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将党的民族文化政策具体化，强调尊重民族文化等成为重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新举措，加强少数民族对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号召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兄弟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构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推动实现革命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既是对长征前党的民族工作的继承和发展，更为之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础，是复杂民族关系的现实应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深化、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时代需求、民族危机下的生存选择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红军突破困境的战略举措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成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的重要体现，最终实现了全党全军与沿途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九十年来，人们记忆、讴歌、书写与研究长征，既有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与日记，还有长征的史料汇编及学术论著，乃至情深意切的文学作品，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记录、研究了长征史事，有助于传承长征精神。经过长征的探索，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故此，“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长征是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基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阶段。学界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等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重复研究成果较多，缺乏史料拓展与视野更新等局限，更鲜有从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视角来拓展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历史研究的。民族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对其采取正确的政策与方法（即正确的民族文化工作）是获得少数民族信任、支持的关键，更是建立少数民族对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认同的基础，进而建构汉族与少数民族命运与共、异中有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拙文拟系统研究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背景、内容及意义等，以期深化研究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面相，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泉与智慧。
一、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背景
红军长征先后经过广西、贵州、云南、西康、甘肃、宁夏等西南、西北地区的十几个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省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与苗、壮、瑶、侗、彝、藏、羌、回、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发生了首次大规模、深层次、直接的交往和联系。“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和行程，在长征的整个时间和全部行程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红一方面军行军371天，其中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约占1/3时间；红二方面军长征行程18640公里，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达5660公里，约占1/3行程；红四方面军长征历经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约占3/4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长征以空前的规模与大量少数民族直接接触，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征时期，面对如此大规模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更面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首先，这些地区广泛存在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红军长征经过的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瑶族、苗族、壮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藏族等多个民族还有自身独特的语言，藏族、回族等民族信奉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少数民族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族的文化差异显著，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明显。如何认识、对待各民族不同多样的民族文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其次，长征经过的这些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剥削压迫与各种矛盾交织的文化。一些封建统治者曾采取“怀柔羁縻”“以夷治夷”及宗教麻痹等政策压迫少数民族，血腥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不仅造成了民族地区的落后，而且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造成了民族隔阂与历史矛盾突出。
红军长征停留时间最长的川、康、滇、青等藏族聚居区，还保存着较完整的封建农奴制。以封建农奴制为基础建立的藏区地方政权，是土司和上层喇嘛联合的专制统治。藏区的寺庙不仅是宗教机构，而且拥有大量土地甚至武装。藏区还形成了一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习惯法。以土司、头人和上层喇嘛为代表的农奴主、宗教上层与广大农奴间的矛盾是当时藏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奴主主要采取榨取劳役地租的形式剥削农奴。农奴主出租牲畜和雇工是剥削牧民的主要形式，“若尔盖牧区，出租牲畜占牲畜总头数一半以上”。此外，农奴和牧民还要承担无偿劳役、各种摊派和强制性的高利贷剥削等。凉山彝族内部虽未形成统一的奴隶主政权，但内部等级森严，约占总人口7%的土司、黑彝是统治劳动人民的世袭贵族。茂汶等羌族地区及甘肃等回族聚居地区，经济落后、文化封闭，社会长期处于奴隶制和封建社会阶段。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受剥削压迫的历史，正如后来毛泽东总结的，“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此，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
再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仍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民族同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等。1927年，四川军阀邓锡侯对“松、理、懋、茂、汶”等藏、羌、回族地区的统治手段之一即设立“正俗总社”及其分社，加紧推行“以彻底汉化，泯灭汉夷界限”，“化一风同之目的”的同化政策。当时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为了附和国民党政权也极力否认民族的存在。如宁夏主席马鸿逵指出：“要是回教徒可以唤为回民族，那么中国信佛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印度民族，信基督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犹太民族呢？”1935年，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省政府先后颁布了“苗族之教育计划与实施”“扶绥苗彝民族实施纲要”“实施边地教育办法大纲”以及“特种教育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民族同化教育法令，企图达到从文化上消灭少数民族的目的。蒋介石还指使国民党的御用学者著书立说，利用封建主义思想，在民族问题上老调重弹宣传大汉族主义。1943年，由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出版。该书依据希特勒的优生学，宣扬血统等级论，指出“我们的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不承认各少数民族的存在。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民族政策不断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顺利通过这些地区，获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就必须彻底纠正和改变国民党政权民族政策的错误。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正确开展是党和红军生存的迫切需要。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到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快速发展和根据地的日益壮大，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因此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不久，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兵力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扼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正确指挥下，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至第四次围剿，但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长征，随后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出发长征。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指出：“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启长征，途经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西南、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是党和红军生存的迫切需要。要粉碎国民党的围剿，顺利通过这些地区，并发动各民族参与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来，民族工作就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正确开展也是抗日救国的迫切需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主张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推动下，在爱国党派、团体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自此开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短时间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政权，1933年进犯长城沿线，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而与此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却置国家和民族危亡于不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对红军和革命群众实行消灭政策。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核心诉求。因此，党领导红军长征也是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如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前发布的宣言中就指出：“群众们！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奉我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出发抗日。”在随后先遣队出发前发布的布告中指出：“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通过长征，党发动各族人民参与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来，建构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此外，在红军长征进入民族地区以前，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形成，反抗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偶有发生，对民族平等、民族自主的诉求日益强烈，渴望摆脱民族压迫。这就为长征中党领导的红军发动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二、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早期探索
全心全意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共同繁荣，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即党的民族文化工作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入的发展过程。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涉及不多，主要着眼于从理论上、从整体上来论述民族问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提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以及在蒙古、西藏和回疆实行民族自治的主张。1925年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时指出：“他（列宁）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延续了对民族平等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十月，党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不仅提出发动包括内蒙古在内的中国边境农工群众参加革命工作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民族文化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1926年李大钊在给刘伯坚有关西北军工作的信中指出了必须处理好政治上对回民的民族问题，但对于民族文化仅用“非常落后”简要处理，尚未阐述民族文化的复杂性问题。同年十月、十一月，中央文件、报告指示党的干部应告知冯玉祥部对于蒙、回民族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强调“应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本党应当努力奋斗”，“赞助他们（少数民族）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作为十大政治口号之一。当日还决议着手准备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次日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党部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以便用其民族语言开展工作。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特别强调陕西应该“加强回族蒙族中的工作”，“扩大民族自决”，更要“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回族蒙族的反动行为，反对民族间一切歧视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亦要领导回蒙民众反对他们的酋长王公的各种专制特权”。在1929年6月25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少数民族问题，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指示“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民族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等有关民族文化的内容对于党的决策的重要性。此后中央在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中就提到“中央因为没有很充分的材料，所以只能做很原则的指示”，要求云南省委“必须成立民族运动委员会，调少数民族中一两得力同志参加工作”，以便“搜集材料，规定工作方法，并提出少数民族的要求”。1930年5月，中央提出“苏维埃政权还要努力去帮助这些弱小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发展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等等”。明确提出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之各个民族文化经济的发展”。而在1930年11月5日，中央已认识到内蒙区域的文化特殊性，“它的社会经济还停留在游牧时代，它的政治组织完全是封建制度”，尤其是“它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是特殊的”，因此“应该确认内蒙为一个民族单位”。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较全面地阐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主张。决议中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承认这些少数民族自决权”，主张“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成立自治区域”，“完全赞助并拥护一切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反抗中国军阀、地主、官僚、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民族革命运动。”在文化上，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已提出不仅要帮助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文化，而且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11月7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也提出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专门论及党的“民族政策”，重申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的内容。
综上所述，长征前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民族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解放对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已提出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重要主张，核心是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主张通过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推翻土司等剥削政权，实现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不管大小、先进或落后，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主张承认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注重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注重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文化方面，此时中国共产党虽还未及全面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内容，也还尚未提出针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具体政策，但此时期在多个文件中，党已经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存在，并初步提出了尊重民族习俗等文化政策，尤其是已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保存、发展文化，包括清除落后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中有关民族问题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背景而提出，既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理论的一般原理，又基于早期的实践，并借鉴了苏联的民族理论与实践，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决等核心原则。党在长征前的这些主张，不仅向世界宣告了坚持民族平等的立场，有力地否定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而且有利于唤醒各族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新征程。党在当时基于民族自决和将内地与边疆统一起来而提出的联邦制的建国方案，对于反击当时甚嚣尘上的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等妄图分裂中国的主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得不认识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如受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影响，易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党和红军的主要工作地区是在汉族地区，民族工作除部分根据地外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革命实践还有诸多不足，还未来得及深入广大的民族地区，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还未有全面认识，因而党在早期提出的诸如建立“联邦制”等是不恰当的，甚至部分地区因忽视少数民族特点推行单一政策引发了民族抵触。党和红军早期的探索是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奠基和渊源。而长征是党对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次全面地实际调查，长征时期对党的民族文化工作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三、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
长征开始后，随实际调查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接连不断地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决议和布告，力图通过制定政策规约、尊重民族文化、积极的宣传教育、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等方式，来严明纪律，赢得各民族的信任与认同，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指示、决议和布告中，展示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的丰富内容：
（一）主张各民族文化平等，维护民族团结
延续长征前已确立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主张解放弱小民族，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包括文化上的平等，反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是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工作的核心思想和根本原则。中国古代尤其是封建社会时期，长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近代以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继续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主张民族平等政策，这在长征时期得到了延续发展。
为确保民族平等的落实，红军不厌其烦地向少数民族揭露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时为红军战士制定符合民族平等的纪律规矩。1934年11月29日，中央红军途经广西的民族聚居区时，发布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提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等主张，要求各级政治部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对此加以通俗化与具体化，同时要在一切的工作中，不疲倦地向瑶民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压迫，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众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兄弟”。同日发布的《对苗瑶民的口号》中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并向苗瑶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将共产党与苗人的解放深度联结。1935年4月，红军抵达贵州省镇宁等县曾向少数民族宣告：“不论汉族、苗家、布依家；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红军进入藏区及回族聚居区后，也都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并号召各族人民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同年5月20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发布的布告中，揭露了国民党军阀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及对文化的破坏：“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邓锡侯等压迫你们乱削你们……不许你们读书识字，学习你们自己的文字，出卖回番夷民族居住的西北给帝国主义外国强盗，动辄还要成千上万的屠杀你们。”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后，颁发《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要求“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这是以政策法规的形式确保民族平等得到落实。
长征中，红军积极践行民族文化平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断向红军指战员强调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关系，以获得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大凉山彝族果基家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就是红军践行民族文化平等，尊重彝族文化的生动写照。1935年5月21日，刘伯承等率领红军从冕宁县城向彝族聚居区拖乌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过彝族区，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红军严格遵守指示，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到达彝族地区后，刘伯承按照彝族传统风俗习惯，与果基小叶丹结盟为兄弟。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前进，增进了彝汉民族间的团结。1936年4月29日，红军进入藏区中甸后，鉴于藏区佛教寺院较多的文化实际，红军不仅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本军以扶助番民，解救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之目的。”而且注重与当地寺院搞好关系。当地松赞林寺喇嘛代表夏拿古瓦捧着哈达、带着礼品来到红军指挥部，贺龙等红军首长热情接待了他。贺龙还写了亲笔信给寺庙的八大老僧，强调“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寺院所有僧侣生命和财产决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贺龙亲赴松赞林寺宣讲红军的主张，还将书有“兴盛番族”的锦幛赠送给寺院。僧侣们了解了红军，也积极帮助红军，向红军出售食品、粮食等，红军先后在中甸筹粮十万余公斤。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保障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是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相比于长征前，党对少数民族文化接触较少，长征时期党和红军经过多民族聚居区，亲身调查与感受少数民族多样的文化，深刻认识到尊重民族文化、照顾民族利益是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推动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从理论走向实践成熟。
1934年11月29日，红军发布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为了团结瑶民的上层代表，红军表示“对于他们统治的方式，思想习惯以及宗教仪式，应该表示尊重”。同年12月24日，红军在经过苗民地区时发布纪律检查指示，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要求各军团政治部主任、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执行对苗民的指示：“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要尽可能维护苗民的切身利益，要求部队“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1935年5月，红军经过彝族聚居区时发布布告强调“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强调“回番夷民众信教自由，尊重回番夷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礼节”。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对各部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严格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
具体而言，一是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发布“彝、回民有保存自己信教、风俗、言语的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等标语、口号。1935年5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发布对番民的十大约法，其中第十条提出“番民自己信教自由”。同年8月，红军发布到地约法十章，强调“信教自由”。红四方面军向藏、彝同胞郑重宣告：“红军拥护你们的信教自由！”
针对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党和红军也多次发出指示。1935年9月，中央红军要求部队进入回民区域应遵守四大原则，如“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强调红军“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三大禁条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强调回民“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红（匐）！”“回汉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等，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一贯主张和对回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尊重。同年6月13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尊重回民的文化，“特别是不得侮辱回教和破坏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得和回民谈论猪，不要拿猪肉到回民屋里去，没有得到回民的完全同意不得动用回民锅碗，没有得到清真寺首领的允许，部队不能进清真寺，非回教徒不准手摸《可兰经》，借住回民的房屋要打扫清洁，并让一部给回民住。”要求士兵“不准在他们面前故意侮辱他们或讥笑他们的习惯，只要是对他们有了丝毫的侮辱或讥笑都是帮助敌人其欺骗宣传的犯罪行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也多次要求部队“严格实行三大禁条”。
二是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1935年5月，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发布《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实事求是地陈述了四川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情况，如“藏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生苗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倮倮有语言无文字”，等等，并揭露了国民党的民族同化政策，国民党“对一切少数民族实行汉族的民族的‘同化政策’禁止藏番苗民设立自己的学校教自己的语言文字”。指出少数民族劳苦群众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男女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一律平等”，“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同化’政策”。党和红军反复强调各民族有运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同年12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指出：“凡在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红军不仅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求汉族指战员认真学习“番民语言”，以便利同少数民族沟通。红军还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通俗的歌谣来唱。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与国内战乱频仍导致传统文化认同弱化，加之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同化政策，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受到了激烈破坏。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尊重民族文化、保护民族习俗，成为重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新举措。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让各民族文化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深刻认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辩证关系，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加高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文化上不仅强调尊重、保护各民族文化，而且主张建立学校等机构，帮助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
1935年5月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提出少数民族工作要点之一就是“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授”。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发布的布告中提出：“提高回番夷民族的文化教育，创立回番夷民众的学校，用回番夷自己的语言文字教书，回番夷青年男女读书不出钱。”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的水平。”1935年6月《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在比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根本不同的基础上，强调“提高康藏民众的文化，运用康藏自己的语言文字设立学校，康藏民众的文化在两种压迫之下而不能获得发展：一种是英帝国主义想达到完全殖民地化，在西藏强迫使用英文，同时中国军阀又在西康强迫使用汉文；另一种是喇嘛寺垄断一切文化事业，只有喇嘛才有权力读书。因此必须反对英国、中国强用英文和汉文，同时必须要把文化机关学校与喇嘛寺的分立，番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提高文化，设立学校，人人皆有入校读书的权利”。1936年8月26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总结工作时提出在回民中广泛的群众组织为回民解放会，解放会目前主要工作之一为“进行提高回民文化教育”。
（四）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认同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走上了双向互动建设的道路，一方面党和红军强调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党和红军以革命文化为核心，如反帝反封建、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等，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文艺等形式，积极促进各少数民族理解、认同红军的思想主张，推动革命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塑造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与中华民族的双重认同。1935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各部队“用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向广大的夷民群众说明红军对于解放夷民的主张”。总之要“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
一是向少数民族解释党和红军的主张与性质。1934年11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要求必须“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所发布的标语、口号、对联即反复向少数民族介绍红军的性质：“红军保护番人！”“红军是保护回、彝民族不当亡国奴的军队！”“红军是解放回、彝民族的救星！”1935年1月，红军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也向群众发布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二是通过多种方式向少数民族解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如1935年，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向回番民众解释道：“一、苏维埃是工农穷人自己的政权机关！二、苏维埃是解放回番民族的革命政权！三、苏维埃分田地牛羊粮食房屋财产给回番穷人！……六、苏维埃保护回番劳苦民众的利益！七、全世界穷人的政府都叫苏维埃！”总之，党和红军通过运用标语、歌谣、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来让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为穷苦人民谋福利的宗旨，以此建立认同。
1936年7月5日，红一军团在总结争取卅五师的俘虏官兵参加红军的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的客观原因时指出其中之一就是“语言不通，我们同他说话，多数听不太懂，特别是回民。同样，他们中间的谈话，私语，我们也不太懂，很难去考察他们”。而主观上的原因就是“缺乏深入的政治解释……特别是在回民中，我们没有经过相当的政治解释”。这同样说明了通过深入的政治解释加强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思想主张的认同从而加入红军的重要性。
（五）民族文化工作及民族认同建构的重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
1935年，日本企图使华北沦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浪潮。而党领导红军正在长征途中，急需调整策略、凝聚全国抗日力量。在此背景下，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八一宣言》，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将民族工作纳入统一战线范畴，提出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的目标，使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服务于抗日救亡与革命胜利的大局。
《八一宣言》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兄弟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引者注：原文如此）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号召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兄弟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布决定，特别要求“加紧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是蒙古人民中的工作，发动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与汉人官僚军阀的奴役，同他们一切的反日反汉奸军阀的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中共中央号召只有全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党派团结抗日，“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努力向人民揭示日本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奴役中国的目的，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破坏，“请看朝鲜、台湾、东三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保护“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可见，面对日本煽动民族分裂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权的大汉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打破狭隘民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的束缚，建构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血肉一体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将各族人民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结语
长征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党和红军的美梦，而且沿途播撒了革命火种，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通过长征，党和红军更加成熟，对各少数民族的认识更深入，充分认识到尊重民族文化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中央红军颁布《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确立应遵守的四大原则后，广大红军指战员自觉遵守，身体力行，回族群众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得到了红军的保护和尊重，都非常感激红军，对红军充满了敬爱。他们和当地汉族群众一道热烈拥护红军，尽力支援红军。1936年5月24日，面对红军经过的甘肃、宁夏两省地区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红军总政治部给各部队强调“因为只有我们对于回民的风俗与信仰没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与信仰，保障他们的信教自由与保护清真寺。每个红军战士，更应以和气亲热诚恳的态度去接近回民，这样来取得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拥护和信任，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这反映了尊重民族文化与获得少数民族信任的密切关系。6月，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在总结西征中回民工作的优缺点时已充分认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对于革命发展的积极意义，“由于干部能依照回民生活风俗习惯，以取得一批群众参加到红军中来，在政治上相当巩固了这批回民新战士。”而缺点乃至错误包括：“党对回民策略‘三大禁条、四大注意’没有深入到整个部队中。”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坚决克服不遵守回民风俗习惯的现象”。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将党的民族文化政策具体化，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工作与民族认同建构，承前启后，既是对长征前党的民族工作的继承与发展，又为之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复杂民族关系的现实应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深化、中华民族认同重构的时代需求、民族危机下的生存选择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红军突破困境的战略举措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成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的重要体现，最终实现了全党全军与沿途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兰梁斌，湖北恩施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
