江西廉访司的牒文，牒文中涉及书吏王祚呈报的赃罚钱物管理问题。王祚认为：“总房专一掌管赃罚钱物数目，不为不重。责付龙兴府库收贮，少失钤束，诚恐作弊，埋没系官钱物。呈乞施行。”王祚主张由龙兴路总管府收贮赃罚钞，从侧面说明地方临民官府有管理赃罚钞的权力。至元十三年，元廷在庆元路设立“永丰库”，负责“收纳各名项断没赃罚钞及诸色课程”。可见，作为庆元路设立的仓库，永丰库职能之一是收纳断没赃罚钞。此外，永丰库每季度需将所收纳的赃罚钞解送至江浙行省。至正元年（1341）九月，“（庆元路）奉省札，钦遵诏旨，设立常平仓。谷贱则增价以籴，贵则减价以粜，随宜以济其民。今各处没官财产，系官赃罚，阙官子粒，并入粟补官散济不尽钞数，从宜举行，将元拨籴粜数目，立仓处所，每季登答申呈，以凭点视”。庆元路辖下鄞县、奉化州、昌国州、定海县常平仓各自收贮数额不等的赃罚钞，留作“元发本钱”。可见庆元路赃罚钞在至正元年不需向江浙行省解送，改由常平仓收贮，留作地方常平仓的钞本。上述案例充分说明，地方行政机构拥有籍没、收贮和支用赃罚钞的权力。地方行政机构籍没的赃罚钞并不属于诸色课程之一，是否需要输解到中央，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尚无法确定。
中央层面，中书省拥有赃罚籍没权，元廷专设司籍所、司籍库等机构管理籍没财物。中书省刑部职掌“孥收产没之籍”，世祖时期为此设司籍所，作为专门管理籍没财产的机构。此外，太府监设有司籍库，负责“储物之籍入者”。元代籍没重罪通常由皇帝或中书省裁决，涉案赀产与人口先由其分配，包括奖赏告发者、转赐贵族大臣或纳入皇室内府，剩余部分交由刑部管理。官吏犯赃常伴随其他罪行，如阿合马借为世祖“理财”之机中饱私囊、收受贿赂，被处死并籍没妻孥赀产。世祖“敕籍没财物精好者及金银币帛入内帑，余付刑部，以待给赐”。由太府监、刑部籍没收贮的官吏赀产，不再按来源区分性质，故不再具有赃罚钞之名。
再看台察系统的赃罚籍没与管理。尽管以中书省为核心的各级行政机构亦有赃罚籍没与管理权，但实际上元代台察机构才是赃罚钞籍没与管理的主导部门。相较于各级行政机构的相关记录寥寥，元代史料对台察系统的记载颇为丰富。这主要源于元代监察体系的不断完善，台察机构渐获兼管刑狱之权，官吏惩戒案件的审判权亦向其转移，使其在赃罚籍没方面的职能日益强化，成为赃罚钞籍没的主要执行者和管理者。元制规定：“诸职官受赃，廉访司必亲临听决，有必不能亲临者，摘敌品有司老成廉能正官问之。”作为基层监察机构的廉访司，须亲临审理和裁决犯赃官吏，保障了台察系统审判犯赃官吏、收缴赃罚钞的权力。后至元元年（1335），伯颜以“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为由请罢科举。许有壬力辩，并以“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反击。许氏径言“台中赃罚”的表述，进一步印证监察系统主导赃罚籍没管理的事实。
台察机构籍没的赃罚钞，由御史台赃罚库统一收贮管理。御史台多次强调“内外赃罚钱物，本台收纳”，“台里察知底赃罚钱物，行台、按察司家都将来这台里来”，充分体现其对赃罚钞收纳管理的主导地位。元代各级监察机构均建有赃罚库，负责收贮赃罚钞。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广御史台赃罚库”。卜天璋担任山南廉访使时，“止宪司赃罚库缗钱不输于台，留用赈饥”。元时福州路总管府建有“廉访司赃罚库”，官员由“本路常盈库副使一员兼”。可见中央和地方的台宪机构均设有赃罚库，且地方赃罚钞需要输送于台，由御史台赃罚库统一收贮。
至元二十四年，御史台给各道按察司发文，提及此前制定的赃罚钞籍没流程：“凡有追到钱物，置簿籍录，专委经历、知事掌管，随即议拟。合还主者，就便给散；合还官者，明白发落；合没官者，依问解台。”御史台收缴钱物之初，即置簿籍录、委派经历与知事专门管理，并甄别钱物性质，分别作还主、还官、没官处理。其中解台的“合没官者”，即包含赃罚钞。
在完成对赃罚钞的籍没后，御史台制定专门措施管理赃罚钞。首先是将赃罚钞收缴缘由及数额登记在册，以备核查。大德七年，针对“台察造到赃滥册内，多无备细招词、拟断黜降缘由”状况，元廷规定此后各道廉访司要“将犯人备细招词、缘由、追到赃罚，随即行移有司照会，各官解由内明白开写，依上咨报”。郑介夫有“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的评论。可见，对于性质确定的赃罚钞，廉访司需要制定赃滥册或赃罚册，详细写明收缴缘由及赃罚数额等事项。
其次是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御史台的赃罚钞管理主要由管勾、照磨和典吏等首领官或吏员负责。至元十一年三月，御史台“为本台收支赃罚钱物、架阁文卷数多，增置管勾二员、内架阁库同管勾一员、承发司管勾兼本台狱丞一员”。可见，管勾职责之一便是管理“收支赃罚钱物”。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御史台奏准，“内外赃罚钱物，本台收纳。及事关钱谷，必用照磨，若另添设，似涉冗员。今拟承发司管勾兼狱丞杨士元兼照磨职事，并拟添设典吏三名。中书省札付准拟”。此与许有壬所言“厥初无照磨官，至元壬辰，台臣以赃入伙，出纳无适，爰始奏设。又虑员之冗也，乃以其职冠承发管勾兼狱丞之上，遂为定制焉”，当为同一事。天历元年（1328），御史台上奏：“初立廉访司时分，革了四个书史，改做一员照磨管勾，专管架阁库文卷，收掌赃罚钱物，文资相应人内选用来”。可见元代初期，管勾是赃罚钞的主要管理官员；至元二十九年始增设照磨一职，后管勾、照磨由一人兼任，成为赃罚钱物的专门收掌官员。
再次是肃政廉访司和行御史台收缴的赃罚钞，需要定期解送至御史台。至元二十九年御史台议定：“所遣赃罚没官钱物，各处行台每上下半年一次，各道廉访司每季一次，差官管押赴台送纳。”但有两种情况例外。其一，四川、陕西两道廉访司籍没的赃罚钞一度归陕西行省收贮。四川道的例证见前述“景绍华等私盐”案，陕西道的赃罚钞移交行省前，曾短暂由安西王府收贮。至元二十年五月，世祖“敕以陕西按察司赃罚钱输于秦王”（即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当时忽必烈正逐步削弱阿难答权力，此举或有安抚笼络之意，但未持续太久。随着安西王野心膨胀，朝廷为限制其财政与权势，于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下令，“以陕西道廉访司没入赃罚钱旧给安西王者，令行省别贮之”。至此赃罚钞改由陕西行省直接管理。陕西行省“据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当天下一面”，是西部军政大本营，朝廷此安排或与当时西部边防压力较大有关。但其收贮是否延续至元末，暂无确证。其二，“管军官取受军人钱物，追到赃钱，申解行省，发付内院”。因元代军官犯法多由枢密院与行中书省主军官员按治，故其取受军人钱物的籍没赃钱，需先申解行省，再转输内院。
最后是严格管理赃罚钞的使用。至治元年（1321），许有壬上《风宪十事》，提及御史台公文：“淮西河南廉访司将赃罚钱赈济饥民。奏准今后若有赈济，没俺文字，休交动支。”明确廉访司使用赃罚钞须经御史台批准，可见御史台是赃罚钞使用的最终负责机构，但亦有官员直接向大汗索要赃罚钞的情形。天历元年九月，御史台奏文称：“圣上初登宝位，凡有诸人转行托请近侍等官，闻奏索要风宪名分、赃罚钱物的人有也者，那般人有呵，与在先体例不厮似有。今后台里大小一切事务，禁止诸人不许入来搅扰，风宪名分、赃罚钱物亦不得奏索。”即便面对官员向最高统治者直接奏索赃罚钞的情况，御史台仍向元文宗建议严格管理赃罚钞，禁止随意奏索。
三、赃罚钞的用途及影响
元代赃罚钞的籍没几乎贯穿整个朝代，既折射出统治者整饬吏治的政治诉求，也暴露出元代官僚体系下贪腐顽疾的治理困境。面对巨额赃罚钞，元朝在强化反腐廉政建设的同时，亦注重对其加以利用。具体而言，元代赃罚钞的主要用途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赈济灾害。这是赃罚钞最广泛且最主要的用途。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元代统治者积极调度钱粮实施赈济。在此过程中，御史台、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所储赃罚钞均在支用之列。既有研究已关注到灾害赈济中赃罚钞的运用，尤以《元代灾荒史》论述较为细致，兹不赘述。
赃罚钞广泛运用于民间灾害赈济中，对元代救灾实践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御史台“今后若有赈济，没俺文字，休交动支”的规定，许有壬认为：“救之之道，当如拯水火中之焚溺也。夫廉访司所收赃罚钱物，始则实出于民，皆滥污官吏掊克聚敛之物，与其他用，不若归之……若待明文，恐有不及。”他主张赃罚钞源出于民，应还用于民，该观点在元代颇具代表性。胡祗遹、谢应芳、张光大均有类似论述。因此在灾荒救济中，台察官员常主动请求以赃罚钞作为救灾资金。“近者旱灾民饥，宪台建言以赃罚钞定赈济于民，百姓多受其惠。”如至正五年，“近畿饥民争赴京城”，御史大夫铁木儿塔识“奏出赃罚钞，籴米万石，即近郊寺观为糜食之，所活不可胜计”。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台察官员将“朘剥民之膏脂”的赃罚钞用于赈灾，一定程度上达成“返本还元”的“仁民”之效。
其二，救助贫困。元朝不仅将赃罚钞用于灾害赈济，亦重视其在救济贫民方面的作用。至元十年十月，“御史台臣言，没入赃罚，为钞一千三百锭。诏有贫乏不能存者，以此赈之”。至元十九年四月，“御史台臣言：‘见在赃罚钞三万锭，金银、珠玉、币帛称是。’诏留以给贫乏者”。对于“孤老病故者”，朝廷亦动用赃罚钞助其完成丧葬：“城郭周围空闲官地内斟酌标拨为坟，官为给棺，令孤老头目主丧，仵作行人应付舆车埋瘗，合用棺板价钱，于赃罚钱内支给。”此外，针对礼乐户贫乏，“太保月赤察而、大司徒兀都带两公请赈其乏，诏赐御史台赃罚钱八百五十贯”。
其三，充作常平仓钞本。常平仓作为平抑粮价、储粮备荒、供应军需而设置的机构，其运作多由国家财政支撑，对国计民生影响较大。为维持常平仓正常运转，元朝常以赃罚钞充作钞本。前揭庆元路及其下辖鄞县、奉化州、昌国州、定海县的常平仓，以籍没赃罚钞为钞本，即为例证。至正七年七月，元顺帝要求“如有籴本不敷去处，三台并各道廉访司，今后但有追到赃罚，接续拨付，以充籴本，庶几实惠及民”。
其四，赏赐诸王、臣僚、寺观及捕盗有功者等。赏赐是统治者彰显恩宠、凝聚政治力量的重要手段，元代甚至出现“泛滥赏赐”的政治问题。赃罚钞是元代赏赐的重要资金来源。元贞元年（1295）二月，“安西王相铁赤等请复立王相府，不许。令陕西省臣给其所需，仍以廉访司没入赃罚钞与之”。安西王请设王相府意在扩充其权力，成宗虽驳回其请，却以赃罚钞予以赏赐，实则以经济让步进行安抚。仁宗时期，“命月鲁帖木儿取赃罚钞万五千贯以赐近臣”。天历二年正月，“以御史台赃罚钞三百锭赐教坊司撒剌儿”。元代常厚赐佛道寺观。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屡访大元兴永寿宫，后“令有司新其宫宇，出南行台赃罚钞以供用费。皇上即位之明年，又拨钞二千定成其功”。此外，朝廷亦以赃罚钞奖赏“捕获强窃盗贼”者，明确规定“赃仗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心”，以此激励缉盗、维护社会安定。至元二十年十一月，朝廷还“以御史台赃罚钞赐怯怜口”。
其五，购置田地。天历二年，朝廷设立集庆万寿营缮都司，隶属大龙翔集庆寺。该寺为文宗潜邸，规模宏大、地位尊崇，故而“行台大夫、中丞提调累拨赃罚钱置买常住田地，蠲免差税”。南台官员此举或为迎合文宗，抑或奉旨行事。至顺二年（1331）四月，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钦察台“以名园为献”，文宗“命御史台给赃罚钞千锭酬其直”。此系文宗以赃罚钞变相为自己购置地产。以上二例皆与文宗相关，或说明以赃罚钞购置田地非一般台宪官员所能为，亦反映此类用途并不普遍。
其六，刊印台宪机构典章书籍。元代监察官员常奉命纂辑御史台典制故实，刊印颁行，如《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等即属此类。赃罚钞作为监察机构贮财，为刊印此类书籍提供经费支持。至正十二年，元廷“于南台赃罚钱内应付工本纸札，教浙西廉访司开板印造完备”，刊印由御史中丞张琪、治书侍御史杜秉彝、经历马马硕理等人编校的《宪台通纪续集》。
其七，皇家祭祀。祭祀是古代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元代统治者亦极为重视。赃罚钞在皇家祭祀中也发挥一定作用。至顺元年二月，元廷“以御史台赃罚钞万锭、金千两、银五千两付太禧宗禋院，供祭祀之需”。太禧宗禋院设于天历二年，掌皇家寺观营缮、钱粮出纳及神御殿祭供等事。
赃罚钞是特殊历史场域下财政与司法交融的复合产物，在元代社会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赃罚钞作为元代财政的重要补充性资源，有效纾解国库财政压力。如泰定帝即位之初，监察御史许有壬在《正始十事》中即建议“籍没以补经费”。该财政补充作用，在元代社会民生领域尤为突出。灾荒赈济、贫民救助、常平仓运转等事宜本依赖国库支持，而赃罚钞的频繁支用，无疑是对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
其次，赃罚钞成为元代多种政治势力角逐与博弈的对象，加剧元廷内部政治斗争。前述忽必烈通过调整赃罚钞使用权以限制安西王权力，可见其在政治博弈中的重要性。此外，尚书省与御史台曾争夺赃罚钞的收贮权。据《元典章》记载，桑哥设立尚书省后，将两年赃罚钞归由尚书省收贮：“自桑哥立尚书省，四年其间，内外察知底钞，大略底有一十七万定。去年二年底数目，未曾到来（台）里。”御史台则担心“其间里有做贼说谎底”，主张依旧例将赃罚钞输送至御史台：“自今年为头，应系赃罚钱，依在前体例里，都将来这台里。”争夺最终以御史台获胜告终，随着桑哥被诛、尚书省撤罢，地方赃罚钞重新归御史台管理。尚书省与御史台对赃罚钞收贮权的争夺，正是两者权力较量的体现。而在元廷赏赐过程中，作为赏赐来源的赃罚钞，对元朝政治斗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由于赃罚钞数额巨大，且成为元代财政不可忽视的来源，其籍没数量逐渐成为考核台察官吏绩效的重要指标。然而，此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反而加剧吏治败坏。延祐三年（1316）颁谕的圣旨明确：“及官吏赃污、侵盗系官钱粮、不公不法，或囚狱冤滞，不与伸理，若此等类，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有能恪尽乃职，用心纠按，事效昭著者，量加升擢。”而赃罚钞籍没数量，无疑是台察机构评估纠劾成效的直观依据。苏天爵言：“昔我国家建台之初，中外进用大抵皆忠厚老成之人，故纪纲肃而治化兴，初非以苛刻为能征赃多者为功也。”此言侧面印证元代台察官员中已出现“以赃为功”倾向。大德十年，宁国路申文指出：“近年以来，省部台院百司官吏，搜检私家文簿、状草、检目，于上但写官吏人等取受钱物，不察虚实，一面捉拿到官，逼勒承伏，从实分说。不招，非法拷打。惧怕凌辱，虚招赃钞，罢职不叙，冤屈无伸。”台察官员为追求赃罚数量，不惜“逼良为赃”，全然不顾实情。郑介夫对此批评更为尖锐：“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讼，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受赃之路也。”台察官吏只重赃罚、漠视民讼，势必助长贪冒之风，使百姓申冤无门，最终进一步败坏吏治。
四、元代赃罚制度的历史地位
“赃罚”籍没作为中国古代惩治贪腐的重要举措，并非始于元代。但元代无疑是该制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既承袭前代传统，亦呈现鲜明时代特色。
早在秦汉时期，简牍与传世文献中已常见以“臧”指代赃物，并出现针对赃罪的认定与惩处机制。汉景帝时，已有官吏因犯赃而财物被没官的记载：“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至东汉，“赃”字逐渐取代“臧”。如《东观汉记》载：“显宗时，钟离意为尚书，交趾太守坐赃千金，征还伏法，诏以资物班赐群臣。”又如孔融《卫尉张俭碑铭》提及朝廷没收侯览巨额资产：“君以西部督邮，上览祸乱凶国之罪，鞠没赋奸，以巨万计。”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赃款没官后虽偶用于赏赐，但此类再分配多属临时性举措。
唐代开始以行政法律明确“赃”之范畴，并将其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是赃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律疏议》确立“六赃”之目，包括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六色。其中后四类与官吏贪赃直接相关，亦构成唐代籍没入官“赃罚”的主要对象。唐代御史台设有侍御史四人，“赃赎”是其职掌之一。德宗时期，韩滉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此为地方官员核查籍没赃罚实例。此外，刑部比部郎中、员外郎负责审计中央与地方机构财政，“掌句诸司百寮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以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赃赎系其稽核的重要部分。肃宗时，黄州刺史左震“请赃钱代贫民租税”，较早提议将赃钱还用于民，然尚属官员个人行为。整体而言，唐代赃罚的籍没与管理呈制度化趋势：地方籍没的赃罚先由州县官府库暂管，最终需解送至国库收贮，并由御史台监察御史、刑部比部郎中等职官监督。
至宋代，史籍中关于赃罚钱籍没与使用的记载显著增多，从侧面反映宋朝对赃罚钱的重视程度较前代进一步提升。宋代地方籍没的赃罚钱由“提刑司”负责押解至中央。北宋时期，赃罚钱主要贮于“左藏库”；南宋转由大理寺赃罚库收贮，如李光《庄简集》所载：“有追到赃物，见在大理寺赃罚库。”该变化表明，大理寺在宋代赃罚管理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嘉定二年（1209）七月，大理寺奏请将狱空犒吏之费“于本寺赃罚钱内减半支给”，说明其不仅负责收贮，亦有权建议赃罚钱用途。同时，大理寺是赃罚籍没的重要负责部门。绍兴三十年（1160）七月，朝廷“初立大理少卿拘催赃罚钱减年格”，便是明证。赃罚管理过程中，专职审计的比部亦参与其中，负责“理放赃罚、追纳欠负、侵请亏官钱粮物”等事务。此外，宋代赃罚钱的用途亦趋多元，涵盖社会赈济、官员恤贴等诸多方面。例如，以赃罚钱充病囚生活之资：“监临典直以下一如养济法，米盐药饵取之赃罚钱，冬给衾与薪炭。”赃罚钱亦常充作狱空奖赏的经费来源，或用以补贴台宪官员经费：“月给食钱一万，不足，则以赃罚充之。”公务用品购置方面亦见其用：“诸敕、令、格、式应录付者，纸从官给，无官纸，以不系省头子或赃罚钱买。”上述记载说明宋代“赃罚钱”使用多元化，体现宋代财政制度的灵活性，反映赃罚钱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由是以观，赃罚在中国古代起源甚早，与官吏贪赃行为及其整饬相伴相生。“赃罚”籍没、管理与使用渐趋规范化、制度化，反映古代对贪腐认知的深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亦彰显制度与法律实践的不断进步。从历史演进看，唐宋时期实为古代赃罚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其在赃罚钱的籍没、管理及使用上，均较前代有更为明确的规定。
元代赃罚制度直接承袭唐宋。在赃罚来源方面，唐宋时期《唐律疏议》规定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等四种官吏犯赃类型，作为赃罚籍没的主要对象，在元代同样是赃罚钞的主要来源。在赃罚管理方面，元代沿袭唐宋时期形成的制度，如地方赃罚钱定期输送至中央、设立专门机构收贮赃罚、委派官员督查赃罚籍没与输送，以及对赃罚进行二次利用等。在赃罚使用方面，元代不仅将赃罚钞广泛应用于社会赈济等民生领域，还将其用于赏赐、祭祀、购置田产、官方刻书等政治生活层面，充分体现统治者对赃罚的重视以及赃罚钞运用的广泛程度。此外，元代将“赃罚”的籍没、管理和使用，与御史台、行御史台、廉访司三级监察机构的组织架构紧密结合，强调多级监察机构之间的协同运作，进而扩大赃罚钞的籍没和使用范围。显然，元代赃罚制度是对唐宋时期赃罚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元代赃罚制度亦有其独特之处。首先，赃罚在元代通常以“钞”的形式呈现，其中又以中统钞、至元钞为主。对于经司法裁定为非法获取、须被籍没的财物，历史上有“赃”、“赃金”、“赃钱”、“罚锾”、“赃罚”、“赇罚钱”、“赃罚钱”等诸多称谓。宋代虽已发行“交子”、“会子”等纸钞，但铜钱才是宋代标准货币，故宋代的赃罚以铜钱形式为主。在史籍中，宋代的赃罚常被称作“赃罚钱”，而“赃罚钞”一词则在元代文献中频繁出现，与元代特殊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元朝大力推行纸币政策，先后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钞、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等全国性纸币，其中，中统元宝钞、至元宝钞的使用时间最长，因此中统钞和至元钞是赃罚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其次，元代台察系统在赃罚制度中发挥的作用，相较前代更为突出。唐宋时期的赃罚制度中，以御史台为核心的监察体系主要承担监督之责，较少直接干预赃罚的管理与使用。而元代台察系统几乎全面介入赃罚的籍没、管理及使用全过程。元人魏初言：“赃罚库，前代无此例，御史台职当纠劾，若有合追赃罚，付之有司，令御史台察院自行追理。另置赃罚库，虽赤历按验明白，终非其体。”在元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构均设有赃罚库，专门负责收贮籍没的赃罚钞。而且，地方的赃罚钞送达中央后，由御史台赃罚库统一收贮。这些举措为前代所未有，推动元代赃罚制度进一步完善。此外，元代众多台察官员积极倡导将赃罚钞用于赈济灾贫，更有不少台察官员亲身践行。元代台察系统在赃罚钞的使用方面，同样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明清两朝沿袭唐宋元时期赃罚制度，注重赃罚的籍没、管理及其二次利用。明代将“赃罚银”作为国家“岁入之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对赃罚事务高度重视。在地方层面，明代官员与按察使追缴赃罚后，须造具详细清册，钤盖官印封存，再由属吏解送至户部赃罚库统一收贮管理。该程序大体承袭元代赃罚制度，唯按察使取代廉访使，中央赃罚库亦由御史台改隶户部，是明代有别于元代之处。在赃罚的使用方面，明代较前代有所扩展，除用于灾荒赈济外，亦拨充俸饷、驿站、边防等政府行政开支。清代地方官员及按察使籍没赃罚钱后，由按察使司库收贮，并须每年定期解送至刑部赃罚库统一存管。《大清会典则例》载：“按察使司库，专贮赃罚银钱，按例报解刑部公用外，余解部库。”与元明两代不同，清代中央赃罚库隶属于刑部，“掌收见审赃罚银钱”，设司库一人、库使二人，皆由满人担任。刑部赃罚库须定期统计赃罚数额，并送交户部核报。明清时期地方监察官员拥有赃罚籍没与收贮之权，无疑延续元代台察系统在赃罚事务上的较重职权，尤其是清代地方监察机构建库收贮赃罚钱的做法，与元代一脉相承。然而，明清两朝中央赃罚收贮之责主要归于户部与刑部，而非都察院等监察机构。此外，清代在赃罚库官员的任用上增设族群限制，亦为前代所无。
结 语
赃罚籍没及其规模是评估吏治状况的重要指标。除历代王朝官吏贪腐的共性因素外，元代还因俸禄微薄、选官不精、徇私曲赦以及蒙古旧制渗透等特殊背景，导致官吏贪赃现象尤为严重，成为元朝百年而亡的重要原因。赃罚籍没的本意在于整肃吏治，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元代官吏贪腐问题不仅未能根除，反而在赃罚钞收缴过程中催生新的腐败。这一恶性循环不仅削弱元代反贪腐努力的实效，也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国古代王朝对赃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不仅因其与吏治整顿紧密相关，同时赃罚财物也构成国家财政资源的重要补充。在台察机构的主导下，元代逐步建立起一套涵盖赃罚登记、专人管理、定期输解、严格支用等环节的赃罚制度，并将其广泛运用于赈济灾害、救助贫困、赏赐、祭祀、购置田产、刻书印书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元代赃罚制度继承发展唐宋以来的相关做法，又具备其自身特点，同时对明清两代赃罚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从赃罚制度演进历程看，元代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阶段。
对元代赃罚钞的系统考察，学术价值远超单纯的制度梳理。在学术层面，它打通元代法制史、财政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等学科壁垒，揭示“赃罚”这一交叉领域中权力、资源与治理的复杂互动，填补既有研究对制度运行细节与社会影响的探讨空白，为理解中国古代“以赃补财”、“以察治赃”的治理模式提供典型样本。在制度史维度，元代赃罚制度的“钞币化”转型与“台察主导”特征，不仅是对唐宋制度的创造性发展，更促成古代赃罚制度从“实物主导”到“货币主导”、从“多元分管”到“专责管控”的转型，为明清制度调整提供蓝本，其演变逻辑深刻反映中国古代监察体系与财政制度、政治制度的共生关系。在治理史视野下，元代赃罚制度的实践困境——如反腐与敛财的目标背反、监察权力膨胀与行政制衡的失衡、制度善意与执行异化的矛盾、职责归属与政治博弈的冲突——更为探讨传统国家治理能力的边界与局限提供重要镜鉴，对理解古代“廉政建设”与“民生保障”的内在张力具有普遍意义。
（作者陈广恩，系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高弘泽，系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